人类原初社会状态的考察——人类学经典努尔人读书笔记 _3.文明之回望

人类原初社会状态的考察——人类学经典努尔人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2/2/5 阅读次数：14136 字体大小: 【小】【中】【大】

人类原初社会状态的考察——人类学经典努尔人读书笔记

作者：庞阳

《努尔人》读书笔记　　

作者介绍：埃文思-普里查德，英国著名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依循着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而发展出了社会人类学中动态平衡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他对整个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原始认知的探询，这一研究明显地反映出其现象学取向的思维方式，虽然他并没有触及过德国的现象学传统。他寻求通过对巫术这类初民社会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来梳理出追究责任（tracing accountability）背后的基本认识论逻辑。当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对政治人类学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说，他从初民政治生活领域中看到了控制论的影子，并借此而对看似矛盾的非洲的政治体系给出了一个独到的社会控制论倾向的解释。特别体现在我读的《努尔人》这本书中。　　

普理查德批判以前的民族志内容浩繁，以一种过于杂乱的方式对所观察到的资料进行了记录，他认为社会人类学缺乏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努尔人的研究就克服了这种缺陷，从更抽象的理论分析层面研究了努尔人的亲属制度和政治制度。他通过对一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对规范了一代人类学者从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努尔人》一书中所描述的政府制度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没有中央化的权威、行政管理的机器和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他们的情形可以被描述成为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在埃文思-普里查德关于努尔人的民族志中，新的模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对于大型社会在没有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运行的问题，这个个案研究进行了可行的描述。　　

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导论中指出本书的主题是政治制度，但是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这本书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在前一部分作者对努尔人居住的土地和他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进行了描述。第二部分通过介绍努尔人的各种群体，包括努尔人的部落及其裂变分支、努尔人的氏族及其种族以及努尔人的年龄组。主要描绘了政治制度、宗族制度、年龄组制度。对努尔人这种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描述，从而对“大型社会在没有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运行”的问题给予了解答。　　

一、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　　

初读《努尔人》，发现“牛”这个字贯穿整本书，还以为就是一本关于经济的书，介绍了一个对牛热爱甚至崇拜的民族，后来经过老师指点，再读一次才发现了原来根本上是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努尔人》一书的写作主题是“政治制度”,但是其内容被分为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两部分。作者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其社会结构的影响方面入手,以期对无政府、无国家统治的努尔社会的政治制度有一深刻的理解。对此普理查德的解释是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　　

第一章集中介绍了努尔人对牛的兴趣，尽管他们也耕种、渔猎和采集，但仍然在内心深处对牧民的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仅靠牛来获取许多生活必箱品，还以牧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牛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提供许多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与社会财富。虽牛对努尔人来说有很大用途，但它们却主要被用来供奶，牛奶的有限性，说明混合经济方式对努尔人而言成为必须。对牛感兴趣原因还包括想吃牛肉这个原因。另外，牛为努尔人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必需品，如牛皮被用来做床，大量的有关于牛的词汇、艺术。从取名到成丁礼、从日常用语到与异族之间的关系，牛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们在维持生计的惫义上寄生于牛，更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与牛须臾不分:“把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都用牛来界定。”作者最后表示努尔人对牛关注的例证是他们经常为牛而进行械斗。　　

努尔人过的是一种牛日子。对牛的重视反映出努尔人简单的物质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群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就生态学特征而言，主要特征有（1）它是绝对平坦的。（2）它有粘土性的土壤。（3）覆有稀疏、纤细的丛林。（4）在雨季，这里布满高高的杂草。（5）这里常常遭受大雨袭击。（6）这里横穿着一些一年一发洪水的大河流。（7）在雨季结束，河流水位下降之际，这里又常常遭受严重的干旱。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环境系统，这个环境系统直接制约着努尔人的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结构。缺乏食物、技术落后以及没有贸易使得较小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直接相互依赖，并倾向于使他们形成经济性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被附有某种政治价值的住所性单位。过去进行迁居的趋势、现在的季节性迁移以及想要通过袭击丁卡人来弥补牛群损失的愿望，强化了比村落更大的单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因此，这也使作者在后文把政治制度主要作为比村落社区更大的地域性裂变支之间的一组结构关系来加以讨论。　　

李怡婷所做的关于《功能学派内研究取向的异同—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努尔人》　　

》的报告中指出:“普理查德似乎有点倾向于生态决定论者。然而奇怪的是,他虽然无处不提到这种生态对人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又对这种因素的考虑非常审慎。他认为社会制度是生态学系统内的一个系统,它一部分依赖着生态学系统,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生态学特征只不过是给以努尔人的混合型经济一种偏向性,这与牛在努尔人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情况是一致的。生态环境固然限定着并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但却不是决定着社会关系。普理查德并不执著于生态环境特征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限定和影响,而是同时关注努尔人为其生态学关系所赋予的价值理念,以及性格对理解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关于生态环境与文化塑造的关系。努尔人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无疑是与其文化形态存在很强关系的，旱季与雨季的分明直接导致了其迁徙生活形式的出现，而周边自然景观的现状又必然使“牛”这样一种动物对他们的生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分析体现了作者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格外关照，但其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再次向广大学人证明了结构-功能分析范式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普理查德更多地从社会需要而非个人需要的角度来分析各种社会设置的功能，与布朗保持了密切对话，而与马林诺夫斯基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也许是作者看问题视角的选择问题，也许是真实社会现实的映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分析中得到一点结论：孟德斯鸠对社会政治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是不能随意忽视的，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对之给与应有的重视，但人类学的许多考察再次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理论问题，特别对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具有根本的意义。”　　

二、政治制度　　

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政治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政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政治制度。普理查德关注以敏锐的视角对无国家的社会制度做出了一番探索。努尔族是一个没有政体的社会。社会由各个世系加以体系化，不存在身份地位贫穷的尖锐分化。努尔族是一个无首领式的体系，但不是没有秩序的，对于不断出现的战争，世系及其分支连横合纵的体制发挥作用，从而形成无政府的秩序，不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战争状态。普理查德通过分析非洲努尔人的亲属制度的分裂、整合现象，研究努尔人的政治制度，证明社会系统中的亚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对立与统一、冲突与合作，保持了社会平衡，达到了无国家的社会控制。　　

努尔人的政治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地域关系，部落是最大的政治群体，部落中最大的裂变分支为一级支，一级支的裂变支为二级支，二级支的裂变为三级支，三级支由许多村落组成，这些村落是努尔地区最小的政治单位，由家庭性的群体构成。政治的意涵是相对的，所有群体进行裂变的趋势和所有群体与同一级的裂变支相融合的趋势之间的均衡。朝向于裂变的趋势必须被界定为努尔人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裂变支的成员之间的接触越复杂多样，越频繁，其各部分之间的对立就越强烈。　　

一个民族需要生存，和平环境是最重要的，世仇也是一种和平的政治手段，它通过表面上无秩序来维持集团间的政治关系。世仇的原则是以牙还牙，通常还包括以命换命。作者对努尔人群体中存在的世仇制度予以了详细描述。世仇是指在部落内部，各个地方性社区之间的长期的相互敌对状态。作者认为血仇是一种部落制度，是由于血仇是人们获取赔偿的途径，只有在违反法律的行动被人们所承认的地方，血仇才可能发生。作者对解决世仇的程序做了一个准确说明，可以看到复仇是父方亲属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是所有义务中首当其冲的义务，血仇赔偿以牛来支付，还可能相互予以赔偿，这是因为死者的灵魂需要安抚，生者的荣誉需要维护。可是尽管有了赔偿及献祭，世仇仍会永远继续下去，因为死者家属从不会停止“心中的交战”。由凶杀发展成血仇的可能性，它的强度以及解决的机会取决于所涉及的人物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世仇只能在具有下面条件的部落分支之间维持下来：它们既要彼此相离得足够近，从而能够保持活跃积极的敌对关系；又要彼此相离的足够远，从而能使这些关系不会抑制那种更为和平、必要的社会接触，其功能在于在对立部落裂变支之间维持结构平衡，而后者在同更大的单位发生关系时，又会在政治上融为一体。世仇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部落内部各个社区之间的得到认可的、经过调整了的行为模式。　　

政治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进行社会控制，游群和部落的政治领导主要是靠非强制性的威望建立起来的，人们一般按照大家所期望的方式去做事情，没有受到任何集权政权的直接干涉，闲话批评害怕超自然力量以及有威望者的调解，对社会行为的控制起着重要作用。努尔人没有法律，习惯性赔偿如非凭借暴力则很难获得，但也存在豹皮酋长做调停的方式。人通过酋长参与进行直接达成解决的过程有五个要素：即争执者要有解决其争端的愿望，酋长人品的神圣性和他作为调停人的传统角色，能促成与会者最大限度赞同的、充分的、自由的讨论，那种关于一个人可以服从酋长和长老的决议而不至因对方让步而丧失尊严，以及裁决中失败的一方对另一方占理的承认。但作者从未看到过这种方法的应用。豹皮酋长是神圣的人物，但这种神圣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外的任何一般性的权威，他们的社会职能乃是一种能使政治制度通过世仇的制度而得以维持的机制。　　

三、宗族制度　　

努尔人中，缺少政府性的机构，没有法律制度，也没有成熟的领导制度，从总体来看，他们也没有有组织的政治生活，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首领的国家，因此作者认为只有在对其亲属制度进行研究之后，参会对其秩序是如何得以维护以及在广大的地域内，社会关系是如何得以确立并维持下来的这些问题产生更清楚的了解。　　

努尔人的宗族制度是其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其社会关系形式的核心线索，而其宗族观念正是这一制度得以运作的心理基础；他们在这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亲属关系实质上决定着整个宗族制度的存续。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必然都是以亲属关系为主干来构筑社会关系的——也许显得有点唐突，但联系人类学和历史学对其他原初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一结论又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努尔人的宗族制度是父系的，氏族是最大的宗族群体，一个氏族裂变为几个宗族，这种宗族是源自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不同的继嗣分支。“分支世系群”是努尔社会中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具支配地位的氏族，而这个氏族可分为较小的父系单位——世系群。　　

宗族群体与政治群体的区别在于，宗教群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继嗣关系而不是居住地域的关系的基础上，因为宗族是分散居住的，并不构成排他性的地方性的社区。他们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宗族的价值观念常常在一种与政治价值观念不同的情境中发挥作用。最后作者还强调了这两个结构之间所存在的形态学上的一致性。在一个部落中，村落的数量总是多于三级裂变支的数量，三级裂变支的数量总是多于二级裂变支的数量，依此类推。就此，宗族在数量及结构位置上显然被地域性裂变制度所严格限制和控制。　　

四、年龄组制度　　

年龄组同政治制度和宗族制度相关的是年龄组制度。努尔人的成年男子以年龄为基础被分为不同层级的群体，作者把这种层级化的群体成为“年龄组”。每一个年龄组的成员经过“成年礼”而成为该年龄组的成员并一直保留在这个年龄组中，直到终老。这些年龄组并不构成一个往复循环的圈，而是形成一个渐进的系统：年轻的年龄组经过相对年长的位置直到成为年长的年龄组，此后，这个年龄组的成员便会死去，这个年龄组就成为一段记忆，因为其名称并不重新出现。需注意的是，年龄组制度绝不是它的军事组织，人们是以村落及部落分支为单位来作战，而不是以年龄组为单位来作战的。　　

作者认为年龄组制度也为把裂变制原则看成社会结构的一个极为明显的特性特供了新的例证，以年龄为基础的制度也是高度裂变的，它被分化成各个年龄组，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群体。这些年龄组又进一步分化成连续的亚组。因此年龄组制度的裂变支之间的距离也因其在年龄组制度结构中的位置的不同而各异。任何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结构距离都是这两个年龄组之间的社会关系。另外，在年龄组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对应性。它们之间并没有我们在支配氏族的宗族系统与部落裂变分支之间所见到的那种正向结构对应关系。因此，在努尔人社会中，政治制度与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龄组之间则仅仅是一种联合。　　

五、后记　　

前前后后，读这本书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许是才疏学浅，写完整篇文章之后，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一遍，把这本书的条理理清了，并没有提出新的思想。虽然如此，但是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对努尔人的阅读使我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系统全面的学习了埃文斯.普理查德怎么样深入问题，怎么样对一个民族展开研究观察，怎么样写民族志……为我以后的深入学习做好了铺垫。　　

参考文献：　　

　【1】李怡婷:功能学派内研究取向的异同———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努尔人》　　

【2】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泥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3】朱炳翔：社会人类学

《努尔人》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研究尼罗河下游苏丹人群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后来还出版了《努尔人的宗教》(Nuer Religion)和《努尔人的亲属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tage Among the Nuer).我们今天讨论的《努尔人》主要对努尔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埃文思－普里查德师从拉德克里夫.布朗，而且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深受其理论即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这本书中，共六章，前两章从生态学的角度讨论了牛与人的关系，生态环境与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必然性，对其相互之间关系作了生动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努尔人在随着雨季和旱季的季节变换而迁徙的畜牧经济中适应了像牛一样的生活方式。第三章分析了随季节而变动的居民构成，说明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反映了生态与社会所组织的活动的相互影响。最后三章是对政治制度、宗族制度、年龄制度作了描述，并认为在努尔社会中，政治制度与支配氏族的宗族制度之间是相互倚赖的，而政治制度和年龄制度仅仅是一种联合。在这本书中，社会结构就是高度一致性和恒久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分裂与融合是努尔人政治结构的明显特征，是裂变之间的对抗：两个群体在一定的情境中可能是对抗的，而在更大的范围里，他们又是联合在一起，与其他的群体形成对抗的关系。《努尔人》陈述了努尔人的部落在一定的地域是如何通过一套独特的继嗣制度不断裂变、合并的动态过程，并维持裂变单位的稳定。我们在谈《努尔人》这本书时，不得不谈到与之同年出版的福蒂斯和埃文思—普里查德合著的《非洲的政治制度》，《非洲的政治制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政治制度分类法，他们把在非洲发现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类：集权化和无集权，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更具人类学色彩，开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先河，是政治人类学的开山著作。而《努尔人》这本书的贡献就在于用民族志的材料说明了无政府的社会存在，而且通过一定的方法营造自己的政治秩序，为《非洲的政治制度》提出的两类政治制度的分类提供了佐证。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民族志没有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在理论上的新贡献，它只是说明西方以外社会的故事，其理论目的通过优美的陈述展示出来。正如王铭铭所说的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的更新作用，至此以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以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格拉克曼《非洲的民俗与冲突》和《非洲部落的社会秩序和反抗》、特纳《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为标志，政治人类学进入发展的成熟期。在美国的发展。标志是，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塞韦斯等为代表人物的新进化论的兴起。有人类学家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以英国人类学家为主体，研究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群岛的时期为政治人类学的古典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关注西方国家。并受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许多政治人类学将文化作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首要的兴趣点。尽管如此，传统的影响依然巨大。20世纪90年代后，综合趋势出现。时间和空间被打破，各种研究方法：宏观的、微观的、长期的或短期的田野观察被统和起来。当今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热点被关注。　　

关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的书评有王铭铭的《非洲努尔人的裂变与中国封建论的“反拨”》，将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描述的那个只有社会的非洲族群，没有国家的历史同中国的“封建”相比较，认为人类学与历史学异曲同工，二者分别从异乡与古代，“回光返照”逝去的年代。努尔人在当时与希特勒之间的状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强弱得到不同程度的平衡。“封建”是对后世政治观念有持续影响的上古政治制度和理想。“封建”代表国家时代的真正社会理想，是家－国－天下、民众－士大夫－皇权这两个对应的传统社会结构三层次的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古代中国确立了一种社会和国家力量平衡的机制，使国家不至于成为至高无上的力量和象征，使社会得到充分自主的空间，既基于“自然关系”（即所谓血缘、地缘这类关系）来构建，又不至于像努尔人那样因此而不断裂变与冲突。指出要真正在中国从事以“社会”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对支配当下人的生活的话语进行解剖，在此基础上，回溯观念世界的过去，在历史中寻找既有的、可借以思考的模式，以历史为基础探索社会构成的方式。在《努尔人》的启发下重新发现“封建”，对于人类学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研究有重要意义，借助“封建”的历史语义学思考，人类学将构成一门从历史的“异乡”反观我们今日的“家乡”的学问，成为时代的一分子。　　

除了王铭铭的书评还有劳丽群的《努尔人的法律》认为努尔人依赖水源、草木、植物生活，过着游荡不定的生活。其“法律”具有原初性。　　

美国的热纳托.罗萨尔多著，高丙中翻译的《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通过对《努尔人》与《蒙塔尤》两部民族志的细读和比照，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同样的权威与表述的关系模式，从而揭示出一直习以为常的人类学话语实践所隐含的权力和修辞问题。区分撰写著作的个人，行文中的叙述者的角色，行文中田野调查者的角色，对于探索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影响颇有益处。认为《努尔人》是最重要的科学的民族志代表作之一，而《蒙塔尤》是借用民族志文体，把14世纪的一个法国社区的宗教裁判所对农民的审讯记录转换成对那个时期法国南部乡村生活的记录片式的叙述。　　

马莉的《非洲世系群与汉人宗族的概念分析-从《努尔人》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说起》分析了汉人的宗族与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两者有显著的区别，《努尔人》一书中使用世系群(lineage)来描述努尔人的宗族体系,但是努尔人的宗族组织确实是一个父系客观实体，努尔人的宗族是父系的,也就是说,努尔人完全以男性为参照来把自己的继嗣关系推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也用“世系群”一词来对译中国的“宗族”，从世系群理论的角度出发,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实行单系继嗣的亲属组织，努尔人的宗族体系是实行父系继嗣的世系群,前提是无政府，无国家。而弗里德曼的汉人宗族,即明清以后在华南地区发展起来的所谓“宗族”，不是一般人类学家所言的-血缘群体，宗族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先及血脉的观念，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它是集权政治体制之下的父系亲属组织。　　

　　简介作者通过对一个没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非洲部落的田野研究，对规范了一代人类学者从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工作范式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部落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本著作被认为真正起到了人类学认识范式更新的作用。　　

作者简介　　埃文思-普里查德（E.E. Evans-Prichard），英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前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目录 •••••• 　　

插图目录　　

地图及文中图表目录　　

导论　　

第一章对牛的兴趣　　

第二章生态学特征　　

第三章时间和空间　　

第四章政治制度　　

第五章宗族制度　　

第六章年龄组制度•总结一二八九　　

索引一三一零　　

译后记　　

插图目录　　

家宅与畜栏区　　

一、青年　　

二、畜栏中的少年　　

三、给不安分的奶牛挤奶　　

四、公牛　　

五、挤奶的女孩　　

六、典型的草原风光　　

七、a高坡上的家宅 b 高坡上的家宅　　

八、沙垄一八三　　

九、从小舟中叉鱼　　

十、在浅滩叉鱼　　

十一、a 旱季里的大草原 b 清理谷园　　

十二、 10月的谷园　　

十三、谷园中的少女　　

十四、8月阵雨　　

《努尔人》的主题是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政治制度，但是，其内容却被分为了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两部分。对此，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明确地提到：“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3）。然而，与生态决定论者不同，他对生态因素的考虑是非常审慎的：“社会制度是生态学系统内的一个系统，它一部分依赖着生态学系统，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同上，页114）。表面上看，这种区分势必造成两者之间理论上的紧张关系，但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并不执著于生态环境特征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限定和影响，而是同时关注努尔人为其生态学关系所赋予的价值对理解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　　

努尔人对牛的兴趣。尽管他们也耕种、渔猎和采集，但仍然在内心深处对牧民的身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不仅靠牛来获取许多生活必需品，还以牧民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同上，页20）。牛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与社会财富。从取名到成丁礼、从日常用语到与异族之间的关系，牛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们在维持生计的意义上寄生于牛，更在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与牛须臾不分：“把所有的社会过程和关系都用牛来界定”（同上，页25）。努尔人过的是一种牛日子。对牛的重视反映出努尔人简单的物质文化，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群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努尔人所居之地的地貌和气候特征等所构成的环境系统，与他们对牛的兴趣相结合，要求他们一年之中必须随着旱季与湿季的流转，在牛营和村落之间迁徙。在这样的生活中，努尔人处于食物缺乏、技术落后和贸易空白的境地，从而使较小的地方性群体的成员直接相互依赖，并倾向于形成经济性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具有政治价值的居所性单位；相同的条件和迁徙的生活方式则使在远大于村落的区域内生活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间接的依赖关系，并迫使他们接受一种政治性的惯例（同上，页113）。在“桥”的另一边，埃文思-普里查德阐述了这种比村落社区更大的地域性裂变支之间的结构关系，并阐述了与之相关的宗族制度和年龄组制度。　　

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几乎大部分的、也可能是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决定于自然环境条件，但是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仅是许许多多对自然环境的可能反应之一，并且还依赖于属于另外一种现实秩序的结构原则”（同上，页114）。因此，他区分了两种时间：反映人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时间和反映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关系的结构时间（同上，页114）。关于这两种时间的区别和关联，埃文思-普里查德的一段论述（同上，页114-115）是至为重要的，兹引如下：　　

它们二者都表示事件的先后序列关系，这些事件对社区来说有着足够的利害影响，因此，它们总被人们所谈起，并在概念上相互关联。较长的时间段几乎完全是结构性的，因为与它们相联系的事件乃是社会群体间的关系的改变。而且，以大自然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它们的反应为基础的时间估算是受一种年度周期的限制的，因而无法用它们来区分比季节更长的时间段。还有，二者都具有有限的、固定的标志。季节及月亮的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因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努尔人都会对他面前的事物有概念上的知识，并且能相应地预测和组织他的生活。同样，一个人在结构上的未来前景（structural future）也已被固定下来，并被安排到不同时段中去，因而，如果一个男孩活得足够长的话，在贯穿于社会体系的注定阶段中，他所经历的所有身份更换都是能够预测的。对于一个在社会体系中生活的个体来说，结构时间似乎完全是渐进性的，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错觉。　　

如果把两种时间分立看待，那将是一种严重的误读。生态时间并不是在追求科学精确的意义上被努尔人所使用的，它固然要以天体或气候的变化为标志，但是，对努尔人而言，这种标志如果没有被赋予价值，就是毫无意义的。价值的赋予和努尔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紧密相关，这也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前两章中不吝笔墨的根本原因，由于牛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无可比拟，因此，努尔人是以“牛钟表”（cattle clock）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生态特征在不同季节中的不同表现制约着牛的生存和人们对牛的生产，而牛作为维持生计的有限性又要求一种混合型的“畜牧-园艺”经济，这是努尔人随季节而迁徙的深层原因（同上，页72）。也就是说，“当努尔人生下来之时，他所进入的不仅是一个自然环境，而且也是一种经过改造驯化了的环境，后者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上，页103）。在这里，经济活动是首要性的，但经济关系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小群体之中，也超越于牛营和村落范围之外。因此，用钟表时间的观念来看待努尔人的时间注定是不贴切的，在他们的观念中，时间并非好像实际存在的某种东西，“他们不曾有过与时间竞争或者必须把活动与抽象的时间推移等同起来的情感体验，因为他们的参照点主要就是这些活动本身”（同上，页123）。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的，因为它是对群体活动的概念性表达，而且时间如果不是对群体内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意义，它就不可能存在。“由于时间概念不再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的反映，而是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因此，它便不再是由生态因素所决定，而更多地是由结构关系所决定。”（同上，页123-124）由此，埃文思-普里查德几乎完全消解了生态时间的概念，并将其融入到了结构时间之中，同时，也使时间和空间勾连了起来。　　

埃文思-普里查德所说的空间并非纯粹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就像努尔人把价值赋予到生态时间中一样，他们同样把构成其政治结构的价值观念赋予到地理空间中，因此，空间也是结构性的。结构时间就是对结构距离的一种反映，而结构距离“指的是在一种社会制度中，人们群体之间的距离，它是以价值观念来表达的”（同上，页128）。相应于作为时间估算的结构系统，埃文思-普里查德区分了的三种空间形式：对于特定群体有意义的事件之间的距离；年龄组制度中各特定年龄组之间的距离；亲属和宗族秩序中的距离（同上，页125）。在小群体中以事件为参照点的时间估算只能抵达很晚近的历史，即使在部落中，这种时间估算所追溯的历史也不会超过五十年；因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点，以年龄组结构距离估算的时间却可以涵盖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以宗族结构距离估算的时间则可以超出历史融入神话了，因为如果宗族结构从不增长的假设成立，结构距离就是父系继嗣谱线上的第一人和最后一人之间的距离（同上，页124-127）。由于结构是不变的，时间就成了一种关系的投射，尽管事件、个人和群体总是在流动，但这种流动是在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在结构中占据了一个位置，所以，个人对时间呈现渐进性的感知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努尔社会中，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估算体现的是空间结构，但其社会结构中，群体之间的距离并非仅此三种，它实际上可能有许多种类型。埃文思-普里查德转而区分并详述了与制度主题相关的三种结构距离：政治距离、宗族距离和年龄组距离，从而成就了《努尔人》在人类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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