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和复杂的欧美革命史 _3.文明之回望

多样和复杂的欧美革命史

发布时间：2012/2/3 阅读次数：4384 字体大小: 【小】【中】【大】

黄艳红：多样和复杂的欧美革命史

作者：黄艳红文章发于：乌有之乡更新时间：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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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索雷（Jacques Solé）一九三二年生于里昂，早年就读于里昂大学，在索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格勒诺布尔社会科学大学近代史教授。《十八世纪末美洲和欧洲的革命》（Lés Révolutions de la Fin du Xviiie Aux Amérique et en Europe）一书发表于二○○五年，作者在该书开篇之处便声明，他关于法国革命的看法已经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拷问中的革命》（La Révolution en questions,Paris:Seuil,1988）做了介绍。
　　《拷问》发表时，正值大革命二百周年到来之际。此前的二十多年中，大革命的史学研究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法国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方法上、题材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局面，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
　　美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 Weber）在《拷问》一书的英译版导言中介绍说，索雷不愿意讨论理论，因为理论都有自我论证的倾向。运用理论的人总是想去证明，事情的发展应该就是这样，因为它必须这样。这样才能证明理论家的理论是有效的。这种方法不考虑偶然性、选择性、男女个人的影响，因为它们被看做历史必然性大潮中的残骸断片。索雷则青睐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他经常援引法国人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的原因，这些人喜欢把大革命分解成一群缺少规律性的个人、场所、派别冲突、竞争、行动和想望。后一种方法使我们脱离了旨在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它使我们一点点地接近纷繁复杂的日常实际。
　　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胜利么？索雷看来赞同丹顿（Robert Darnton）等人的意见、特别是莫尔内（Daniel Mornet）那部里程碑式著作的观点，认为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天主教信仰仍然在法国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他说，如果把革命归因于哲学家们的思想，看来大多数思想史和社会史学者都不会接受。关于大革命的思想起因，他似乎更愿意接受道伊尔的论断——只有当革命成为可能时，革命才可以想象。关于旧制度末年的危机，索雷说，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绝对主义模式仍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首选，双方都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来解决旧制度内部的各种矛盾。
　　在革命开始之时，开明的法国公民曾认为，现在是以启蒙思想所孕育的宪政体制取代王权专制的时候了。但是他们的理想受到部分贵族保守派的抵制。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人们所期望的和谐一致的氛围中进行的，它首先涉及的是城市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即便是在这个阶层，参与革命运动的也只是极少数积极分子。而大革命所带有的暴力特征正与这一事实有关。
　　最初在农村，革命得到的支持就更少了，总的来说，只有那些没有土地的法国人才对革命抱有十分冷淡的欢迎态度。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或对革命漠不关心——直到他们在教士公民组织法带来的混乱中成为革命坚定的反对者。他们的抵制以及对他们的镇压严重破坏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法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出现了工业化倒退，城市化进程陷入停顿。总的来说，大革命后的法国比革命前更加贫困，它与英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出现的革命恐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政府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国内敌人，由此便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群众拒绝革命就增强了反革命的力量，进而使得反革命难以被镇压下去。雅各宾的恐怖专政也没有贯彻到底。国民公会内部存在各种互相猜疑的派系，各派始终受恐惧和仇恨情绪的左右。热月政变后，革命派的分裂、他们同国民的分离更为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很多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督政府后期，代议制度无法继续下去，法国回到了威权主义体制。大革命中走上权力舞台的法国统治集团所关心的是，如何让公众舆论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是他们支持拿破仑的基本原因。拿破仑的新国家通过教务专约克服了宗教问题造成的难题，而过去十年法国一直受宗教纷争的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传统主义的农民的压力迫使法国走向了拿破仑体制。在这十年痛苦的历程中，一七八九年的理想逐渐被放弃或削弱了。所以，法国革命的这一失败，究其根源是因为它所唤起的人民运动十分有限，而它所招致的民众的怨恨情绪却难以克服。
　　我们不难发现，索雷十分强调革命进程中的反革命因素。学者们（如Steven Kaplan）指出，我们所说的大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及对革命的反叛的综合体，这两种要素同样重要。萨瑟兰也说，大革命的十年中，法国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革命的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之间的不协调，而民族之中仍含有大量的保守因素，例如，农村群众仍然信赖自己的堂区神父，他们对城市资产阶级抱有一如既往的不信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连续性。民众对革命的反叛，其原因很多时候就是长期困扰旧制度的粮食问题。革命政府并没有解决好群众的生计问题，相反，革命对教会的打击摧毁了过去的救济体制，从而加剧了贫困和饥饿现象，把大量群众推向了反革命一边：农村的生存骚乱很容易发展成反对革命的宗教政策和军事招募的运动。另一方面，大革命还加剧了旧制度时代固有的城乡矛盾。城市资产阶级在出售国有土地中获益最大，而乡村贫民几乎一无所获，恐怖时期城市组织的征粮部队也引发农村的不满情绪。就旺代叛乱而言，它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主义的乡村对革命的城市的反叛。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农村对城市的反叛，这是索雷着力强调的一点。
　　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当时的史学界，孚雷（Franois Furet）无疑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物。但索雷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他认为孚雷的解释过于侧重思想动因，忽视了阶级和政治派系等因素，在历史解释上陷入“话语专制主义”，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过分看重经济因素一样。但这样的指责对孚雷或许并不公正。因为孚雷曾公开表示，他不认为他的研究是为大革命提供全面的或“标准”的解释，只是他关注的重点与从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到索布尔（Albert Soboul）之间的学院派学者有所不同，因为在孚雷看来，这些学者忽视了一些十九世纪学者们曾关注过的中心问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才从思想的角度剖析一七九三年恐怖体制的某种必然性。实际上，索雷自己也没有忽视革命进程中思想因素的作用。他曾引述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的卓越见解：法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怀有受启蒙思想渲染的古典自由精神和普世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现代个人主义原则进行现代政治建设，他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恐怖实际上是把群众和资产阶级团结到革命的旗帜下的一种尝试，而恐怖最后的结局表明，古代的自由观念在现代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索雷十分注重萨瑟兰、塔克特（Timothy Tackett）和琼斯（Peter M. Jones）等英美学者对革命激进化、恐怖和非基督教化等问题的经验式描述，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如地区差异、社会心态、革命议会的内部矛盾演变等）密不可分。例如，当很多农民支持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时，城市中的革命者便责怪农民愚昧无知，对外战争开始后，在“贵族阴谋论”的作用下，革命者又把宗教看做贵族用以操纵人民的工具，因此非基督化运动缘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反革命的恐惧，这场运动成为实施革命恐惧的一个工具。但是，镇压教士的动因又不完全是出于现实政治上的考虑，例如，很多男子长期以来就对教士给与妇女的巨大影响力深感不满；同样，在各地的革命恐怖和白色恐怖行动中，往往掺杂着大量旧时的宗教（新旧教）、家族、利益等方面的宿怨。在很多情况下，恐怖并不是阶级战争，而是针对个人的行为。
　　自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以后，很多学者对大革命的叙述截止到热月政变。但热月政变后的督政府仍是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这一点无可置疑：新选出的五名督政全是弑君者。在索雷看来，共和三年的自由主义在法国政治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共和国宣称不平等也是必要的，从而为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新领导人放弃了雅各宾主义和“所有人的幸福”的理想，试图将“全民社会”改造成亚当·斯密倡导的商业社会。前几年，政治斗争处于国家生活的核心地位，现在经济取而代之，塑造新人成了乌托邦中的幻想。
　　但是，督政府的社会心理基础十分薄弱。它的领导人认为，社会精英的优越地位应表现在政治领域，因此这个政权应该得到有产者的支持。但实际上，社会上层支持它的人很少，而底层群众中却有很多反对者。督政府的有效运作需要选举人的政治参与和支持达到一定的程度，但这个条件并不存在。于是政变就成了督政府维持统治的武器，它只能靠不断破坏自己创立的宪政来维系自身。于是拿破仑成了最终的选择，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十年的动荡终于静止下来，“革命结束了”。
　　对法国革命的后果的评价，索雷也像对前面的很多问题一样，基本持英美修正派和法国新右派的意见。他说，大多数的分析都同意科班（Alfred Cobban）的结论：大革命造成了法国经济的衰落；当然，各家对大革命在经济上的消极影响的评价不尽一致。克鲁泽（Franois Crouzet）认为，大革命对法国经济而言是场民族灾难，革命过后，英法两国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逾越了。拉杜里（Le Roy Ladurie）则分析了大革命的农业政策的消极后果。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有的学者指出，大革命根本没有改造法国人的保守的传统的价值观念，革命后的法国人依然长期因循着过去农业社会的心态，而且由于战争期间外贸的隔绝，法国经济由外向转为内向，这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十分不利。在社会层面上，所谓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调完全是个神话，革命期间，大量贵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军事和民事领导阶层，而获得实际利益的资产阶级仍在追求贵族的身份认同。因此，十九世纪初法国的社会结构与一七八九年前没有太大的不同，革命只是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能够融入精英世界，在这个精英世界中，能带来财产性收入的产业和政府职位远比商业资本比重大。大革命不是起源于阶级斗争，它最终也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在精英阶层内部达成某种妥协。而且，大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去的家庭制度，而且还从法律上确定了妇女的屈从地位。穷人和孩子的命运也没有因为大革命而得到改善。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说，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九年是物质匮乏、社会动荡的十年，但一切过去后，他们的生活几乎一仍其旧。
　　因此就大革命的直接的、特别是物质性的后果来说，它在很多方面的影响都是微弱甚或是消极的。但是，就它的思想遗产而言，大革命真正称得上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通过第三共和国的宣传，大革命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真正的参照系。不过“二战”以后，随着左派在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力相对衰落以及法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法国人对大革命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九三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法国人最喜爱的革命人物是拉法叶特，其次是拿破仑，而被许多左派推崇的罗伯斯庇尔的得票只有前两人的五分之一。这或许说明，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的法国人更倾向于温和的、秩序化的变革方式，而不是疾风暴雨的激进革命。
　　当然，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远不仅限于法国，对很多人而言，它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念。大革命的遗产不只是具有革命性的破坏性的一面，它同样有建设性的东西。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民平等、人民主权、公共自由、世俗国家等，同样应追溯到那场革命。当然，这些源自法国大革命或经其传播发扬的观念，或曰“现代政治文化”，是通过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浪潮而传播到全世界的，这就是所谓的“大西洋革命”或“西方世界的革命”。
　　在索雷的《十八世纪末美洲和欧洲的革命》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欧洲的甚至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观照那段历史。最初学者们多是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去阐述法国革命与欧洲及其他地区关系的。一八五三至一八七九年，德国历史学家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出版了五卷本的《一七八九—— 一八○○年革命时代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von 1789 bis 1800），他是第一个借助大量档案史料来书写法国革命与欧洲之关系的学者，当然，由于当时学术气候的影响，他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和外交方面。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时代的学者，聚贝尔当然不能忘记大革命和帝国期间法国对德国二十年占领的屈辱史，他试图证明，法国自一七八九年后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确立对整个欧洲的霸权。
　　一八八五年，法国人索列尔（Albert Sorel）开始出版八卷本的《欧洲和法国革命》（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aise），这部著作一度被视为“学院派史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和“外交史的典范之作”。索列尔的知识十分丰富，他查阅了大量法国的档案材料，但没有利用国外的文献。另外，像聚贝尔一样，他的著作也是为了论证自己的个人看法：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的历届法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绝对君主制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确立法国的自然疆界，兼并拱卫这一疆界所“必须的土地”，这个政策是法国对外政策中的“持久因素”。但索列尔的作品也受到猛烈的批判，人们首先指责他的文献不够充分，后来又批评他的整体性看法存在问题。不过，很长时间内，他处理国际关系史的方式没有受到置疑：战争和外交是这种史学的基本要素。当然，有些学者没有忽视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方面，但他们多是研究专门问题的学者，对政治问题几乎完全不感兴趣，一九一○年阿扎尔（Paul Hazard）出版的《法国革命和意大利文学》（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s lettres italiennes）就是这种情况。
　　“二战”前后，关于十八世纪末的诸次革命，国际史学界开始有人谈论更为广阔的历史概念。英国的科班和汤姆森（David Thomson）认为十八世纪末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主派国际”，美国的哥特沙克（Louis Gottschalk）则提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范围更为广大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学者在考察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史时，视野也更为宽阔。例如，法国学者雷努万（Pierre Renouvin）主编的《国际关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中，执笔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作者弗杰（André Fugier）在叙述时用了较大篇幅考察了集体心态、媒体的作用和经济问题。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提出新观念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九五五年，在罗马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法国学者戈德肖和美国学者帕尔默联合提交了一份题为“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大西洋问题”的报告（《Le problème de l’Atlantique du XVIIIème au Xxème siècle》）。当时有人认为这种题目是将当代政治投射到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典型。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宪章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一九五○年的巴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就产生了回响，当时瑞士人Max Silberschmidt做了题为“近代史的经济史视角：大西洋共同体”（《Wirtschaftshistorische Aspekte der neueren Geschichte: die atlantische Gemeinschaft》）的报告。不过，罗马会议上的这份报告之所以被当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提了出来，是因为它还有学术上的背景：它宣称以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杰作为方法论上的楷模。两位作者说：“布罗代尔试图证明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他认为，地中海的历史与它四周的大陆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道我们不能这样来考察大西洋么？至少在交通十分迅捷的现代，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大西洋。我们难道不能像布罗代尔写作地中海历史那样，尝试写一部‘大西洋历史’吗？”当然，这两位学者认为，他们远非是出于现时的政治愿望来处理这一课题，他们的报告提出的也只是些初步的设想。但报告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西洋是我们时代的地中海么？我们可以谈论某种“大西洋文明”吗？戈德肖和帕尔默的报告受到来自苏联和东欧学者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也许他们认为西方学者提出这个论点是为“冷战”寻找历史依据。波兰学者认为，报告中关于东西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则主张把这个问题永远逐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但他的意见遭到兰德斯（D.S. Landes）的激烈反对：“这种危险昏乱的窒息性论调会招致各种恶劣的后果，它预先就判定历史问题中有对错之分……我主张，在问题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和公开讨论之时，任何人都不能评判对错。”
　　戈德肖和帕尔默在提出他们的大西洋论点时，还没有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来，虽然他们此前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但几年后，两位研究法国革命史的专家先后出版了至今仍不乏参考意义的史学著作：《伟大民族：法国在世界的革命扩张，一七八九—— 一七九九》以及更为重要的《民主革命的时代：一七六○—— 一八○○年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史》，索雷在这本中也经常引用这两部著作。
　　戈德肖认为，十八世纪末众多的革命运动，如果把波兰排除在外的话，它们全部发生在美国和西欧，即发生在大西洋沿岸。他分析道，在当时，海洋比陆地更易于跨越，海上交通比陆路运输更为便捷，这在大西洋世界表现得更为明显：两岸的经济条件十分相似，新旧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迅速频繁，美国独立宣言在抵达佐治亚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巴黎。因此大西洋两岸存在触发“链式革命”的条件。而且两岸的革命运动确实存在相同或类似之处。例如，书报出版物开始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都出现过众多的俱乐部和政治协会，甚至一些重要的革命文献也是传播和模仿的结果：一七八九年比利时弗兰德尔省的《独立宣言》在措辞上与美国《独立宣言》几乎完全相同。
　　不过，戈德肖并不打算全面考察十八世纪末波及大西洋两岸的所有革命运动，他关注的主要是法国军队在革命期间实际占领的地区，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搜集史料的困难，因为戈德肖希望借助更多的一手材料。但帕尔默则不同，他宣称，他本人除了对法国革命史有专门的研究外，对其他革命运动的叙述主要借助于别人的成果，他希望能对前人的数百篇优秀作品来一个总结。不过这也使得他的著作视野更为宏阔，立论也较为鲜明和高远。无论从历史学还是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民主革命的时代》都堪称一部经典之作。
　　帕尔默称，他试图在这部著作中论述整个西方文明在一个关键时刻的历史，这个文明也可以称为大西洋文明，这一说法在十八世纪甚至比二十世纪更接近于事实。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中，整个西方文明都经历了同一场革命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取得的成果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有同样的原则和目标。这场为时四十年的运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理解为“民主”，所以这个时代也可以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这让我们想起了托克维尔的说法——帕尔默还对“民主”一词的含义做了辨析，它与当代人理解的民主有所不同。当代人，特别是西方人，习惯于以普选作为民主的准绳。但在帕尔默看来，选举权只涉及政治参与问题。他书中的民主含义更为广泛，但其意义还是足够清晰的：民主意味着对某种对平等的新情感，至少意味着对旧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的憎恶。从政治方面来说，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反对任何既定的、享有特权的、封闭的、自我指定的集团垄断政府或任何公共权力；它否认任何人可以凭自己的个人权利、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历史”权利行使强制性权威。当然，我们必须深入了解革命前的旧制度（特别是旧大陆那种存在鲜明的贵族特征、以不平等为社会组织原则的旧制度）和革命者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帕尔默的这些说法，理解那场革命在世界历史、首先是西方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特别有意义的是，帕尔默通过对民主、贵族等基本概念的历史考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世界的一些重大社会政治理念和原则，正是通过那场革命最终确立下来的。
　　《民主革命的时代》问世于冷战时期，当时西方保守派人士对革命谈虎色变。帕尔默说，反对某场革命不是否认一切革命的理由，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所保守的事物的价值，对革命的评价必须依据其伦理内涵及其目标的可行性、依据当时可能的选择和最终的决策之间的比照；就道义判断或政治决策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新和旧、保守或革命，而在于特定情境下根据各种可能性对人类福利进行合理的估算。
　　关于戈德肖和帕尔默上述两部著作在学术上的具体得失，这里不便妄加评论。不过就索雷的《十八世纪末美洲和欧洲的革命》而言，他显然愿意更强调当时各个革命的特性，而不愿提出某种统领性论点。这样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各种革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海地革命，它发生在一个奴隶制的殖民地社会，其革命历程和具体诉求当然会与宗主国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会有冲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戈德肖和帕尔默的“大西洋革命”论点也照应到了这些差异。例如，戈德肖指出，十八世纪意大利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并不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它的起因更为久远；帕尔默在《民主革命的时代》一开头就讲了一个美国青年在凡尔赛的见闻，让我们看到了新旧大陆在社会心理上的显著差异。而另一方面，索雷在叙述西欧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时，也没有忽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力。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各家的分歧也许并没有他们试图表现出来的那样大。
　　二○○八年四月底于北京通县
　　（《十八世纪末美洲和欧洲的革命》，[法]雅克·索雷著，黄艳红译，将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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