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056/3733292.html

    
该书披露了纽约市的普拉姆岛上有一家绝密的生化实验室

  
　　这几天，美国人被三只老鼠“整”得不轻。大约2周前，美国实验室内三只感染了鼠疫的老鼠突然神秘失踪。人们担心，这些老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可怕的恐怖袭击可能随时降临。

　　目前，FBI和CDC的调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引起美国民众对于实验室安全性的担忧。

　　FBI搜索三只失踪小鼠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鼠疫和鼠疫疫苗方面的研究比以前多了3倍。这意味着，各个实验室里被注射了鼠疫杆菌的实验小鼠比以前多了很多。9月15日，美国多家媒体在头版醒目位置披露，在美国新泽西医学与牙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里，3只感染了鼠疫杆菌的实验小鼠突然间“人间蒸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8月18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24只小鼠注射了鼠疫杆菌。3天后，只有8只小鼠幸存，其余16只小鼠都死于鼠疫。小鼠究竟是哪一天失踪的，研究人员也搞不清楚。但8月29日那天，他们猛然间发现原本活着的8只小鼠只剩下7只了，16只死小鼠的尸体也只有14只。就这样，3只感染鼠疫杆菌的小鼠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研究鼠疫的实验室属于高度戒备地点，其生物安全级别为3级（最高为4级），因此专家们对这次小鼠失踪事件也感到震惊。由于新泽西医药与牙科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是一家专门为联邦政府做反生物恐怖袭击方面研究的机构，所以事故发生后，美国官员感到十分紧张。他们担心，这些小鼠一旦落在恐怖分子手里，灾难性的生物恐怖袭击就随时可能降临。

　　为找到这3只神秘失踪的小鼠，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全国范围展开大搜寻。目前初步断定，3只感染鼠疫杆菌的小鼠没有落在恐怖分子手里，那只活着的小鼠很有可能会死于注射的鼠疫杆菌。

　　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美国民众对实验室安全性的担忧。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批评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反生物恐怖袭击研究项目现在越来越多，但安全措施却很不力。《257实验室》一书中披露的内幕新闻正在更多的实验室里重演！”

　　《257实验室》震撼美国

　　2004年，一本名为《257实验室》的书震撼了全美。书中披露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秘密：在紧挨着纽约市的普拉姆岛上，存在着一家绝密生化实验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均是源于该实验室！

　　这本书是纽约曼哈顿的律师迈克尔·卡洛尔在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础上，费时7年实地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卡洛尔在书中所提到的257实验室，就是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研究中心”，257是它的军方代号。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代号和实验室的内幕一样，绝密不为人知。

　　卡罗尔在书中写道：“第一例莱姆关节炎，1975年源于康涅狄格州的莱姆小镇。这个小镇就在普拉姆岛西南数英里处。根据绝密档案记载，当时“动物疾病研究中心”养着成千上万只虱蝇，而这恰恰就是莱姆关节炎病毒的宿体和传播者。美国政府的绝密档案还准确记载着，在莱姆关节炎大规模暴发两三年之后，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实验室主楼的房顶居然有多处四分之三英寸的裂缝，空调系统也有外漏现象，而按要求，整个实验室是不容许有丝毫裂缝的，因为这意味着实验室的病毒极可能会外泄。”

　　1999年，让美国人闻之色变的西尼罗河病毒暴发。卡罗尔写道：“就在第一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人类事件发生之前数周，普拉姆岛附近北福克的13匹马暴病而死，事后发现是西尼罗河病毒在作怪。第一例人类感染西尼罗河病毒是1999年8月2日，是在纽约的皇后区，恰恰是在普拉姆岛的另一端。8月8日，距离普拉姆岛不远的布洛克斯动物园内大量动物染病，同样离普拉姆岛不远。”

　　卡罗尔指出，这家曾经被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实验室”。它栖身在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边，收藏有地球上最危险的多种病原微生物，而它的安全保卫设施还不抵美国普通中学的生物实验室。

　　实验室安全警钟长鸣

　　《257实验室》一书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还无法评判。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各种微生物研究的不断深入，实验室泄漏事件日益突出，甚至形成公害。

　　经美国权威机构鉴定，从2001年以来，在美国境内屡屡制造恐慌的炭疽病毒，来自于美国军队的生化实验室。这一可怕病毒已造成数人死亡，几十人染病。

　　2003年1月11日，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巴特勒教授检查实验室的时候发现，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样本不翼而飞。60多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紧急搜查后，并没找到这批鼠疫杆菌样本，且实验室似乎也没遭到入侵迹象。

　　发生于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布氏杆菌病实验室的一起布氏杆菌泄露事件，共感染了45人，死亡1人。美国华盛顿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次Q热实验室感染，导致153人发病，1人死亡。

　　2001年，在英国波布特莱尔实验室东北方向50公里的布伦特伍德地区首先发生了口蹄疫。据分析，口蹄疫病毒很可能就是从波布特莱尔实验室里泄漏出来，经过空气传播到布特伍德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口蹄疫爆发。

　　最恐怖的事件要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实验室泄露事故。1979年4月3日，在位于前苏联乌拉尔南部的大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爆炸，约10公斤的炭疽芽孢粉剂泄露，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细菌毒雾，造成附近1000多人发病，数百人死亡。

　　这一桩桩、一件件恐怖事件，人们不禁要问：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否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非常重视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早在1983年就出版《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将传染性微生物根据其致病能力和传染的危险程度等划分为四类；将生物实验室根据其设备和技术条件等划分为四级；其相应的操作程序也划分为四级，并对相应级别的实验室及程序进行规范。

　　2003年4月，《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第三版）以电子版形式在WHO网页上问世，再次强调良好的专业训练和技术能力对安全健康的实验室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人员对自身、同事、社会和环境应负的责任；尤其强调在对新发现的病原体进行研究时，一定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预先评价其危险性。

附：

目录

第一部分 疫病大爆发

第1节：前言

第2节：莱姆病的关联

第3节：“纸夹”计划

第4节：莱姆病

第5节：《白俄罗斯的秘密》

第6节：莱姆岛

第7节：玩火自焚

第8节：毒袭击纽约州东岸

第9节：当时可真神秘

第10节：鸭子的死亡

第二部分 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

第11节：起源

第12节：选址听证会

第13节：实验结果非常成功

第14节：科学的年代

第15节：你现在正离开隔离区

第16节：谢安的珍贵财产

第17节：“守护者”的变化

第18节：危险的征兆

第19节：国会打响了警示枪

第20节：你放过我吧

第三部分 裂谷热

第21节：灾难性事故

第22节：这是一次偶然事故吗？

第23节：病毒猎手

第24节：屠杀日

第25节：替罪羊

第26节：“简直就是一团糟”

第27节：裂谷热

第28节：在自家后院

第29节：大门背后

第30节：裂谷热实验

第四部分 衰落

第31节：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第32节：渡过卢比孔河

第33节：艾滋病和非洲猪瘟

第34节：支离破碎

第35节：科学的王国与荣誉

第36节：科学的奴隶

第37节：融化南极的雪球

第38节：康涅狄格渡轮

第39节：密封的信封

第40节：私有化的代价

第五部分 未来

第41节：自食其果

第42节：未经处理的污水循环

第43节：海龟与鹅

第44节：彻底崩溃

第45节：冰柜开始融化

第46节：你被解雇了

第47节：飓风过后

第48节：罗杰王朝的衰落

第49节：守卫家园

第50节：升级事件

第51节：惯犯

第52节：农业部的魔杖

第53节：外国动物疾病中心

第54节：普拉姆岛的药方

第55节：纸上谈兵

第56节：消防安全

第57节：标准的操作程序

第58节：尾声

第一部分 疫病大爆发 前言(1)

       1998年5月，苏尔坦·巴希鲁丁·马赫默德（Sultan Bashiruddin Mahmood），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籍核物理学家，在伊斯兰堡拥挤的街道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巴基斯坦原子能协会的主席，在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帮助下，马赫默德和其他工作人员合作研究开发出了核武器，并于当年5月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试验，以对抗其劲敌邻国印度的一项核试验。巴基斯坦举国庆祝马赫默德和其伙伴的成功，庆典之规模和隆重程度不逊于巴基斯坦的独立日。　　

       马赫默德成了国家英雄。      

       但在2002年，他却被处以24小时房屋监禁，财产也随之被冻结。      

       马赫默德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毕业于英国，在90年代中期成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作为极端宗教分子，他敦促巴基斯坦采取其邻国阿富汗塔利班的生活方式，并强烈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Nuclear Test Ban Treaty），力争发展炸弹试验，正因如此，明智的巴基斯坦高层强制把他调离了原子能项目。于是，马赫默德来到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并在那里建立了名为UTN的慈善机构，该组织也称为伊斯兰社会重建基金会。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一个月，美国军方的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截获了马赫默德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llah Mohammed Omar）之间的电话 。此时，由奥马尔所领导的、支持恐怖分子活动的庞大帝国已经被美国军队逼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美国政府宣布，所谓的慈善团体“伊斯兰社会重建基金会”，实质上是恐怖分子阵线组织。此组织的资产被巴基斯坦的主要银行查封、没收，巴基斯坦军队也逮捕了他们的核英雄，并把他交给了美国的权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J. Tenet）也立即赶往伊斯兰堡，亲自负责马赫默德事件。      

       在审讯过程中，马赫默德宣称，电话内容只涉及了奥马尔的个人安全问题，以及他想为自己的慈善机构在坎大哈建一个面粉厂。但是，他却没有通过接下来6个测谎仪的检测。马赫默德把检测结果的不同归结于技术瑕疵。但是，同时他也承认，除了在多个场合会见过奥马尔之外，他还见过沙特阿拉伯的百万富翁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其首席代表阿尔扎瓦西里（Al Zawahiri），最近的一次就在2001年8月。他描述的会面场景和全世界广为流传的录像带显示的一样。只是在那段录像中，本拉登还在与他的同僚策划破坏行动。马赫默德告诉审讯者，除了学校和面粉厂之外，本拉登其实还有别的设想，他说他拥有放射性原料，想建立“脏弹”核设备（马赫默德的儿子阿西姆晚些时候也确认了这一会谈，同时还表示，拉登还有“别的计划”）。      

       由于担心本已灰头土脸的核能项目将面临更尴尬的处境，巴基斯坦于2002年早些时候对马赫默德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位伊斯兰圣战组织权威刊物《克什米尔拥护运动》（Kashmir Jihad）2001年12月的封面人物，被巴基斯坦政府判处了侵犯国家安全罪。时至今日，马赫默德仍处于房屋监禁中，并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囚禁在他自己两层楼的家里。      

       巴基斯坦方面逮捕了马赫默德，美军也控制了喀布尔及周边地区，作为对恐怖主义宣战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陆战队搜查了马赫默德在喀布尔的住宅，以及UTN组织在此地的办公室。在这两处，美军除发现了马赫默德的著作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足以使马赫默德获罪的原始材料。其中一项是氦气球结构图，用于向空气中释放大量的炭疽热孢子，另外还有一份大型文件，名为《细菌：你所需要知道的》（Bacteria：What You Need to Know），以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一捆从互联网上搜索的研究炭疽热疫苗的文稿。      

       此外，还有一本卷宗，内容是关于纽约的普拉姆岛外国动物疾病中心的信息。在这本卷宗中，甚至还有一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介绍这个岛屿的文章。      

       为什么与本拉登有密切关系的人会对这个地处纽约、不为人知的小岛这么感兴趣呢？      

       如果说普拉姆岛在美国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话，那么对于像马赫默德这样的人，它却是如雷贯耳。当然，对这座岛屿的关注，在马赫默德与其同伴来说，显然不是因为海岸沙滩和摇曳多姿的棕榈树。      

       这个占地约341平方公里、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岛距纽约大约137公里，距长岛东端则不到3.5公里。绝大多数的地图上都没有它的标记，即便个别地图有，所标示的颜色也非红即黄，印有“美国政府—危险动物疾病限制区”的字样。      

       在长岛东端的奥连特尖岬与康涅狄格州之间，每天都有6艘能够装载1000人和120辆汽车的大型渡轮往返，途中就能看见这座小岛。尽管每年夏天，约有100多万人会在汉普顿度假，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猪排形的小岛，即便它就坐落在美国最大的人口聚集中心旁边。至于岛上是否有人居住，以及为什么地图上没有任何标示，则更鲜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决定写普拉姆岛。1992年夏天，我的一个朋友从康涅狄格乘渡轮到纽约。按照惯常的习惯，我把车开往灯塔方向，停在25号高速公路旁一条小土路的尽头，徒步穿过蔓延约2公里的海滩上茂密的杂草，就到了长岛的尽头。我爬上高大陡峭的岩石峭壁，峭壁斜对着沙丘，沙丘与海水相接，延伸到远方。远处的古老灯塔与其说有预警作用，其实更像一尊铸铁的咖啡壶。站在峭壁上，我看着长岛海峡的海浪与加德纳斯湾的洋流融合在一起，拍打着这大西洋边的悬崖，在空中溅起巨大的浪花，又回溅到海岸上。在薄雾中，我还可以看见北方约16公里处康涅狄格州长长的海岸线。灯塔再远处，就是一片广袤的绿色土地，除了一个蓝灰色的水塔像从一片绿色的帐篷中钻出来似的矗立在那里，那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片荒废的土地。那就是普拉姆岛。这岛屿激起了我一连串的遐想：关于生化战争实验的谣传，致命的病毒实验的传说。莱姆关节炎据说就是从这里起源的，还有某个曾在岛上工作过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得了某种奇怪而又无法诊断出来的怪病的故事，等等。但是，这个小岛看起来却是那样质朴无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巨大的白色渡轮慢慢驶入了普拉姆海峡, 也就是横亘在峭壁与普拉姆岛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海峡。当我回到车上时，我决定，终有一天，我要解开普拉姆岛的秘密。      

       这些就是我10年前的思绪。几年后，当我刚从法律学校毕业时，我重返故地，试图把零星的线索拼凑在一起，从而揭开故事的真相：普拉姆岛那扇深锁的大门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且还在继续）。为了让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我投入到了很多生僻领域的学习当中：地质学、殖民历史、动物疾病、人类疾病、动物心理学、微生物学、细菌战、沿海炮兵、恐怖主义、灯塔以及美国印第安人的研究。我跟科学家、政府官员、当地居民、历史学家，以及曾经或正在普拉姆岛上工作的人员交谈，搜集这片不为人知、令人费解的土地的第一手资料。朋友们都觉得我对此近乎痴狂，他们没有错，这个“李子”（那些了解内幕的人这样称呼普拉姆岛），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对普拉姆岛的研究可谓五花八门，比如“人间大浩劫”、“无处可逃的山姆大叔之岛”，或者是“能与007系列小说媲美的传奇”，我最喜欢的名字则是：“寻找普拉姆岛，就好像寻找科学怪人居住的古堡。”但当地的一家报纸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那样描述那些在岛上工作的科学家：“他们每天乘坐渡轮上班，回家后享受天伦之乐，和普通的白领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是进行动物实验。”但是，当我深入研究、构思这个故事时，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很像小时候读过的科幻小说，只是，事实比科幻小说更加震撼人心。      

       我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农业部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声誉清白，其研究人员也不是那种给宠物看病的和善兽医。当故事逐渐成型时，我对他们的好感却随之灰飞烟灭。350多年以来，普拉姆岛一直都非安静祥和之地：原先它是印第安人捕鱼的前哨；后来成了英国殖民者饲养牛羊的牧场；1812年，这里成为英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战场；再往后，普拉姆岛又先后作为国防要塞、海军潜水艇制造工厂，以及美军生化武器实验室。自1954年开始，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中心就负责保护国家价值上亿的畜牧业，使之避免受到国外病毒的侵袭，比如2001年在欧洲肆虐的口蹄疫。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普拉姆岛的任务则转向了生化细菌战研究。      

       今天，岛上不仅有美丽的海滩、岩石、森林、池塘、公路、其他建筑物，以及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曾经在地球上肆虐的致命病菌。      

       在我上次访问普拉姆岛的时候，也就是我的第六次访问，普拉姆岛前技工本罗宾斯（Ben Robbins）陪我同行。本对普拉姆岛可谓了如指掌，因为几十年来，他每年都要为该岛绘制地图。我很快就感觉到，普拉姆岛就像一块疏于管理的保护区。“这里生长着有毒的常青藤。”顺着本指着的方向望去，我看到路边一蓬蓬的灰色杂草，长得非常浓密茂盛。这片地处东海岸的茂密丛林，可能是这一带最荒芜、最疏于养护、最原始的土地了。      

       我们来到岛东岸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这里有一个美军气象观测站。沿着窄窄的石阶我们来到观测室，里面有风速检测仪和手绘的信号旗，以及气象专用的摩斯代码字母表。杂草从破碎的窗子和厚厚的鸟粪中冒出来，探头望去，外面是壮观、惊险的大西洋。      

       走出观测室时，我发现一楼的门背后有个储物盒，拂去盒盖上厚厚的尘土，我看到一行小字：喷雾器——化学用品——工程人员——军需物品。我很奇怪，不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这里是岛上的制高点，如果进行室外病菌喷射或昆虫带菌试验，那么应该从这里开始吧？但这时，本在外面喊我，我只好出去和他会合，继续我们的旅行。      

       当我们坐面包车回实验室吃午餐的路上，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卡其布裤子，突然发现，每个裤腿上都粘着大约七八个黑色的小圆点儿，一下子我汗毛倒竖——这不正是蜱虫 吗？我把它们一个个小心地掸到面包车的地板上，然后想：我怎么会这么不小心？怎么能穿着无袖衬衫，也不戴帽子，就去穿越一人多高、茂密的灌木丛呢？看着在副驾驶座上和司机谈笑风生的本，我才注意到，他戴着红色棒球帽，穿着长袖衬衫。我想尽量保持冷静，但却仍然焦躁不安。      

       正在这时，我们忽然闻到一股烤焦东西的味道，那种浓烈的味道很难描述，就像是在灼烧什么有害物质散发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一团浓厚的乌云向岛的西南方缓缓移动。“看，他们在焚烧动物。”本先生把头转过来对我说。乌云现在向加德纳斯湾及附近的岛屿飘去，再往前就是赛格港和汉普顿地区了。      

       当我们回到实验室后，我赶紧跑进了洗手间。我在T恤上发现了7个蜱虫，裤子里也有4个。我如临大敌，把头对着镜子，一寸一寸仔细地捋着头皮。接着，我又跑进洗手间的隔断，脱下衣裤，仔细地检查每寸衣服和身体的每个部分。结果，我又发现了4个蜱虫。还好，我没有被它们叮咬。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又从衣服上掸下了更多的虫子，尤其是徒步经过树下时，我一直都用双手护着头部。      

       当我的研究逐步深入时，我发现，西尼罗河病毒、莱姆病和普拉姆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当然，你无法要求一个岛屿开口为自己辩解，要想揭开岛上的重重黑幕，就必须设法让那些与这个岛有过接触的人开口。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岛上工作过，1个月或是35年，而有些则从未涉足过这片土地。但是，正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今天的普拉姆岛。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愿泄露这里发生的事情。在这本书中，重要的人物有杰里卡利斯博士（Jerry Callis），一位在佐治亚州农场长大的科学家，他毕生从事动物疾病研究，主管普拉姆岛四分之一个世纪。杰里博士的继任者，英国的罗杰布里兹博士（Roger Breeze），他因钦慕美国知识界的成就，来此寻求更高的科研境界。另外，还有一些受害者，比如菲利普皮加利（Phillip Piegari），以及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Frances Demorest），前者作为维护人员，经历了生物安全防范系统的彻底崩溃，后者则是岛上工龄最长的雇员，由于泄露秘密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我们说，岛上出产三头鸡或五条腿的牛，肯定要遭到农业部的耻笑。但是，接下来你会在书里看到纳粹细菌战科学家、细菌战士、病毒猎手、炭疽热的发现者、纽约后方爆发的疫病，以及生化危机与毒害环境等一系列的焦点、热点事件。      

       普拉姆岛这个题材，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更应该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它进行研究的个人，他们所持的心态也不应该是揭露政府腐败浪费，或者寻求、发现什么阴谋理论。相反，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半个多世纪以来岛上生化细菌实验的内幕，以及在这些生化实验及科研成果的背后，被层层遮掩而又令人发指的管理诟病与懈怠。普拉姆岛上的这群人就像江湖上的暗杀手，只不过，他们手里的暗器却是人类的致命病毒。      

       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普拉姆岛故事的真相。同时，我也希望它能唤起公众与政府的注意，为保护我们及下一代展开更公开、更深入的讨论，不至使那些本可预防的事演变为无法避免的灾难。

第一部分莱姆病的关联

       亲爱的安：      

       你听说过莱姆病么？我知道，你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我已经与它搏斗了18年，老实讲，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糟糕了。      

       这些年它带给我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无以言表。我已经42岁了，结婚快20年了也有了自己的家，那些扛?5公斤重的东西在自家后院漫步的年少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现在甚至提不动2.5公斤面粉。而以前，我却能够弹奏9种乐器，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还曾拥有自己的小公司。自从得病之后，我保存每一份气力，用来对付莱姆关节炎。      

       治疗所需的费用很高，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就需要150~475美元，我们已经把房屋贷款的1/3都投进去了。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治这个病要花那么多钱，还不如当初就买一剂15美元的抗生素直接吞下去自杀了事呢！      

       谢谢你，安，愿意了解我的病情，还愿意帮助其他的人。      

       S.J.N．纽约      

       保卫一个核工厂可不是件小事。1980年，位于长岛的Shoreham核能工厂初建时，动用了175名全副武装的民兵重点防护。此后，这个民兵连就在核能工厂周边巡逻。一支由50个全副武装的人所组成的特遣部队，每8小时换一次岗。他们在保护区内的小路和沼泽四周巡逻，时刻警惕着可能出现的入侵者。一个身材矮小、金色胡须的保安长官回忆说，他至今仍记得1987年10月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当班时的情景：当时他正指挥全排人马把大约三四十头野鹿赶回峡谷中，突然，他觉得左脚的踝关节好像被蜇了一下，当时还以为是新军靴不合脚的原因。晚上回家洗澡时，他发现左脚踝关节上一个小的红色标记。“该死的靴子。”他想道，然后就睡觉了。      

       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踝关节的肿疱更厉害了，于是他就从浴室拿了个小镊子把它刺穿了，突然，他发现伤口处有个东西在蠕动，这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个肿疱，而是一个小虫子，他猛地往下一戳，虫子断成了两截，但它肚子里面的东西却流到了他的伤口中。      

       72小时过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感冒；一周之后，他的关节开始疼痛。      

       很多人都以为鹿不会游泳，实际上它们游得很好。生长在美国和加拿大本土的白尾鹿最远能够游6.5公里。      

       他们的天敌狼、熊、山狮、山狗在东北部都早已绝迹了，不过还有一种——蜱虫。这种小小的虫子呆在草叶上，安静地等待着路过的任何一种温血动物，比如鹿、鸟、老鼠，然后就黏附在它们的身上，用锋利的嘴刺穿它们的皮肤吸血，并且寄生在它们身上。别看蜱的个头很小，它们的胃口却很大，能连着吸整整两天的血，身体膨胀到原来的3倍以上。同时，这些小寄生虫还会把自己的粘液留在寄主身上，这些粘液是足以致命的。      

       老莱姆镇位于康涅狄格州，镇上的居民对蜱的这种习性和鹿能够游泳的现象一无所知。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老莱姆镇拥有安静的街区、漂亮的殖民风格的房子，马路两旁绿树成荫，美国北部风格的建筑坐落其间。当美国正准备庆祝自己独立200周年的时候，老莱姆镇却已悄悄迎来了300周年纪念日。但就在1975年7月，一股奇怪的暗流改变了这一切，把老莱姆镇从一个安宁、温馨、魅力十足的小镇，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惧和绝望的地方。      

       老莱姆镇在长岛海峡北边，这里的夏天天气是典型的康涅狄格海滨气候：潮湿、闷热。1975的仲夏也不例外。小点儿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全然不顾夏天的燥热天气；而大一点儿的孩子们则坐在门廊上，享受着凉爽微风。突然，孩子们的母亲波莉默里（Polly Murray）和朱迪思曼茨（Judith Mensch）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不安。两个警觉的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她们的邻居，发现邻居们的孩子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社区中的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皮疹、间歇性头痛、关节肿胀、疼痛等现象。      

       波莉和曼茨很快向康涅狄格州卫生部反映了她们的担心，卫生部马上派遣耶鲁大学的医生前去调查。一开始，医生把39个孩子和12个大人的病症误诊为一种青少年风湿性关节炎，并且根据发病的地点命名为“莱姆关节炎”。两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莱姆关节炎与鹿蜱叮咬之间的关系。198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沃利伯格多夫博士（Dr.Wally Burgdorfer）在蜱的粘液中发现了螺旋菌。他证明，这种新发现的螺旋菌不仅是莱姆关节炎的罪魁祸首，也是一种新疾病——莱姆病的根源。      

       沃利博士发现的螺旋菌被命名为伯氏疏螺旋体。它能以多种方式进攻人类，这也是它很难诊断的原因之一。除了面神经麻痹和脖子及关节的僵直、囊肿这些典型症状之外，它还能引起其他的病变，如脑膜炎和脑炎（这两种都是脑部肿胀），以及心脏疾病如房室传导阻滞、心肌萎缩、心脏扩大症等。由于伯氏疏螺旋体攻击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还会引发剧烈的头痛、综合性疲劳、发烧、喜怒无常和抑郁症等。      

       核工厂保安踝关节上的肿疱就是蜱的杰作。它的个头比英文的句号还要小，所以极难被发现。叮咬那位保安的蜱不是鹿蜱就是独星蜱，它们在吸完血之后能够膨胀到原来尺寸的100倍以上。当它们离开伤口时，就把成百上千个螺旋状的伯氏疏螺旋体留在了被叮咬者的血液中。      

       蜱是完美的细菌携带者和传播者。这就是为什么对细菌战的早期设想中，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前苏联、美国都把它当作细菌武器的原因。通过感知哺乳动物呼出的CO2，它能够找到寄主，并牢牢地黏附在寄主身上，很难甩掉。蜱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荷尔蒙，能帮助它与寄主的抗体进行搏斗；它还可以分泌出一种止痒的粘液，使寄主很难觉察它的存在。      

       如果说蜱是完美的带菌传播者，那么伯氏疏螺旋体就是非常聪明的细菌。它的外部结构极难破坏，内部的细菌病原体又能抵抗免疫系统的反应和抗生素的攻击。伯氏疏螺旋体附在蜱的蛹和幼虫的嘴里和唾腺上，还能在雌性蜱的子宫里存活。因此，攻击鹿之后产下的成千上万的卵里也带有这种细菌（细菌对鹿没有什么作用），这在鸟和老鼠身上也很常见。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五种伯氏疏螺旋体的亚种，还有100多种的变体。      

       但是，专家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在1975年的夏天，这种疾病会突然降临到老莱姆镇？      

       “纸夹”计划的记录引出了普拉姆岛      

       “我认为，关于保护二战后的德国人，我们不应该提供任何保证……他们当中有战争罪犯，至少参与了纳粹活动，应该遭到逮捕……”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4年)      

       “胜利恰恰是由于敌人的失误。”      

       ——美国参议员威廉姆马西（William L. Marcy）（1832年）      

       在1956年普拉姆岛贡献日的演讲中，米切尔博士（C. A. Mitchell）回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经常想，如果我们的日耳曼敌人在细菌战方面的开发更积极一点的话，我们将会怎么样。当我想到这些时，我就觉得颤栗不安。据说，有些纳粹科学家就曾建议利用人工播种对家养动物散播疾病。好在德国人的阵营也会像我们一样犯错误，科学家们的这种想法被认为是空想，没有真的付之实践。如果在当时，对生化武器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能向轰炸机看齐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自由世界’将变得不堪一击。”      

       听到博士的这番话，底下的听众不禁窃窃私语，为此感到庆幸。不过，有一个人的出席引起了全场的骚动——普拉姆岛的主管莫里斯谢安（Maurice S. Shahan）以私人名义邀请的贵宾，来自西德蒂宾根市新病毒实验室的主管。这位棕色头发的客人脸上有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上嘴唇。他的心里好像存着巨大的秘密。当他坐在那里，用他那棕褐色的眼珠盯着米切尔博士的时候，也许他在琢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过去。      

       此人就是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纳粹德国的生化细菌战专家。      

       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来自德国的“敌人”倒是有充足的理由光临此地，因为他就是后来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之一。

第一部分“纸夹”计划

       二战结束后，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美国和前苏联争相招募德国科学家为自己工作。代号为“纸夹”的顶级机密计划就是美国出的一张牌。通过签订雇佣合约，军方把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发给他们美国护照。此项计划本来应该招募那些只参与过普通纳粹活动的人，但蔷方却狂热地招募?000多名科学家，且其中很多人都着罪恶的纳粹经历 。      

       美国科学家把这些德国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很快忘记了在那场可怕的、丧失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战争中，这些人恰恰是敌对的一方。由于害怕前苏联人对纳粹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有些科学家选择了与美国人进行合作，以便得到特赦。还有些人则是两面派，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同时为前苏联和美国提供服务。二战后，前苏联一直在找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麻烦，他们命令他为前苏联进行细菌武器病毒研究。于是在1949年，特劳布博士携带家眷逃到西柏林，并申请为美国的“纸夹”计划服务。他说他希望“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      

       隐秘的纳粹细菌战实验室建在波罗的海一座新月形的小岛上，埃里希特劳布博士就是那里的主管，他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在那里，他负责将口蹄疫病毒制成生化武器，并通过德国空军的炸弹散播到前苏联的牛群和驯鹿的身体上。依照希姆莱的要求，他还亲自到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寻找一种致命的牛瘟病毒对付同盟军。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专门研究传染性动物疾病，尤其是马类的。他和他的兽医部队研制了一种名叫“马鼻疽”的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和罗马尼亚的马匹。同时，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个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事实上，这个组织的第一个成员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间是1930年4月。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长岛雅浦汉克地区，在普拉姆岛以西大约50公里处，是美国纳粹运动的国家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每个周末，他们列队操练，佩戴纳粹十字军徽章，焚毁美籍犹太人的塑像，并高唱种族灭绝主义的歌曲。他们还庄严宣誓，誓死效忠最高元首希特勒和第三帝国。      

       讽刺的是，二战之前，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但就在开战前夕，他却回到了德国。虽然特劳布过往的经历并不光彩，但是美国海军不记前嫌，仍然聘请他做科学设计，并把他分配到马里兰州贝瑟斯塔的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 。      

       就在特劳布和“纸夹”计划的合同生效之后几个月，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以下简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相关人员邀请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被记录在一份顶级机密卷宗的总结中：      

       特劳布博士是德国和欧洲著名的病毒和疾病专家。从细菌战的角度讲，此次谈话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动物疾病项目方面的信息。特劳布博士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当此实验室被前苏联控制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 。      

       特劳布对当时纳粹德国秘密实验室的详尽讲述，以及他在战时和后来为前苏联所作的事，成了德特里克堡指挥部在普拉姆岛建立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蓝本。这样一来，特劳布也就成了普拉姆岛上实验室的奠基人。      

       公众对特劳布为美国军方所做的工作毫不知情。在信息自由的法案通过之后，他主持的两份研究的名称才得以公开，分别是“口蹄疫应用于鸡胚胎的实验”和“对鸡血中的纽卡斯尔疾病病毒体外繁殖的研究”，不过具体内容却没有人能够看到。特劳布博士的实验室助手安妮伯格（Anne Burger） 于1951参与研究，他们一起对40多种致命性病毒进行了大型动物实验。      

       特劳布还在农业部的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生化武器病毒，并对其感染人类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如何通过无休止的进攻，从而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一年以后，这种强效病毒在普拉姆岛上的第一个病毒实验中感染了人类。      

       1953年，西德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我们认为特劳布博士是业界受全世界认可的权威人士，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专长在军事领域里应用的潜力很大。因此，在我们允许他回到德国之后，有关方面仍然应该对他的工作进行适当的监控。”换句话说，中情局将年复一年地紧盯着他。当西德的生物实验室开始运转后，特劳布向普拉姆岛要所需的病毒，它们很快就被运到了西德，而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经常到西德旅行，访问他的实验室。      

       埃里希特劳布和普拉姆岛      

       在纳粹的细菌战中有一项名为“癌症研究”的核心项目，特劳布在里面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还曾经为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工作过。但是，似乎每个人对他这些肮脏的过去都不计较，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效忠纳粹俱乐部的行径也不在意。实际上，美国农业部非常器重他，不仅粉饰了特劳布可疑的过去，还两次安排他担任普拉姆岛新建实验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对选择普拉姆岛这个地点修建实验室进行公众听证的前几个月，谢安先生还打电话给在海军实验业奶乩筒迹和他讨论建立实验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职务?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劳布参加普拉姆岛贡献日活动仪式之后仅两年时，当时岛上的高级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谁来接任呢？农业部认为需要找到一位 “具有杰出才干、声誉卓著、在国际国内都有广泛影响” 的人物。但是找来找去也没合适的美国人能接这个班。于是农业部又说：“最后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外国人。” 在农业部看来，“从任何方面来说，特劳布都是合适的人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尽一切努力争取到特劳布，他在战前和战后德国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的院长，黑根博士在描述特劳布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时非常有选择性。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1960年，由于有人怀疑他涉嫌财产侵占，特劳布被迫辞了主管之职，但还是陆续做了三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离开了德国，谋求更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倍受尊敬的罗伯特肖普博士（Robert Shope），理查德肖普博士的儿子，在一次出差到慕尼黑时，顺路看望了特劳布。当时，特劳布已退休约10年了。“我跟特劳布共进晚餐，一起回忆了旧日时光。”肖普说，“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糟糕。”1985年5月18号，埃里希特劳布在西德去世，时年78岁。      

       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第一部分莱姆病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 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 J. 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      

       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      

       “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关节的疼痛令人无法忍受，而手指则疼得想把它切下来。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能说话，我还怎么布教呢？’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还有打字机，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还能活动，而我又习惯用右手。”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点点滴滴都锹枷吕础５彼打第一个字母“我”时用力过度，打字机掉到了地上。?0岁的我哭得像个孩子，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说。但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过的最谦卑的一封信。” 这封写得歪歪斜斜、磕磕绊绊的信，史蒂文以为没有人会读，但是安兰德斯（Ann Landers），这位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不仅读了这封信，还发表了它。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莱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来的成百上千的电话，他们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这些鼓励，史蒂文开始帮助别人，再说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复。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莱姆病帮助团体，并每月开办一次活动。通过这个组织，他发布时事通讯，出版录音带，分发宣传品，还在有线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每月一次。他还在市政会议、教堂、学校演讲，并且在一次美国议员针对莱姆病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证。      

       “虽然我已为基督教部门服务多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说，“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认为应该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预防的立场。”对莱姆病的钻研，将把他带入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领域。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 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当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The Belarus Secret）之后，就有间谍劝他把手稿交给政府进行审查，删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证国家安全。另外这些幽灵般的人物还交给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诉他一些内幕故事。通过这些线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奥地利前总统、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也曾是纳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曾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官员，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恶的勾当 。经过这样的曝光，瓦尔德海姆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      

       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      

       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从前苏联的控制中逃出来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劳布一直为美国的生化细菌项目工作。我们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科学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谈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为美国农业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谢安博士通话，后来还曾三次亲自到普拉姆岛。一次是1956年的贡献日，另外两次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谢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员到访普拉姆岛，但是特劳布的几次访问都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在国家档案馆三份关于美国农业部的文件中，有两份标为“蜱研究”，另一份则标有“埃里希特劳布”的字样。但装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尘土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被尘封以后，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在那个年代，进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其实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军队参谋部的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应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化武器实验项目，各个感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当年的晚些时候，在一封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笺上这样写到：“我们应该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岛等地区建立相应的设施，进行生化实验，还应该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场”。那么，这个实验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岛呢？一点也没错。当初军方在检测普拉姆岛在冷战中的作用时，就把当地的风速、风向制成了图表。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岛上的风是吹向海边的，而不是吹到相邻的陆地上。      

       当时“感兴趣”的机构之一就是美国农业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实验点，研究危害农作物的喷剂在空气中的传播问题。驻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组曾做过“易受攻击性程度实验”，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这种病菌就是由特劳布的上司、纳粹德国细菌战权威专家、纽伦堡的战犯库尔特布洛梅（Kurt Blome）推荐的。它能够透过细微的缺口，因此，不久之后，就有11名上了年纪的男女感染了这种从未见过的沙雷氏细菌，其中一个还因此丧命。当这项实验在几十年后曝光时，军方否认应对此负责。此后，一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这种细菌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病原体……能引起心内膜、血液、伤口、泌尿和呼吸系统的感染”。1966年夏天，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还在纽约市的三个地铁站内投放了装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化学弹。虽然这种细菌没有毒副作用，但是由于地铁列车能在整个系统中传播细菌，理论上，这样的病毒投放能够造成数百万乘客死亡。      

       针对动物的活性剧毒细菌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两枚装有猪瘟病毒的导弹就投放在猪舍方圆460米的范围内。另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农场里，人们还试图用携带纽卡斯尔病毒的火鸡羽毛感染其他动物 。      

       军方从未真正放弃过用细菌武器对付家畜的努力。在美国军方向农业部推荐了普拉姆岛之后的两年，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获知此事后的第三年，军方停止了所有对家畜的生化武器实验。但是，他们仍建议应该把“对付家畜的细菌武器与军队的需要”结合起来，而且这样的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另外还应该把“针对食物的细菌实地实验与军用相结合”。比如1957年11月，美国军方就研究了切断前苏联的食物供给所需要的卡路里数：      

       只有在某个动植物生长季节内，使人均摄入的热量由2800卡减少到1400卡，才有可能威胁到前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换句话说，1400卡的摄入量就是其饥馑线。如果能够把食物的供应量降到这个水平，并维持12个月，那么，灾祸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增长20%，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95%，脑力及轻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80%。      

       在1964到1965年间，美国军方至少进行了6次户外牲畜围栏试验。在沃斯堡、堪萨斯城、圣保罗、苏福尔斯市以及奥马哈市，都曾经使用过模拟喷雾剂进行牲畜围栏试验，以便确定破坏食物供给所需的口蹄疫病毒的数量。      

       那么，军方有没有把普拉姆岛作为其户外实验场所呢？在这方面，农业部也逃脱不了干系，就像它曾在西部填埋过一些大型的实验场。总而言之，正是美国军方和农业部之间关于普拉姆岛的协议，才使得军队能够从农业部借到这块土地，并借着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所需的实验。      

       当时可能正是特劳布在监控这些实验的进行。根据一位曾于1950年间在普拉姆岛工作的线人透露，动物饲养员和一名科学家曾经一起在岛上的户外场所投放过蜱。“他们管那位科学家叫纳粹科学家，在1951年刚来岛上时，他们就开始对这些蜱进行配种了。”这位工作人员还曾看到过一张照片：“动物饲养员手指着岛上的一块地方，表明他们就在那里释放蜱。”特劳布博士在二战期间就曾在德国研发过病毒空气喷射剂，并在德国占领的前苏联领地上进行过实验。他还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在土耳其做过户外实验。而且，特劳布的同事也曾经在飞机上空降活甲虫，进行昆虫实验。所以，对特劳布而言，进行户外蜱病毒实验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部分《白俄罗斯的秘密》

       在一次莱姆病支持小组的集会上，有人给了史蒂文诺斯特姆一本《白俄罗斯的秘密》。史蒂文了解普拉姆岛上的秘密活动，又知道它距离老莱姆镇很近，他早就开始怀疑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的关联，但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猜想。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和事件的支持，史蒂文害怕因此失去他在社团中已建立起来的威信。但是现在，他手里有了这样一本书，书的作者是司法部的律师，上过《60分钟》节目，还曾经揭露过前联合国秘书长的内幕。于是，史蒂文在电视上披露了普拉姆岛和莱姆病之间这种可能的联系。另外，他还在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邀请了一位新闻记者，正在调查普拉姆岛官员舞弊情况的卡尔格罗斯曼先生（Karl Grossman）。当问及为何会在报纸的专栏中提到这本书时，格罗斯曼说：“就是为了能够让公众知道，让真相浮出水面。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追捕纳粹逃犯的猎手，同时也是个信誉卓著的律师。这并不是某些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无聊新闻。”      

       1995年10月，史蒂文闯进了农业部难得召开的一次公众会议。在会场，他向农业部和听众宣读了《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中的相关章节。经过岁月的磨砺，他的金色胡须已经花白了，他颤抖着，大声说道：“我不知道书中写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看了看讲台，继续说：“但是，如果事实真的像书里讲的那样，那就必须要对此展开调查；如果不是，作者就该被起诉。”他讲完之后，有些听众鼓掌了，有些则非常震惊，还有些人呆若木鸡，似乎认为史蒂文是个疯子。而农业部的官员又是何种反应呢？史蒂文回忆说：“如果他们的目光能杀人的话，当时我就死了！”      

       在这块巨大的秘密面纱后隐藏了多年的农业部，又一次厚颜无耻地打断了史蒂文：“有人认为那儿藏着些绿色的小人。”他们和史蒂文针锋相对：“请相信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外星人，也没有什么五条腿的牛。”这换来了一阵笑声。“你们这么说不就是为了诋毁我吗？”史蒂文说，“但是，我既然能这么说，就能用文件来证明我说的话。”      

       但是有一个人——国会议员迈克尔福布斯（Michael Forbes），农业部却不能如此轻易地取笑。在读完卡尔格罗斯曼的专栏后，福布斯和他通了电话。卡尔回忆说：“国会议员跟我谈了整整一晚上，并且告诉我，他明天就准备去秘密探访普拉姆岛。”福布斯还邀请卡尔跟他同去，希望舆论的力量也能起到作用。      

       就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汽车爆炸案的第二天早上6点45分，福布斯与格罗斯曼以及麦克唐纳（McDonald）——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的一位记者，一起踏上了前往普拉姆岛的征程，他们准备从奥连特尖岬坐渡轮到普拉姆岛。在港口，福布斯对船长说：“你好，我是国会议员迈克尔福布斯。”      

       船长的反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惧。他利用各种通讯方式向普拉姆岛汇报这个情况。等得不耐烦的福布斯没有心情闲逛，他重复道：“我是国会议员，我今天一定要坐上这艘船。”几分钟后，他们顺利地上了船。到了岛上之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马不停蹄地拜访了普拉姆岛新到任的主管哈利穆恩（Harley Moon）。穆恩原先在爱荷华州的艾姆斯实验室工作，研究的是危险性相对小一些的美国国内病毒。尽管穆恩并不愿意来这里，但由于普拉姆岛遇到了管理上的困难，他仍愿意帮它度过难关之后再卸甲归田。从未到过普拉姆岛的福布斯问了穆恩很多高质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卡尔帮他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提到的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的关系。      

       卡尔回忆说：“议员先生真的是想解决问题。他行动起来就像飓风那样敏捷，而普拉姆岛上的细菌战问题就像在滚桶里搅动的衣物，错综复杂。”他继续说道，“岛上的科学家非常紧张。由于岛上没有公关人员，所以穆恩只好派6、7个科学家一起解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福布斯先生并不是好对付的，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向这些科学家发问。我敢说，那一天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了。”      

       接着，福布斯议员向穆恩提出了《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的主张：“很多人都对莱姆病在长岛东部流行表示怀疑。”福布斯步步紧逼，“而且那里的感染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穆恩略带歉意地回答了议员先生的质疑，他说：“我很抱歉，议员先生，疾病流行时我还没有来这里。”“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记录。”“在农业部接管之前，军方在这个岛上到底干了什么我真的不敢说。”穆恩说的其实也都是实情，他怎么会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户外蜱实验呢？毕竟他刚刚来到岛上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他后来也就呆了约10个月，之后就接受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主任的任命，离开了这里），即便有文件对这些问题有所记载，它们也早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刚刚销毁了一批核心文件，所以穆恩的推诿倒也确实无懈可击。      

       “我同意您所说的，我们这里看起来确实和莱姆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穆恩说，“但是，这也许是因为诊断能力的提高。”在送他们出来的路上，穆恩又说：“总而言之，我们的原则是不做有害的事情。进行外国动物疾病研究是否存在危险，我不能说绝对不存在，但可能性是很小的。在实验之前，我们计算过风险系数，计算出的风险与收益比率告诉我们，这样的研究还是值得做的。”      

       在返回长岛的邮轮上，福布斯显得焦虑不安。这次访问并没有真正探访到事情的真相，也没有找到希望的答案，反倒使问题越来越多。但是，这位勇敢的议员先生和他的两位记者朋友并没有气馁，他们都感到普拉姆岛上还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对这一点，福布斯先生非常肯定。“只要我还是国会的一员，” 议员想，“我就会像老鹰一样警惕着，随时监视普拉姆岛的一举一动。”

第一部分莱姆岛

       截止到1990年，长岛东端都保持着莱姆病的最高发病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地理位置 在美国地图上圈出莱姆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你就可以找到病源点。把你画的圈再缩小一点，直到它变成一个点为止。此时，你可以看出，它就是普拉姆岛。岛屿及周边地区是美国境内莱姆病感韭省⒎⒉÷首罡叩摹?    

       带菌者 在20世纪50年代，你经常能在普拉姆岛上听到枪声，这是保安们在射杀从大陆游过来的鹿。但是这样的枪声越来越少了，因为来回的鹿越来越多，它们就成了蜱携带者。而且，即便能够防范鹿群，也无法阻止那些野生鸟类。已退休的科学家吉姆（Jim House）和卡萝尔豪斯（Carol House）夫妇在普拉姆岛上观测鸟类已经有20多年了，一次也没有缺席奥杜邦协会志愿者发起的“圣诞节野鸟调查”活动（奥杜邦协会是美国最早的鸟类保护组织——编者注）。吉姆说：“普拉姆岛上有紫色矶鹞，丑鸭、知更鸟、绒鸭、鹗、丘鹬等等。”岛上甚至还栖息着鹫和秃头鹰，它们来这里猎食加拿大鹅的雏鸟。“这是秃头鹰春天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成群的加拿大鹅生活在岛上，在这里秃头鹰就不愁找不到食物。当地的一位工人说：“我们把这些鹅叫做加拿大空军。” “这里的鸟类有至少140多种。”卡萝尔说，“我曾经数过，光褐色的旋木雀就超过200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7万平方米的大海鸥岛上建立了野生鸟类培育中心，该岛屿就位于普拉姆岛的东边，这就难怪普拉姆岛会有那么多的鸟了。      

       普拉姆岛恰好位于候鸟的大西洋迁徙路线的中部，候鸟从繁衍栖息之地迁徙到冬天温暖的处所，往返于加勒比海地区、弗罗里达州海滨和格陵兰岛东岸。      

       生活在岛上的鸟类，如加拿大鹅、鹗和海鸥都在岛上筑巢，但经常飞往长岛和康涅狄格州做短途旅行。春天，各种各样的鸟类成群结队地在普拉姆岛上休息，然后它们穿过长岛海峡及康涅狄格河谷地区，再飞往缅因州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这些鸟最终会在何地安居，其实是根据风向决定的。一般说来，它们都会选择第一次着陆的地方。      

       这个着陆点一般是南边的长岛和西边的汉普顿，以及康涅狄格的海滨地区和北部的老莱姆镇。如果鸟儿不继续迁徙，它们就会往返于长岛、普拉姆岛、康涅狄格之间，寻找食物和配偶。正是由于鸟类的这种习性，普拉姆岛上传染病病毒的携带者才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蜱对食物可谓不挑不拣，从小鸟（雏鸟是它们的最爱）到大型的野生鹿，以及成千上万的老鼠和田鼠，它们来者不拒。这些动物也是蜱抚育幼虫的食物来源。可以说，普拉姆岛简直就是莱姆病的温床和导火索。      

       由于野生动物这类带菌者是无法控制的，普拉姆岛上的安全措施只能是内部防范。对于普拉姆岛来说，唯一能够保证安全的方式，就是将进行病毒实验的生物血液样本和细菌密封，并且冷冻在实验室的冰柜里。      

       但是，穆恩博士指出，实验室需要正常工作，就必须解冻这些细菌、病毒，此时就是最易爆发感染、出现问题的时刻。      

       “我们也只能面对它。”岛上的科学家道格拉斯格瑞格博士（Douglas Gregg）有一次对记者说，“在这个岛的防护方面，并没有绝对的安全措施。”      

       理论 科学家们试图对莱姆病的起源做出解释，但是他们的理论非常缺乏说服力。有一种普遍的理论认为，蜱一直都是伯氏疏螺旋体病菌的携带者，因为与这种病菌相似的细菌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存在了300多年，近年来发生感染是因为人类改变了蜱的生存环境。根据这个理论，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树木要比现在少得多，鹿几乎都要绝种了。现在，由于保护区运动愈演愈烈，森林替代了农场，所以鹿、鸟类和小动物才又多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蜱的数量也在成倍增加。城市郊区的发展也是这样。就像拉尔夫蒂尔诺博士（Ralph Tierno）的推理：“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们的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莱姆病的蔓延。这件事迟早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我们自己制造了疾病的温床，结果只能是自己躺在里面，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这种理论认为，莱姆病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75年，老莱姆镇爆发了这种人们一无所知的疾病，感染了39个小孩和12个大人。这已经属于传染病的中等流行程度了。这个特定区域爆发的这次疫病，终于使在它以南16公里远的普拉姆岛露出了马脚。这个布满蜱、鸟、鹿、鼠的沆瀣之地还有两座高危病毒实验室，里面储存的异域病毒又无任何安全性防护措施。      

       白尾鹿经常穿越普拉姆岛和长岛之间3.2公里宽的普拉姆海峡，往返其间的还有海鸥、加拿大鹅和鹗，它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康涅狄格海滨、长岛和普拉姆岛。这些候鸟在美国东海岸的南北方之间迁徙时，经常会停留在普拉姆岛上，而老莱姆镇则是必经之地。在20世纪50年代，岛上实行相对严格的安全措施，游到岛上的鹿都会被射杀，甚至连工作人员的宠物狗也会遭到安乐死的命运。但到了1975年，岛上的病毒数量和毒性在不断地增加，而安全措施却反而减少了。      

       病毒实验本该在密封环境中进行，不过有内部文件显示：在实验室屋顶上有很多保持空气流通的小洞，小虫子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动物都被关在室外的栏圈里，在完全敞开的食槽里吃食，当然也在户外接受病毒疫苗的注射。普拉姆岛的工作人员就曾经见过鸟儿在栏圈里飞来飞去，吃食槽里的食物。工作人员甚至还发现过野鹿到食槽里来吃食。      

       如果特劳布继续与军方合作，进行室外细菌实验和室外蜱实验，那么蜱虫就可能把病毒传播给岛上的鼠、鹿、鸟类等160多种野生动物。鸟类会把粪便排放到老莱姆镇和其他地方，就像它们在全美境内传播西尼罗河病毒一样。      

       某些科学家试图证明莱姆病在1975年以前就存在。他们宣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从谢尔特岛和长岛采集的蜱虫体内就有伯氏疏螺旋体病毒。那段时间正好是埃里希特劳布来美国参加“纸夹”计划的时候，也正是那时，美军确定了普拉姆岛作为海上细菌战实验室。      

       农业部的发言人桑迪米勒海斯（Sandy Miller Hays）并不相信莱姆病与普拉姆岛存在任何联系，她说：      

       第一个确诊的莱姆病患者是在1948年发现的，而所谓的普拉姆岛六年后才出现。所以当有人因为此事指责军方时，我不免会想：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复杂，试想一下，在大战中拯救过全世界的美国军队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吗？让蜱成为病毒携带者，然后把它们扔到康涅狄格州的人堆中？这简直是笑话。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都笑了，不过这故事倒确实不坏，因为我是最鄙视纳粹科学家的。      

       你想知道“科学家”是怎样阻止母牛变傻的吗？或者是有毒的蜱和纳粹科学家的故事？这可比那些恐怖故事好听多了。      

       作为公关专家，桑迪可谓完全控制了2000年6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对相关问题的报道。在那份报道中，他们这样形容桑迪：“她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农业部）仍然被人问到关于纳粹科学家的问题。’从她的声音中我们就能听出，对于此类质疑她早已疲惫不堪。” 《科学美国人》可谓是声望卓著的业界杂志，但它当年所刊登的这份报道，只把众人对普拉姆岛的怀疑形容为“不切实际、小说般的空想”。      

       无论桑迪女士和《科学美国人》怎样调侃此事，事实就是事实：在美国境内，农业部和军方进行了无数次室外生化细菌实验。他们共同在普拉姆岛上修建了细菌实验室，又从纳粹德国招募了曾经为希姆莱工作的顶尖细菌战专家。在中情局和德特里克堡研究所对其进行联合审问后，美军获知了德国当时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室的内幕，并要求这名科学家为美国作相同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亲口承认曾经三次到过普拉姆岛。      

       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切实际、小说般的空想”或“恐怖故事”，这些就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能够、也应该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      

       军方和农业部都拒不承认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样的实验，而公众也受到了长期的蒙骗。但是，每隔几年，媒体会公开一些美国政府长期否认的生化实验，如2002年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对1964年生化实验问题的解释：      

       五角大楼今天承认，在冷战时期，国防部曾经把活性神经毒剂和生化病毒载体投放到船只和船员中,以便测试海军对抗病毒的能力。当时共进行了6个实验……上百名船员参加……在这6个名为“甲板”、“危险”和“西鲱鱼”等的实验中，3个使用了沙林（甲氟膦酸异丙酯，一种用作神经性毒气的化学试剂）和VX神经毒气 [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用来对付自己的伊拉克人民的武器]，一个使用了葡萄球菌肠毒素B作为化学武器，另外一个则使用了粘质沙累氏杆菌——原本以为这种毒剂没有毒副作用,但事实证明,它也是非常危险的……有4300名军队士兵被确认参加了“西鲱鱼”计划。

第一部分玩火自焚

       普拉姆岛的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博士认为，把普拉姆岛和莱姆病扯上关系完全是荒谬的。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和莱姆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病在欧洲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讲过至少3遍了！”当问及普拉姆岛上是否进行过蜱虫试验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们确实用蜱做过试验，但是我们有严格的控制，它们都装在特定的容器中。而且我们喂养这些蜱、在它们身上注入病毒就是为了试验它们能够繁衍多少代，直到由于病毒的侵袭而绝种。最近，我们才重建了蜱虫培养区。”      

       蜱虫培养区？      

       卡尔曾向普拉姆岛实验室的头头们询问过《白俄罗斯的秘密》一书中提到的病毒，但查尔斯梅布斯博士（Charles Mebus）对此的回答是：“我觉得那本书说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他和穆恩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时根本就不在岛上。他向记者先生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是以前，岛上现在仍然在对软蜱虫做实验，这类蜱虫能够传播诸如蓝舌病、非洲猪瘟等病毒，但通常不知道它们还能传播伯氏疏螺旋体病菌。”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这位科学家忘记提到的是，岛上也用硬蜱虫做实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前普拉姆岛协会官员托马斯唐尼（Thomas Downey）曾主持了一次调查，这份早已被人忽略的调查文件透露了这一点，同时也显示了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业部一份1978年名为“非洲猪瘟”的文件的注释部分提到，在1975到1976年间, 也就是老莱姆镇爆发怪病的时候，“Abylomma americanum 和 Abylomma cajunense的成虫和幼虫不会寄生或传播非洲猪瘟病毒。”去掉这些专业术语，用我们普通人的话来讲，这里说的就是当时在岛上对猪进行病毒实验的两种蜱虫——独星蜱和卡宴蜱。这份文件说它们不会传播非洲猪瘟，但事实上，它们很可能把伯氏疏螺旋体病菌传染给研究人员或带菌者。独星蜱是一种硬蜱，由其雌性背上的星形白色斑点而得名，是鹿蜱的近亲，也是传播莱姆病的凶手之一。有趣的是，独星蜱本来产于得克萨斯州，但今天，它的身影已遍布于纽约、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谁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从遥远的德克萨斯迁移到东海岸来的。      

       随着对蜱虫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昆虫学家理查德恩德里斯（Richard Endris）也于1981年加入了普拉姆岛。他与岛上猪瘟研究小组组长威廉姆赫斯博士（William Hess）一同前往喀麦隆和非洲其他地区捕捉蜱虫。。他们把落叶鼓风机的芯儿翻过来，再粘上滤网，制成特制的捕蜱器，这样一次能从潮湿的泥土中吸出成百上千的蜱虫。他们还用干冰诱惑蜱虫，然后看蜱虫爬向升华的干冰（因为干冰升华成的CO2迷惑了它们，使它们误认为哺乳动物，即其寄主，就在附近了）。恩德里斯主持修建了两个高危昆虫实验室，一个在101实验室后面，另一个在地下室。每个实验室都配备了带照明设备、内部盛有沙土的孵卵器，孵卵器的端口都用强力胶水粘牢，还贴有保护膜，它的窗户和排水口也都是密封的，里面关着无毛的幼鼠，它们在里面生长繁殖。孵卵器里面还关着20多万只各种各样的软蜱和硬蜱 ，它们就依靠幼鼠的血生活。恩德里斯对这个孵卵器可为照顾备至，他用小刷子把做实验的蜱虫转移到一个容器中，这是个像提取尿液样本用的杯子那么大的容器，开口处封有塑胶薄膜。在做实验的时候，科学家先把患病的猪、山羊、老鼠、小牛麻醉，然后把蜱放在这些动物身上。蜱虫会马上用嘴伸到动物体内吸血，吸过几个小时血之后，科学家再用镊子把蜱夹开。      

       恩德里斯自来到岛上之后，他的实验安全保卫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在他之前的蜱研究专家是赫斯博士，他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独星蜱和其他实验中却存在着安全漏洞。恩德里斯认为：“普拉姆岛当初根本就不是为了研究蜱而设计的。” 1980年，岛上的勘漏检查委员会曾向农业部提出申请，要求派遣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学昆虫学家”，并称之为“紧急任务”，咨询专家也“强烈要求”普拉姆岛能够拥有“现代化、经过批准的安全建设，以便达到未来研究的需求 ”。赫斯博士自1953年开始领导蜱实验组以来，委员会对他的操作一直都很不放心。      

       1988年，当时的新主管罗杰布里兹就解雇了恩德里斯和赫斯，也立即关闭了蜱实验室。他停止了实验，把病毒冷冻在冰库，把蜱放入高压灭菌器，用100℃以上的高温进行销毁 。被调去默克制药的恩德里斯奚落那些对莱姆病的怀疑，“认为莱姆病和普拉姆岛有关的人根本就是不了解莱姆病。”在被布里兹博士解雇之前，恩德里斯还在南汉普顿的莱姆关节炎治疗别动队中任过职，他说他从不相信莱姆病跟普拉姆岛有任何关系。      

       但是，恩德里斯博士在1975年时还没有来到岛上，6年之后他才开始蜱的研究实验。很不幸的是，能够使蜱实验的真相大白于世的赫斯博士却在1999年于新罕布什尔州去世。他无疑对自己35年来的细菌科学研究非常自豪，嘱托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普拉姆海峡。      

       加思尼科尔森博士（Garth Nicolson），一位美国知名的免疫系统专家，对莱姆病在生态学上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莱姆病很可能就是由于实验室内的病毒载体被泄露而引起的。这个病源也许就是普拉姆岛上的鸟类，它们从岛上飞到大陆，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尼科尔森博士是加州一个医学研究所的主管，曾经在美国国会上为海湾战争综合症作证。他证实，伯氏疏螺旋体经常伴随支原体病菌一同出现，后者能引起莱姆病的衰竭症状。这种在国外发现的支原体细菌最初就是被带到普拉姆岛上进行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这种病菌可能和伯氏疏螺旋体交叉感染后又从实验室传到了外面。      

       那位发现了伯氏疏螺旋体的伯格多夫博士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带菌的蜱到底来自何处。”他认为从欧洲进口的鹿携带着这种带菌蜱，后来又传染给了其他的两种本土蜱。当我问及普拉姆岛与莱姆病的联系时，他说：“触及这样的问题可能会陷于更多的麻烦中，要想把它说清楚，就必须系统地了解20世纪60到70年代这方面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但是这又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继续道，“他们在普拉姆岛上培育过带菌蜱虫，并让它们秘密地在动物或人身上吸血，这样才会产生伯氏疏螺旋体病菌。”博士并不准备证明普拉姆岛和莱姆病之间的联系，但是他的话却提供了重要线索：“现在已经证明，普拉姆岛存在安全问题。”在一份标为生物安全四级的普拉姆岛文件中，博士曾提及：“即便普拉姆岛上对生物研究安全性的要求是最高级的，但并不表明它就是绝对安全的。”      

       最普遍的估计就是普拉姆岛疏于对野生鸟类和鹿的管理，导致它们受到带有病菌的蜱虫叮咬，从而交叉感染。理论上说，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只独星蜱从实验室逃出来，隐藏在草尖上，再搭上鸟类的便车，就能把病毒传播到康涅狄格州和长岛等地区。被有毒蜱叮咬后的鸟或鹿到了陆地上之后，又会被别的蜱叮咬，就相当于把病毒传给了健康的蜱，然后被传染的蜱再把疾病传染给更多的老鼠和鹿……周而复始，疫病就会大面积流行。到目前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15万患者受到感染，没有被记录的则更多。      

       伯氏疏螺旋体病毒的来源和它的趋向都十分重要。在美国东部发现的蜱虫中有2/3都携带了这种病毒。现在，美国4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都发现了莱姆病患者，每年还以1300名的速度增长。但是，还有更多的感染没有被发现，因为只有60%到80%的病患会出现莱姆病典型的症状——慢性游走性红斑。有些患者会出现红色、橘红或紫色皮疹，形状也有椭圆、三角不等，有些病例甚至没有皮疹出现。      

       但是不管怎么说，莱姆病的高发地区确实是普拉姆岛周边地区。也正是在这里，关于伯氏疏螺旋体病毒、三个头的鸡和五条腿的牛的传闻此起彼伏。      

       史蒂文诺斯特姆说：“世界上最龌龊、最可怕、最毒的蜱虫要算政客（poli-tick）了。”（这是作者的双关语，因为蜱虫的英文名称是“tick”,而这正和“政客”的英文后半部分发音一样——译者注）他知道，莱姆病是个人人都不愿捅的马蜂窝，特别是这种病还跟美国黄金度假区的一个神秘岛屿有关。10年多来，史蒂文试图让本地的报纸在首页刊登相关的报道，以便提高人们的警惕，但是都失败了。有一次一位记者偷偷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要知道，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和广告商都在私底下跟我们讲过，要是我们胆敢写莱姆病、普拉姆岛或蜱虫的报道，他们马上就把广告撤下去。”总而言之，对莱姆病的恐惧会影响生意，更可能会破坏当地赖以生存的旅游业。但是，史蒂文并没有气馁，他给学校送了上千份莱姆病宣传手册，教育人们如何预防蜱虫叮咬，但是却一份也没有发出去。“我们就生活在莱姆病的高发地带，但是却没有人关心这一点。”史蒂文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我们都应该感谢像史蒂文这样的热心人，正是他使公众知道了这种病的影响，以及如果进行最好的预防。史蒂文还是第一个公开抵制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生产的莱姆病疫苗的人，因为尽管这种疫苗是在2000年2月才开发出来的，但其效果甚微 。身患莱姆病的史蒂文至今仍未完全痊愈——实际上，只要患上这种病，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治愈。他经常受到剧烈的关节疼痛的困扰，这个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家级歌唱比赛中获奖的人，现在再也不能演奏乐器或唱歌了。如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跟自己的小儿子一起观测星空，或者开着他那辆牌照为“莱姆先生”（他妻子的车牌号是“莱姆夫人”）的车到海边，漫步或是收集沙石和贝壳。      

       看着从头顶上空飞过的鸟儿，听着它们渐渐远去的鸣叫，史蒂文知道它们是在飞越长岛海峡，飞向那个病菌肆虐的岛屿。正是从那里流窜出的病毒，夺去了他生命中很多最美好的部分。      

       现在，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疑惑。

第一部分毒袭击纽约州东岸

       当人们因为个人喜好或需求而饲养宠物时，他同时也接受了它们身上可能携带疾病的威胁。      

       ——威廉姆米德尔顿博士（William Middelton）（1956年）      

       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鸟全都疯了！它们有些不停刈圈，有些已经死在了笼子里。主管的兽医特蕾?amp;#8226;麦克纳马拉（Tracey McNamara）非常担心这24只鸟儿——鸭子、猫头鹰、一只秃鹰、一只黑冠苍鹭, 还有喜鹊, 1999年的8月，它们都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麦克纳马拉才刚刚参加了普拉姆岛举办的外国动物疾病培训，培训中特别讲授了如何诊断外来疾病，以及如何对此进行回应。但是,当她拨打报告外国动物疾病的急救电话时,她才发现，号码已经成了空号。这个项目是由当时的普拉姆岛主管李安托马斯博士(Lee Ann Thomas)主持的，但自普拉姆岛的早期主管罗杰布里兹离任以来，继任主管一直都频繁更换。据说，由于罗杰仍然在幕后操纵岛上的管理，没有人愿意担当此任。托马斯的前任是阿方索托里斯（Alfonso Torres），阿方索的前任是哈利穆恩。而哈利则是罗杰的继任者，但他上任没多久就离任了，在1996年返回了老家爱荷华州。      

       在那年8月的最后几天里，一家小型英式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德博拉阿斯尼斯医生（Deborah Asnis）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一开始，医院里的两个老年病人出现了高烧，还伴随有头痛、肌肉无力、精神紊乱的症状，并最终出现晕厥。接着，又有两位老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几天以后，医院里出现了第五个病人，而且隔壁医院也发现了这样的三个病人。据调查，这些病人最近都曾在晚上外出活动，而且都住在靠近法拉盛地区的科罗纳公园附近。那里的蚊子是长岛海湾一带最猖獗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为“疾控中心”）经过血液样本和脊髓抽取测试，把这种病诊断为圣路易斯脑炎。这种疾病主要是国内的一种虫媒病毒（由飞虫传播的病毒）引起的，带菌者是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附近的蚊子。纽约市立即悬赏600万美元征求杀虫剂，并开始喷洒马拉硫磷杀虫剂（一种强力神经毒素致癌物），又向纽约消防队分发了30多万瓶化学驱蚊剂避蚊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恐慌。      

       45岁的麦克纳马拉坚持不懈，她不断地打电话，直到找到能够对此负责的机构：她把病鸟组织采样寄到了农业部爱荷华州埃姆斯的家畜疾病实验室。作为专业的病理学家，麦克纳马拉知道圣路易斯脑炎病菌会感染动物园中的鸡。然而，动物园中的鸡都很健康，于是她怀疑：她的鸟和阿斯尼斯医生的病人感染的是另一种病毒。她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自己已经把所有鸟的尸体都冷藏了，同时还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鸟类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是，疾控中心的一位科学家却觉得麦克纳马拉大惊小怪：“你处理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兽类疾病。” 同时他拒绝了她送检样本的想法。后来，麦克纳马拉告诉马德琳德雷克斯勒（Madeline Drexler），《隐秘的带菌者：感染的威胁》（Secret Agents：The Menace of Emerging Infections）一书的作者，她觉得疾控中心认为她是“傻瓜，一个临近更年期的纽约市女兽医而已”。但是，麦克纳马拉还是把受到感染的鸟类组织样本寄了过去，其中包括一只白色的猫头鹰、几只罕见的智利火烈鸟和一只鸬鹚，只是依然没有引起疾控中心的重视。      

       接着，麦克纳马拉又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联系，他们要她立即把感染样本寄过去。正是由于麦克纳马拉坚持不懈的努力，实验室才能最终确认感染鸟类和脑炎患者的是同一种病毒：西尼罗河病毒，一种从未在西半球发现过的病毒。这种病毒的带菌传播者正是曾经传播过裂谷热病毒和其他很多致命病毒的昆虫——蚊子！      

       公众对此事的反应空前剧烈。家长把孩子关在屋子里不许出去，电视上也在演示如何喷洒化学药剂，以及避免这种病毒的小窍门，因为西尼罗河病毒更易攻击老人、孩子或免疫能力低的人，例如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的官员颁布了一个宵禁令，规定下午5:00以后禁止一切户外活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刊登了畅销书作家理查德普里斯顿（Richard Preston）[《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一书的作者，该书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译者注]撰写的一篇文章，称一位伊拉克叛徒（萨达姆侯赛因的替身）透露，西尼罗河病毒是伊拉克生物武器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这种率先由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分离出来的病毒还被发现与俄国人手中的某种病毒相似。疫病爆发后的几周，曼哈顿西乃山医院的医生说：“这是时疫大流行，而且仍呈现增长趋势。”到1999年年底，共有62人被确诊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其中有7人死亡。      

       这种病毒最先是1937年在乌干达尼罗河沿岸的沼泽地发现的，现在它通过蚊子和鸟类在美国43个州四处蔓延（最远到达西部的蒙大拿州）。2000年，它造成了21名病患感染，2名死亡；而在2002年，感染总数急剧增加了4156人，并造成284人死亡。仅路易斯安娜一个州就有329个病例，那里的蚊子猖獗，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州鸟应该是蚊子。伊利诺伊州被感染的人最多，是884例，其中64人死亡。而化学杀虫剂更是海陆空三方并用：飞机喷洒、皮卡车以及人工喷洒，贯彻到了每家每户。      

       本着消除民众恐慌、减缓疾病威胁的目的，新闻记者采访了一些医生。在一次“NBC晚间新闻”节目（NBC Nightly News）中，有名医生说道：“只有60岁以上的人才容易感染此病。”另外一位国家健康官员则说：“被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需要对它采取任何预警措施。”但是，儿童感染的趋势正在逐渐上升，而且，老年人感染的年龄层也在下降。其实，即使这种病毒攻击对象是老年人，那也有3200万人，因为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像来自路易斯安纳州72岁的欧内斯特亨特先生（Ernest Hunt），为了庆祝国庆日，他和家人、朋友在湖边烧烤，但因为遭到蚊子叮咬，三星期后他就不治身亡。危险降临到那些喜爱园艺、喜欢在夏夜外出散步的人身上，因为西尼罗河病毒就潜伏在那里，你无处躲藏。      

       截至2003年的劳动节，有报道的感染已经增加到5000人，其中95人死亡。疾控中心预测到年底又会有100人因此死亡。据估计，自1999年8月开始流行之后，已经有20万人感染了此病毒，死亡人数已接近400人，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但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和疫苗问世。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1999年8月西尼罗河病毒在纽约的肆虐源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人员流动。那些把莱姆病归咎于人类对土地使用形式改变的科学家，又一次宣扬西尼罗河病毒是外国乘客带到美国的。有位医生甚至设想出了这样的情形：1998年，有位遭到带菌蚊子叮咬的乘客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飞机来到美国，飞机在纽约市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这名乘客回到了自己在北皇后区的家中。在家里，他遭到了本土蚊子的叮咬，于是这个蚊子就携带了西尼罗河病毒，然后它可能在附近长岛湾的沼泽地区产卵，因为这里潮湿的环境是蚊子最佳的繁殖场所，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蚊子被感染。于是1999年，在蚊子猖獗的季节疫病就爆发了。显然，这种理论本身就似是而非，而且缺乏科学依据。“除非你能证明，”一名科学家说，“否则你就无法确定它进入美国的途径。”      

       虽然，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西尼罗河病毒的爆发其实是某个敌人发起的生化恐怖袭击，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伊拉克，但其他人对此并不确定。“疾病的爆发当然可能是人为的。”对生化恐怖袭击比较熟悉的科学家说：“敌人只需携带一个装有大约20只染病蚊子的瓶子，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下机，然后到布朗克斯动物园，或是法拉盛湾把它们放出来就行了。”这位科学家并不同意患病乘客带毒的说法，因为1999年被感染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是从外国来的。      

       除了这些假想之外，科学家仍然不能指认1999年疫病爆发的来源。      

       这些有经验的病毒猎手设想了所有可能，唯独没有考虑过纽约州附近的病毒实验室。纽约卫生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得很坦诚：“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疾控中心的主管詹姆斯休斯博士（James Hughes）的说法则更加有趣：“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就难以琢磨的，也许大自然并不总是向我们袒露她的秘密。”      

       但是大自然又有什么秘密需要隐藏呢？

第一部分当时可真神秘

       西尼罗河病毒的爆发再一次显示了动物和人类疾病病毒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这说明像西尼罗河热、裂谷热、伊波拉热以及炭疽热和流感等疾病，是非常容易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身上的，而且能够导致可怕的灾难。例如，马就同人类一样，容易遭到西尼罗河病毒的攻击。然而公众不知道的是，就在纽约皇后区的人们正因病毒侵害而垂死挣扎的时候，长岛农场和普拉姆岛农场却在悄悄掩埋患病的马匹。其实，以色列商用飞机上的带菌者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马匹染病进而传染给人更有可能。      

       当麦克纳马拉和阿斯尼斯医生正在分别照料染病的鸟群和病人时，离他们以东120公里远的马场上，农场主们也正在疯狂地给马蒂吐克-劳雷尔兽医院的约翰安德烈森医生（John Andresen）打电话。长岛东端北福克地区的13个农场主都发现自己心爱的马儿都失去了运动协调性。它们行动紊乱、后腿站立不稳、磕磕绊绊，并伴有抽搐、抽筋的症状。安德烈森回忆说：“当时可真神秘。”他一般一年才接到4起左右跟马有关的电话，而当时一周就接到13个。在调查中他发现马存在神经学上的病恙，这对马来说非常罕见。有匹马在马厩中倒下，根本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站起来，在安德烈森将诊断结果告诉马主人之前，它就已经断气了。看到这么多马都有相似的病症，安德烈森提高了警觉，他报告了纽约州的首席兽医专家约翰亨特利（John Huntley），后者又叫来了农业部紧急反应小组。这个病毒界的“特种部队”踏上北福克地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78年，小组的先头部队就对普拉姆岛上的一次病毒流行展开过调查。      

       截止到1999年8月26日，也就是阿斯尼斯医生把她的发现报告给纽约市卫生部的前3天，北福克地区的3个村庄13个马场共确诊了18例这种怪病，有10匹马死去，一些是由于疾病，另一些则是为了减轻痛苦而实行了安乐死。顶尖的流行病专家从肯塔基、爱荷华以及威斯康星等地飞来，与安德烈森一同进行会诊。他们从当地146匹马身上抽取了样本，结果发现有1/4呈西尼罗河病毒阳性反应。同时他们也发现，每个农场排水渠的水都受到了带菌蚊子的污染。      

       所有的感染都发生在方圆8公里之内，集中发病的地区距普拉姆岛外国病毒实验室不到35公里。      

       在1999年纽约市的各个县中，萨福克县被感染的蚊子和死亡的鸟是最多的。而马匹被感染的事则引起了更大的怀疑。过去几年的记录说明了西尼罗河病毒是如何扩散的：2000年，受到感染的是7个州，共出现了60个案例，其中有20例死亡；2001年，范围增加到了20个州，共738例确诊和156例死亡。根据图表显示，在1999年疾病爆发的时候，纽约、康涅狄格、马里兰州的27.1万匹马、骡、驴等马科动物中，只有长岛北福克地区的检测结果呈西尼罗河病毒阳性反应 。同时，在120公里外出现的鸟类感染和人类染病的实例，也证明了病毒爆发的核心地点是在普拉姆岛正对面的北福克，而不是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很多农场主都靠饲养和销售马匹为生，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对病毒感染之事秘而不宣。就在8月份紧急反应小组结束工作之后，农业部从各农场收集了病畜的全部资料，并在18匹病马身上收集了血液、脊髓样本，甚至是整个脑部，然后小心迅速地把它们用渡轮送到普拉姆岛。普拉姆岛上的病理学家对畜体进行了解剖，将脑组织制成切片进行显微镜观察。他们记录了临床征兆，把样本密封、贴上标签后冷冻起来，而马的尸体则用焚化炉销毁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原先普拉姆岛对西尼罗河病毒漠不关心的话，那么现在可全变了。1999年10月，就在疫病肆虐的时候，普拉姆岛101实验室对4匹美国本土常见的马匹进行了实验，他们从动物园感染哪裆砩喜杉了西尼罗河病毒，然后对马匹进行静脉注射。随着马匹病情的加剧，他们每天做进一步的观测检查。科学家发现，在感染后的?0天，马的血液里检测不到病毒，但在45天之内，马全部死亡。他们对尸体进行了解剖，为病毒实验室增添了四种新的“马匹适应”的病毒。绻说在马感染?0天内检测不到西尼罗河病毒，那么就可以推断，北福克的马实际的感染时间应该是1999年的7月份，很可能更早。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在西尼罗河病毒蔓延的时候，普拉姆岛是否已经存储了这种病毒？截止到1995年，罗伯特肖普博士在他纽黑文的实验室冰柜中存了27种西尼罗河病毒菌株，后来在转移到德克萨斯大学时，他也带上了这些菌株。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所经常和普拉姆岛交换病毒样本， 比如1977年交换了裂谷热病毒。那么，肖普博士有没有和他的朋友、普拉姆岛的主管罗杰布里兹共享过西尼罗河病毒呢？要知道，普拉姆岛是经官方批准、可进行外国动物病毒研究的唯一机构。当我向普拉姆岛第二任主管杰里卡利斯问及此事时，他说他并不认为在1999年的8月，岛上就存有这种病毒。他说：“我不觉得这有多重要，这种病毒危害性很小，并不会引起严重的动物疾病。”但是对鸟类它仍然足以致命。其实，卡利斯博士在1987年就离开了普拉姆岛，布里兹才是当事人。农业部的官员怀尔达马丁内斯（Wilda Martinez）也和卡利斯一样，向公众解释，在疾病爆发之前，普拉姆岛并没有研究西尼罗河病毒，但是，她拒绝说明当时实验室中是否存有这种病毒。      

       但是，安德烈森博士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吉姆豪斯认为，1999年以前岛上就已经有这种病毒样本了。“当时确实已经有病毒样本了。这一点并没有清楚地传达给公众，他们在此事上撒了谎，这也是公众难过的原因。”确实很难相信，身为国内最大的外国动物疾病研究中心，普拉姆岛上会没有西尼罗河病毒，尤其是拥有27种西尼罗河病毒菌株的耶鲁大学虫媒病毒研究所就坐落在对面，也就是长岛海峡的另一端。而且，爆发病毒的北福克马场是蚊子和鸟类从普拉姆岛到大陆的第一个理想休息处，之后它们才一路向东，把病毒传播到其他地区。农业部虽然派遣了紧急行动队到马场展开调查，但实际上，真正应该调查的是他们自己。      

       1999年，马丁内斯告诉《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普拉姆岛有顶级安全措施并不代表它具有顶级机密。”但是，当我在联邦信息自由法案许可的范围内，向普拉姆岛病毒图书馆申请借阅病毒分类目录清单时，他们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我。

第一部分鸭子的死亡

       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拉姆岛副主管      

       不只是由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的疫病爆发，普拉姆岛才受到怀疑，其中还有长岛养鸭场爆发的鸭瘟。      

       1873年，纽约商人爱德华麦格拉斯（Edward McGrath）、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从中国进口了北京鸭，以满足美国的食品消费。长岛东部的小溪、池塘和沙土非常适宜养鸭，于是，这里建起了很多养鸭场。到19世纪末，长岛已经拥有30多家独立的养鸭场了。养鸭业最兴旺的时候，美国每年要消费掉800万只北京鸭，而仅长岛地区的产量就有650万。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吃烤制或腌制的“长岛鸭”的热潮。但是今天，“长岛鸭”这个名称依然存在，而北京鸭却见不到了。      

       1967年冬天，繁荣的长岛养鸭业突然遭遇了寒冬。在三个相邻的农场中，三个月到两年大的鸭子成批死亡，其他鸭子也都颤抖、打晃，无法正常站立。它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欢快地拍动着翅膀，嘎嘎地高声叫，而是蔫蔫地匍匐在地上，无精打采。种种症状显示，这些鸭子体质虚弱，精神萎靡不振。无论是何种疾病导致了这样的情形，总之情况非常严重，超过半数的鸭群已经死亡。此时农业部插手对此事进行了管理，在他们要求下，6000只鸭子立即被毒死，5000多只鸭蛋被销毁，农场主因此而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经过检测发现，鸭子感染的病毒是“荷兰鸭瘟病毒”（也叫“鸭病毒性肠炎”），一种在荷兰、比利时和印度都能找到的地方性鸟禽疾病，这也是这种病毒在美国本土的第一次爆发。两位发现鸭瘟的动物医学专家对疫病爆发的缘由提出了疑问：      

       在美国大陆发现这种病毒确实有必要去探究它的源头。它是否已经在美国潜伏一段时间了？或者是从国外传播进来的？还是说，它是经由被感染的动物间接带来的？由于长期以来，长岛养鸭业从未出现过这种疾病的怀疑或报道，因此，病毒在长岛已经潜伏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很小。      

       曾经有一个农场雇佣过荷兰工人，还请过荷兰人来参观，但是疾病与此的联系不值得怀疑。“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鸭瘟很困难，几乎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对这样大面积的病毒感染做出解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曾对这起就在附近爆发的疫病作过任何调查，以及岛上的实验室与此次事件有所关联。但是，在农业部一份《鸭瘟：旧世界时代的疾病来到了新时代》的宣传单中写道：“虽然经过了仔细的调查，此次疫病爆发的源头仍然没有找到。”      

       三年后，农业部宣称已经彻底根除了鸭瘟病毒，同时还表彰了长岛养鸭场的农场主，说他们在铲除鸭瘟的战役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普拉姆岛实验室也开发出了相应的鸭瘟疫苗。但是对农场主来说，这样的表彰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当他们的鸭子感染荷兰鸭瘟时，他们所在的萨福克县受到邻近的汉普顿房地产大亨势力的左右，所有的鸭舍都被销毁了，附近的小溪、池塘里到处都是那些被遗弃的患病的京白鸭。在“保护环境”的名号下，政府下令关闭了所有养鸭场，曾经是长岛东岸经济支柱的家庭农场也随之消失殆尽。随后，在农业部的宣传册上，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管理及时、得力，这次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扩散到纽约州以外的地区。”      

       不幸的是，农业部对这次疾病战役的估计是错的。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长岛野生鸭发现致命疾病”的文章，预示了这种疾病在未来的爆发，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则短小的报道指出，在佛兰德湾，即长岛南北两角的末端，发现了61只野生黑鸭死亡。一个内务部官员承认，这次发现比农场爆发的鸭瘟更为严重。他是对的，野生水鸟的迁徙旅行是无法控制的，从长岛养鸭场感染鸭瘟的野鸟把病毒传播给了北美各处的大雁、天鹅、蓝翼水鸭和绿头鸭。1970到1971年，感染病毒的水鸟遍布宾西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到1973年，病毒又传播到了南达科他州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导致了4万只绿头鸭和加拿大鹅的死亡。它们的尸体被堆积起来焚烧，场面惨不忍睹。到了1975年，疾病已经扩散到了墨西哥湾和加拿大。      

       直到今天，这种病毒仍在扩散。      

       当鸭瘟率先在三家农场出现的时候，两名当地的兽医把尸体和组织切片送到了普拉姆岛实验室，以便确认感染的是荷兰鸭瘟病毒。普拉姆岛的官员告诉记者，这种病毒不可能是从岛上流传出去的，因为他们是从疫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研究病毒的，这和几年后对待西尼罗河病毒的态度如出一辙。但是，正是普拉姆岛确认了这种疾病是外国鸭病毒，所以，我们至少能够断定，普拉姆岛配备了相应的诊断工具，而且他们的资料库中有这种病毒样本。再怎么说，只有当病例样本与他们资料库中的病毒样本吻合时，他们才能做出这样的论断。关于这种在他们自家后院发现的新病毒，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是这样评价的：“长岛被指认的鸭瘟是由一种新病毒引起的，看来，它是从外面引入萨福克县的鸭农场的。”那么，这次的鸭瘟病毒会不会是从实验室中泄漏出去的呢？早在1970年，普拉姆岛就开始了对鸭瘟病毒的研究，并且感染了一名患有肝炎的人。岛上研究小组的科学家写道：“研究结果显示了两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第一，这是我们国家从外面引入的一种新型鸟禽疾病，第二，这种病毒很可能是导致新的人类病毒（结合鸭瘟和人类感冒病毒）的罪魁祸首。”      

       今天，长岛的养鸭场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汉普顿价值百万的房地产项目。曾经辉煌的养鸭业只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见证。一个是一尊6米高的水泥鸭塑像，是1931年一位农场主为了卖鸭子和鸭蛋铸在路边的，现在，它成了县公园大门旁边的装饰。另外一个就是本地名叫“长岛鸭”的棒球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00年，它的名字代表了纽约州已经消失的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恐怕这支棒球队的球迷十有八九都不知道球队名字的来历。      

       与西尼罗河病毒和莱姆病一样，自从在美国本土被发现以来，荷兰鸭瘟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蔓延的脚步。而且，和那两种病毒一样，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传入美国的。      

       虽然，对于当时的鸭农来说，1975年开发的病毒疫苗已经来得太晚了，但是在谈到为长岛养鸭业准备的疫苗时，普拉姆岛的副主管约翰格雷夫斯博士（John Graves）说：“你看，我们普拉姆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种传染性病毒——伯氏疏螺旋体病毒、西尼罗河病毒和鸭肠杆菌病毒都是外国病毒侵入美国本土的实例。这三种病毒都在相同的地理位置发作，都在一个专门研究外国病毒的实验室附近爆发。而这个实验室虽然号称保卫严密，但的确发生过病毒外泄的事件，而且造成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感染。事实上，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也确实存在隐患和漏洞。但是，公众却被迫接受这样的解释：这三种疾病没有一种与普拉姆岛实验室有任何关联。      

       这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盲从”了。      

       如果您继续读下去，不妨考虑考虑这样的断言到底意义何在。      

第二部分起源

       “普拉姆岛将允许军方的化学部队根据引进的病毒执行相应的任务……这也就是生化细菌战的意义所在。”      

       ---- 已解密的军队报告（1951年）      

       就在1956年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召开贡献日的前几天，美国开始了第一个细菌战项目。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有惊讶的发现：普拉姆岛与它的公众形象并不一致。      

       当时，血淋淋的事实被作为秘密掩盖起来，但是细菌战的目标——国家安全却受到了领导人和媒体的欢呼。1945年，《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在提到战争中的科学故事时，我们这里有一个比原子弹更伟大的故事。”他们说得没错，就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前几个月，美国宣布开发第二种武器：致命的微生物病毒。当时，英国的生物武器开发只有45人参与，而美国却多达4000名。军方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开展了“战争研究服务”项目（WRS），民用化学专家乔治默克（George W. Merck）负责领导该工作，从全国各顶尖大学招募的科学家为项目提供建议和咨询。      

       这些参与此项工作的人感受到的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在本质上，他们与爱因斯坦和欧本海默并没有什么不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就参与了战争研究服务项目，他说：“就像发明原子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的纠缠。”      

       在此之前，关于细菌战项目的目标，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阿尔伯特韦布博士（Albert Webb）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他说：“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韦布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全貌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我们知道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和前苏联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再说，就是从自卫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弄明白细菌战到底是什么。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个主意不怎么样，但我仍然觉得，在当时这是很有必要的。”      

       韦布的上司埃德温弗雷德博士（Edwin Fred）是其中的一个项目主管，他是位兽医。另外，乔治默克领导的项目中还有阿沃汤普森上校（Arvo Thompson）、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创始人艾拉鲍德温博士（Ira Baldwin）、威廉姆黑根博士（和埃里希特劳布一起建设普拉姆岛，帮助鲍德温博士创建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跟所有医学博士类似，这队人马都受过传染病的训练。但是跟他们的医生同行不同的是，在开始行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经历以“我们不伤害……”开头的宣誓。韦布博士在回忆这两种行业的思想倾向时说：“医学博士们无法摆脱这样的情结——他们是不能协助杀人的。而我们兽医则不同，在这点上我们没有什么禁忌。”他还说：“最显著的不同是，我们二者对研究对象的死亡态度不同。对我们来说，动物被宰杀以供我们食用是再正常不过的。”所以，虽说让兽医成为项目的领导成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实际上，他们恰恰是进行生化细菌战研究与开发的最合适人选。      

       在珍珠港袭击到来之前，全美充斥着孤立主义与对生化细菌战的不屑一顾，这使得美国面临严重的威胁。英国、加拿大、德国、前苏联、日本和法国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美国一直都没有真正行动起来。但是，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却建起了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先进的生化实验项目。      

       1942年，战争研究服务开发了“1号项目”，黑根博士被任命为负责人。他是炭疽热专家，这是一种在牛、羊身上常见的病。这种病也被称为“毛工病”，因为有时病毒也会感染剪羊毛的工人。虽然人类很少会感染炭疽热，但它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病毒。乔治默克认为，这种病毒是制造生化武器的首选，于是把它作为项目成立后的首要任务。炭疽热是剧毒的，但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并不强。      

       黑根博士试验了很多炭疽热菌株，并把它们盛放在一个称为醋塔的10厘米高的玻璃瓶中。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病毒就会凝结成球状休眠或产生孢子，这样便能抵御恶劣环境，如低温的威胁。当周围的环境变得适宜时，坚硬的孢子就会打开，并重新活跃起来。黑根发现，第99号菌株的病原体毒性最强，于是他把它分离提纯，并把99号菌株干燥制成生物武器。于是1943年，在纽约伊萨卡的一个小实验室里，黑根博士发明了地球上效力最强、富集度最大的炭疽热病毒。炭疽热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生化细菌项目开发中最重要的生物武器。与此同时，黑根获得了炭疽热武器之父的称号。在后来的二战中，英国曾要求获得此炭疽热的样本，并把它命名为“黑根的杰作”。      

       战后，黑根成了建设普拉姆岛的主力军（纳粹细菌战科学家埃里希特劳布是另一个）。他运用自己在国会、军队以及农业部的影响，倡导建立了岛上的病毒实验室。他亲自检查了该岛，并最终选择了它作为实验基地。另外，黑根博士还馈赠给岛上实验室12瓶炭疽热菌株，剂量足以杀死100万人。虽然直到今天，普拉姆岛仍然否认岛上存有炭疽热病毒和曾对它进行过研究，但是从一份刚刚解密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致命病毒目录上，我们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岛上就有12瓶炭疽热病毒菌株。      

       黑根博士也许认为他在战时进行的秘密研究是对社会有益的贡献，但是，“黑根的杰作”这种病毒，特别是在2001年爆发的炭疽热袭击，却使我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      

       1948年1月23日，在白宫召开的内阁全体会议上，农业部秘书长克林顿安德烈森（Clinton Anderson）向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做了简单的汇报，他说，鉴于墨西哥的时疫大流行，美国应该建立外国动物疾病实验室。杜鲁门总统听从了安德烈森的建议。两个月之后，前苏联封锁了美、英在柏林占领的所有道路、河流和铁路，强迫食品供给由空中运输。之后不久，前苏联引爆了自行开发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样一来，美国又多了一个敌人。      

       “现在世界局势如此动荡不安，生物武器的开发更是迫在眉睫！”农业部对国会如是说。一个岛上实验室“是我们规避风险、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于是，1948年4月，国会通过了48-496公共法案，这成了建立普拉姆岛的大纲：      

       授权农业部秘书长建立实验室……本着研究学习的目的，在美国国内或其他地方，以便研究口蹄疫和其他动物疾病……这样的实验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使得活性口蹄疫病毒无法进入美国大陆。实验室应该建在离岸岛屿上，与大陆有深水域隔开，而且水域中不应有任何隧道与大陆相连……      

       农业部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一起用放大镜研究地图，在美国沿岸寻找合适的地点。在法案通过后的两周，地点也找到了：罗得岛海岸附近的普鲁登斯岛。农业部也察看了其他可能的地点，包括特里堡地区和普拉姆岛等。      

       同时，军方也决定了自己的目标，他们认为特里堡地区是修建生化实验室的理想场所。最后，两方面的势力才协调起来，最终确定普拉姆岛为两者共同的目标。但是，纽约州议员欧文艾夫斯（Irving Ives）和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在国会上要求对法案进行增补，他们认为其中应该有保护实验室附近的纽约社区的规定，于是，法案修改如下：      

       农业部选择的地点需要经过公众听证。听证会必须考虑在选址地点方圆40公里内居民的意愿。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议员肯尼思麦凯勒先生（Kenneth McKellar）表示了对法案增加听证会的理解：“这是出于立法化的需要，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持反对意见，那么农业部就不应该建立这样的实验室。”

第二部分选址听证会

       为了能够得到“公众的意见”，农业部在听证会前一个星期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虽然广告内容很短，但还是收到了1544人以请愿书、书面申述或电报的形式表达的反对意见。记录显示，对于建⑹笛槭艺飧鑫侍猓反对方与赞同方的比例?:1。一份对农业部内部文件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一计划的支持者很少。当地的五份日报都在呼吁：“关心市政建设的市民要联合起来，抵制这种对我们社区的威胁。”格林波特牡蛎养殖保护协会认为，将要修建的实验室的排水系统会污染牡蛎生长的环境 。长岛协会，这个倍受尊敬的由商业领袖组成的机构公开谴责了这次听证会，他们认为：“随着战后郊区的发展，岛屿附近成为了娱乐场所，在这里建设实验室是有害的。”同时，他们还认为听证会是“独裁的”，而且“从发布通知到举行听证会的时间也太短”。      

       “这样蛮横的举动令人无法容忍！”一位居民在当地报纸上说，“大自然的行事方式科学家们是无法预测的。谁知道水域中会不会发生污染？谁又知道疾病会不会被苍蝇或蚊子携带和传播？”还有一位居民问道：“这个项目和此地的发展并无关联，为什么农场主、渔民和来此消夏的人们要因此而受到危险的威胁呢？”还有人说：“你们在这块美丽的度假乐土上建立瘟疫试验区，还想在口蹄疫之后带来什么？”      

       但是，1952年7月28日，农业部秘书处的布兰南（Brannan）仍然“选择”了普拉姆岛。他说：“尽管对地点选择存在分歧，但大家都清楚实验基地还是要建起来的。”农业部霸道地认为，99%的人都支持建立这样的实验室，因为只有1%的人表示反对。但听证会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实际上，这99%的人根本对农业部建立病毒实验室的计划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也根本不了解这个听证会。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则反对政府的提议，但是政府却对此置之不理，而且也没有公布建立病毒实验室的真正目的。      

       实际上，军方早在6月18号，也就是举行听证会的一个多月前，就在有奖征集病毒实验室的建设方案了。公众的担心得到了验证：听证会根本就是虚假的摆设。      

       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L. Bernays）说过，公众关系的实质就是“获得公众许可的工程”。在普拉姆岛项目上，农业部关于这点就做得很好。他们在听证会的宣传册上印了这样的句子：“这里将建成一个世界闻名的研究中心……它会提供收入和工作，成为公众的骄傲。”当然，普拉姆岛后来扬名世界，其原因恐怕离他们的预想相去甚远。      

       关于普拉姆岛，美国军方有特别的计划。      

       1951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今后战略发展的重点是，利用针对动物的生化武器摧毁敌人的食物供给。”战争可能是持久的消耗战，或者战线可能会从欧洲拉长至远东，但是又不能破坏西欧同盟国的食物供给，因此，军方认为：“开展针对动植物的生化武器研究，将在今后削弱前苏联军队的意志，造成其内讧，使我方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前苏联也正在这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因为他们明白：“饥馑……是真正的威胁。”联席会议的官员们说：“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了！在岛上建立动物实验室、进行各种病毒的研究是当务之急，同时，这也不会触及有关不准在美国大陆类似实验的法规。”唐纳德梅斯上校（Donald L. Mace）， 曾经和谢安博士一起参与1948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病毒歼灭战，此次受命在普拉姆岛上开发一个农业部和军方的“合作项目”，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开发，并给双方都带来潜在的利益”。而农业部则负责向纽约社区推广这个项目。      

       普拉姆岛上细菌武器研究的五个绝密计划获得了通过：      

       4-11-02-051 各种外国疾病      

       4-11-02-052 裂谷?    

       4-11-02-053 非洲猪瘟      

       4-11-02-054 口蹄疫      

       4-11-02-055 牛瘟      

       1951年末，军队的测绘员来到了荒芜的普拉姆岛，他们架设风向袋和风扇检测风速，结果发现主要是西南风。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即使病菌从岛上扩散，也会被风向东吹到广漠的大西洋，或者是飘向南边的加德纳斯湾，而不会登上美国大陆，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测绘员还绘制了区域人口图表，以普拉姆岛为中心，分别以16、40、80公里为半径画圆。从图上显示，这些圆形区域内，南有汉普顿，西有长岛高速公路（当时还正在修建），北是康涅狄格州海滨地区。一旦病毒实验出现事故而风向偏离，这些地方就会遭殃。      

       在黑根博士的督促下，军方重修了岛上原来存放地雷的建筑物，并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257号楼。1954年8月，马、牛、羊、猪等100多头大型动物被运到普拉姆岛，关在一战时炮兵掩体旁修建的户外围栏里。天竺鼠动物由畜栏、金属栏杆、带门窗的栅栏层层隔断，此外，还有一人多高的喷雾间，以及大水桶和饲料槽。巨穴似的混凝土掩体仿佛远古的玛雅建筑废墟，看到动物们被关在里面，似乎把我们带回了石器时代。岛上的科学家每月还要用掉1000多只老鼠和天竺鼠。小动物和培养皿都在257号楼内，对流行病毒的研究也在里面进行，因此，它现在被叫做257实验室。实验室里的真空设备操作箱是由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设计的，不锈钢的操作箱上订有用厚厚的黑塑料包裹的玻璃窗，以便能够把手伸进去在里面做实验。      

       根据军方的记录，在把普拉姆岛开辟成细菌战专用实验室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由于普拉姆岛和大陆之间没有桥梁或海底隧道相连，因此进行施工非常困难。而雪上加霜的是，负责运送建筑材料的码头工人罢工了，而建筑工人也拒绝到岛上工作，这严重影响了实验室的建设进度。另外，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美国本土的招募工作也费尽周折。微生物学家威廉姆帕特里克（William Patrick） 回忆说：“我面试的那天天气特别不好，又冷又雾蒙蒙的，坐渡轮的时候我还晕船。当时我就想，我可不想来这个鬼地方。” 阿尔伯特韦布博士有时从德特里克堡来拜访谢安先生，他还记得当时对渡轮的想法：“要是每天坐这个去工作可是够瞧的。”他理解了为什么帕特里克开始拒绝了普拉姆岛的工作邀请。“如果风吹向海峡，或者是碰上雨雪，那个时候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阴森恐怖。”      

       由于这些原因，岛上细菌战研究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反而是从事这项研究的意义又遭到了进一步的质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现，与前苏联作战最好还是用传统武器、核武器，或是针对人类的生化武器，而不是针对他们的食品供给。破坏对手的食品供给意味着即便胜利，也要在战后解决数百万前苏联人的饥饿问题。军方对生化武器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设想，他们认为是时候把它转到“更为合适的方式上来”了。于是，军方恳请国防部对普拉姆岛上的项目进行修改。      

       就在1954年春天，257号楼工程即将完工时，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国防部和农业部之间的协议。梅斯博士被指派“在1954财年，负责特里堡地区的研究项目，并希望能有所收益”：      

       特里堡地区 （普拉姆岛）担负的研究任务发生了改变，从研究各种外国动物疾病以便观测其作为生化武器的进攻和防御潜力，转移到只关注对口蹄疫以及牛瘟进行防御的方面上来。      

       已解密的顶级机密报告显示，就在这项改变之前，“尽管军方希望停止在普拉姆岛的项目，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负责生化武器研究的副主管仍应对针对动物的生化实验负责。”但是，军方并没有走，而是像农业部一样继续留在普拉姆岛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愈加否认他们跟军队在此事上有所关联，他们的托词是：虽然都在普拉姆岛上，但是两个实验室有两套人马，各自为政且互不干涉。而且农业部的动作也更隐蔽，因为他们从未像军队中的士兵那样“备受关注”。      

       从国家档案馆挖掘出的图片资料显示的却相反。      

       左下角印有“257实验室 1954年2月2日”字样的黑白照片里共有五个人。照片上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瓦房，在屋里荧光灯的照耀下，四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围站在一张餐桌大小的长椅两边，簇拥着一个孩子气的高个子男人。此人正在操作一个圆筒形加热器，加热器上搁置的是盛有透明溶液的烧瓶。只见他弯下身子，焦急地观望着烧瓶，一只手里攥着个烟斗。在照片的背面有这样一行字：“从左至右：梅斯少校，费洛斯博士（O.N.Fellowes）、杰里卡利斯博士、霍华德巴卡拉克博士（Howard L. Bachrach）和莫里斯谢安博士。”前两者是军方科学家，其余三人则隶属农业部。当时在普拉姆岛工作的军官记得，照片上记录的是当时257实验室中非常普遍的一次“演示”：“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主管福瑟吉尔博士（Fothergill）经常来视察我们的工作内容和进度，从技术和安全等方面对我们进行考察。这里的很多外国微生物样本一旦出现问题，对长岛地区的影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在国家档案馆还有另外的两张照片，除了人物不同，背景一模一样。上面都是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手里拿着钢笔，直视照相机镜头。人物的右边都有一个三层玻璃书柜，上面挂着一张公牛跨过草地的照片，在人物的左肩背后的墙上挂着的是1948年墨西国病毒战的照片。桌上的文具也一模一样：信件筐、邮票和羽毛笔瓶。两张照片一张是军方主管梅斯上校，另一张是农业部普拉姆岛首任主管谢安博士。落款日期也是同一天，这清晰地说明军方和农业部在这个项目上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已退休的勒克韦斯特少校（Luck H. West）1941年时是普拉姆岛机密管理及安全官员，曾经提议用不同颜色的代码，作为管理上岛或进入岛上实验室的安全措施。虽然至今只公开过一份描述农业部农作物生化实验的文件，但是据韦斯特少校回忆，他至少审阅过25~50份递交给梅斯上校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报告，但他拒绝透露报告的具体内容。      

第二部分实验结果非常成功

       军方关于普拉姆岛项目的重点的转移有什么实质作用吗？是的，也许军方把文件转移到了德特里克堡，但梅斯上校却留下了一样东西：病毒。尽管农业部告诉公众，他们的研究只是防御性的，但事实上，这种“防御性”病毒研究仍然是把病毒与火药混合，制成可供美国空军投放的生物炸弹。同时，农业部在实验中占主导地位，管理着14种病毒的134种菌株。由于没有了军方的介入，实验仍然处于无人检查的状态。      

       现在的普拉姆岛还根本谈不上安全。韦斯特少校和他的士兵们不再荷枪实弹地在岛上巡逻了，军队的撤离也带走了他们的科研专长、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财政方面的支持。现在，普拉姆岛成了农业部的领地。同时这也意味着，农业部要跟那些富有的农业区以及他们在国会的势力作斗争，以便在少得可怜的农业资金里分一杯羹。和军方有很多国会或参议员支持者不同，支持普拉姆岛的当政官员并不多，相反，很多人都还在为当时匆忙上阵的实验室项目而恼火。      

       现在，农业部管理的是普拉姆岛上两个高危生化实验室，而国会不久前才刚刚质疑过农业部的管理能力。      

       看来，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兽医能否担负如此巨大的责任。      

       农业部的人员接受了美国生化武器项目下属动物部门的雇用，进行普拉姆岛上的第一个外国病毒微生物研究工作。      

       这第一次实验也创造了另一个第一——第一起实验室事故。      

       1954年7月21日，也就是军方把岛交给农业部的三周前，生病的母牛打喷嚏时把粘液喷在了实验室员工FW 的脸上。在此前一天，FW把高传染性的水泡性口炎病毒的新泽西变种注射在了牛的舌头上。这种病毒可能是特劳布博士在他为农业部工作期间开发的。当天晚上，出现了类感冒症状的FW早早躺到了床上，到第二天早上7:00，他的体温超过了39℃，并出现了嗓子疼、黄疸等现象。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FW感染了动物病毒。听到这个消息，FW在普拉姆岛上的同事却认为是个机会：他们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打电话给FW的妻子，她是一位注册护士。他们要求她在FW服用土霉素之前采集他的血液、唾液，并用脱脂棉签采集他喉咙部位的病菌，然后寄到普拉姆岛来。      

       副主管杰里卡利斯博士把FW的血样用高速离心器分离开来，把血清放入密封的试剂瓶中以备后用。他把FW富含病毒的血细胞注射到鸡蛋中，它能杀死鸡蛋中的胚胎。这种新的“FW菌株”经过四次连续的鸡蛋胚胎培养，又重新进行分离。实验发现，抗生素对它不起作用。动物疾病实验室发表了第一份报告摘要，名称是“从人类血液中分离出的病菌”。这份报告提到：“新落成的实验室中出现了一例工作人员的感染……感染的是FW……其他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染性物质通过口鼻传播感染他人是很危险的。”在报告中丝毫没有提到安全规范的违背。更过分的是，经过这次事故后，实验室也没有加强安全措施，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光顾着沉浸在开发出新型细菌武器的快乐中，军方也对农业部这次歪打正着的人类实验结果感到高兴。      

       虽然普拉姆岛上的实验室还处于“试行”阶段，它却终于迎来了第一桩真正的任务，同时也是外国动物病毒在美国的第一次登陆。杰里卡利斯和霍华德巴卡拉克安静地注视着农业部的资深博士——乔治科特拉尔（George Cottral）。只见他缓慢地打开盛放病毒的容器，拧开滤毒罐，小心地拔去试剂瓶瓶塞——没有发生意外。他们开始继续工作专注地观察着小烧瓶，不时搅拌、摇晃瓶中的混合物，把试管放到荧光灯下观察，然后在便笺上飞快地写下观测记录：颜色有没有改变？浓度、蒸发程度有什么变化？接着，他们提取出样本，切片后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他们采集了27个牛犊、7个母牛、10个公牛和38个阉牛的血清样本，放在培养皿中，往其中注射布鲁氏杆菌病毒和口蹄疫病菌，以检测免疫细胞的反应。实验人员必须对布鲁氏杆菌异常小心，因为它可以造成持续4~8周的发烧、出汗、虚弱、头疼、食欲减退、腹部疼痛、便秘、发冷哆嗦或颤抖、脾肿大以及咳嗽等症状 。有了FW的教训，科研人员小心谨慎地使用了一种强力的化学药剂Roccal，它能够杀死细菌。他们用它频繁地擦拭实验用具，以及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实验结果非常成功，这是谢安博士和军方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第二部分科学的年代

       病毒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埃兹拉塔夫脱本森（Ezra Taft Benson）      

       “膨胀到极点的乐观主义”，再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形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了。美国从法西斯手中拯救了全世界，而美国大陆也没有遭受战争炮火的袭击。领导诺曼底登陆、并一举粉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政权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入主白宫，成了新一任总统。成千上万从战场上归来的美国士兵也都陶醉在快乐中。汽车销售前所未有的火爆，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新款汽车。电视机，这个传奇性的新发明，为那些摆脱了经济大萧条、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很好地提供了娱乐。民用客机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到国外旅游变得更容易。通讯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终于能够在家里拨打到欧洲的长途电话，再不用出门拍电报了。还有，人类终于登上了太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活着回来了！      

       在医学领域，科学家们正在使用一种新药——抗生素杀灭病菌，它是由二战期间杰出的化学家们发明的，乔治默克就是其中的一个。疫苗的出现使传染病的治疗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当火箭专家们在研制载人登月火箭的时候，生物学家也在埋头钻研如何能够彻底治愈疾病。乔纳斯索尔克博士（Jonas Salk）发明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把这种难治的痼疾彻底赶出了美国，而肺结核也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受到了控制。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美国人的食量也增大了：牛肉的消费量大大超过猪肉，对各种食物的需求也大幅增长。就像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向公众保证登月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一样，农业部也向民众保证了菜篮子的供应，充足的牛奶、蔬菜、粮食和肉类。科学研究的成果与农业充分结合，使农作物和畜牧产品都获得了空前的丰收。      

       为了保证高标准的生活质量，需要足够的食物供给，如此一来，牲畜与禽类的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消除动物疾病，不仅有助于食物的增产，还能防止动物疾病传染给人。就像索尔克医生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1948年在墨西哥，农业部领导的消灭口蹄疫战役也取得了胜利。经验丰富的农业部科学家谢安博士在军方梅斯上校的帮助下，领导1万人参加了此次战役，成功阻截了口蹄疫由距美国边境线几公里之隔的墨西哥传入美国。      

       谢安博士又高又瘦，有着深褐色的皮肤、浓浓的眉毛和推成平头的灰白色头发。无论去哪儿，他都带着心爱的雕花烟斗和新鲜烟叶。据他的朋友们讲，他的天才与魅力很好地融为一体，看起来更像一位平和的乡村医生，而不是书呆子气十足的科学家。和二战中欧洲同盟国的将军们在三年前的英勇作为一样，谢安博士领导他的科学小组也同样拯救了北美。他们隔离了在墨西哥农场感染口蹄疫的牲畜，给它们注射疫苗，或是当场宰杀，才使得这次疫病爆发没有蔓延到美国。当然，这次胜利也付出了人员代价，24名美国人和上百名墨西哥人牺牲在愚钝的墨西哥村民手中因为他们抗拒这些传播科学、消除疾病的斗?。 载誉而归的谢安和梅斯上校马上投入到修建实验室的工作中，以便对抗其他病毒。      

       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如何将先进的科技应用到食品生产中便成了要诀。农业部的一位科学家说：“历史一再证明，革命、无政府主义和暴政总是与饥馑同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人民强壮、国力强盛，因此，在对未来的规划中，保证食物供给是非常重要的 。”      

       如果说当时空前繁荣的农业建设就像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么普拉姆岛就是这个帝国皇冠上的明珠。      

       我们今天站的地方以前是一座要塞。今天，它又成为了国防前哨，但比起1898年在这里与西班牙人的战役，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更加可怕。      

       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属于城镇乡村每个公众的胜利。昨天，我们的祖辈依靠饲养家畜建立了国家，今天，我们的农村经济同样建立在农牧业的基础上。      

       我深信，美国现在开始的，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繁荣发展的十年，同时，我们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的时代，精神领域的拓展取代了地理上的疆域概念，创新性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将把科学带入我们从未想像过的新境界。      

       在美国的农业和工业领域里，智力的作用还将更加突出，它将取代体力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中坚力量。人们将会控制和领导能量的使用，而不再只是能量的提供者。脑力将会比体力更重要。      

       这是普拉姆岛贡献日那天，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在公众面前讲的一番话。自19世纪末美国战争部关闭这座本是消夏胜地的小岛以来，许多年来，普拉姆岛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岛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联邦官员更增添了其神秘色彩。《萨福克县日报》（Suffolk Sun）在1895年的报道中写道：“那些对普拉姆岛好奇而又存在幻想的人问了无数的问题：岛上的人是干什么的？谁居住在那里？他们注视着普拉姆岛，渴望能对它多些了解。”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普拉姆岛的好奇依然没有改变。但就在今天，在这个阳光充足的秋日的午后，普拉姆岛紧闭的大门终于被徐徐拉开了。      

       1956年9月26日，从各地赶来的参观者坐上了通向普拉姆岛的渡轮。为了迎接宾客，岛上的实验室粉刷一新，各色标牌也被重新油漆，工作人员在室外的桌子上摆上了蛋糕、茶点和咖啡。混合着微腥的海风，岛上散发出来的是青草清新的气息。细菌、病毒早在三个星期以前就装瓶密封，锁在库房里。岛上的科学家穿上了红白相间的制服，把蓝色徽章别在衣领上，带着十足的美国派头。他们陪伴访客在岛上四处参观，还陪同他们走进刷得粉白的实验室里。参观者中有本地上流俱乐部的会员，也有国家农业部的官员，以及高中自然科学教师等。      

       主持贡献日庆典仪式的是普拉姆岛的主管谢安先生。他穿着剪裁得体考究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斜条细纹领带，胸前的西装口袋露出方巾的一角。前排就坐的是贵宾，他们是：普拉姆岛奠基人威廉姆黑根博士，前任指挥官唐纳德梅斯上校，以及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来的高官，还有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当然，其中也有西德新建的国家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埃里希特劳布。      

       在升旗仪式过后，黑根博士开始演讲。对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身份是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德高望重的系主任。但对于业内人士，他其实是美国生化武器项目的奠基人，以及把炭疽热病毒开发为战争武器的第一人。他向来宾阐述了建设实验室的重要性，说得听众们都不时点头，还带着赞许的微笑。然而，接下来他转而责备当地人，怪他们没有一开始就支持这一项目，而是到了现在才接受它。他又一次揭了反对者的伤疤：“你们害怕病毒泄漏毒害你们的家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你们是被误导了。”说完这句话，在稀疏的掌声中他结束了演讲。      

       20出头的美丽夫人戴安娜，也就是拉尔夫菲什博士（Ralph Fish）的妻子，说：“开始，邻居们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被完全地漠视了。”每个周末，科学家们和他们的家人都会组织跳舞、打桥牌一类的小型社交活动，但有时候如果村民看到梅斯上校或谢安博士从主街上走过，他们都背过身去，对他们不理不睬。谢安回忆说：“我们就像飞进展示橱窗的蛾子一样，不招人喜欢。”戴爱娜说：“这些科学家都有伟大的头脑和思想，他们在墨西哥战役中为美国争了光，所以才能得到普拉姆岛作为奖励，但是公众对此还几乎没有准备。”      

       事实上，就此次贡献日来说，它就像普拉姆岛与公众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活动结束后，最受尊敬的老农场主哈洛克夫人（Hallock）写信给谢安先生，对这次庆祝活动和参观做了如下评价：      

       这样的活动太有必要了！它完全消除了我们这个社区对实验室项目的恐惧（老实说，我就是最恐惧的一个）。你们能够把我们当作朋友，为我们着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为你们的工作而自豪，也为你们能够选择我们社区而自豪！      

       在演讲的最后，谢安先生感谢了科学家贵宾们的出席，但他很小心地没有提及梅斯上校和陆军实验室的名字。“对于农业部和国防部提供的支持，我们的感谢无以言表。”在他的演讲稿里去掉了对梅斯等人的感谢，坐在听众席上的军方人员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的参与最好还是秘而不宣，因为这毕竟是顶级机密。      

       接下来演讲的是西姆斯博士（B.T.Simms），他宣称普拉姆岛项目是在创建一片新天地。“我们知道，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工作。”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肯定也会遭受失败，但是，我相信最终一定能取得成功！”      

       埃兹拉塔夫脱本森的演讲更具蛊惑性。这位爱达荷州种土豆起家的高官，在当年早些时候就已经访问过普拉姆岛，并回答了当地农民对在附近建立病毒实验室的质疑。在这次活动中，他亲自参与了会场的布置，在演讲台上装饰了农业部的徽章，旁边则悬着红、白、蓝三色的软缎。伴随着室外吹进的徐徐微风，台下上千名听众都沉浸在本森先生魅力十足的演讲中。      

       坐在第一排右边的谢安微笑着，对部长先生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作为普拉姆岛的主管，谢安满心欢喜，因为他知道，他主持的这个实验室项目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庆祝仪式结束后，谢安和他的副手杰里卡利斯陪同部长先生和夫人一同参观实验室，并给他们指出实验室和动物房所在的位置。部长先生好奇地盯着动物房通向焚化炉的滑道，以及正在运转的净化系统和滤化空气的管子，自言自语：“病毒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在那样振奋人心的一天，在这些人的簇拥陪伴下，部长先生当然会有这样的错觉。接着，科学家们又把他们领到了户外的一块纪念石旁，那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公元1956年。      

       微风渐渐变强了，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著名的1956年“Flossy”飓风。本森部长结束了一天的访问，和大家道别之后就搭上渡轮回大陆。其他宾客也很快就离开了普拉姆岛。由于飓风的到来，谢安博士把就职典礼暨科学研讨会的开幕式搬到了格林波特高中举行。但是，“Flossy”飓风不是第一个攻击普拉姆岛的飓风，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坐落在东海岸飓风带上的这座小岛，今后还会受到更猛烈的暴风雨的袭击。

第二部分你现在正离开隔离区

       谢安的普拉姆岛科研小组的核心成员是三名科学家：他自己、霍华德巴卡拉克和杰里卡利斯。霍华德是谢安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年仅34岁，是一名生物化学专家。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M. Stanley）手下工作时，霍华德第一个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谢安对招募他来岛上工作可谓志在必得，不仅允许他带来自己的生化、生物物理团队，而且许诺他可以在岛上建立自己的研究小组。52岁的谢安则是团队中唯一一位穿牛仔靴进实验室的科学家，作为主管，他具有坚定的意志。有位记者曾这样评价他：“衣着随便，浑身都是西部牛仔作风……谢安喜欢他的下属，他们也喜欢他。”但是不久，霍华德就发现他所得到的比允诺他的要少得多：“这地方比我对空间的最低要求还要小。”他后来不快地说：“如果地下室的空间能够再大些就好了。”事实上，他的这点要求从没有实现。谢安还曾考虑过招募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到他的团队。雅各布74岁才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那也是霍华德的母校）退休，在肺结核病和普鲁氏菌病研究方面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但是，三人核心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却不是雅各布，而是年仅27岁的副主管杰里卡利斯，是普拉姆岛上年龄最小的科学家。在普渡大学获得荣誉学士学位的他在美国农业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研究海外动物病毒。在农业部的推荐下，他来到岛上新建的实验室任职。      

       自贡献日以后，当地报纸对普拉姆岛上实验活动的正面报道越来越多。例如，《里弗黑德新闻回顾》（Riverhead News-Review）就发表过这样的报道：“像动物疾病实验室这样的项目是有价值的，它是公众的兴趣所在，也把纳税人的钱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当初明确反对建造实验室的本地民众，在经过四年的时间之后，也开始支持它了。这是因为，突然之间，普拉姆岛成了当地最大的工作机会提供者，每天早上有300多名工人乘坐渡轮到岛上工作，享受着联邦政府提供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当村民们的配偶、兄弟姐妹或是孩子受到雇佣后，事情就完全改观了。谢安说：“我认为，人们开始理解我们在为杜绝感染所作的努力了。而且，我们带给社区的是一个新工业，这也推动了本地的经济和消费能力。”      

       对谢安和卡利斯这样当初坚决要求修建实验室的人来说，他们总算能长出一口气了。在他们的顾问——黑根博士的支持下，科学家们对实验室有着恢宏的计划，但在国会议员的眼里，这一计划可能太庞大了。华府方面预计，按照科学家们的构想，要建造占地12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启动资金就需要花费3000万美元。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杰米惠滕（Jamie Whitten）说：“这些人雄心勃勃地带着他们宏伟的规划来到委员会，希望能建起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实验室。但他们的目标太大了，就好像……就好像农业部要建起他们自己的五角大楼似的。”最终，委员会拨给他们1000万美元筹建综合楼。      

       在高危性生化病菌的防泄漏系统建设中，1956年建成的101实验室要算是首屈一指的，就像一座闪光的白色纪念碑。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101实验室坐落在岛西北部的高地上，西边不远处就是老灯塔。旁边陡峭的悬崖和峭壁为它提供了天然屏障，阻隔了长岛海峡和大西洋汇流处搅动不安的海浪。T型建筑主体约有1.5万平方米，造价771.2万美元。它的内部结构错综复杂，二层布满了弯曲的管道、电子管、各种机箱和计量器等。剩余的款项则修建了其他辅助性设施：警卫室、净化处理建筑、储藏室、隔离动物的围栏、紧急发电厂，以及实验室外部的护栏等。实验室外还有两层3米高的护栏圈出一个6米宽的隔离带，内层护栏还有混凝土隔断，隔断地上部分有1.5米，另外1.2米 埋在地下。在101实验室投入使用之前，为了清除四周的落叶，以及防止害虫的侵袭，周边地区都被化学药剂处理过。      

       就在101实验室的西边，在总围栏的外边，是102号建筑，是一个污水处理厂。在这里，污水被热处理、净化后再排入长岛海峡和加德纳斯湾。102旁边的建筑是103号楼，它是紧急发电厂和油罐厂。所有进出实验室的空气、水，以及实验室排出的污水、废气都由这里的中央处理室操纵管理。处理室的墙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红绿色按钮，里面还装有大型面板隔栅，每个都装配了35个带报警器的发光小盒子。      

       101实验室“T”型结构的顶端是清洁区，主要是走廊和服务区、办公室、配有缝纫和修补设备的消毒洗衣房。“T”字的那一竖就是“热区”，此处又分为三部分。两边各是32间动物隔离室，每个房间都是14平方米，都有一扇漆成亮红色的门通向隔气室和“热走廊”，热走廊是透明的玻璃砖铺的，以便折射阳光，消除地面上的影子。这些动物隔离室一共关了75头牛。      

       “T”字那一竖的中间，除了用于与两边的动物隔离室隔断的一小段户外壕沟外，就是许多错综复杂的实验室，被分成四块研究区域。在这里面有各种重型设备——电子显微镜、紫外线辐射仪、辐照器、超高速离心器、孵卵器、病毒发酵桶、病毒冷冻柜，还有到处都是的盛放手套的箱子等。这些房间都没有窗户，在荧光灯的照射下，房间里的墙面、橱柜和金属长椅都发出幽幽的白光。细胞组织的培养、胚胎发育、细菌吸量（用吸量管把细菌吸入一个长长的玻璃试管中）、细胞感染、抗体研制等工作就在这里进行。在那个巨大的孵卵器中培育的可不是鸡蛋，而是病毒和用来做实验的胚胎组织。在病毒冷冻柜里的是动物或人体组织，以及病毒。超高速离心器能够产生超过地心引力千万倍的力量，使病毒从寄主的体细胞中分离出来。      

       “T”字的基座部分是焚化处理室。在这里，动物尸体残骸、废液、纸制品和其他废料被高温焚烧，产生的烟尘通过与燃烧室相连的滤化管道排到外面。      

       在贡献日组织公众参观的时候，这里做了全新的粉刷，但是整洁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待到仪式结束宾客也都走了之后，这里又恢复了老样子：四处飞溅的血液、动物排泄的垃圾、动物尸体残骸等，都使得这里更像一座魔窟，而不是科学实验室。在一间动物隔离室隔气门的背后，操作员正在粗暴地往一头牛身上注射各种病毒，每一种它都抵抗不了几个时辰。在另一间隔离室里，山羊的脖子被套上了金属钢圈，拴羊的金属桩之间空间狭窄，几乎令它们窒息。还有的房间里，在猪身上放了携带病毒的跳蚤，让它们尽情地吸血。此外，还有其他的隔离室，里面的马匹则在滴血，因为刚刚从它们身上提取了血清样本。      

       运送实验动物到普拉姆岛的方式也很独特。动物首先从弗吉尼亚的农场运到长岛，安置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一个联邦原子能研究中心那里。然后，普拉姆岛上的特制卡车会把这些动物拉到奥连特尖岬，在那里装入载货渡轮，穿越普拉姆海峡到达岛上。一上岸，工作人员把动物赶下车子，通过中转站。动物们被驱赶着把头伸进“挤压门”，图片然后在耳朵上打上标签，喷洒消毒液。之后它们会被送上另外一辆卡车，拉到原军方的炮兵掩体附近进行彻底清洗，再隔离观察两个星期。喂养动物也是使用特制的带隔气阀的锤磨机投放谷物，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保证饲料袋里不会混进任何啮齿类动物，以及任何昆虫。不经过全面的消毒、去污，是没有人、车辆或动物能够通过港口的警卫室的。      

       一旦动物通过了两周的隔离期，那么它们离黄泉路也就不远了。两名动物操作员在进入动物房之前，配备了从头到脚的安全措施：黑色橡胶雨衣、雨裤，靴子，橡胶帽子，红色尼龙手套——这一身行头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出外捕鱼的渔民。当他们进入动物间之后，一个会把牛的下巴固定在墙里伸出的楔子上，另一个则会安抚它，然后给牛进行麻醉。几秒钟之后，他们就得赶紧让开，因为300多公斤重的牛会轰然倒地。然后，他们再拉出牛舌头，用针把病毒溶液注射进去。到此，操作员的工作才算完成。离开动物间后，他们会马上到专用盥洗室，用碱性消毒液和清水冲洗、消毒，用电动刷子冲净橡胶制服。      

       工作人员在岛上也有他们特定的方式。每天早晨，进入101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需要通过一个单向的十字转门进入外更衣间，再到淋浴区沐浴，然后换上工作服和软底鞋。由于更衣间是密封的，气压很低，所以空气粘湿干冷，给人的感觉就像在客机机舱里一样。“我们老得吃润喉糖保持嗓子湿润。”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对动物操作员来说，一天洗上七到八次澡是很正常的。“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都超干净。”另一名雇员回忆。根据普拉姆岛上的记录显示，工作人员最多时一连洗澡17次，而科学家则是23次。于是，为了避免频繁地穿脱衣服，很多工人都光着身子工作，只有脚上穿着靴子，这倒是非常养眼的。      

       在实验结束后，只有通过内更衣间才能离开实验室。只有在这里，工作人员才能修剪指甲（指甲是病毒很好的栖息地）、咳嗽、吐痰、擤鼻涕。之后他们再通过单向的金属门，门一打开，后面的淋浴设备就会自动开启，工作人员用六氯酚浸泡过的肥皂刷洗干净。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如果洗澡的时候敷衍了事或是不洗，一旦被抓到，你就会被马上开除。”如果工人是在核心区工作的话，那么他们要洗两次澡，换两次工作服，而在其他区域工作则洗一次，但要持续三分钟以上。      

       在岛上，甚至吃饭也有规矩，密封的食物会送到实验室，吃饭时不能到处走动。所有的实验器具、工具和其他物件都要经过巨大的双门蒸汽高压锅炉的消毒和净化，只有当外面的门关闭以后，操作人员才能打开里面的门取东西。      

       即便是离开实验室之后，工作人员也要遵循相关规定。在渡轮码头就贴着这样的告示：      

       注 意      

       你现在正离开隔离区      

       请避免接触以下动物      

       牛、家禽、老鼠、鹿、羊、鸭、沙鼠、仓鼠、山羊、宠物、鸟类、天竺鼠、兔子、猪

第二部分谢安的珍贵财产

       在实验室初建之时，安全问题确实得到了严肃对待。农业部从军方手里接过了普拉姆岛项目，也希望能在军队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过，他们却使用了一套军用设施来保证一流的安全和保密效果。普拉姆岛的“装甲师”配备了26辆卡车、4辆公共汽车、2辆封闭式汽车和3辆吉普车。全副武装的巡逻兵驾驶着吉普车24小时在岛上巡逻。每天早上，当雇员从渡轮上岸的时候，都有3名保安对他们进行安检，并把他们的号码写在牌子上。佩带红色通行证表示在核心区工作，要上“红色”公车，并携带一个到实验室所需的通行证。黄色通行证允许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外面活动，但不得进入实验室。而褐色通行证允许佩戴者上岛，但不能走进大楼。在实验室外面的护栏旁边站着更多的保卫人员。      

       在为期两天的新员工培训和指导活动里，安全意识再一次被灌输到每名员工的头脑中。没有通行证而进入某个限制区，或未经许可进入动物隔离室，又或是未出示通行证就离开实验室，都被视为违规行为而受到相应处罚，甚至被解雇。处罚力度可谓非常严格：第一次违规会受到严厉谴责；第二次则是剥夺职务10天且扣发工资；第三次则是开除。有位员工还记得他在上指导课程第二天的情形：“午饭后，我们这些新员工跟着皮特迪布拉西先生（Pete DiBlasio）（普拉姆岛首任安全主管）出来时，看见他在帮某个拎东西的人开门。这时他向我们大喊‘停下来’，但当时我们正在太阳底下，所以就又走了几步。而我就走到草地上，结果他跑过来对我说道，‘听着，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第二天，但是如果我下次再看到你走到草地上，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案。一旦你的名字被登记两次，我就会马上开除你。’”      

       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剧毒的病毒研究都需要宣誓（“我宣誓忠于美国政府……”），而且还要通过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审查。普拉姆岛工作人员的证件上都印着“机密”二字，意即大多数员工都要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存档。档案会被保存3个月，存档的人员包括：保安（武装保卫、全职消防员），居住在岛上的工作人员，使用红色通行证的人员，动物看管员，以及能够接触到分类研究材料的人等。比如说，艾萨克加斯顿（Isaac Gaston）是岛上的卡车司机，实验室一落成他就在这里工作了。但是由于他曾经擅自在实验室大楼内停留，所以没有通过安全检查。于是，当他的机密调查表发下来的时候，谢安主管把他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只让他负责向非核心区运送供给物品，不允许他接近限制区。      

       对参观者的规定更简单：不允许有任何参观者。一旦病毒实验开始，不论多么重要的人都不能获准访问普拉姆岛。“没有人。”谢安对记者说，他又抽了一口烟斗，加重了语气，“没有人只是为了参观来到这里。”他甚至拒绝了莱德尔实验室的赫勒尔德考克斯博士（Herald Cox）的访问请求。考克斯博士是发现Q热病毒的科学家，也曾在贡献日作为贵宾出席普拉姆岛的庆祝活动。考克斯博士想到岛上考察安全设施，以便作为莱德尔一个新建实验室的借鉴。作为朋友，黑根博士不止一次帮他说情，但他最终也没能踏上普拉姆岛——在实验室运转的情况下不允许有任何参观者。      

       岛上的海滩和港口也禁止入内。谢安博士挪开了捕鱼、捕龙虾的人在海边架设的渔网和陷阱，捕鱼人或冲浪者也会经常遭到海边巡逻保安的驱逐。保安还会在岸边或陡峭的岩石上向这些人喊话，告诉他们，任何踏上普拉姆岛的个人都需要签署宣誓书（“我同意接受任何形式的隔离……我会避免与……接触，我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拘留……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可以接受消毒……”），要不然他们就会立刻被逮捕，随身携带的物件也会被没收。      

       有一次，一个划船人的小狗因为追逐一块漂浮的木头被冲上了岸。考虑到小狗可能会携带病毒，保安无情地把它没收并实行了安乐死。纪律就是纪律，其中一条更是清晰明确：“只要踏上普拉姆岛的动物就不能活着出去。”      

       不能活着出去的不仅仅是动物。为了防止感染，除了工作人员随身穿的衣服和佩戴的首饰外，其余一律不许带出岛。动物尸体、车辆、实验室器具、建筑废料、油漆、化学原料、生物制品、轮胎、辐射性物质，甚至是食品都会被掩埋或焚烧。能被焚烧的就送进装料间，等待焚烧；不能烧的就当作垃圾废料进行填埋。甚至从岛上的医药兽医图书馆借阅的书都不能在外面过夜。纽约电话公司（New York Telephone）特意为岛上安排了专人专车。马贝尔公司（Ma Bell）的修理工阿尔伯特阿伯史密斯（Albert A. Abersmith）就为岛上的4个实验室准备了4套工具，而且他每天要淋浴4次。如果万不得已有车辆要到岛上的话，车的底盘、外皮和内部都要喷洒消毒液，完成任务后的车辆也至少要在消毒间停放两个星期，确保没有问题之后才允许开回大陆。车回到大陆之后，大陆的安检官员还要在头两个星期内对车辆作进一步的检查。      

       有人对这样繁复的安检嗤之以鼻，称之为“可笑的认真”，但是谢安主管可不这样想：您要是不喜欢这样，请走人。“我们可不想冒险，”他告诉一位记者，“我们的做法可能很极端，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矫枉必须过正，才能保证一次纰漏都不出。”      

       谈到普拉姆岛实验室内部错综复杂的构造时，一位科学家说：“说到底，这样的设计还是由于我们内心的恐惧——不是说我们懦弱胆小，而是我们确实意识到病毒泄漏可能造成的危险。”实验室的构造就是希望能把这种担心减到最小。“这里有世界上最复杂的结构。”西点军校的工程师路易斯詹诺亚里欧（Louis Genuario）说，他认为101实验室拥有的是创新性的金属片和空气负压控制系统，而且是最大的。      

       谢安针对一些记者的风凉话是这样回击的：“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实验室能够跟我们的安全措施相媲美。”欧洲、亚洲，甚至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都比这里逊色。在这点上，谢安有充分的自信：普拉姆岛拥有的是最大、最先进的生化安全技术装备。这是当时技术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      

       所以，当农业部下属的普拉姆岛动物病毒中心投入运转时，它真的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就像农业部官员在开幕仪式上所说的一样。      

       的确，细菌是不应该有任何机会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普拉姆岛的科研活动进展迅速：对布鲁氏菌病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卡利斯和霍华德主持的在肾细胞中培植口蹄疫病菌的实验也获得了成功。但是，无论进行何种研究，普拉姆岛首先要取得所需的病毒。      

       谢安主管把这些病毒称为他的“珍贵财产”，并把它们都锁起来。在1953年的6个月时间里，谢安和梅斯少校共储存了13种不同病毒的131种菌株。就像300多年前，基德船长（基德船长是17世纪著名的英国海盗，从美国的新英格兰到非洲，到处都有他的藏宝之处——编者注）在普拉姆岛不远处的加德纳斯湾附近，用掠夺来的财宝装满他的海盗船那样，谢安和梅斯拥有的东西，其珍贵程度比起海盗的珠宝，可谓有之过而无不及。      

       在一份已解密的《由化学作战部队和美国农业部共同拥有、并存放在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病毒及血清存货清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显然仍保存在普拉姆岛上的病毒菌株：裂谷热、蓝舌病、非洲猪瘟、真性鸡瘟、绵羊痘、纽卡斯尔病、羊肺炎、丁酸分枝杆菌、捷申病、水泡性口炎、病毒性牛痢疾、牛瘟、口蹄疫，以及密封在玻璃瓶中、标为“N.”的12瓶某种病毒溶液。      

       至于说科学家们是如何得到这些病毒的，其过程真像是007侦探小说。普拉姆岛首任生物安全官乔治科特拉尔（George Cottral）回忆说：“当时就像在搞阴谋间谍活动。”谢安从军方的顶级机密项目“1001计划” [根据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得名]在肯尼亚丛林采集的病毒中挑选了活性牛瘟病毒。带着这种病毒，他来到英国的Pirbright病毒实验室，在那里见到了梅斯上校和科特拉尔博士。他们从英国带回已感染了牛和天竺鼠组织细胞的6种不同类型口蹄疫病毒的16种菌株。这一项任务就花掉了5000美元。由于美国法律的规定，这些病毒不能带入美国大陆，所以他们带着这些样本，乘坐美国海军的货船，横跨大西洋，才把它们安全带到了普拉姆岛上。装病毒的试管和试剂瓶都放在帆布口袋里，再装到木盒子中。一路上，他们都把盒子贴身保管，或放在视线所及的地方。海军的货轮停在加德纳斯湾后，普拉姆岛派来的拖船继续接下来的航程，科学家们把装病毒的盒子再放入带有铰链的闪光金属箱子中，箱子的四面都写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就这样，病毒最终在这条拖船的运载下，踏上了普拉姆岛的土地。      

       不久之后，其他病毒也大都通过类似途径运到了普拉姆岛。它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编者注）的北部和南部、南京、东京、印度、泰国、巴勒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奥兰治自由邦、埃及、肯尼亚、南非、纳库鲁、内罗毕、恩德培、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以及西德、意大利、法国、英国、墨西哥，甚至国内的康奈尔大学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等。在层层包裹下，他们力争把病毒和昆虫运送工作做到万无一失。1954年，在一次回答《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的问题时，科特拉尔说：“有时候我自己都很难打开那些繁复的包装。”      

       这就是生物化学所需要达到的安全性要求。      

第二部分“守护者”的变化

       所有研究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但是我们从这位谢安手下的科学家所说的话中也能够揣测出一二：“如果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时，他会希望知道得更多；当他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时，他就会更加沉迷其中，希望探索出前所未知的新发现。”谢安鼓励手下很多年轻的科学家去追求这种境界。      

       在贡献日之后的几年，年轻的霍华德博士和显微镜学奇才悉尼布里斯博士（Sidney Breese）率先宣布：他们利用电酉晕⒕党晒ε南铝丝谔阋卟《镜恼掌。虽?945年就开始使用这种技术，但观测结果和图像细节的处理一直都不尽理想，而这次却不一样。借助金属投影技术，他们拍出了清晰的、多维度的全景照片。自443年前这种病毒首先被意大利修道士希罗尼穆斯弗拉卡斯多吕亚斯（Hieronymus Fracastorius）发现以来，它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知的最小生物之一，现在，人类终于能够看清它的全貌了。微观照片显示出了我们原先从不知道的细节：这种呈灰色球形的病毒半径只有2.5410-6厘米，比脊髓灰质炎病毒还小。研究还显示，口蹄疫病毒不仅有球状，还有蚯蚓状、立方状和棒状等，这也加快了这种病毒研究的进程。      

       普拉姆岛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为普拉姆岛的建设奋斗了10年后，谢安博士于1963年退休。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那位被农业部推荐到岛上的年青人——杰里卡利斯接下了指挥棒，成了普拉姆岛的第二任领导。      

       卡利斯告诉员工，他无意超越谢安的丰功伟绩，只想把谢安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他说，他的目标有三点：开发最成功的研究；保证员工的高素质；把普拉姆岛建成国内外一流的病毒研究实验室。这并非野心勃勃，而是卡利斯的真心期望。人们从未怀疑过他那近乎孩童般纯真的奉献精神。例如，他鼓励普通员工和管理层进行更多的沟通，还让大家畅所欲言。这位新主管希望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加公平、公正。他曾说过，普拉姆岛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这里的员工。他还发誓：“尊重个人，尊重大家的工作成绩，提供工作保障……”总而言之，卡利斯所说的就如同“马特福音”和“路加福音”写的那样：“相信金箴（圣经教导说一个人要别人如何待他，他也应该要求自己一样待别人——编者注），并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它。”      

       受到“只进不出”原则的影响，普拉姆岛更倾向于自给自足。比如说，岛上有卡利斯和其他科学家定制的机器、金属配件商店。普拉姆岛技工本罗宾斯就回忆说：“从五金用具到打孔机，商店里一应俱全。”这句话也成了工程技术部门的座右铭。从改换屋内的配件到修理、调试繁杂的实验室装备，没有什么能够难倒这里的员工。在卡利斯的管理下，工人负责了给水排水系统、动物围栏、电力工厂、消防部门、消毒处理、食堂、洗衣房、图书馆以及两艘渡轮的全部修理、维护工作。      

       现在，杰里卡利斯独立主持岛上的研究工作，这块美丽的小岛成了他的领地。在他的指挥下，24小时巡逻的保安和250名员工每天一起保护着这座岛屿。没有人能够对年轻的卡利斯的资历进行指责：他是普拉姆岛的元老，参与了实验室的设计建造，同时也直接指导了安全措施的制定。农业部曾经把这座岛屿称为“与世隔绝的小镇”，了解更多内情的人则把它称为“杰里的领地”。而卡萝尔豪斯博士回忆说：“他们也叫它‘主人岛’，因为卡利斯是一位铁血领导，他用他的铁拳统治着岛上的所有人，就像在统治奴隶一样。”      

       18世纪的时候，当地居民把当时普拉姆岛的主人塞缪尔毕比（Samuel Beebe）戏称为“岛屿之王”或“毕比王”。而现在，卡利斯对普拉姆岛的统治可谓有之过而无不及。这一点，在普拉姆岛的近邻加德纳斯岛的主人到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卡利斯回忆说：“罗伯特戴维莱昂（Robert David Lion）（加德纳家族自1638年就拥有该岛屿了，莱昂是小岛的第十六任继承人）打电话给我说，‘既然我们两个分别是这两个岛的主人，我们一定要见面。’”古怪的莱昂老人命他的下人给他准备帆船游艇，一路佩挂着加德纳斯岛的徽章来到普拉姆岛。在享用了卡利斯为他准备的沙拉之后，两位“王”攀谈起来，可谓一见如故。就像一个小男孩向旁人显示他的玩具那样，卡利斯也带莱昂老人参观了普拉姆岛。参观时，老人不时点头微笑，并用他那贵族式英语，就两个岛屿的历史说上一两句。在满意地离去之时，他又邀请卡利斯到他的岛上做客。在征得了卡利斯的许可之后，老人还把自己的侄女——亚历山德拉杰莱特（Alexandra Goelet），一位耶鲁大学研究鱼鹰的高材生，和她的同学送到岛上实习。卡利斯难得地批准了她们在岛上作一些鸟类研究。同时，她们还获准参观了一个墓地，那是1786年葬在这里的美国革命战争英雄、少校托马斯加德纳（Thomas Gardner） 。      

       卡利斯的下属对他敬如神明，但却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除非他到101实验室参加会议。卡利斯就像一个魔术师，手持魔杖，操纵着重重幕布后普拉姆岛上的一举一动。在他统治时期还有一些轶事，比如他与本地的一位百万富婆洛伊桑妮鲁恩（Loisanne Roon）结了婚。由于新婚妻子是当地索瑟德花园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夫妇也搬到了那边一处幽静、景色优美的住宅中，可以临窗眺望佩科尼克湾和汉普顿地区。      

       普拉姆岛上的工人把卡利斯看成一个慈善的统治者。他们觉得，卡利斯言必行、行必果。已退休的工程师斯坦利麦卡里德（Stanley Mickaliger）这样评价卡利斯的统治：      

       他手下的人都尽职尽责。这不仅是一份工作，而且还是一个家，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经过了这些年，我们这些老人仍然保持联系。二战中，当我在船上打仗的时候，他们曾经说过：“船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船上的全体船员，他们决定了战斗力的强弱。”我们的普拉姆岛也和一艘船一样。当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卡利斯对他手下的人是负责的，他为我们着想。      

       另外一个工人这样回忆：“当时岛上非常美丽，到处都开满了鲜花，路面扫得干净清洁，绿草如茵。整个岛屿就像一个大庄园，专门有14到15个人负责这些工作，还把它叫做‘建筑和地面’工作。”总而言之，普拉姆岛是农业部王冠上的宝石。瑞典、西班牙、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的外交官和科学家都到这里访问过（访问者政策已比先前有所松动），所以，这块宝石需要经常擦拭，才能不断在众人的眼中灿灿发光。      

       卡利斯说过要增进交流，他也确实做到了。每年他都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外出野餐。他还为那些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举行奖励仪式。由于他认真聆听下属反映的意见，每周他的办公桌上都会有送交上来的新思路、新想法，其中很多也付诸了实践。在这些建议中，有员工提议给靠近岸边的海豚安放荧光记号，还有人提议在老鼠培养间安装温度警报器，也有人建议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安装金属线网格，以便保护和照亮燃油装置。一位工程师用简便的方法解决了焚化炉房间内的油烟问题：安装鼓风机，把烟尘吹到外面的空气中。他还因此得到了嘉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环保的呼吁声中，这种排烟方式才停止使用。      

       作为最前沿的科学实验室的领导，卡利斯博士也是一位科学使者，他曾代表美国出访过很多国家，还帮助其他国家进行根除病毒、疫病流行的研究。和谢安博士一样，卡利斯也要求科学家们在科研上有所突破，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1967年的《纽约时报》就有一篇封面文章，题目是“疫苗能够中止动物疾病”。口蹄疫病毒，这种第五大名声狼藉的瘟疫（《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曾经使埃及的畜牧业不堪一击。在普拉姆岛科学界的努力下，这种疾病也许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在卡利斯的指导下，普拉姆岛开发出了一种三价（指化学价）的疫苗，能够有效抵抗三种主要的口蹄疫病菌株A、O和C。他们不断用猴子的肾细胞做实验，然后用乙酰乙烯亚胺杀灭活性病毒，并添加了两种矿物油以增强其效力。四年后，普拉姆岛的科研又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一次利用径向扩散技术快速诊断病毒感染，以及确定滤过性毒菌的存在。      

       卡利斯主管自豪地说：“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部分危险的征兆

       他们是不允许我提及这些的。请放过我吧！      

       ——普拉姆岛雇员      

       在1964到1997年间，由于遭受了多次大面积的病毒感染事件，古巴政府控告美国对他们实施了10次生化武器袭击。虽然这些指控最后都没有得到证明，但毫无疑问确实有事发生。      

       1971年5月6日，古巴哈瓦那爆发了大面积猪瘟，很多农场里的猪都确证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这种病毒到处扩散，大约有73万头猪被屠宰后深埋。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把此事称为当年“最令人警醒的事件”。作为古巴为数不多的肉类产品之一，猪肉生产停顿了数月至久。面对这严重的食品短缺，很多哈瓦那居民甚至把猪藏到农村。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染病的猪几乎100%死亡。患病症状包括高烧、痢疾、皮疹、食欲减退，以及流产。这种高致病性的病毒也是由蜱传播的，而且还非常顽固¬——能够在肉、排泄物或动物分泌物中存活数月至久，即使用冰冷冻也能存活数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疫苗或治愈方法问世。      

       除了非洲东部以外，这种病毒从未在北美洲出现过——当然，除了普拉姆岛。根据美国军方所谓的生化武器研究项目的需要，1954年来，岛上的实验室冰柜里至少存放了这种病毒的7种菌株。1963年夏天，普拉姆岛开始了一个长期项目，“为了识别非洲猪瘟病毒菌株，应加强对其生物或化学属性方面信息的研究……”这个计划包括：分离和培养从世界各处收集的病毒菌株，试验疫苗，以及用实验猪和不同种类的蜱研究病毒的传染情况。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控诉美国对古巴实施化学武器打击：“猪瘟可能是敌人袭击的结果。在很多场合，那些‘败类’都曾谈到过瘟疫或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这里的“败类”指的就是那些居住在迈阿密的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人。考虑到那些古巴裔美国人组织的活动——他们总是与中央情报局扯在一起，这样的指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份1964年的关于MKULTRA146（这是中情局庇护下的生化武器计划名称）计划的中情局文件现已部分解密，这份文件显示，有不知名的科学家正在从事一项毁坏农作物的生化武器研究，其中包括使用甘蔗黑穗病对付甘蔗作物——这应当算是古巴最重要的农作物了，“以便达到袭击[被删除的材料]的效果。”这里，那个被袭击的外国国名我们也只能猜测了。      

       1977年1月，《新闻日报》的约翰卡明斯（John Cummings）和德鲁费瑟斯顿（Drew Fetherston） 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 “古巴猪瘟爆发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文章内容涉及到了普拉姆岛和古巴爆发的瘟疫。此时，卡斯特罗的指控才引起了重视，第二天各大报纸头条都对此进行了转载。在报道中，他们写道：“正是有了中情局的幕后支持，间谍人员才能成功实施1971年对古巴的恐怖袭击，在那里引发了非洲猪瘟。”一位线人说，他把病毒送到巴拿马运河区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在那里，美军设了军官学校，由“绿色贝雷帽”成员（即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译者注）训练外国雇佣兵进行丛林游击战，同时筹备军方和中情局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秘密活动。病毒在那里被装船，密封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容器中。      

       线人还说，他乘坐摩托艇，把病毒容器带到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边境的博卡斯-德尔托罗，移交给中情局派来的拖捞船，然后穿越加勒比海，运到位于海地和牙买加之间、由美国控制的无人的纳瓦萨岛。3月下旬，病毒最终抵达了160公里以外的一处古巴海港，此海港邻近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在那里，病毒被送交到反卡斯特罗的间谍手里。两个月之后，北美历史上第一次猪瘟病毒就在古巴爆发了。      

       长岛国会议员托马斯唐尼表达了他的愤慨：“美国政府攻击别国食品工业的决定本身就是错的。他们的目标是谁？从事这样的秘密工作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呢？”当时负责生化武器战调查的国会议员理查德施韦克（Richard Schweicker）和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也对此事表示了反对：“他的说法确实带有普遍性。很多这种令人愤慨的传闻，结果到头来都是真事！”      

       那么，这种非洲猪瘟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联邦政府的说法，普拉姆岛是全美唯一一个允许保存非洲猪瘟病毒的地方。当然，没人会承认送往古巴的病毒是普拉姆岛准备的，但是根据普拉姆岛和德特里克堡之间频繁的往来，病毒试样可以经由德特里克堡运送到古巴——无论是否基于美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根据已解密的资料显示，这两个实验室之间还曾运送过其他病毒和试样，如裂谷热、委内瑞拉马脑炎、患胸膜肺炎的组织、肺结核病毒（牛型，854号菌株）、传染性马贫血症（新汉普郡剧毒菌株）等。      

       滤过性病原体学者罗伯特肖普并不相信这些谣传。“《新闻日报》登的文章是荒谬的，”他说，“没有丝毫证据。如果真的确有其事，那将是愚蠢至极，因为这种病毒也会传播到美国来的。”在古巴猪瘟爆发时，杰里卡利斯也否认普拉姆岛与此有任何关联：“有很多谣传说这是中情局的人干的，我不是中情局的专家，虽然我知道他们做过不少傻事，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在离美国本土这么近的地方做这种事。可能是古巴从别国进口的垃圾中携带的，或者是从非洲安哥拉回来的古巴军队带回来了的。”      

       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历史学家诺曼科弗特（Norman Covert）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情局想要参与其中是易如反掌的。他说：“中情局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里。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独立开展工作。我怀疑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内幕。”这是一种信息隔离的方式——只有计划中有必要的人员才知道细节，而其他人对此则一无所知。破坏古巴的食品供应计划可能也用了这种方式，由于运送病毒到德特里克堡或其他地方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独立的，普拉姆岛便成了一个隐形的帮凶。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把病毒的大肆传播归咎于自然发生是无稽之谈。有一种理论认为，古巴的猪吃了西班牙飞机上剩余的食物，才导致了病毒传播。但是，古巴与美国一样，对病毒的检查隔离一直控制得非常严格。而且古巴的调查发现，猪瘟是从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同时爆发的，由此生化细菌战专家推断，疫病爆发的自然成因很小，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由于这一推断很难被反驳，因此科学家认为生化袭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情局的暗杀计划（有些计划用到了细菌）以及“猪湾入侵”是美国政府强迫古巴更换领导人的举措。      

       头版头条      

       由于媒体对普拉姆岛的关注日益增强，农业部不得不采取了新策略：在岛上主办全国媒体日。这是自普拉姆岛贡献日以后，它１５年来第一次对记者敞开了大门。本地的报纸对岛上情况了解甚深，不会和政府一个鼻孔出气，但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或《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这样的大报，却会轻易相信政府的说法。农业部认为，与其逐渐向当地报纸灌输普拉姆岛的好处，不如索性就让国家级媒体参与进来，这样的影响势必更大。      

       卡尔格罗斯曼当时还是《长岛日报》（Long Island Press）的记者，他设法参加了那天的媒体见面会。《长岛日报》拥有60万读者，发行量位居全国第六，在纽约皇后区、拿骚县、萨福克县等地都能买到。就在媒体日前夕，格罗斯曼打电话给农业部的公关代表詹姆斯雷诺兹（James Reynolds），询问他明早会议的一些细节。格罗斯曼机智地套取这位公关代表的口风，果然，这位大嘴巴无意间透露了很多重要资料：“普拉姆岛上的研究也包括防御外国的生物武器袭击。虽然那里不是国防部的前哨，但美国必须要为保护自己的食品资源做好足够的准备。”这显然与普拉姆岛当初承诺只进行民用方面的研究相去甚远。“这之间的偏差也太大了……”格罗斯曼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这份报道在他踏上普拉姆岛之前交到了编辑手上。其实，不搞军方研究一直是公众支持普拉姆岛的底线，当初贡献日那天，主管谢安先生没有提及任何军方人员的参与，这里面的猫腻实在是再明白不过了。      

       当各家媒体到达岛上的时候，霍华德巴卡拉克博士向这24名新闻记者展示了手中的一个小玻璃瓶。他说，这里面装的病毒不仅能感染地球上所有活着的牛，而且也足够感染从古到今所有活过的牛。此时，这个人手中握着能够感染数以百亿计动物的病毒，而且，岛上还有更多的其他病毒。      

       另一名科学家厌倦了记者在生化细菌操作上无止境的纠缠，他站在走廊里对大家说到：“这简直荒谬至极！你们看到了任何有关生化细菌战的证据了吗？”记者们环顾四周，生怕漏掉了任何可能的线索。      

       在餐厅用午餐时，卡尔格罗斯曼挑了个角落独自默默用餐。公关代表雷诺兹和其他公关人员陪伴国家级大报的记者也来到餐厅，一起入座享用大餐，丝毫没有理会这个本地小报的记者。      

       但是，就在雷诺兹先生带领记者在岛上参观实验室、这些国家级大报的记者在小本上奋笔疾书的时候，格罗斯曼昨晚写成的通讯已经成为《长岛日报》的头版头条。美国大陆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开始阅读这篇报道，阅读雷诺兹先生昨晚无意透露的内幕消息。      

       这还只是开始。      

       格罗斯曼的报道上了美联社电讯表，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分支机构都会读到“普拉姆岛是生化细菌战实验中心”这样的大写标题。格罗斯曼高兴地说：“这些公关人员肯定知道，上了美联社电讯表就好像上了西乃山 (西乃山是《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的神山，在那里耶稣现形并指引以色列人领袖摩西，引领他接受十诫——译者注)。”全国各地的编辑都要求自己的记者能够根据这则电讯写点儿什么。格罗斯曼用他的笔粉碎了农业部的期望和努力，完全改变了媒体见面会的预期目的。无论其他媒体发表什么样的“正面”文章，依然无法掩盖这篇电讯揭露的事实。第二天，格罗斯曼又写了一片题为“人间大浩劫——就在普拉姆岛”的后续报道，把普拉姆岛比作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1969年的畅销小说的真实版。那本小说讲述的是，由于美国生化细菌项目发射的军用人造卫星出现了事故，因而导致了一场疫病大流行。      

       杰里卡利斯看到文章的标题就大为震惊，他马不停蹄地赶去格林波特，希望能找到一些国内大报的记者扭转局面。在那里，他遇到了年轻的博伊斯林斯伯格（Boyce Rinsberger），当时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后来他成了《华盛顿邮报》的获奖编辑，以及《科学》（Science）杂志的编辑]。卡利斯指着报纸的头条，向博伊斯诉苦。      

       “你的日子不好过了吧？”博伊斯一边喝酒一边问道。      

       “那可不是，简直太不好过了。”卡利斯说。      

       “但你现在也确实做不了什么。你可以给那个编辑写封信，然后让信在抽屉里呆上两个星期，等等看其他报纸是怎么报道这事的。然后，你再把那些文章跟你的信一起寄给那个编辑，让他自己决定手下的这个记者到底是全国最好的，还是最坏的。”卡利斯听从了博伊斯的建议，但是他的信并没有奏效，也没有收到那名编辑的回复。      

       卡尔格罗斯曼1971年采写的这篇报道奠定了公众对普拉姆岛认识的基调，他也因此自诩为“普拉姆岛的头号敌人”。有一次，他在美国本土遇到了卡利斯，他说：“卡利斯见到我都惊声尖叫了！”而在卡利斯方面，当问及如何评价这位新闻记者时，他说：“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直到今天，格罗斯曼还是普拉姆岛的反对者，他的笔也不会很快停下来。

第二部分国会打响了警示枪

       媒体对普拉姆岛的关注也感染了当地官员，包括国会议员托马斯唐尼。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民主党人唐尼成了幸运儿（尼克松总统是共和党人）。在1974年时，年仅25岁的他进了国会，成了年龄最小的议员。      

       当时才从学校出来的唐尼，成了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调查埃奇伍德武器库的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已知药力最强的迷幻剂，极易为人体所吸收，是世界范围内被禁用和控制使用的麻醉药品之一——译者注）药物笛楹退劳鍪录。他回忆说：“我当时接手这件事就是想得到一些新闻。第二天，国会派来的警察就给我送来了一份完整的资料，包括了武器库的图片、招生手册和胶片。这个警察当时是武器库的一个士兵，在没有任何解毒剂的情况下，他被要求服用大剂量的LSD。实验人员还诱使年轻军人服用LSD，他们说，‘来看看华盛顿、纪念碑，来玩玩儿的同时还能帮助政府——只需尝一小丸药！’”唐尼发现，有个长岛男子在参加这个项目后自杀了。不久，军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停止了该项目，并试图掩盖丑事，但还是引起了全国的普遍关注。      

       唐尼接下来的行动就是和他的实习生、27岁的罗恩菲茨西蒙斯（Ron Fitzsimmons）一共作战。      

       罗恩是唐尼的高中同学，在纽约州立大学读书时，他休学一年到国会当实习生。他被分配在国会办公楼顶层的小隔间里糊信封，但不久他就厌烦了这样无聊的工作。于是，罗恩找到员工主管弗雷德卡斯（Fred Kass），要求做点儿更有意思的工作。      

       卡斯递给他一个牛皮信封，说：“来，罗恩，看看这个你愿不愿意做。”      

       信封里是两份关于普拉姆岛进行生化细菌实验传闻的报道。虽然罗恩就在普拉姆岛附近长大，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岛。      

       “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卡斯继续说，“这有《新闻日报》记者的名字，你可以打电话询问。”      

       在回去的路上，罗恩的思绪不断翻滚。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刚刚看了《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又名《惊天大阴谋》）这部电影。该片讲述了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如何通过揭示“水门事件”，从而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罗恩还记得那两名记者是如何找到事情的细枝末节，并逐渐让它水落石出的。“那是一份名单——一份为了政治目的出卖别人的名单。”他回忆道，“而且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他们按照电话本挨家挨户打电话，最终得到了更多的线索。现在，这一切都能套用到追查普拉姆岛上来。”罗恩觉得，自己就是揭露“水门事件”内幕的两位记者之一，而另一位则是他的议员朋友。他立刻给唐尼写信，让他向农业部要一份普拉姆岛的电话薄——“普拉姆岛调查”就要开始了。      

       几天后，一份普拉姆岛员工和原始图表就到了罗恩手上。他迫不及待地研究起这些资料，并在不同的表之间划线。他想：在岛上，是谁为谁工作呢？他开始从表的头一项开始打电话。      

       “你好，我叫罗恩菲茨西蒙斯，是国会议员托马斯唐尼的实习生。我是从华盛顿打来的，我们对普拉姆岛上的工作很感兴趣……”      

       “我听到了很多。”罗恩回忆说，“但是就像电影里那样，人们害怕同我交谈。”很多人听到罗恩打来的电话就立即挂断了，即便愿意交谈的人，也不愿意通过电话。“私人会面，”他们告诉罗恩，“可能会有人窃听电话。”于是罗恩决定，一定要找机会亲自去一趟普拉姆岛，那才是获取内幕的唯一方式。由于那些愿意谈话的人不希望在家里会面，害怕邻居看到他们跟陌生人来往，所以，会面地点都选择在公园、学校后面或在附近镇子他们的朋友家里。      

       罗恩和《纽约时报》的卡明斯和费瑟斯顿也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前，这两位记者发现了美国可能对古巴实施的生化袭击，并揭露了在20世纪50年代，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在美国内陆城市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根据罗恩的回忆，虽然他当时只对普拉姆岛员工的“个人生活和健康”感兴趣，但他认为，那两名记者似乎对岛上可能存在的非法生化实验更感兴趣。最后，他们决定共享手头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并每周通一次电话。      

       通过访谈，他们三人发现了很多问题。譬如：妇女是不允许到257实验室工作的，因为担心她们“会传染给孩子”；而男性则只能以自愿参加SSP疾病的研究项目。SSP是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的缩写，是由麻疹引起的神经系统性疾病，会感染男童或成年男性。症状包括个性改变、智力退化、不自主运动以及严重痴呆等，患者很难存活三年以上。普拉姆岛工会主席保罗罗斯（Paul Rose）告诉他们，257实验室中有一部分被关闭了（他没有指出是哪一部分），没有人允许进入那里，也没有人知道那里在干什么。还有科学家说在几年前，“我和我的三个同事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内容，却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我们整天都呆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只有坐渡轮回家的路上才能够交流……”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姑且称他为“查理”。他告诉记者，普拉姆岛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之间有密切的联络，与埃及和肯尼亚的相关组织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文件显示，军方于1969年10月向普拉姆岛运送了“VEE（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及抗血清”，出发地点是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滤过性毒菌及立克次氏体属微生物研究分部，接收人是普拉姆岛主管杰里卡利斯。几十年来，VEE病毒和炭疽热病毒、波特淋菌和裂谷热病毒都是德特里克堡的主要细菌武器。在顶级机密项目“白衣战士”中，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天竺鼠和人身上注射VVE，用来开发名为TC-83的疫苗。在这项研究的许可书中写到：“这是为了科学研究。”当《新闻日报》的记者询问此事时，普拉姆岛副主管约翰格雷夫斯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这种疾病从墨西哥传入美国。”      

       另一份文件描述了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名为“流行性感冒A病毒的病原性和预防”，目的是对活性和非活性的感冒病毒进行研究，以及进行感冒病毒菌株的DNA重组。实验使用的动物是猪和鸟类。由于病毒能够在猪和人之间传播，所以他们用猪作为病毒生产工厂。查尔斯坎贝尔博士（Charles Campbell）是其中的一位研究人员，他把人类流感病毒的香港变种和一种猪瘟流感病毒（这种病毒曾于1976年造成新泽西的一名军人死亡，并造成了全国性的流感恐慌）结合到一起，从而分离出一种混合型的、带有这两种病毒特征的新型菌株。从这个角度讲，普拉姆岛实验室似乎与它的“动物病毒中心”名称并不相配，因为这项工作包括了对人类病毒的研究。而就是在那一年，福特总统（Gerald Ford）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紧急流感疫苗战役，针对的就是这种在普拉姆岛出现的“新泽西”流感菌株。      

       威廉姆欣肖博士（William Hinshaw）是德特里克堡的动物疾病主管，负责研究破坏敌人食物供给的生化武器。虽然他已于1966年退休，但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是普拉姆岛的常客，并担任岛上的顾问。查理透露，威廉姆博士当年正在研究一种“非常热门”的猴子病毒，很可能就是后来的伊波拉病毒（又译“埃博拉病毒”）的雏形。这种新的马尔堡出血热病毒曾在西德的实验室爆发，杀死了那里的很多工作人员。就像《总统班底》中的记者追随脏钱找到了水门事件的线索，这次，有人告诉罗恩：“要想找到线索，就要追随病毒。”在他们的努力下，更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1948年，国会曾经出台相关规定，禁止在内陆或与内陆有桥梁或隧道相连的岛屿进行外国病毒研究，而且病毒必须经由加德纳斯湾运到普拉姆岛。但在10年后，农业部却希望悄悄说服国会委员会，出台法规允许病毒从内陆运送到普拉姆岛。在提出这个要求时，农业部对国会议员说：“两年里只会有大约四到五瓶病毒从内陆运到岛上。”同时，农业部也许诺对病毒实行最严密的包装和最严格的管理，而且，这样做是为了削减成本，帮助农业部省掉“繁复的中间过程”。于是，国会最终满足了农业部的愿望。      

       然而，农业部并没有一直坚守许诺。。到1976年的时候，长岛和普拉姆岛之间运送活性病毒的大集装箱每天往来不息，而且除了“生物用品”字样外，外包装上没有任何其他描述。此外，运送到美国本土的病毒和细菌样本一般就放在商业客机飞行员座位的后面，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就在80号楼进行接洽，然后用汽车运送到萨福克县百货商店的停车坪前，再换另一辆车继续运送。当地的健康官员并不知道，这么多年来，致命性的细菌、病毒每天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运来运去。有的时候，这些活性病毒还会被运送者带回家中，存放在自家的冰箱里，第二天再送到岛上。而有时，货物会被寄存在奥连特尖岬仓库的冷藏室中，冷藏室虽然是锁着的，但钥匙就挂在仓库大门内的木桩上，也没有保安把守。如果货物到达时，正好错过了开往普拉姆岛的末班渡轮，那么它们或者就放在奥连特尖岬办公室的大门外，或者就干脆斜靠在普拉姆岛邮箱的旁边，等到第二天一早再装船。后来，农业部的一位官员承认，他们确实这么做过，但只是“每个月一两次而已”。      

       在运送病毒时，即便有时货物有100多升，运送者也不知道里面包含的是什么。而且，在出现滴漏或溢出时，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紧急排污包。其实很多时候，连岛上的科学家也不知道包裹里面的样品到底是什么。      

       1970年6月，名叫阿尔弗莱德冯哈斯尔（Alfred Von Hassel）的病毒运送员在里弗黑德的诺斯维尔收费公路发生车祸丧生，事故地点距离普拉姆岛约50公里。当时，他正在运送一种不知名的生化用品。装病毒的容器是一个大约30厘米长、30厘米宽、46厘米高的铝制小瓶，当时就放在出事故的汽车上，事后，小瓶从路边的田地里被找回来。幸运的是，当时普拉姆岛安全保卫利奥戈利兹（Leo Golisz）正好路过，他从车上的“美国政府”标记认出了事故车，并把化学药剂交回给普拉姆岛。据其他工作人员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了别的包裹可能就会渗漏，因为他们看到过运送的小型冰箱和纸板包装盒底端都有液体。      

       这种无视安全保卫措施的行为屡见不鲜，几乎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雇员告诉调查人员，禁用有毒化学农药的禁令都颁布了四年，普拉姆岛还在随意使用DDT杀虫剂。岛上的两个实验室每天随意向长岛海峡和加德纳斯湾排放废物，而且不经任何检测措施，看是否还含有未经净化处理的细菌和病毒。本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要求，在焚烧任何放射性物质时都应该用盖革计数器进行测试，但岛上两名雇员承认，这么多年来，岛上的焚化炉间一直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辐射程度测试。事实上，不仅奥连特尖岬化学品运输仓库的安全性工作名存实亡，岛上病毒实验室大楼的保安房间也已经空置许久了。原来有34名保安的巡逻队现今剩下了不到11人，全年都只有这几个人盯着。“我可以开摩托艇把你送到岛上。”一名员工说，“并把你送到实验室里去——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      

       于是，疾病出现了。

第二部分你放过我吧

       詹姆斯洛宾森（化名）是实验室玻璃器具部的工人，因为生病于1975年提前退休，农业部按工资的40%给他发退休金。岛上工会向农业部施压，说这名员工一直在危险的微生物环境下工作，农业部才把他的退休金标准定为原工资的80%，这才平息了员工们的不。多年来，虽然工会负责人一直都重复着这样的争取工作，但管理层对此并没有丝毫的改进?    

       布鲁斯贝克尔（化名）是一名安全技师，他也得病了，发低烧，行动迟缓。血压很高。他的保健医生说他感染了一种类似感冒的病毒。到了1974年8月，他的情况更糟了：任何微小的运动都会造成皮肤肿胀，经常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消失。贝克尔先后在里弗黑德医院和杰斐逊港的圣查尔斯医院做了肾、肺叶的切片，普拉姆岛的护士弗朗斯德克里斯托法罗（France DeCristofaro）也为他介绍了一位医生，结果都诊断为一种未知病毒造成的疾病。里弗黑德的乔治森医生（Georgeson）还建议贝克尔去波士顿的一家诊所试试，结果依然无法确诊。那里的医生只建议贝克尔切除一个肾，但没有告诉他原因。1976年3月，工人赔偿委员会为他介绍了一名医生。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给贝克尔打了两针，但他的手臂上还是有两处肿胀。医生对他说：“有两种可能，你很健康，或者是目前没有这种病例的记载。”他把贝克尔的样本寄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动物病毒的化验，一个月以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拒绝继续为贝克尔治疗，他说：“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乔治森大夫想再给你打针的话，我可以把血清给他。”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与罗恩一起去普拉姆岛的两位记者一头扎进了国会图书馆里研究资料，而罗恩和其他的国会实习生则游说《萨福克县时报》（Suffolk Times）和其他几份地方报纸，向他们讲述普拉姆岛的情况，并在旧报纸里寻找更多的线索。后来，罗恩终于决定自己独闯位于奥连特尖岬的船坞码头和仓库。为了防止被发现，他在途中还更换了汽车。他回忆道：“进入仓库大楼后，我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冰柜，打开后看见里面的瓶子里装有黄色的东西，瓶上贴着拉丁文标签。虽说我不是科学家，但看起来这些很可能是病毒。之后，我又在四周转了转。”接着，心满意足的实习生“侦探”，跳上汽车，就快速离开了。后来他说，他此行没有受到任何安全检查。      

       正当调查结果即将水落石出时，调查工作却在1976年8月被人悄悄破坏了。本来愿意同他们谈话的一位科学家临时改变了主意，说他的主管建议他最好不要说。另外还有人告诉罗恩：“如果我说主管卡利斯告诉我们，不能跟你们谈话，你应当不会觉得惊讶吧。”当试图接近那些低层的实验室技师或工人时，罗恩他们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去问卡利斯吧。”“我们当时都很明白，有人暗中监视着我们。当我们给某人打电话时，他就会说，‘我知道你们是谁。’然后就挂掉电话。原先提供过信息的人也退缩了，他们害怕我们发表的东西会导致他们被解雇。”有个女人在接到罗恩的电话时几乎要垮了，她哭着说：“他们是不允许我讲话的，你放过我吧！”      

       无奈之下，罗恩只好整理了现有的研究和采访后，以国会议员唐尼的名义向军方和农业部写了信，要求获得对此次调查的回应。来自军方的回应简短而又带着几分屈尊的口气，开头是这样的：“唐尼先生……”（后来唐尼说：“这真有趣，他们为什么不称呼我“亲爱的国会议员先生”呢，就像一般的公函一样？）信中说，军方已于去年逐步退出了和农业相关的活动。在尼克松总统命令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停止进攻型生化武器实验的7年后，军方已经把德特里克堡的大权交给了农业部。军方也表示，普拉姆岛的情况与此相似。同时，军方还解释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与普拉姆岛之间密切的联系是为了“防卫我们的农畜牧业不受生化武器的攻击”。同时，“军方的目的在于……在微生物领域的研究中尽一份力量……这些年里，军方和农业部在这方面也通力合作……两个部门在工作层面进行沟通……”两者的这种关系自建立军方的细菌战实验室时就开始了，也就是1952年的257实验室初建之时。      

       罗恩他们还向农业部发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普拉姆岛主管杰里卡利斯的，要求他公布普拉姆岛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这封信可给卡利斯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唐尼先生是当地的国会议员，也是农业委员会中的一员。普拉姆岛必须要小心应对。在信中，罗恩要求普拉姆岛官员提供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有关的一切报告、信件、文件、名单等。同时，受《新闻日报》两位记者的启发，罗恩还要求普拉姆岛提供关于寄往德特里克堡、巴拿马运河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猪瘟”病毒的信息。总之，罗恩向普拉姆岛一共提了56个相关要求，有些要求里还有更多的副要求。      

       信的结尾写道：“考虑到所要求信息以及此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您能对此事给与高度的关注及最紧急的处理。”但实际上，此事根本就急不得，因为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而实习生罗恩也要回到大学里继续读书了。      

       一直到8月底，罗恩还在等农业部的回复。与此同时，他写了一份“总结”给老板，这份厚厚的总结使国会议员唐尼和卡斯主任十分震惊。罗恩说：“没有人付我薪水做这个，我是孤军奋战。”这份报告列出了普拉姆岛和古巴爆发的猪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记录了一次谈话中透露的传闻：“在过去的几年中，福特总统一直都知道某种贝类动物病毒和猪瘟病毒泄漏的情况 。”报告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件，比缙绽姆岛实验室的种种问题和存在的安全隐患等。报告的最后一章是对普拉姆岛管理层压制言论自由的控?。（“为什么国会议员办公室不能从联邦雇员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后来，农业部终于给唐尼回了一封措词笼统的信。但是，在信中，它第一次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农业部曾代表军方对水泡性口炎、普鲁氏菌病以及纽卡斯尔病（一种能够影响鸟类神经和呼吸系统的外国疾病，曾在实验室中感染过人类，而且死亡率几乎是100%）进行过研究。同时，农业部也一直保持着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联系。信上还说，1962年，农业部向军方提供了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作为室外生化武器实验基地，进行反农作物武器之一——小麦锈病的研究。但是根据军方的说法，他们和农业部只有“工作层面”的交往，这和农业部两者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的说法大相径庭。也许，两者兼有才是最恰当的说法。      

       在罗恩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卡利斯曾不断邀请他和唐尼到岛上参观，以便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但实际上，唐尼并不知道罗恩遭受到的阻力。30多年后，罗恩终于可以坦荡地对那种官方邀请进行评论，他说：“官方访问根本就是做秀。我们认为，岛上的人无非就是带我们看看我们不懂也不了解的实验室建筑而已。”所以罗恩并没有接受这样的邀请，相反，他更信任岛上的那些雇员，无论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了解普拉姆岛的人。      

       但是让罗恩感到委屈的是，卡明斯和费瑟斯顿在文章里只是揭露了普拉姆岛和陆军实验室总部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触及雇员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而罗恩认为，后者才是重点。在一篇题为“普拉姆岛实验室：是造福人类还是遗祸四方”的报道中，没有提及像布鲁斯贝克尔那样在实验室里感染了神秘疾病的雇员，也没有提及岛上雇员的健康只有一位医生负责，而女护士是兼职的，任务仅仅是分发阿司匹林和创口贴而已。文章也没有提及岛上的主管助理曾携带活性病毒乘坐商业运输机飞越大西洋。罗恩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都告诉了他们两个，但是却很遗憾地看到，这些信息并没有付诸报端。“我非常丧气，”他说，“我希望记者能多写写岛上的员工——他们是怎样因为在毫无防范的环境中工作而染病的。”普拉姆岛的管理层则把这篇报道看作是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胡编乱造的，他们否认岛上进行过任何生化武器实验。卡利斯说：“我们的中心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参与任何生化武器实验。”      

       更让罗恩遭受挫败的是，《萨福克县时报》也站到了普拉姆岛一边，公开批评这位“大学在校生”和《新闻日报》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并把他们形容为“不计后果的莽夫”。文章说：“想要揭开另一个‘水门事件’的野心成了他们的原动力。”事实上，这种论调是当时社区对普拉姆岛支持已达顶点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高度的支持很快就要回落了。      

       “我觉得普拉姆岛上存在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虽然他们总是否认。但这个岛的神秘性使得这样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唐尼议员说。现在，他已经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游说议员之一了，以他50多岁的年龄，在议员中仍然算很年轻。      

       “因为他们不告诉你实话，所以人们只好往最坏处想。”唐尼说，“而且，谁会相信他们（普拉姆岛）呢？那个时候，说谎简直就是各种运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是不会说真话的——他们给那些士兵服用实验药品的事就只字未提。”在LSD丑闻发生后，他说：“推断出军方正在普拉姆岛试验生化武器，以及他们和农业部有所合作，其实一点儿都不困难。但是，基于对军方的完全信任，我从不愿相信这种说法。”      

       虽然《新闻日报》宣称，唐尼对普拉姆岛的调查“还远远不够”，但是因为其他公务缠身，他并没有发起任何形式的正式调查，而罗恩菲茨西蒙斯也于暑期结束之后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继续学业 。      

       在此次普拉姆岛质疑事件过去了很多年后，弗雷德卡斯才向罗恩坦白，当初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看到罗恩的调查能有任何成果。      

       是的，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实习生的暑期报告罢了。

第三部分灾难性事故

       建筑物的安全设计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整个建筑要完全防火。那样才能做到每个楼层和房间都是防水、密封的，能够杜绝昆虫和寄生虫。这样一来，只要在各个出口、入口、通风口实施持续的监督，就能够保证外面的麻烦不会影响建筑内部。      

       ——普拉姆岛主管杰?amp;#8226;卡利斯      

       1978年9月15日早上7:00点——今天可是难熬的一天，比利多洛斯基（Billy Doroski）心想。他捂着肚子，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登上渡轮前往普拉姆岛。周四的晚上总是过得特别快，因为还有一天就是周末。这是北福克地区一年中最好的时候：天气很暖和，夏天的暑气和潮湿也开始消退，那些厌烦的城市度假者也在劳动节（9月1日是美国的劳动节——编者注）时撤走。由于每年从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26日——编者注）那天开始，纽约就会兴起度假狂潮。富人和名人多会选择长岛的南北两端，躲开城市的喧嚣。像索瑟德和南汉普顿这些平时人烟稀少的地区，一下子人口就膨胀了好多，交通也变得异常拥堵。于是，当地居民就受到了极大的打扰，痛苦地等待夏天的过去。      

       离周末还有8小时，但比利多洛斯基却在忍受着昨夜酗酒的后果。一般说来，乘坐早班渡轮是很愉快的——就好像几个朋友搭车一起上班，谈笑间不知不觉就到了。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虽然咖啡稍稍减轻了比利的颈痛，但对胃部却没有丝毫作用，而且还随着船只的颠簸加剧了不适。比利是实验室技工，职责是协助科学家们的工作，给动物注射病毒、提取血清样本、在培养皿中培养病毒，以及准备切片等。实际上，正是由于比利承担了大部分的力气活儿，科学家们才能轻松地进行研究。      

       下了船，比利上了开往257实验室的大客车，慢慢挪到座位上，叹了口气，心想：“总有那么一天我要辞职不干。为什么非要去让自己做这个呢？”在遐想中，车子向南驶过一片沼泽，就到了257实验室。比利安静地坐着，等待轮到他下车，然后和大约25名同事一起进入保卫室，进行例行的检查程序。他今天的任务是协助257实验室的主管阿梅德达尔迪里（Ahmed H. Dardiri）。达尔迪里主持一年一度的外国动物疾病培训，给各地的医生和兽医讲授如何确认外国病毒症状，以及细菌感染。那天早晨，达尔迪里计划演示牛疱疹性乳头炎病毒造成的影响，他要求比利为他做好准备工作，换句话说，他要比利给牛注射病毒。      

       比利走进更衣室，关上门，换上灰蓝色的工作服，拿上病毒注射器走向动物围栏。他用疲倦、充血的眼睛注视着这些动物，然后又走近一点，更仔细地瞧了瞧。      

       哦！不！难道它们已经得病了？！      

       比利被他所看到的惊呆了：两头被阉割过的公牛口吐白沫，发出低沉的呻吟。“这不可能的。”他想，“不会这样的。”也许是他走错了实验室，也许因为早上的不适而糊涂了。“不！”他想，“这就是我应该在的实验室，这里的动物应该是健康的。这两头牛昨天才从‘老牛农场’运过来。”比利以为酗酒影响了自己的判断，看到时间还有点剩余，就揉着惺忪的睡眼离开了动物房，又一次冲澡、消毒，然后到更衣室休息。比利的担心无可厚非，因为他确实有一次不小心在表皮注射活性病毒而遭到了感染。他在休息室看了会报，又喝了杯咖啡，感觉好点之后，他再次进入动物房。      

       结果还是一样！他看着得病的牛，检查了实验室记录，再看看动物，摇了摇头。事态严重！他又回去洗了个澡，结果回来看到的还是一样。      

       这回可真不是我的错了——这里的牛确实是都病了！      

       比利立刻打电话给达尔迪里博士。此时博士刚到，听完电话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动物房，掰开每头牛的颚，检查它们是不是患了臌胀症。但是从症状分析，它们得的应该是口蹄疫。早上9:30，达尔迪里博士打电话给杰里卡利斯，告诉他病牛来自“老牛农场”，就是62号楼，一个户外牲畜围栏。卡利斯指示他们抽取样本，马上进行实验诊断。      

       今天的培训也只好取消。      

       没来得及放下听筒，卡利斯又马上打电话给动物供应主管路易斯詹宁斯博士（Louis Jennings），要他马上赶到62号楼察看情况。詹宁斯匆忙赶到那里，发现情况相当严重，所有的牛都出现了口吐白沫的症状。大约上午11点左右，詹宁斯打电话告诉卡利斯这个坏消息，并马上把牛舌头组织赴样本给了一位安全官员，让他立刻送?57实验室的达尔迪里博士。      

       达尔迪里博士在病毒诊断方法方面经验丰富，为很多疾病的诊断做出了贡献。从本质上讲，科学是知识的不断累积，是科学家们不断探索的成果。病毒诊断也是如此，微生物学家们必须对未知样本进行层层考察，最终做出分析结论。所以首先，达尔迪里要察看病毒的来历。这一点很容易，因为病毒不是来自刚果丛林那样的地方，而是来自实验室。所以，对病毒的确定也相对比较容易：很明显，这是口蹄疫症状。下一步就是决定该使用何种反应物。一般来说，达尔迪里都会对样本进行培养，以便拥有足够的素材进行实验，从而发现真凶。由于口蹄疫病毒有7个菌株和很多分支种类，他就从冰柜里取出了各种试剂。不同试剂会和不同疾病抗原体起作用,比如，试剂可以是一种蛋白质，能够对抗实验小白鼠身上的病毒菌株。荧光抗体也是一种试剂，在和某些病毒接触时会发光，而这些病毒是肉眼看不见的（除非在电子显微镜的帮助下才能看到这些病毒）。为了检测试剂与病毒斗争的全过程，人们观察破裂的细胞，测量死去细胞的穿孔，从而看出病毒的毒性。通过在不同的实验动物身上使用活性病毒制造试剂，岛上的科学家储存了大多数的已知病毒。      

       把试剂从冰柜中拿出来之后，达尔迪里博士就把比利从楼上动物房提取的样本与口蹄疫病毒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它与O-1型菌株吻合。从62号楼传回来的样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疾病爆发了！      

       至少有一个实验室发生了病毒泄漏。口蹄疫爆发了！然而，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病毒泄露呢？它们又散布在哪里？达尔迪里博士惊慌失措地给卡利斯主管写信《总结：口蹄疫病毒阳性》      

       剔出：1.选择、收集……3.去粗存精      

       ——《韦氏新国际词典》      

       2001年2月，欧洲大部分和中东部分地区曾爆发大面积的口蹄疫。政府出动军队对感染的猪、牛、羊进行宰杀，它们的尸体堆放在郊区的深坑里，用火焚烧，化为灰烬。尸体燃烧产生的黑云弥漫到天空中，久久不散，绵延好几公里。最后，4个月之内，有1500万牲畜被屠杀焚烧。政府们把这种行动叫做“剔出”。      

       而岛上的这次“剔出”针对的就是口蹄疫病毒！      

       口蹄疫伴随我们人类已经有很多个世纪了，甚至比我们知道的还要长。有人认为，它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十大瘟疫中的第五大，上帝曾用它攻击过埃及的牲畜。这种病毒最常攻击的是偶蹄类动物，如牛、猪和羊等。动物的嘴和蹄子先会长水泡，水泡的直径会长到5厘米那么大。水泡下面的健康细胞会液化，滤过性病毒水泡会肿大直至破裂，在病畜患处留下溃疡。蹄子的疼痛使得动物一瘸一拐，或失去行动能力，而嘴上和舌头上的水泡则使动物无法进食。除此以外，细菌还会侵犯伤口造成进一步感染，从而导致病畜的突然死亡。虽然这种病毒本身一般不会致命，但是它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却能致动物于死地。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治疗口蹄疫的灵丹妙药。      

       如果不是因为普拉姆岛的创始人，1948年对口蹄疫的歼灭战就不会取得胜利。      

       然而，也正是由于普拉姆岛的存在，口蹄疫才会在1978年重回北美大陆。      

       就在达尔迪里博士确定动物患的是口蹄疫时，卡利斯博士也召集实验室专家和管理人员到他的办公室。他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并递给他们一份沾满灰尘的1969年的应急操作计划，这已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新文件了。一般来说，为了避免公众的恐慌，这类疾病都有相应的代号，比如牛瘟的代号是“瘤胃”（反刍动物的第一胃——编者注），而口蹄疫则是“纳达”，但是对内部工作人员，自然无须遮遮掩掩。      

       按照应急计划的要求，岛上除人以外的所有生物都必须毁灭，这就意味着要剔出：94头牛，87头猪，66只绵羊，28只兔子，27只鸡，13只山羊，6匹马，2只鸭子，以及所有的老鼠和天竺鼠。但是，岛上还有很多野生动物，这些动物不好处理。      

       卡利斯说：“我们不能按计划的要求剔出所有动物，那样所需的时间太长。现在我们时刻面临着更多动物被感染的威胁，情势紧迫，我们需要在座所有人的支持。”      

       当达尔迪里告诉他们病毒爆发的时候，他们一致同意就地焚烧，并马上通知下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为了不引起恐慌，岛上的工人只被告知：扩散出来的病毒不会传染人类，尽管他们大多知道比利多洛斯基不慎注射病毒的事 ：比利在给天竺鼠注射病毒时，针头不小心戳破了自己的皮肤。很快，他的手指肿大并出现了类感冒症状。科学家把他在实验室隔离了一周，监测他的血液，从中发现了病毒抗体，这说明比利已经感染了口蹄疫。当病毒被控制住了以后，科学家们才放比利出来，允许他回到家里。但是，比利还需要在被感染的手上戴上橡胶手套，一直戴了五天，然后他才又回来工作。      

       所有工人都被要求停止手里的工作，原地待命。科学家们制定了行动计划：首先，岛上的每个人都要去污消毒并撤离，只有疾病控制小组留了下来；岛上所有的动物都被运到实验室，在收集了它们的血样和组织样本后就地屠宰；同时，岛上各处都要喷洒消毒液和化学药剂；此外，还要通知华府方面；关于媒体方面，除非绝对必要，最好先不通知。但是这样的事，岛上101实验室的65名合同工却不能不知道。这两年多来，实验室周围的木工活一直都没有断过，所以管理层都觉得这次病毒的爆发可能与这些木匠的施工有关。于是工头被叫来听取下一步的指示。      

       卡利斯博士的电话响了，又是达尔迪里博士打来的，告之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坐渡轮回家的人有可能也是病毒携带者，会把病毒带到美国大陆。卡利斯博士马上联系渡轮舰长，要求他把船开回来。此时，对岸等候家人的人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们惊奇地发现满载着下班工人的船又调头驶回了普拉姆岛。在岛上，卡利斯要求立即实行紧急计划，从此刻起，普拉姆岛进入了一级防范禁闭状态，没有人允许离开该岛。同时，他还不得不面对职业生涯中最不愿意的情景：发表新闻稿，宣布普拉姆岛口蹄疫病毒爆发。      

第三部分这是一次偶然事故吗？

       当时在257实验室工作的卡萝尔豪斯回忆：“每个人都被叫了进去，要求查看自己辖区内的动物是不是病了。”在没有窗户、密封的实验室里工作了一整天就已经够受的了。实验室的密封门一关，研究人员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丝毫不受外界的干扰。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你只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因此很多人都得了光线剥夺症或季节性抑郁症。”在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孤独、与世隔绝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冢连这个世界内部的大门也关上了。工作人员只能打电话给家人或伴侣，告诉他们岛上发生的事，说他们不能回家了，但一切都还好。豪斯博士当天的工作伙伴是一位从巴黎来的访问学者，她本来计划给这名学者讲授一些最新的诊断技术，但因为整个研究计划都因病毒的临时爆发而取消了，所以他们两个无所事事，只好对坐发呆：“当时其实非常好笑，因为那个法国人以为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而我的法文又不够好，没法告诉他教斓那榭霾灰谎。”r      

       几个小时之后，390名工人终于被准离开普拉姆岛——但在他们出发之前，必须要经过严格消毒。他们依次进入更衣室，把家常衣服脱下来，穿上统一的白领套头工作服和白色球鞋。个人物品，如手表、珠宝首饰、书本、钱包等，都必须放到储物柜里。当然，为了每个人都能够开车回家，汽车钥匙和墨镜可以带走，但也要经过反复的消毒。长时间呆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都快要发疯了。到晚上快8:00点的时候，他们终于被告知可以走了。在走之前，他们又一次被要求沐浴，在湿漉漉的身子上穿上工作服，然后离开。      

       走出实验室也是一样。325名员工和65名合同工像入侵的外星人，穿着臃肿不堪的白色航空服，井然有序地撤离普拉姆岛。此时，他们都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在挤上开往码头的大客车时（客车也要经过化学药剂的消毒才能开到渡轮那里），他们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干草燃烧的气味。除了留下来的35人小组，所有人都在8:45分离开了普拉姆岛。岛上的图书管理员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事后回忆，她当天深夜才回到家，她说：“我叫醒我的丈夫，结果他看着我笑出了声。我的头发都竖着，而我还穿着肥大的白色工服和塑胶运动鞋，全身湿淋淋的，简直狼狈极了。”      

       晚上9点整，岛上开始剔出动物。第一批离开62号楼的是海福特牛，它们被装上卡车运到101实验室东边的动物房。山羊、绵羊、马和猪则被赶到西边的动物房，再装到装卸平台上。在2小时之内，所有的动物都从62号楼清理了出去。之后，它们的厩和畜栏都被喷洒了化学试剂，以便杀死从实验室扩散出的病毒。接着，工作人员进行了沐浴，然后把21号楼的动物也转移到了别处。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周六的拂晓才完成。与此同时，101实验室的后面，工人们开动了焚化炉。      

       验尸房前的滑道成了尸体拆卸台，站在最前面的是兽医唐纳德摩根（Donald Morgan）。他身着白色工作服，头戴无边便帽，认真地诊断每头牛，并提取血液样本和组织样本，留作日后研究使用。      

       两名动物管理员则手提大剂量的麻醉剂，或是装了压缩空气弹、能够将动物置于死地的特制枪支，再用电锯和刀将动物尸体肢解，用滑道送入焚化炉。验尸房里一片混乱不堪，到处是飞溅的血液和尸块，还有嘈杂的电锯声，以及大块的尸体倒在滑道上轰然的回声。由于257和101实验室里已没有足够的宰杀空间，动物只好在实验室外面就被实施安乐死，然后再送到二楼摩根医生那儿。      

       每当房间被塞满的时候，填料间的电话就会响：“准备好了吗？来了！”然后楼上的两名动物管理员就抓住尸体的后腿，把它扔上滑道，再全力把整个尸体也推上去。然后他们开动控制滑道的绞盘，让尸体滑下去。      

       焚化区是岛上最易感染的地方，因为这里污染物最多，而且炉子不断排出高温热气。这里的工作也是岛上最差、最累的，工作人员都要轮班倒。在病毒爆发的时候，焚化区无疑是最危险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从滑道下来的动物尸块富含各种细菌和细胞组织，在投入焚化炉之前，这些脏东西都会弥漫到空气中。此外，这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像有人说得那样：“到了屠杀日，楼上的人会把牛排骨留下来。”其实，不仅是牛排，还有鸡胸脯肉、猪排——尽管它们都不是农业部定的A级食品（即优质产品），而是V级（即病毒感染的），但它们毕竟是肉。“没有人会承认，”另外一位雇员说，“但我们却这么做了——我们吃这些肉。”      

       按照正常的实验操作程序，每两周需要处理一次实验动物，那一天就称为“屠杀周末”：不锈钢滑道上布满了动物支离破碎的尸块，腿、身子、躯干、内脏等等，这些血淋淋的东西被装入一个底下安着小轮子的大桶中。而房间里，牛、羊、马的死尸都身首异处，散落得到处都是。      

       这里的工作人员穿着亮红色的制服，带着无边便帽（这种装束表明此处的污染程度高）。桶装满之后，工作人员就会把它推上传送带送到填料间的另一边，然后再送入2000℃高温的焚化炉。一个工作人员说：“这里的气味和热度让人无法忍受，感觉就像是在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即便是背对焚化炉的填料间，温度也有49℃左右。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察看焚化情况。当火苗有所减弱的时候，他们就投入更多的动物尸体碎块。焚化速度是每小时680公斤，一桶接着一桶。从头天晚上到第二天，这个过程一共持续了48小时，远远超出了已运行26年的锅炉当初设计的负荷能力。有人说，炉子的砖烧得通红，简直就像夜里烤焦的熏肉，还有人说焚化炉的水泥墙后来都被烧坏了，需要重修。那个周日的晚上，工作人员用高压水龙冲洗了这个房间遗留的动物内脏、排泄物，以及溅得到处都是的鲜血。参与当天工作的一个人回忆说：“那天晚上的气味简直难闻死了，就好像烤了8小时的牛肉和腐烂了8小时的牛肉混合在一起，或者是阴雨天屠宰场上所有变质腐坏的东西都综合在一起。”      

       实验室需要用苏打碱液、醋酸和多聚甲醛（一种用作杀虫剂、熏蒸剂和杀真菌剂的白色固体甲醛聚合物——译者注）进行消毒。岛上多聚甲醛的存量比较大，但其他两种化学药品却剩得不多了。于是，2吨碱液在24小时之内被运到岛上，而安全长官则派人到对岸把附近小区超市里的醋全部买下来。紧急行动小组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衣，往实验室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上喷洒醋酸（用醋调配而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三座室外动物围栏以及道路、走廊、运送动物的卡车外部、行政管理大楼等也都用苏打碱液消毒，卡车内部则用醋酸。一车车的动物粪便先喷洒碱液，然后埋入1.8米深的壕沟，埋好后再进行喷洒。衣物则用多聚甲醛喷洒，而成捆的稻草、动物食槽等就被彻底焚烧。      

       “整个岛上都用碱液进行了消毒，所有能销毁的东西都被销毁。”一位工作人员说，“草、树、动物全都死了。岛上到处都是灰烬，就跟下雪了似的，全是白的。”为了彻底打扫干净，普拉姆岛周一仍然关闭。直到周二早上8:00，工作人员才又乘第一班渡轮回来上班。      

       焚化炉则花了一周时间才冷却下来。穿着工作靴、带着面具的工人们小心地打开炉子，里面尽是成吨的灰烬和骨头。他们把这些残渣收集起来，用水和碱液浸泡了整整一天，然后把它们深埋在地下。      

       当那些首席科学家离开办公室后，卡利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片颓态。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不可能、甚至于无法想像的事情，但是，他现在却要向全世界宣布这是真的——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熬的一天。还好，今天是周五，即便这样的消息在今天下午传出去，到了周六它也就被埋在故纸堆里了。周末大家关注的都是娱乐消息，而不是这样的重要新闻。而且，如果字斟句酌地去掩饰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好。      

       “在普拉姆岛的动物疾病中心，饲养实验前动物的设施中的牛被检测出了口蹄疫病毒。”新闻稿是以这样含混的形式发布的。很显然，对那些不太熟悉这门科学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措辞简直让人不知所云。但是，文章中的一些语句还是引起了报社周末值班编辑的注意，比如 “权威人士不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这是第一次在高度安全的实验室之外发生感染现象”或是“这种病毒很少感染人类，但是，疾病可能会破坏经济……”等。无论是否是周末，这仍然是件举足轻重的事。      

       而在1971年时，农业部对它的外国病毒实验室可谓信心十足：      

       普拉姆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岛上的实验室自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病毒泄漏事故。      

       但是现在，报纸上刊登的这条消息确认了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出问题了。      

       到周日的时候，《新闻日报》就已经有不下4名记者在采写这方面的报道了，他们打电话给普拉姆岛，寻求事情的真相。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先后发表了三篇报道，且标题越来越显出事件的严重性：跟随普拉姆岛参观者；追寻普拉姆岛病毒泄露事件的来源；专家追查动物疾病事件。      

       当《新闻日报》发表第四篇报道时，普拉姆岛开始出来应对。实验室主管查尔斯坎贝尔告诉一名记者：“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觉得岛上出现了疾病。”但是，他把病毒泄露事件归咎于建筑工人违反了安全操作规定。他含混地否定了岛上一些候鸟，如鸭、加拿大鹅、鱼鹰和海鸥等死亡的谣传，也没有明确说明是否有鸟被猎杀。那么，会不会是某个访客的人为破坏呢？还是一个非法闯入者的过错？又或是哪个工人在发泄私愤？“有一两个人提到过这种可能性。”康贝尔说，“这虽然能说得通，但我们认为这不太可能。”人们担心的倒不是遭到口蹄疫病毒的攻击，而是其他的致命性病毒。这是一次偶然事故吗？

第三部分病毒猎手

       对此次病毒爆发引起重视的联邦机构之一是总部在华盛顿的紧急疾病组织。到了周五傍晚时，农业部也加入了紧急疾病组织的行动。第二天，斯坦利纽科姆博士（Stanley Newcomb）率领他的8人小分队来到里弗黑德，在当地一家汽车旅馆成立了临时危机指挥中心。富又行牡某稍币黄鹛致哿苏庵植《究赡芰餍械那榭觥⒎绞胶偷氐恪Ｈ绻有证据能够显示它是怎样发生的，那么科学家们就有可能对它进行跟踪，并最终确定它的蔓延趋势?    

       小组成员对有限的证据进行了分析，但是，此时距离发现病毒爆发还不到一整天，对它的成因下定论还言之过早。对于病毒流行性学专家来说，凭空臆测是浪费时间。因此，科学家们不再猜测导致病毒爆发的原因，而开始研究病毒泄露的方式。他们做了三个推断：第一，病毒从高度安全的实验室逃逸到隔离区域；第二，病毒从岛外的某个地方被带到了岛上；第三，病毒由普拉姆岛传播到长岛或其他地方那些缺乏免疫力的动物身上。      

       在察看了实验室记录之后，他们先确定了口蹄疫病毒的O型菌株曾在实验室进行过研究。257实验室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研究这种病毒了，但是101大楼中的四个实验室里有三个都在研究它。所以，病毒应该是从岛上扩散出去的，而不是从外面传入的，而且101实验室很可能就是源头。然后他们确定了会把病毒传播到大陆地区的媒介：人、鹿和空气。就像蚊子能够携带西尼罗河病毒、裨能够携带莱姆病毒一样，人也能够通过皮肤、头发甚至嘴携带成千上万的病毒。当记者问坎贝尔，从普拉姆岛游到长岛的鹿群会不会成为带菌者时，他说，鹿可能会被感染，但是皇后地区（也就是长岛西部地区）的城市格局会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那里出现携带病毒动物的几率很小，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还有人质疑病毒会不会通过空气传播，虽然有人说病毒在空气中只能存活几个小时，但卡利斯博士相信，病毒还是有可能搭上一些空气介质的“便车”，传到别处去。      

       首先，小组在带菌者怀疑清单上排除了岛上的雇员，因为他们每天都遵循系统性的排污程序，而且，他们知道到了大陆应该避免接触什么。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手册、记录，找到了过去6天来和岛上有所接触的合同工人，他们都是可能的带菌者。这103人都住在纽约市区，除了那位257实验室的法国访问学者，与病毒可能有过接触的人中没有外国科学家或学生。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77个建筑工人，他们最有可能携带病毒，因为他们对传染病一无所知，因此可能会使疾病进一步扩散和爆发，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于是，这些科学家分头致电建筑工人，问了他们一系列的问题，如：“你最近有没有去过动物农庄、养殖场、屠宰加工厂、畜棚等？”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你们家里有没有养牛、羊、猪等动物呢？”这样的问题更让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嗤之以鼻。“那你们有没有去过卖鸟的商店、农业产品交易会那样的地方？有没有去过布朗克斯动物园，或是其他动物园或展示动物的地方？有没有去过纽约市以外的地区？如果有，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这些人的回答让小组成员松了一口气，只有几个家庭曾经到过附近的郊区，还有一个人去了趟宠物商店，但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危险性接触。而抽查也显示，这些人家里没有饲养牲畜。      

       科学家们两人一组前往附近地区的动物农场，这几个农场里有900多头奶牛。他们站在安全距离外，观测牛的情况，看有没有出现病状，然后对它们喷洒消毒液，再换好衣服赶往下一家农场。其中比较危险的一处是“长岛游戏农场”，这是一个占地120万平方米的儿童乐园，里面养着很多易感动物，如环尾狐猴、水牛、松鼠猴、牛、美洲狮、马、长颈鹿、绵羊、斑马和鸵鸟等。如果病毒传到了大陆，很可能会首先出现在这铩５笨吹秸饫锏亩物都没有出现异常时，工作组的全体成员都松了口气。      

       紧急疾病组织用了6天完成了病毒追踪工作。坎贝尔博士在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情势，和大多数科学家那样，他也不愿做出绝对的结论。在报告中他写道：“从普拉姆岛向岛外传播病毒不太可能，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病毒的爆发也不太可能来自普拉姆岛外部，应该不是外部带菌者传到岛上的。”他告诉一位记者：“出了这样的事，虽然我们很尴尬，但我们认为疾病不会从岛上扩散出去。”而且他还说，这种病一般不会感染人类。“虽然不是说所有的动物疾病都不会感染人类，但这种病毒的几率确实不大。”而与此同时，在257实验室里，唐纳德摩根博士正在和他的伙伴通力合作，化验从被毁灭的动物身上提取的200多个样本，结果发现了一种新的口蹄疫菌株。通常情况下，新发现的病毒菌株会用发现地点命名，于是摩根就把它命名为“P.I.S.S.”，即“普拉姆岛副菌株”（Plum Island Sub Strain）。但是，农业部对此却怒气冲冲，因为这样一来，口蹄疫在美国的爆发就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全世界都会抵制美国的肉类制品，农业部、甚至整个美国经济都会受到影响。他们不准普拉姆岛把病毒菌株命名为“P.I.S.S.”，不准提及“疫病爆发”之类的话，只准称之为“事故”，而且还拒绝向公众披露此事。直到今天，华盛顿方面的官方说法，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或是《华尔街日报》等报刊的说法都是：美国最近一次口蹄疫爆发是在1929年。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最近一次口蹄疫爆发是在普拉姆岛，1978年9月15号。      

       1978年的9月正是卡利斯主持修建的实验室投入使用的时候。但是，一开始它就给普拉姆岛和它的主管留下了污点。据卡利斯说，当时实验室的建设工程还“只完成了很小一部分”。堆得高高的建筑原料、脚手架和各种建筑设备，包围着白色的101实验室，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片狼藉的战场，而不是工地。更糟的是，因为病毒泄漏和施工缺陷等原因，工程不久之后就遭到了联邦政府的调查。      

       这项工程的目的在于拓展实验室的研究空间。在1952年时，由于国会只批了三分之一的预算，因此农业部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只修建了两座实验室大楼，使里面的每个实验室侧楼都可以一次研究一种病毒，以便避免交叉感染。但是，普拉姆岛要研究的外国病毒数量如此之多，但空间却实在有限。      

       除101实验室之外，新建工程占地6500平方米，包括一个圈养动物的侧楼，以及可进行病毒研究和解剖的实验室。这一工程还包括年产3000万试剂（即每天8820针）的工作间，以及存储病毒的冷冻仓库，另外还有一个设计别致的休息大厅，以取代普通的警卫室和保安室。加上这些附加设施，才算达到农业部当初的规划。这样，这里就能进行更多的研究，并且雇佣更多的员工（计划再雇佣50人）——更多的研究意味着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当然，这或许只是农业部一厢情愿的设想。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卡利斯对建筑工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次疫病爆发与建筑施工或操作流程的改变有关。为了配合工程，我们允许了一些人进入综合楼围栏，但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他的这种措辞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很多人认为，由于所有实验都是在实验室内部进行的，除非有病毒从内部扩散出来，或者是进行了户外病毒实验，否则，允许建筑工人进入综合楼一带并不能导致病毒的逃逸。      

       没有结论的调查      

       摩根博士认为，21号楼和巴特里斯蒂尔候宰栏提取的动物血清没有什么问题，于是，他把焦点对准了62号楼。在病毒爆发时杀死的动物中，他发现关在中心围栏区，即第5、第6号围栏里的动物体内产生的抗体数量多，而关在两边和后面围栏里的动物抗体少。这说明，病毒可能是被动物管理员带到这里的（比如粘在他的手、袖子上），或通过空气介质传播的（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抗体数量显示，病毒已经传播了大约2~3个周期，繁殖、传播了将近一周。      

       在疫病爆发后的10天，岛上工程技术和工厂管理处的负责人默隆威金（Merlon Wiggin）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备忘录，题目为“管理委员会的尴尬境地”。威金负责岛上除研究以外的事务，包括海运、污水处理、供水、供电、紧急发电厂、车辆调配场、一般养护工作，以及生物排污等，是仅次于主管卡利斯的第二号人物，手下的雇员是研究人员的两倍。同时，他还掌管着雇员去留的生杀大权。威金是在缅因州的小镇长大的，在30岁那年，他申请到普拉姆岛来工作，黑根主管雇用了他。在普拉姆岛的初创期，威金负责这里的工程和一些小型维修工作。      

       在威金的备忘录里，他不经意地承认了有些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焚化区存在问题。对这个区域的检测发现，每分钟从高危污染区逸出几十立方米的空气。      

       “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实验室的排气系统。”威金说，他发现屋顶的107号过滤装置在散气时容易藏污纳垢。“几乎10年来，我一直都要求更新的设备必须先进行检测（而且我们有设备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还建议通过更新设备提高工作效率。”他没有挑明是谁阻止了作为工厂管理主管的他，进行这样的检测和更换工作？他也没有说无视于这些工作会带来什么后果。威金说：“很显然，病毒是在62号楼由人传染给动物的。” 他写道：“看起来，病毒不应该是通过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从101实验室传播出来的。”如果这种推论正确的话，那就是说，是动物管理员或科学家忽视了生物安全措施，传播了这种疾病，而不是威金手下的雇员。      

       但是奇怪的是，威金将101实验室四周的施工排除在事故原因之外，特别是焚化区。他说：“我们仔细检查了其他区域，例如施工人员区等，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当然，这么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联邦政府的施工官员，承接普拉姆岛工程的约瑟夫莫顿建筑公司（Joseph Morton Company）也是他找来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承认，岛上的实验室建筑还称不上有最完善的安全保障。”他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但是即便如此，关闭普拉姆岛实验室也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如果那样做，我觉得得不偿失，延迟恢复日常工作状态会在各个方面造成损失（金钱、工作、培训、维修等）。”      

       威金还发现，当天早些时候，101实验室的工头杜鲁门库克（Truman Cook）和他的手下都在紧张地给焚化炉喷洒碱液，尽管一周之前他们就被告知，在没有进一步指示时，不要对任何过滤设备进行排污或改换，因为调查小组要对这一区域展开调查。当威金得知库克要改换这里所有的过滤器时，他命令库克马上停止。      

第三部分屠杀日

       第二天一早，当调查委员会赶到焚化区的更衣室时，他们发现炉子里散发出的热气充斥了整个房间，而且还弥漫着腐烂变质的肉的气味。库克和他的员工那天都请了病假，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负责调查委员会的是岛上的安全主管杰里沃克（Jerry Walker）。沃克发现房间的进气装置被堵塞了，连通到焚化炉的进气管也被堵住了。而且，外面的光线能够直射进来，屋里的空气也能自由逃逸。调查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指出，紧急门上缠的胶带都已经松动，门也保持着微开的状态，沃克命令他们立刻把它关紧。由于库克他们已经喷洒过碱液，调查人员无法检查滤过部但是接下来，调查委员会发现了更触目惊心的东西，在后来的报告中他们写到：“有些过滤设备根本没有安装好，还存在着大?.9厘米的缝隙。”这就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有不少于75万个病毒可逃逸到室外。当威金打开空气负压系统时，他发现，进气扇先于排气扇运转，而正常的运转过程应该正好相反。可气的是，电工居然把电线的布置颠倒了。      

       沃克博士察看了焚化炉日志，并同记录员谈了谈。当他发现在每个屠杀日，这里的空气压力数字的记录都相同时，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如果不是测量仪器出了问题，就是记录员捏造了这些数字。他听着旁边的记录员解释数字相同的原因，意识到这种解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他在报告中写道：“承担焚化工作的人必须知道，控制室内空气压力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必须要保证压力能够达到所需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默隆威金和他的助手爬上101实验室屋顶，检查107号空气过滤装置。如果说焚化炉已经变形了，那么屋顶的情况更糟。他们发现，实验室的沥青屋顶上堆着很多金属材料，而且，在过滤器和屋顶之间起密封作用的橡胶衬垫已经变脆、破裂，可以任由空气出入，而有些衬垫甚至已经不见了。滤过部的基架安装也很粗心，开口部分“成了空气自由流通的场所，完全失去了过滤装置应有的作用”，而且看起来像是生手安装的——把旧的拽出来，把新的扔进去，根本未加任何思考。管道系统也有洞，新换上的过滤器比原先使用的尺寸小，所以密封性能极差。总之，此次屋顶之旅触目惊心，让威金他们相当焦虑。      

       对室内的考察同样也令人震惊。空气压力日志比焚化炉的日志还差，焚化炉日志至少还填上了数字，而这个日志在病毒爆发前4个星期内的记录全都是空白。威金发现，很多实验室都没有保持气压平衡，有些甚至比外部要高，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可以在整个大楼里四处流窜，或者经由厚厚的过滤膜和炭滤器逃逸出来，甚至更容易。更令威金吃惊的是，他发现过滤装置根本没有维修保养。将近30年来，塑胶衬垫从来就没有被改换过（最开始是在20世纪50年代安装的），衬垫之间的空气过滤器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不仅是空气过滤装置有问题，下水道排污通风口的过滤装置也状况不佳，它们的作用本来是过滤有毒的生化垃圾和动物尸体、废料等，但是很多这样的过滤装置都已经不见了。这一切深深地震惊了威金。      

       威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听说调查委员会要来检查，负责这里的库克和他的手下就一通忙活，修修补补；为什么他们今天全都没有露面，而打电话请了病假。      

       经过这一番检查，作为首席工程师的威金先生，再也无法把实验室大楼称为安全场所了。他告诉调查委员会：“我认为在没有对设备进行维护、维修之前，101实验室大楼已经不适宜进行外国动物病毒实验了，那样做很不安全。”他说的维修、维护工作包括对过滤装置进行烟尘检测，确保能够阻断空气流通，然后才能再投入使用。      

       看到威金发现的问题，卡利斯和沃克博士心里也觉得非常不舒坦。但是，研究不容拖延，特别是一项与裂谷热病毒相关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他们极不情愿地接受了烟尘检测这一花费巨大的请求，但要求与此同时继续进行病毒实验。卡利斯在写给华盛顿的信里这样说：“在未来的几周中，我们不准备进行新的实验，除了已经承诺将要进行的实验之外。”也就是说，实验室根本不会因安全问题而停止运转。在烟尘实验过程中，沃克博士和威金看到白烟从有漏洞的过滤装置、衬垫等地方四处渗漏，说明比烟尘小很多倍的细菌逃逸出去更是轻而易举。107号空气过滤装置已经完全不能用了，需要立即进行更换。      

       在空气过滤器被修好之前，科学家们转移到一处年久失修、多处渗漏的临时场所继续他们的实验。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的环境是不利于进行细菌实验的。      

       调查委员会在1979年1月9号把报告交给了卡利斯。报告中包括对普拉姆岛上的三条核心防线的调查，即实验室安全措施、对人员和物品的管理以及岛的地理位置，其中前两项都是失败的。他们对事故原因的推测是这样的：有一名动物管理员像往常那样进入62号楼给动物喂食，当动物吃东西的时候，管理员对它们进行逗弄、爱抚，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病毒传染给了这些动物。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严格遵循程序的情况下，动物管理员会成为病毒携带者？调查员把原因归结为焚化炉车间以及107号空气过滤装置。如同沃克博士发现的那样，多年来，焚化炉的内部压力一直和外界压力不同，而按照焚烧原则不应该是这样。由于这样的失误，“整个操作区域一直对外界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漏洞和缝隙，排气系统不停地向外界排放污染物。      

       未被调查人员认可的还有一种理论，把病毒的爆发归咎于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他们说，在下大雨的时候，雨水通过焚化炉募板渗了进来，然后这些被污染的雨水又流了出去。“当时他们正在为安装暖气管道和烟囱挖沟，而我们这里下大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一名工人这样说。夹板附近的污垢被挖出来，并运送到?2号楼动物围栏约300码的地方。另外，委员会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也能造成病毒的扩散。“也许与下水道渗漏有关系。”本洛宾斯这样说，他是普拉姆岛退休的技工。当时，有一名建筑工人挖破了深埋在地下的一根管道，这根管道是101实验室向62号楼排污工厂运送污水的。也许是因为污水渗漏到泥土中，继而又污染了62号楼。      

       调查人员也采访了工人，得到了类似的担心。工人们说，紧急备用发电设备“陈旧，而且急需更新”。他腔沽私獾剑工人都对岛上日益松散的安全措施感到担心，同时也提及了安全主管杰?amp;#8226;沃克的频繁缺席。      

       调查委员会认为，岛上的设施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这一切又到底是为什么，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承认，“科研项目的日益增加、设备的陈旧、工作人员的减少，以及有限的财政预算，还有通货膨胀等因素”可能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同时，工厂管理和安全人员方面的疏漏也是原因之一。“现有员工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使用，是否存在人员缺乏问题，这些都是需要研究、解答的。”      

       调查委员会在结论中写道：“我们最终也很难就感染问题得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在这份报告的签字中，包含了岛上两位重量级人物：安全主管杰里沃克和工程主管默隆威金。      

第三部分替罪羊

       卡利斯博士向华盛顿方面汇报说，针对这种情况，岛上已经立即采取了行动。62号楼被关闭了；除了C实验室的过滤器会在2月份完成之外，其他的空气过滤器已被全部更换；为了协助沃克博士，实验室新招了两名安全助手负责每天对空气过滤装置进行检查。他保证，257实验室经过检椋情况良好，而且已经为裂谷热病毒的研究做好了准备。“我们都非常尽心地完成那些剩下的工作，这样就可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在生产上取得更大突破。?    

       卡利斯还新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分别是特别操作审核委员会和安全委员会，前者对人员和材料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评估，后者主管安全问题。不知为何，沃克博士，这个应当对此次病毒爆发负责的人也成为了安全委员会的一员。1979年2月14号，在递交给卡利斯的秘密报告中，这两个委员会把事故责任推给了工程负责人默隆威金。报告说：“由于工程管理不当，对工厂的管理出现失误，导致了病毒从101实验室泄漏，这完全违背了普拉姆岛的安全行为规范。”和施工单位的合作过程也完全超越了实验室维护的惯例。报告还提及，威金和实验室工头杜鲁门库克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另外，实验室工头对排污工作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常识，“尤其是对空气操作系统的功能。”这份报告把安全主管沃克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指出没有人把安全隐患告诉这位安全主管。最后，他们下结论说，本次事故的罪魁祸首是工程和工厂管理负责人默隆金，以?01实验室的工头杜鲁门库克。      

       而卡利斯则选择了这个时候到弗罗里达度假，把岛上的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助手，副主管约翰格雷夫斯。卡利斯走后没几天，格雷夫斯就对威金和库克进行了处罚，将他们留职察看，而且扣发工资。格雷夫斯告诉媒体，威金和库克要对空过滤系统缺乏维护负责。但是，安全主管沃克和负责动物供应和围栏的詹宁斯博士，他们二人却毫发无伤。一名科学家说，他曾经看到詹宁斯经常在实验室和动物围栏间穿行，而且也不遵守岛上的消毒、淋浴规定。“但他们并不想整詹宁斯。”威金说，他也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个年纪比他大的科学家逃过这一劫。就在病毒爆发事件后不久，詹宁斯博士就安静地退休了?    

       第二天早上，格雷夫斯和安全保安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阻止威金登上开往普拉姆岛的渡轮，命令他留在奥连特尖岬仓库的办公室工作。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威金和库克都只是“替罪羊”。他说：“我们都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尤其是高层领导。”威金和库克都觉得是农业部害了他们，进而觉得是幕后的一些人。库克告诉《新闻日报》：“其他人也应该和我们承担同样的责任。这样的惩罚简直就是私设法庭。”而威金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幕后的元凶说出来。”从弗罗里达回来的卡利斯对这二人的批评则是：“在安全措施的实行方面缺乏监督和管理，而且缺乏沟通。”      

       3个星期之后，威金又被允许回到岛上，但是不准再进入原先的办公室。卡利斯在老军队礼堂罕见地召开了全体会议，向大家宣告101实验室恢复正常工作。因为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评估，安全漏洞都已经补上了。而此时，威金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了，尽管卡利斯曾给他也安排了一个位子。回到家里，整个周末威金都醉得一塌糊涂，他想：“我并不是唯一该对事故负责的人！”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卡利斯。      

       在周一交给卡利斯的信中，他写道：“我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可能是因为我提出的问题会让安全主管（即沃克博士）和委员会主席（即格雷夫斯）尴尬。”沃克博士似乎对检测细菌的过滤器尺寸是0.3微米还是3微米并不清楚，但威金说：“这对于别人可能不重要，但是要知道，这两者之间可是10倍的差别呀！”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应当清楚，二者的差别就决定了没有病毒从实验室扩散出去，还是每秒钟都有成千上万的病毒逃逸出去。威金最严重的警告就是，他认为沃克博士和格雷夫斯的报告中，隐瞒了在101实验室过滤装置上检测到的严重漏洞。他说：“沃克的检测结果经常是100%，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运用深埋介质的方式进行的检测，其程度只能达到85%~90%。”在实验室再次正常运转之前，威金恳求卡利斯：“你应该看看下面这些东西，这应该引起你的关心。”      

       通风孔过滤器——我觉得它们都需要被检测，而且出现渗漏的应当进行更换。      

       消毒排水系统——我们都知道，根据最近的发现，有些管子已经被严重腐蚀。      

       材料供应——在这个实验室大楼里，如果因为仓库中零部件或供给物品出现短缺，可能会造成致命的问题。      

       关于卡利斯要求传看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威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明确指出普拉姆岛可以恢复正常操作工作？卡利斯对威金说：“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卡利斯根本没有把威金的话放到心上。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失势的前工程负责人来跟他找碴儿。101实验室就是要重新恢复工作，这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岛上的蓝领工人对给予库克这样的处理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知道库克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他是个好人，所有人都喜欢他。”一位同事说，“大家有问题都去找他。”自16世纪以来，库克家族就一直居住在长岛附近的索瑟德地区，是一个正直、自豪的家族，库克本人也是这样。“这些外来的科学家，居然想把我们这位本土的好人糟改成众人唾弃的坏人，没门儿！”150多名雇员，主要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联名上书，坚决要求恢复他的工作岗位，结束对他的处罚。迫于压力，害怕无法控制这种群情激愤的局面，以及担心失去本地公众的支持，普拉姆岛管理层决定恢复库克的职位。“我总算舒了一口气。”库克告诉前来通知他的一位媒体记者，“我想我也只能这么说。”      

       另外，大家还要求同时恢复威金的职位，但是没有成功，管理层要求大家安静一点，不要再闹了。威金与库克不同，为他平反，就意味着安全主管沃克得来承担事故责任。岛上的工会代表写信给卡利斯，质问为什么沃克一点儿责任都没有，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调查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站了出来，他匿名告诉当地一家报纸，认为把责任归咎于威金一人是不对的。他说：“你不能将事故责任推给一个人了事。其实在我们的报告中，非常强烈地暗示了安全主管应该负责。”但是，这位卡利斯亲自任命的安全主管最终还没有被撤换。说到底，科学家才是普拉姆岛能够存在的基础。      

       事后，一位曾经在岛上工作的雇员指着室外圈养的动物感慨万千，他说，还是要感谢普拉姆岛把有些动物养在了户外——它们是恭顺的哨兵。“感谢上帝，我们在62号楼（老牛农场）养着动物。”一位雇员说。说到底，如果没有它们，病毒爆发不会那么早发现，局面也就可能会难以收拾。      

       就在对威金和库克处罚令下来的当天，农业部总监察长办公室也宣布，要对普拉姆岛101实验室复原计划展开联邦调查。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关心施工的质量问题。普拉姆岛上发生的事证明确实有这种必要。”      

       自从两年前こ炭始动工以来，大多数时候，威金都在对付大量朝令夕改的指令，都是对原先设计的修改，这大概就?40多项。原来的计划要求使用石料，但是出于对生物排污的考虑，全部改用了混凝土。金属隔气门的外包层错误地运用了环氧材料，结果导致严重起泡，只好将大约320扇门全部进行了更换。屋顶设计也有错误，导致夹衬发生渗漏。而约瑟夫莫顿建筑公司的报价则多出了500万美元，比预算多了50%。      

       由于工程筹划不周，出现了诸多问题，威金向华盛顿的农业部首席合同官（合同官是政府采购工作人员——编者注）提交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列出了设计上的漏洞和施工的错误，并指出已经做过调整的工程，以及仍然存在的问题：      

       “已修复完毕的实验室大楼”还不是一个高效、安全、配备了完备的生物排污装置的场所，它仍然需要修复或更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了，我个人的信誉可能会受到诋毁和质疑。但有证据表明，最近的这次病毒爆发与岛上对一些相关问题的忽视有关。      

       为了留底，也为了保护自己，威金寄了一份复印件给德克萨斯的一位朋友。      

       要完成岛上所有相关设备的改造，农业部还需要付给约瑟夫建筑公司150万美元。建筑公司告诉农业部：“只要拿到余款，我们就能在4个月内完成工作。”有人指责威金也应该对这事负责，他们告诉《萨福克县日报》：“威金难辞其咎，他应该提前指出设计上的一些错误。”那么，他到底应该负责病毒爆发事故，还是建筑施工错误呢？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1979年3月5日，农业部写信给约瑟夫建筑公司，要求取消1700万的建筑修复合同。而在此前一个星期，威金还拍电报给华盛顿农业部，要求追加至少50万美元的资金，以保证施工的继续进行。无奈之中，威金解雇了所有的建筑工人，只留下几个监工管理人员，但他希望这几个人能够自己解除合同。      

第三部分“简直就是一团糟”

       事情越来越糟。4月份的阵雨倾盆而下，却没有人指示该如何维护已部分修复的建筑。腐蚀性的盐水渗入接缝和横梁的连接处，不断腐蚀着钢架和金属材料，使它们锈迹斑斑。到了6月，农业部开始为完成工程公开招标，到7月中旬为止，投标的司已?4家。但是，农业部却还在继续开会，讨论该选择哪家公司。      

       卡利斯通知威金，对他暂时取消职务的处理仍将继续。同时，农业部总监察长办公室也怀疑威金从建筑公司那里收取了回扣。持相同怀疑态度的还有联邦大陪审团。大陪审团传唤了建筑公司总裁约瑟夫巴塔利亚（Joseph Battaglia），以及执行官塞缪尔桑布勒（Samuel Semble），要求他们提供相关文件、书籍和记录。      

       威金决定，在联邦大陪审团找他麻烦之前，再回到普拉姆岛上“捣乱”。他又向农业部发出了申诉信。农业部在回信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是和他站在同一边的，这无异于是给了卡利斯一耳光。农业部说：“由于文件中的推断过程和结论含糊不清、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此次病毒爆发是你的工作失误造成的直接后果。”华盛顿方面承认，威金一直独自承担着所有责任，而这本应该大家一起负责。      

       于是，威金和他的妻子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控告普拉姆岛对他进行人格诽谤，要求赔偿100万美元。在控告中他指出，多年来他一直提醒岛上的高层，建筑中存在着漏洞和渗漏，而且他也明确告诉过卡利斯、格雷夫斯和沃克，101实验室的焚化炉在防止病毒扩散方面不起作用。他认为，普拉姆岛的行政管理层“把事故的责任归咎于他，并指责他犯下了罪行的行为，实质上是在诋毁他的声誉”。这其中也包括对他收受建筑公司50万美元贿赂的怀疑。      

       格雷夫斯博士反驳了这一控告，说威金从未递交任何实质性的警示信息。“产生的问题都在他的能力所及范围之内。”他说，“他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      

       尽管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威金的方向发展，但他重返普拉姆岛的行动却突然停止了。      

       “默隆威金和普拉姆岛互不拖欠。”《萨福克县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在8月底底，这位48岁的工程师离开了服务18年的岛屿，他说：“我觉得继续留在岛上已经没有未来了。”由于他已经为联邦政府工作了25年，现在他已经有资格退休了。10年前，他曾经为休斯敦航空飞行中心设计过防范实验室，用来装载月球化石；澳大利亚人也曾想请他帮助建设他们的“普拉姆岛”。但是现在，他只能在阴影还悬而未决的时候匆匆离开。      

       “为了让我早点离开，他们给我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尤其是金钱方面，简直让人难以抗拒。”威金说，“但是一开始，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想法。”他最初希望能回到普拉姆岛，抛开所有困扰，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农业部的官员见了他，承认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同时告诉他，他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愉快的工作环境，劝他还是早点退休为好。威金还说，他听说普拉姆岛要私有化，觉得那样做未必合适。当然，也有人认他的提前退休不止是他说的那么简单。一位行政官员透露，威金之所以退休是因为他被告知，如果被大陪审团起诉，他将失去所有的退休福利。看来，普拉姆岛是用威金的自由换取了他的沉默，避免暴露普拉姆岛上隐藏的复杂、极度危险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一旦揭露，产生的波澜将会把它推向万劫不复。      

       人说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伤痛，威金的故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我觉得普拉姆岛的工作是我做过的工作中最好的。”威金说，“能够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直到今天，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我们这些人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与谢安博士和卡利斯博士一同工作是很美好的。”但是，过去还是让它过去吧。离开普拉姆岛之后，他同样过得很好，开始了职业生涯中新的篇章，成了一名私人咨询顾问，还在北福克环境理事会担任主席，为社区提供服务。他还协助成立了萨福克县的安全能源组织，同时还为保护古老的灯塔而努力。今天，这位70多岁的工程师仍然不服老，还担任着生物防范机械方面的国家级专家。      

       当威金离开普拉姆岛之后，农业部总监察长办公室结束了对他收受贿赂的质疑。于是，威金也撤销了诽谤指控，配合总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工作。他参与了一项内幕调查工作，身上藏着录音设备，在当地餐厅里与约瑟夫建筑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会面。“我们约定，当吧台边的那个人把雪茄烟盒掏出来，我就开始录音。”威金笑着说。在用餐之后，总监察长办公室的人会尾随建筑公司的人到他的汽车旁，记录更多的信息，以便作为证据出示给大陪审团。此后，大陪审团怀疑建筑公司的总裁约瑟夫巴塔利亚，以及执行官塞缪尔桑布勒涉嫌欺诈和妨碍司法公正，并查出他们侵吞公款数百万。在后来的审讯中，两人都被宣告罪名成立，并以欺诈和共谋罪被判刑。1980年3月，当农业部正准备要回已付给约瑟夫公司的建筑施工款项时，该公司宣布破产。听到公司破产的消息，农业部副部长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说：“大家都觉得事情本该得到解决，但是我只要回了700美元，这实在太让人生气了。”事实上，他应该还能要回199.93万美元，因为农业部在这项施工上花掉了纳税人200万美元。      

       总监察长办公室公布了一份长达190页的报告，指责农业部管理不力，并表达了对普拉姆岛在重建方面的不满。报告说：      

       项目原本的计划造价是1100万美元，但现在估计大概需要2500万美元。      

       合同官没有深入调查财务状况，否则早就应当发现约瑟夫建筑公司的问题了。      

       管理人员对工程承包商的卑鄙行径一清二楚：他们没有纠正主要的建筑不足，没有保护由于气候原因造成损坏的设备和器材，没有付款给合同的转包商，也没有付给工人们许诺的高薪。      

       另外他们还发现，在工程只完成了58%的时候，农业部就已经付给了威金80%的款项，而且，在工程不达标的情况下也没有拒付一分钱。他们去了施工现场，发现屋顶出现渗漏，房梁已经生锈，地基也移位了，不锈钢深陷在渗漏的墙面里，焚化区则几乎成了废墟，排污通道没有密封，而且一半还浸没在肮脏的雨水里。总而言之，建筑施工一塌糊涂。总监察长办公室要求对此进行整顿治理，但是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当农业部向国会请求再拨款1340万美金，以便完成项目施工的时候（当初卡利斯向媒体许诺，180万就足以完成施工任务），参议院说：      

       1000万美元（是1976年国会批给普拉姆岛修建实验室的）的造价，就已经包括了管理费用……在建筑施工承包的当代史上，此次工程是独一无二的“恐怖行径”。虽然委员会试图通过自己并不完备的机制，尽量获取事情状况的全面信息，但是仍然受到联邦政府官员毫无诚意的表述的牵制，使得这一事件极不完整，局面一团糟。      

       目前的状况是：工程承包方违约，已被起诉；工程只有部分完工，无法使用；总检察长办公室做了措词严厉的报告；农业部不愿也没有做到及时告知国会相关情况。基于这些情况，委员会认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在提供任何拨款之前，各相关方面急需整顿治理。      

       但是，国会仍然拨了1000万美元给农业部，用于完成项目施工。但前提条件是，农业部部长必须向委员会表明，他会使用“卓有成效的治理整顿手段”，同时采取合法手段与讲究信誉的公司进行合作。虽然农业部承诺一定遵循这样的办事原则，但实际上，除了威金之外，没有人真正做到“纪律严明”。      

       但是拨款没有打到普拉姆岛的账上。于是一开始，卡利斯宣布施工最晚到1981年春天就能完成；后来，格雷夫斯博士预计要到1982年6月；再后来，他们就简单地说句“无可奉告”了事。对于农业部擅扣资金的行为，国会非常不悦。      

       而另一方面，以欺诈和妨碍司法公正为由，美国司法部长控告了约瑟夫公司的保险商，要求他们缴纳1400万美元赔款。1987年4月，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审判庭裁定，把给农业部的赔款数额减小到1063.1326万美元，再加上债项利息，一共是1700万。这是当时纽约州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联邦陪审团裁定的赔款案件。对老实验室的改造工程重新开始了，这回，普拉姆岛的管理层已经全部换了人，参与施工的建筑公司也变了。      

       本该利用2年时间完成的实验室改造，却花了19年。一直到1995年，这项工程才宣告完成。      

第三部分裂谷热

       河流、溪谷里到处都是尸体，腐烂的尸体在河床和岸边变成了淤泥，河水也因为淤泥的增多变得浑浊，浸润着红树林，就好像亡灵在死前向我们告别，又像一个疲惫的朝圣者在寻找梦魇的暗示。我抬起头，近处的海面上压着浓厚的乌云，在阴暗的天空下，静静的流水似乎通向天际——又似乎通向无边的黑暗之心。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与公众所知的不同，事实上在瘟疫爆发之后，岛上活着的动物并没有被全部剔出，尽管按照紧急计划的规定，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屠杀所有动物，特别是1979年1月裂谷热项目所需的动物。格雷夫斯博士说：“岛上能够允许存在的只有实验老鼠和天竺鼠。”但是，病毒流行期间就一直在岛上工作的道格拉斯格雷格博士（Douglas Gregg）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当时军方正在用绵羊做实验，在室外给羊注射疫苗，以便节省实验室的空间。这些羊才是岛上唯一没有被销毁的动物。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病症，它们又被带回了实验室，留下来继续做实验。”      

       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杀戮之后，岛上的病毒猎手严密防范，对两座实验室都进行了彻底的去污、净化和消毒。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还能有带菌动物被保存下来。但是，确实有60头羊活下来了，而且在室外被注射了裂谷热疫苗。这种非活性的病毒随时都可能恢复毒性，从而感染羊群，使它们都成为致命病毒的携带者。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普拉姆岛第一任主管谢安先生的规定：“绝不允许在室外进行实验。任何病毒研究都不应该在非实验室环境中进行，而且也不能与其他家畜或鸟类、昆虫有所接触。”为了腾出空间，进行室外实验的行为是极度冒险的举措。在病毒爆发事件之后，杰里卡利斯博士问国家级生化安全专家：“出于节省空间的考虑，在室外对动物进行口蹄疫疫苗（比裂谷热传染给人的几率要小得多）的接种可行吗？”专家认为，如果疫苗是合成的，不含病毒成分，而且是在美国本土研究开发的，那么可以考虑室外接种。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毒性被重新激活而造成感染的几率会减少。但是，普拉姆岛可没有对裂谷热疫苗进行这样的处理，因为这次是上头授权进行室外接种的。      

       东非大裂谷坐落在非洲东部，是3000万年前由于板块漂移运动，非洲大陆从阿拉伯半岛分离出来的结果。裂谷绵延约6400公里，从非洲南部的赞比亚经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一直到埃塞俄比亚，并延伸到红海于约旦河谷相连。在奥杜瓦伊峡谷，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的影子能一直投射到谷中。在那里，科学家发现了最早的原始人类——“能人”的化石。然而，也正是在这座人类的摇篮里，产生了不少迄今以来最为致命的威胁。      

       1930年7月暴风骤雨的一天，靠近纳瓦沙湖的一座农场里，3600头公羊和1200头母羊都得了怪病，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去。在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当地的兽医和科学家立刻赶到农场，提取了动物尸体的血液和组织样本，并带回了实验室。由于直接接触了带菌动物血液，实验室的四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高烧症状。同时，几乎当地所有的农场都发现了类似病症。为了验证这种动物疾病能够感染人类，科学家们把病羊的血输到人身上，结果成功地用此人的血清感染了一头健康的羊。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造成感染的是一种病毒，由于是在大裂谷发现的，因此被命名为“裂谷热”。这种新病毒并不致命，但它却能造成严重的不适，甚至导致失明。一年之后，在离最初爆发病毒96公里的地方又再次爆发了裂谷热。      

       二战中，普拉姆岛奠基人黑根博士意识到，这种病毒开发成的化学武器具有强大的潜在威力。作为对付盟军的头号生化武器，裂谷热和炭疽热、黄热病和波特淋菌一并列入研究计划。黑根认为：“这种病毒特别危险，因为它生命力顽强，而且很难诊断。”除了能导致41.7℃的高烧及重感冒之类的症状外，它还会造成血管爆裂以及眼睛大出血，损坏眼部神经，导致永久性失明。      

       在一份战时顶级机密报告中，黑根的同事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指出，这种病毒非常适宜做武器。“裂谷热不会造成死亡，但却会使敌人士气受挫。”托马斯是洛克菲勒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理查德肖普的老板），他还提议在“生物鸡尾酒”中使用蚊子，这是一种与纳粹开发的病毒类似的病毒。他说：“看看这些蚊子是否也会感染裂谷热、黄热病以及其他病毒，并把它们传染给既定人群，这会非常有趣。”      

       战后，生化细菌研究的先锋们就把里弗斯的话付诸了实践。五角大楼的科学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讲述了使用裂谷热病毒挫杀敌军士气的事，并认为这比直接除掉敌人更有效。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这种病毒能够造成多人感染，还能使人口密集的大楼、建筑等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总统提供了这种新型细菌武器研制的资金支持，并把它称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点子”，于是，对这种病毒的研究率先在普拉姆岛开始。农业部邀请了一位南非科学家领导研究工作，并对他说：“我们从未处理过像裂谷热这样传播如此迅速的病毒，所以在研究中务必要对它进行高度隔离。”      

       NAMRU-3      

       1977年10月，美国海军第三医学研究所（NAMRU-3）（该研究所在埃及开罗——编者注）的指挥官詹姆斯米根（James Meegan）发现，全国各地有数千埃及人都莫名其妙地病了。大约有200万人涌进医院就诊，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因为眼部感染、发烧、肌肉疼痛等原因，最多的时候，一个镇2/3的居民都得了病。很多人感染了脑炎和出血热，成百上千人死亡，疫病爆发了！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病毒应该是由蚊虫传播的，他们怀疑，这可能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发现的马尔堡病毒，即伊波拉病毒的同宗兄弟。      

       NAMRU-3从病毒高发区收集了样本，然后送到耶鲁大学的虫媒病毒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罗伯特肖普是这里的领导，他发现这些埃及人的样本中都包含裂谷热病毒抗体，这是一种虫媒病毒，即由吸血昆虫携带传播的病毒。这样的研究结果令人惊讶，因为原来的研究显示，裂谷热的致命性并不强。在理查德普里斯顿的《伊波拉浩劫》中出现的病毒猎手彼得斯（C. J. Peters），一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陆军少校，说：“这种情况很特殊，我们从未听说过其他病毒能造成如此大面积的感染……这和伊波拉病毒完全不同。”肖普对这种高危病毒菌株出自康涅狄格实验室的想法感到很难受。他回忆道：“裂谷热病毒是不能在美国本土研究的，因为它是外国病毒。我们一查出来是裂谷热，就马上清点行装，对所有地方进行消毒，然后把东西送回普拉姆岛。”这种新型的裂谷热病毒被小心地运送过长岛海峡，送到普拉姆岛上，并与岛上原有的5种毒性相对弱一些的菌株保存在一起，这些菌株是军方为农业部弄来的：      

       菌株 病毒 化学品种编号 源头      

       史密斯伯恩，亲神经性 裂谷热 118 恩德培，1951年      

       史密斯伯恩，人工继代减毒卵 裂谷热 119 南非，1951年      

       84674绵羊菌，剧毒 裂谷热 120 奥兰治自由邦，1951年      

       冯威克卵适应性 裂谷热 200A 南非，1952年      

       未知菌株 裂谷热 127 卡贝特，1947年      

       白衣战士      

       德特里克堡指挥官理查德巴尔基特（Richard Barquist）少校要彼得斯把病毒带到NAMRU-3，在那里对病毒进行实验，以便更好地检测这种奇怪的新病毒。于是，彼得斯带着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疫苗和培养的组织来到开罗，这种疫苗是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早期开发的。据一份已解密的1977年国会报告显示，美国军方在生化细菌实验项目中的行为并没有经过全面监测，也没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颁发的安全证书。      

       唯一进行的一次测试是在1958~1974年间的顶级机密项目中。在这一名为“白衣战士”的项目中，对人和天竺鼠都进行了测试。“白衣战士”计划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军方第一次和宗教组织合作，成立了一个军事机构；第二，它是第一次在生化细菌实验中使用人类作为疫苗试验者。西奥多弗莱茨医生（Theodore R. Flaiz）促成了此事，他邀请了2300名第七日基督再临论者（都是禁烟禁酒者），和他们签署了允诺表格，使他们自愿成了疫苗的试验者，同意被人工感染病毒，并接受还处于试验阶段的治疗。这个宗教组织的信念就是“为全国服务”，所以他们才会同意这样的行为。也正是他们，在这次不寻常的战役中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于是，这些勇敢的“白衣战士”就被注射了活性裂谷热病毒。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与实验老鼠或羊没有什么区别。在严格的隔离中，他们不断接受科学家的检测和实验 。1958年，“白衣战士”计划第58-2号项目进行测试的三个人在医院足足躺了１７天，而1969年的69-9号项目则测试了其他三名志愿者。在69-10号项目中，感染裂谷热的20名志愿者在医院住了9天，其中8名病情非常严重，不得不额外增加康复期。关于这些试验人员的更多细节现在仍然保密。      

       军方知道，在美国本土进行这样的人体实验一定会在公众中造成骚动。但是，他们可以利用在埃及爆发的疫病，通过“和平”的医药手段进行干涉，从而达到收集有用信息的目的。彼得斯在他的《病毒猎手》（Virus Hunter）一书中说：“发展生化细菌武器的第一要诀就是，直到你对某种病毒有了解药或是疫苗之后，再把它开发成生化武器。否则，如果风向有变或出了其他问题，你就会遇到大麻烦。”埃及发生的疫病流行却正好给了美国试验裂谷热疫苗的机会。      

       彼得斯去了埃及，在年轻的海军士兵身上进行疫苗试验，也不管他们是否是志愿者。实际上，这些士兵完全服从命令，而不管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大约有300名为NAMRU-3工作的埃及人注射了疫苗，幸好疫苗奏效了，没有一个士兵感染这一病毒。      

       裂谷热病毒发源于非洲次撒哈拉地区，但不知何故蔓延到了地中海入海处的尼罗河三角洲，又进而演变成了厉害的杀手。当然，自然界有很多潜在的带菌者，例如纳赛尔水库附近的蚊子。但是，也有传闻说病毒的传播是人为的。“有很多种可能性，都非常可怕，而且这些可能性的对错无法证明。”彼得斯说，“除非你有证据，否则无法证明这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当时，埃及和前苏联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前苏联曾向埃及提供了一系列武器装备。另外，由于当时前苏联也在开发免疫病毒武器，其中包括利用基因工程合成的极具杀伤力的有机体（例如能抵抗抗生素类药物的炭疽热病毒菌株）。这样一来，人为因素便占了上风。      

       一直以来，更致命性的裂谷热病毒从未停止过它的脚步。2000年8月，它在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猖狂蔓延。随后，病毒又入侵了欧洲。其实，早在1977年，这种病毒就给埃及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病毒感染了8200万牲畜和20万人，确诊人数是18000，其中700人死亡。而一份1977年之前的血清采样调查显示，在此之前这种病毒在埃及并不存在。      

       今天，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拒绝参加1993年达成的、已有165国家通过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而另一个非成员国，刚刚立宪的伊拉克则准备通过这一公约。在一份1994年关于生化武器的国会研究服务报告中，埃及被列入了“可疑项目”一栏。埃及的生化武器实验室中拥有瘟疫、炭疽热、西尼罗河病毒和裂谷热病毒。      

       与当地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埃及对美国的态度也是两面的。尽管如此，埃及的生化武器能力却从未接受过独立调查。      

第三部分在自家后院

       正当裂谷热在埃及土地上肆虐的时候，美国的普拉姆岛实验室开始了对这种病毒的研究。1977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滤过性微生物学专家，兽医格里艾迪博士（Gerry Eddy）获得了农业部病毒研究许可证。虽然毒性很低的裂谷热“恩德培”菌株也在农业部“最危险病毒”列表上位列第六，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和普拉姆岛还是没有屈而就之，而是选择了毒性最强的杀手菌株“宰加济格501”，这个名字源自埃及东北部感染最重的城市宰加济格。      

       到目前为止，普拉姆岛已经研究了五种能使人致命的动物病毒，裂谷热将是第六种。然而，和以往不同，裂谷热已被证明会感染人类，所以艾迪上校把“白衣战士”疫苗送到普拉姆岛上，防止员工感染病毒。由于农业部的介入，军方不用再单独负责普拉姆岛的营运。那些二战时为军队服务的兽医们，在冷战时期也继续为他们服务。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让公众逐渐淡忘曾经在埃及发生过的瘟疫。      

       但是，岛上还是有人谈论这件事。有人从内部资料上获悉，岛上将要对这种病进行研究。文件上还讲了彼得斯的记载：在埃及的街道上，很多病人出现大出血、失明、头疼等症状，郊区患病的牛群、羊群被大批宰杀。安全主管沃克博士告诉100多名257实验室雇用的技术人员、看门人、电工、锅炉工和工程师等，他们必须签署健康弃权书，并被注射未经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的疫苗。虽然在名义上这是“自愿”行为，但只要你想保住饭碗，就必须要签署弃权书。岛上的一位前雇员说：“要不打针，要不走人，或者是在岛上剪一辈子的草坪。” 1978年，在一年一度的夏季休养时，卡利斯和沃克轮番动员普拉姆岛顾问团，给他们讲述裂谷热病毒的研究计划：不仅是毒性较低的恩德培病毒，就连宰加济格501菌株也即将成为岛上立即开展的项目。      

       威廉姆谢勒（William Scherer）是顾问团的负责人。顾问团是由岛外的专家组成的，每年到岛上聚会一次，提供一些建议和鼓励。“这其实就是吸引外界注意的推广会。”顾问团的一位成员说。作为康乃尔大学微生物系的系主任及国家研究会的成员，谢勒博士正是普拉姆岛需要的那种声誉卓著、德高声望的科学家。不过和其他人不同，谢勒对病毒库、寄主、病毒带菌者的危险性有更深入的认识。      

       “卡利斯主管，”谢勒博士说，“对于裂谷热病毒，有些事情你可不能不知道。看看这个地方，”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继续说，“这岛上昆虫特别多，而且有很多沼泽和水源。”谢勒认为，应该等蚊子猖獗的季节过去以后，最好是在隆冬再开始研究病毒。他还建议向昆虫学家咨询，把普拉姆岛上的害虫分类，并确定分别采取何种保护措施。      

       卡利斯安静地听着，不时礼貌地点点头。他把研究安排在10月初，虽然这错过了昆虫肆虐的季节，但也决不是隆冬。至于对岛上的害虫分类，今年恐怕没有足够的时间——光是准备病毒实验就足以让他们焦头烂额。也许明年可以实现这一计划。于是，谢勒中肯的建议就成了空头支票。罗伯特肖普博士回忆说：“顾问团总是担心实验室发生泄漏。”然而，他们的建议总是得不到重视。      

       不久，萨福克县卫生部接到了普拉姆岛员工打来的匿名电话，卫生部又把此事捅到了《新闻日报》。于是，1978年9月9日，《新闻日报》发表了关于普拉姆岛存在安全隐患的文章。主管卡利斯抱怨说：“这年头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萨福克县卫生部长官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很关心这篇报道，他给普拉姆岛打了电话，希望知道裂谷热病毒到底是什么，跟埃及爆发的疫病又有什么关系。沃克博士告诉他，这种疾病至多引起轻度感冒的症状，而埃及病人的死亡是因为多种“并发症”。虽然病毒与蚊子有关，但是沃克保证，研究会在下个月才开始，并在明年的蚊子猖獗季节到来之前结束。他没有说还有其他一些昆虫也能传播这种疾病，比如蜱。      

       至于说岛上的员工，沃克保证，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注射疫苗。而且，病毒会存放在严格密封的实验室里，员工也会配戴防毒面具。即便万一出现感染，确诊者会立即被军用飞机送到德特里克堡进行隔离，疑似病例则被送到岛上的防昆虫大楼里进行隔离，直到最后确诊。戴维认为：“如果实验到5月份还没有结束的话，就要用农用喷药飞机在岛上喷洒化学药剂，以控制蚊子的数量。”      

       普拉姆岛拒绝承认员工对这样的实验如同惊弓之鸟，沃克说：“如果普拉姆岛研究的新病毒确实能够传染动物和人，我们当然会通知卫生部门。”但是这样做和联邦政府的相关标准还相去甚远。实际上，普拉姆岛官员从未将他们进行的病毒实验告知当地相关机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病毒冷藏柜里到底藏着什么。      

       1978年9月11号，就在普拉姆岛口蹄疫爆发的前四天，《新闻日报》评论员文章中说：“我们认为普拉姆岛的新举措是一项值得欢迎的创新。”文章同时又说：“但我们认为，岛上的裂谷热研究绝不应该持续到长岛的蚊子季节。”为了安抚人心，文章说：“这种疾病本身并不致命，但常常会导致并发症。”实际上，埃及裂谷热爆发时死去的700人并不是因为并发症，使病人器官腐烂或头部肿胀的正是裂谷热病毒本身。更糟的是，《纽约时报》报道，埃及死于这种病的只有50人，但实际上，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14倍。      

       几天以后，口蹄疫病毒就爆发了。卡利斯和沃克意识到，想在两周之内把岛上清理干净，给100多名员工注射疫苗，同时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合作裂谷热的研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沃克说：“在把岛上问题处理好之前我们根本无暇旁顾。”他又表示，只要实验动物一到，他们就想开始这一项目。很显然，很多动物已经在岛上了。      

       萨福克县的行政长官约翰克莱因（John V. N. Klein）却不甘被普拉姆岛所蒙蔽，或被媒体所误导。被人称作“诚实乡绅”的他，拥有光明的政治前途，管理着本地区的130万人。疫病爆发后的一周，克莱因决定亲自将此事调查清楚。他直接越过卡利斯，向农业部部长鲍伯伯格兰（Bob Bergland）递交了两页申诉，说了自己对“病毒导致感染的担心”。农业部部长显然没有理会这个小县长官的要求，而是把问题推给了农业部研究办公室处理。农业部联邦研究、科学、教育管理组的副组长肯尼（T. B. Kinney）（从名字判断不出其性别）就此事写了一封三页的信，把相关情况告诉给克莱因，信中充斥着对普拉姆岛的溢美之词，却完全没有提及克莱因的担忧。信中也没有提及德特里克堡的艾迪上校或彼得斯少校有所参与，抑或是这一研究实际上属于军方的生化武器研究项目。      

       读到这样的信，克莱因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对整个州或当地政府和公众来说，普拉姆岛和农业部的行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病毒才刚从实验室泄露出来，他们却又要开始进行致命性病毒的研究。这次，克莱因不想再笔下留情了。他再次写信给农业部长，说：“我辖区内的人民对普拉姆岛上的研究活动一无所知，但我不能视他们的利益于不顾。”他要求与部长单独会面。      

       “公众必须有知情权和反对权。”克莱因说，“这种让公众处于‘黑暗’当中的情况必须立即结束……特别是和萨福克县的居民利益相违背的事……”鉴于意见得不到重视和认可，以及居民的根本利益危如累卵，克莱因唯一能做的就是效仿当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公众也开始不断打电话、写信到岛上，反对进行这样的研究。当地各报纸的评论版也参与了进来，声讨普拉姆岛的独断专行。社团也组织了县会议，支持克莱因的行动，共同抵制联邦政府将要在岛上进行的研究。“多么可笑啊！”一位当地居民说，“本该致力于控制和治疗疾病的机构，现在却成为了散播、导致疾病的源头。”      

       然而，农业部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愤怒的克莱因决定，无论是诉诸法律，还是在县内发起大规模的游行，一定要搅局，坚决不能让他们开始这样的实验。他发了一封电报，进行了最后的警告：      

       美国电报      

       农业部长伯格兰      

       我重申10月26日信里的要求，和您单独会面，探讨普拉姆岛上的实验问题。有关普拉姆岛的问题，农业部和萨福克县应该立即沟通，此事迫在眉睫的。 萨福克县以及康涅狄格州际渡轮周边2公里之内的居民，都有权知道普拉姆岛上实验的真相。期待您的回复，并告知会谈时间。      

       约翰克莱因      

       电报发出后的几天，克莱因接到了卡利斯主管的电话，传达华府方面的命令。在电话里，卡利斯用他那低沉的佐治亚口音说：“过来吧，亲眼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安全！”      

第三部分大门背后

       早上7∶00钟不到，克莱因就率领代表团登上了渡轮，向普拉姆岛进发。那是一个周一的早上，灰色的天空雾气蒙蒙，淅淅的小雨让人感到格外寒冷。代表团的成员有县里的管理层、县卫生部官员、县律师，以及10名来自《纽约时报》和《新闻日报》的记者。在港口的警卫室，们依次阅读和签署了参观者宣誓书。从宣誓书中得知，他们必须服从安全官员的命令，在离岛之后一定时间内不准接触动物，而且，在紧急情况下还可能遭到拘留。两位岁数挺大的保安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不能带照相机、录音机到岛上。”其中一个说，“我知道你们会把这些小东西藏在口袋里，但我们会搜查，确保不让它混进去。?    

       整个船程不过30分钟。在警卫室等待他们的是主管卡利斯，他首先向代表团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然后陪他们上了车沿途经过了废弃的军用练兵场、茂密的树丛和沼泽。一路上，卡利斯给大家讲述了普拉姆岛300多年的历史。他的时间拿捏得很有分寸，故事一讲完，目的地也就到了：这是一座军队修建的白色小礼堂，礼堂的尖顶和里面礼拜用的靠背长椅早已不见，原先松木的乳香也因年久失修被霉味所替代。礼堂里早已集合了普拉姆岛的主要领导成员，副主管格雷夫斯和安全主管沃克，并已为卡利斯即将开始的演讲做好了准备。      

       当卡利斯津津有味地进行他的幻灯片演讲时，台下的代表团却听得并不舒服。卡利斯告诉他们美国牲畜总数（1亿3600万头牛、2500万头猪、2500万只绵羊、2500万只山羊、800万匹马），以及北美的口蹄疫爆发历史——2/3的牲畜都受到了影响（1948年在墨西哥、1952年在加拿大都曾爆发口蹄疫），还有1952年，农业部精心选择了普拉姆岛（深水相隔的离岸岛屿）作为口蹄疫防御、研究的基地。      

       “现在，我来讲一讲生物武器。”卡利斯说。所有的人都提起了精神，在后排打瞌睡的记者们也立马精神了。“我们根本不会在普拉姆岛上做这样的事。”卡利斯指了指幻灯片，之间礼堂的墙上白底黑字地出现了这样几行字：      

       美国的细菌武器开发远离长岛      

       禁岛上的病毒猎手      

       动物疾病侦探在岛上无偿工作      

       普拉姆岛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抑或是相反？      

       “我恳请你们纠正这些非常不幸的错误。”卡利斯不悦地呼吁，“记者们这样盖棺定论，对我们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大家终于忍无可忍，一名记者质问利斯有关七年前的卡?amp;#8226;格罗斯曼美联社电讯事件，在那篇报道里，普拉姆岛承认介入了生化武器实验。      

       “我对国防方面的事务了解得并不多。”卡利斯推得一干二净，他脑子里想的其实是裂谷热研究项目，这才是这场幻灯片演讲的真正目的。这一项目是普拉姆岛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共同合作的项目，但是代表团对军方的介入还一无所知。突然，克莱因站了起来，他已经受够了这样的花言巧语。      

       “卡利斯博士，”克莱因说，“你能给我们讲讲裂谷热病毒吗？我们想知道，对这种能由蚊子感染给人的病毒，你们正在做什么。我们还想讨论一下岛上的安全措施，不想等到出了事故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      

       “裂谷热病毒是从非洲传过来的，”卡利斯说，他把话题从安全问题引到了开展这项研究的迫切性上。“上周我们听说病毒在尼日利亚爆发了。”从当地官员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反应。      

       尼日利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尼日利亚在世界的另一头，在非洲！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人，就在普拉姆岛附近居住的居民！卡利斯当然察觉到了代表团成员的神态所代表的含义，他提醒代表们，普拉姆岛上配备了一流的顾问团。他甚至向这些人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县卫生部官员参加普拉姆岛顾问的年度聚会。对卡利斯来说，这样做已经算是很慷慨了，因为普拉姆岛的活动很少对他人开放。接着，他快速地换着幻灯片，直到动物疾病研究部分。他一笔带过了其中的一些实验，想敷衍了事。但是，克莱因和记者们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忝茄芯康牡降资鞘裁床《荆磕男┗岣腥救死啵扛腥镜幕崾呛沃旨膊。磕男┦侵旅性的？”记者们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恶性流感、柯萨奇B-5病毒、跳跃病、委内瑞拉马脑炎和裂谷热病毒，这五种病毒对人类都是致命性的。另外五种病毒：纽卡斯尔病毒、水泡性口炎病毒、传染性臁疮、口蹄疫和内罗毕羊病，也会造成人类感染。但卡利斯的报告一点都没有提及这些病毒。      

       “那实验室里有人被感染吗？”大家问。卡利斯回答说，3人感染了纽卡斯尔病，2人感染了水泡性口炎，还有1人感染了口蹄疫，但都没有造成死亡。      

       接着，讨论又转到了这次的疾病爆发。就像预先排练好了似的，岛上的官员们向代表团保证，在系统监测和防治病毒感染方面，他们会不遗余力。      

       “这24年来我们的工作都很安全。”卡利斯说，“我们没有夸大其词。”      

       .幻灯片演示之后，科学家把代表团带到了257实验室的警卫室，要求他们把随身物品——手表、钱包、结婚戒指、硬币、笔记本和铅笔等都放到一个写有他们姓名首字母的信封里。      

       “你们必须光着身子进入实验室。”卡利斯告诉这些来访者。他们都被要求在更衣室脱光衣服，换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袜子和球鞋。当更衣室一边的门被关紧，且进行空气密封之后，另一边的门才经减压后慢慢打开。走出更衣室，他们来到一个迂回的通道，通道里的荧光灯发出微弱的光芒。在这里，他们能够看到受到不同程度感染的实验动物。参观完动物之后，代表团成员又一次脱光衣服，等待洗澡、消毒。他们经受的这一套繁复程序与岛上员工最早实施的安全程序一模一样５彼们换上日常衣服以后，沃克还掰开一位记者的手指，告诉他指甲也是藏污纳垢的死角?    

       卡利斯送这15个人离开普拉姆岛，并对他们的光临表示了感谢。但是，在此次访问中，代表团真的有所收获吗？有一名参观者说：“跟1971年那次媒体日相比，这次活动的整个过程特别烦琐。”另外一名参观者说：“我们本来希望能从岛上工作人员的身上看到自豪，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自豪，以及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但很显然，此次普拉姆岛之行并没有看到我们所期望的。”      

       普拉姆岛之行结束后，克莱因对此进行了评价：“他们那里的病毒研究清单和洗衣单一样，密密麻麻。”如果克莱因能够知道岛上的内幕，可能情况会有不同，但不幸的是，很多事情他还是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隐瞒了设备的真实状况，也没有按照顾问团的建议进行病毒实验，还有普拉姆岛与军方狼狈为奸的关系，裂谷热病毒会带给人类的严重后果，以及宰加济?01菌株在埃及造成的真正死亡人数等。对于克莱因他们的这次访问，20年后，卡利斯的评论只不过是：“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确实，他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又怎么可能会听从区区几个地方官员的指点呢？      

       无论如何，身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克莱因已经尽力了，虽然他的行动并没有触及普拉姆岛的一根汗毛，但毕竟，他没有向普拉姆岛的黑暗势力低头。1978年岛上爆发的口蹄疫和裂谷热病毒引起的骚动，在摘掉了所谓的“世界上最安全实验室”标牌的同时，也使它关紧了大门。一直到15年之后，岛上又一次爆发了生化危机，普拉姆岛才再次开放。      

第三部分裂谷热实验

       和细菌不同，病毒无法用传统的显微镜进行观察。所以，为了检测病毒的浓度，科学家使用一种名为“噬斑法”（也叫“空斑减少法”）的检验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病毒破坏健康的体细胞后会留下痕迹，称之为叫做空斑。通过检测空斑，即看不见的病毒所造成的影响，就可以得出病毒的浓度（效价或滴度）和毒性等相关信息，但是一般不用病毒粒子的绝对数量表示，而是用噬菌斑形成单位，即PFU（Plague-forming units）来衡量。普拉姆岛对裂谷热病毒进行了研究，他们先从冰柜中取出非洲绿猴子的肾细胞，然后用氨基酸和热的小牛胎血清作为培养基，在培养皿中进行培养。为了制造更多的病毒，他们把宰加济格501菌株注射到用无菌发酵桶培养的猴细胞中。这种宰加济格501菌株是从埃及裂谷热的人类感染者身上提取的，而且，彼得斯还在德特里克堡对它进行过加工，在两份恒河猴胎儿的肺细胞中培养过，所以，宰加济格501的毒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从发酵桶中取出1毫升病毒，接着将它冷冻在-70℃的液氮冷冻装置中，每次要使用时，他们就先把病毒解冻，然后通过热走廊到动物房，给它们进行注射。      

       裂谷热的感染情形与众所周知的伊波拉病毒类似。60只羊都被注射了该病毒，但其中有10只没有注射疫苗。12小时后，没有注射疫苗的羊出现了病毒血症（血液中出现病毒的症状——编者注）。由于体内的免疫细胞正在反抗病毒的袭击，它们的体温急剧升高，心跳加剧。但是，免疫系统根本无法对抗迅速繁殖的病毒，血液循环又把病毒带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攻击那里的器官壁和细胞膜，然后再渗透到细胞中。在细胞质里，病毒破坏了细胞的正常工作机制，并不断繁殖。在1小时之内，感染病毒的细胞就会溶解或胀裂，释放出成千上万新生成的病毒，感染周围的健康细胞。经过如此的循环往复，就会出现水肿症状，或在结缔组织间积累大量的液体。然后，羊开始痉挛，并失去重心，歪倒在墙上没法独自站起来，怀孕的羊也会因之流产。之后，它们开始吐血，鼻孔流出粉红的粘液，最后头晕眼花的羊群就一只接一只地倒下了。      

       在48小时之内，有8只羊死去。动物的血液和粪便等排泄物会被提取存样，以便观察病毒的感染情况。剩下两只没有死的羊和其余的50只都被杀掉，然后装车运到验尸房化验。在那里，兽医在强光下对畜体进行检查，给患病的组织器官拍片子，以便日后分析。他们还提取了畜体各处的组织样本，最后才把它们送到焚化炉销毁。      

       最开始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被注射了疫苗的羊都没有感染病毒。      

       4月1号，也就是最后的安全期限到来的时候，岛上的科学家决定碰碰运气。在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又注射了一次疫苗之后，他们把实验继续进行到了4月底，而后又持续到蚊子猖獗的季节。很快，对裂谷热病毒的研究取代了口蹄疫，成了岛上的第一大课题。8匹设得兰矮种马被注射了裂谷热病毒，科学家们每天对它们进行观察，连续40天记录它们的直肠温度，验证它们是否是病毒易感体或传播体。在第41天，科学家对它们进行了尸体解剖，没有发现内部感染迹象，也没有发现临床征兆。但是，兽医发现，阿拉伯马的血清中含有低浓度的病毒，有可能会传染给蚊子。      

       接下来，他们又买了63只羊作第三期裂谷热病毒研究。研究发现，被感染的羊肉仍然能够通过农业部制定的检查标准，成为人们的食用品。达尔迪里博士和沃克博士观察到病毒会留在羊脾中久久不散，但他们认为：“一般也没有人会吃脾脏。”科学家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们制造了“抗体和试剂”，以备今后使用。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岛上又生产了更多的宰加济格501菌株。      

       随着研究的进展，普拉姆岛和附近的萨福克县官员的关系也有所改善。由于一些突发事件，他们又站到了同一个战壕里，共同制定了应付突发事件的紧急计划，如飓风袭击、市政问题（如日益强大的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游行）、火灾、破坏活动、放射事故，或未经许可转移外国病原体等。但是，双方间这种关系的缓和并没有持续多久。      

       4月29号是一个周末，这一天，县疾病控制中心主管马丁迈尔（Martin Mayer）接到了一位调查记者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知道，普拉姆岛的裂谷热研究早已超过当初承诺的最后期限达6星期之多，而且在蚊子季节也已经持续了8天。迈尔表示他完全不知情。周一早上，迈尔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普拉姆岛询问此事，安全主管沃克承诺，实验一定在这个周末结束。“再多一两天也不会怎么样。”迈尔只好勉强让步，认为这只是一个小错误。虽然此时蚊子已经开始繁殖且到处乱飞，但县蚊子控制专家却告诉《新闻日报》，说还要等一到两周，蚊子才会在普拉姆岛那样的“干燥地区” 蜂拥群集。但是，这块总占地3.41平方公里的“干燥地区”，拥有0.49平方公里的三块内陆沼泽地，而且有20多种蚊子在此繁衍。卡利斯博士则辩解说，项目研究没有按时完成是因为科学家都在忙于自己的研究。      

       此刻，普拉姆岛正面临着三种调查：口蹄疫爆发，建筑方面的失误，还有就是犯罪性的欺骗——科学家们用致命的宰加济格501菌株（以及其后裔）感染了牛、马、羊、猪，甚至海豹。而对空气过滤器、焚化炉和逆向气流装置的维修就从未完成过。      

       岛上的实验室可谓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而农业部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这种风险。      

       棘手的局面      

       在西尼罗河病毒被美国所知的10年前，彼得斯博士和罗杰布里兹在讨论裂谷热时写道：“裂谷热进入美国最可能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病毒携带者被本土的蚊子叮咬，一是感染病毒的蚊子混入了外国航班。接着，蚊子叮咬了其他易感动物，把病毒传播给它们，而这些动物又被更多的蚊子叮咬，这样一来，病毒就播散开来了。”      

       但是，如果病毒并不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呢？不是从机场，而是从国内一个保存着大量病毒样本的实验室里传出来的呢？那样又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      

       五月初的一个周四，就在裂谷热病毒实验即将结束的前几天：      

       这个季节，长岛的居民家家户户开了窗户，让春天清新、舒爽的空气进到室内，而蚊子也开始在花园里猖獗。它们在那里产卵，不久，小蚊子就会破卵而出，飞出去寻找食物。也正是在这时，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正在进行裂谷热研究的扫尾工作。7只蚊子，尖音库蚊和两种不同的伊蚊通过屋顶和老旧的空气过滤器约1.9厘米的缝隙，飞进了101实验室。其中2只飞进了动物实验室，2只飞进了“热区”，1只飞进了清洁区，还有2只则死在了排气扇里。      

       飞进动物实验室的那两只蚊子，叮咬了因注射宰加济格501菌株而死了的两只羊，于是，病毒就到了蚊子的唾液腺里。两天以后，动物管理员杰夫打开了另一间动物房的密封门，检查生病的羊，这时，那两只蚊子也飞了进来。当杰夫给羊抽血化验的时候，一只蚊子叮咬了杰夫的胳膊，另一只则叮咬了羊。当时杰夫根本没注意，因为他正在全力以赴，试图让羊安静下来。然而此时，饱餐一顿的蚊子已经把病毒留在了他的体内。当他开门离开的时候，蚊子也随之冲了出来，在“热区”走廊里，杰夫碰到了一位正准备回家的女科学家简，互道了晚安。这时，蚊子叮咬了简一下，但她也没有留意，以为是工作制服衣领后面的标签刮到了她。      

       晚上，简和她的家人到名叫“克劳迪奥”的意大利餐厅就餐，这是他们全家最喜欢的海鲜馆，虽说等座的人挺多，但大家都觉得值得。正当大家在门外聊天的时候，蚊子又开始叮咬。“可恶！”简的丈夫一边用力地拍打蚊子，一边嚷道，“我们简直要被虫子活活吃掉了！看来夏天真的到了，是吧？”      

       再回过头来看看混入实验室的蚊子吧。其中4只都死了，唯一的幸存者通过空气过滤器塑胶皮垫上的小洞侥幸逃了出来，在室外的动物围栏里找了一只羊，又饱餐了一顿。      

       另外，给室外绵羊注射的实验疫苗中有一剂被活性病毒污染了，而此针剂已经在前一天被注射到了一只母羊体内，但这只母羊要等过了周末才会被用于实验。      

       两边的保险丝都要断了！      

       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杰夫检测完了有病的动物，但又在动物室逗留了一会儿，安慰、拍打着它们。然后他洗澡消毒，坐船回家了。第二天早上，他觉得胃有些不舒服，心想：可能是上次鲍伯钓的鱼没有收拾干净，吃坏了肚子。他觉得胃疼很快就会过去，也没有多想就去上班了。在等渡轮的时候，他的腿又被蚊子叮咬了一下，但因为胃还在疼，所以他丝毫没有察觉。到了岛上，杰夫尽量不顾及自己的不适，想抓紧时间完成工作，这样就可以回家度周末了。他认为自己可能是轻微的食物中毒，到下周一就应该没事了。      

       而在周末这两天，病毒在两只羊体内疯狂地进行复制。1只是被毒蚊子叮咬的，另一只则是被注射了污染的疫苗。现在，这两只羊可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污染源和病毒载体。岛上内陆沼泽地里的蚊子叮咬了这两只羊，继而又去叮咬其他动物。      

       灾难就这样开始了。      

       盘旋在普拉姆岛港口的毒蚊子登上了下午的渡轮，来到长岛，有些则上了开往康涅狄格州的渡轮，还有些叮咬了飞向南部汉普顿的加拿大鹅和海鸥。当鸟群飞往康涅狄格时，更多饥饿的蚊子进攻了它们。人也在被感染。很多美国富人这时都在长岛东岸度假，这里的度假村又都是临水而建的平房。而当地人也利用长假外出钓鱼、散步、游泳，做各种室外活动。      

       携带病毒的蚊子继续扩散，叮咬更多的宠物、牲畜和人。在港口叮咬过杰夫的蚊子已经把自己的小命丢在了汽车挡风玻璃上，但在海鲜馆外叮咬了简的蚊子当天晚上又叮咬了更多的人，以及一条金毛猎犬。      

       病毒传播的圈子在不断扩大。

第四部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周五下午，杰夫体内的裂谷热病毒已经窜到了他的淋巴结，又从那里流向血管，蔓延到了全身。到了周六，当杰夫边喝啤酒边观看篮球比赛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行动迟缓的症状。周日早上，杰夫病得更重了，他的体温已经超过了40.6℃，而且还时常恶心、发冷、四肢无力、疼痛。到了下午，他觉得头晕，在厨房呕吐了一阵。到了此时，类感冒症状开始消失，裂谷热症状开始出现。从来没有恐高症的杰夫觉得头晕目眩，根本无法站立。他的眼睛也突然变得对光线敏感，于是他只好把窗帘拉上。虽然从周五早上开始他就什么也没吃，但是仍然感到腹胀，继而变成了疼痛，眼睛也觉得越来越疼。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得的病可比轻微食物中毒要严重多了。虽然他不喜欢看医生，但现在别无他法。杰夫竭尽全力开车到了医院，一头扎进了急诊室。      

       与伊波拉病毒之类的出血热不同，裂谷热病毒与肝有密切的关系，它会破坏肝细胞，造成肝坏死。裂谷热病毒的长度是100纳米（也就是说500万个裂谷热病毒才有针头那么大），还有一层包膜，可以紧贴细胞壁，轻易进入肝脏，之后再打开包膜，脱去另一层壳，释放出三份核酸。核酸会在肝细胞中进行复制，直到新生成的病毒将细胞壁胀裂为止。坏死的组织混有黄斑和血，杰夫现在的肝就是这样。他的肺和脾也遭到了攻击，胆囊肿大了四倍，里面充满了液体和血液。      

       当杰夫踉踉跄跄地走进急诊室后，医生马上安排他进行住院治疗。值班医生把窗帘拉上，把杰夫扶上病床。病毒的传播非常容易，只需经蚊子叮咬、皮肤接触或口鼻传播，就会直接进到肺里。虚弱的杰夫不停地咳嗽，也没有捂住自己的口鼻，于是，病毒被散播到空气中，继而传给了他身边的医生。      

       一旦病毒阻碍了毛细血管的流通，就会造成大出血。杰夫先是流鼻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无论护士是往他的鼻子上施加压力，还是把他的头倾斜过来，都无济于事。等到好不容易止住了鼻血，他又开始内出血，体内的血管开始崩溃。到了晚上，他开始腹泻、尿血。由于出血漫过了视网膜和视神经，他的右眼完全瞎了，左眼也只能看到模糊的阴影。他的躯干也出现了血肿，临近皮肤的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都崩裂了，导致上肢和下肢都出现血点。      

       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全都不知所措，他们叫来了传染病学专家进行会诊，但此时病人已渐渐失去知觉，不能说话了。在实施补救措施之前，他们必须了解病人的病情，但血液检测却没有结果，或者说是医院的现有设备检查不出结果。两名医学博士狂翻着《默克诊疗手册》（Merck Manual），不断地讨论病情，但仍然一筹莫展。这是滤过性病毒出血热吗？还是伊波拉病毒？医生们束手无措，找不到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只得给当地卫生局挂了紧急电话，把初步的诊断结果告诉他们。在徒劳无功的努力下，12小时过去了，杰夫全身的动脉血管几乎完全崩溃，他已经休克，检测不到脉搏。治疗小组全力以赴，试图将他唤醒。      

       但太迟了，杰夫已经死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和护士身上也都出现了类感冒症状。如果他们在停车场或自家的后院再被蚊子叮咬，或者通过呼吸或使用电话而感染他们的家人，病毒就会更快蔓延。      

       就在杰夫临终的时候，科学家简也出现了剧烈头痛。这只不过是偏头疼，她想。但到了周日晚上，疾病开始发作了，她的丈夫立即把她送到了杰夫进的那家医院。这次，裂谷热病毒首先通过红血球的阻挡，进入神经细胞，攻击脑部。从破损的神经细胞中流出的细胞液造成浮肿，损坏了她健康的脑组织。她也出现了大出血。这时，急诊室已换了一拨医务人员，因此没有把简的症状与刚刚死去的杰夫联系起来，因为杰夫的例子芴乇穑而且也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医生推断简患了脑炎，根据《默克诊疗手册》，他们给她静脉注射了无环岛苷来减轻炎症。药物确实起了作用，但不久简也昏迷了。不过她很幸运，感染的是裂谷热病毒脑炎分支，而不是几分钟前夺去杰夫生命的出血热病毒?    

       简在克劳迪奥用餐的那天，同在餐厅等座的劳拉小姐也被蚊子叮咬了。她是利用暑期来这里度假的。在假期里，她经常在花园摆弄园艺，或者收拾厨房的柜子。周一早上，她准备回去上班时，突然觉得恶心想吐。“也许我怀孕了。”劳拉对自己说，他们夫妇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在开回曼哈顿的火车上，她微笑着想：“我没事，如果真是怀孕了，那早上恶心是很正常的。”当天工作的时候，她的手不小心被裁纸刀划破了，她的同事赶紧跑来帮她，因此也就接触到了劳拉血液里的病毒。而且，这位同事住在新泽西州，哈德森河（是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分水岭——编者注）的另一边。      

       同一天早上，那只被蚊子叮咬过的金毛猎犬“阳光”也倒在了主人家起居室的地板上。由于阳光平时总是欢蹦乱跳，主人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立刻把它送到了医院。兽医充满疑惑地摇了摇阳光的脑袋，让他的助手抽取了血液样品。“我们一定能通过检测查出病因。”他坚定地说。但是，第二天早上，阳光就死了，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当天晚上，兽医的助手也开始出现胃疼症状，第二天，她就请了假。但是，她只不过是成百上千名直接接触了病毒的带菌者中的一个。      

       而且，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事后总结      

       就在裂谷热实验结束的几年之后，普拉姆岛上的科学家向纽约科学院递交了一份材料，表达了他们的恐惧和担心：      

       春天，在北美北部研究裂谷热无疑会增加病毒扩散的几率，因为此时正是蚊子季节。如果能够把实验安排在秋末冬初，那样的话，寒冷的天气会使蚊子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降低疾病爆发的可能性。北美的许多蚊子都能传播裂谷热病毒，而且这种病毒的蔓延会感染更多的家畜，如牛、绵羊、山羊等，还有人，造成更大面积的疫病流行。      

       这份记录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对实验室安全隐患的担心，害怕在这种条件下进行裂谷热实验会引发危险。      

       病毒的爆发迫使普拉姆岛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化安全责任，只不过是在数年之后。在对病毒爆发提出质疑、并重新决策是否要继续研究时，一位科学家说：“裂谷热病毒只能通过蚊子传染，这就是说，蚊子必须首先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叮咬被感染的动物，再通过重重安全关卡逃出来，叮咬易感人群或动物。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上面的这份记录却刺到了农业部的痛处，他们所谓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事实上却如此不堪一击，病毒的爆发根本不是“微乎其微”，而是“一触即发”。      

       但是，对致命性的裂谷热病毒的研究却丝毫没有停止。      

       只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的研究侥幸成功，疫苗起到了作用。      

第四部分渡过卢比孔河

       病毒从实验室中扩散出来的可能仍然存在……现在是考虑普拉姆岛未来的时候了。      

       ——美国国家科学院（1983年）      

       让杰里卡利斯失望的是，口蹄疫爆发和裂谷热事件全然抹杀了普拉姆岛积极的一方面。事实上，它为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一项可以改变未来的成就。当大家都在关注其他事物的时候，卡利斯的首席科学家，谦逊的霍华德巴卡拉克却安静地在101实验室中创造了科学研究的奇迹。      

       霍华德巴卡拉克是第一个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人，也是第一个用电子显微镜给该病毒照相的人。虽然根据科学研究的惯例，这两项成就都归到了当时的项目总负责人斯坦利的名下，但霍华德的成就仍然是无人能够抹煞的。不久以后，这位前途无量的科学家就接受了谢安博士的邀请，来到普拉姆岛工作。卡利斯和霍华德两人有着相似的发展道路，他们都来自普通家庭，都被美国农业部选中到欧洲学习实用科学，为美国首次建立的外国动物病毒实验室工作。卡利斯是一个外向的高个子，很适合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经常给下属们做关于科学研究的权威报告。而霍华德的个性正相反，他不太爱说话，喜欢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实验室里一个人思考。卡利斯在20世纪60年代被升为岛上的主管，而霍华德则成了首席科学家。罗伯特肖普博士说：“卡利斯对霍华德的工作一直很支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霍华德一直使用化学药剂分离病毒，或把它们再细分成蛋白质单元。他认为，一个或多个病毒的蛋白质单元足以愚弄免疫系统，避免它产生回应、激发免疫记忆细胞、产生保护机制，这样一来，真正的病菌就能够入侵身体。从传统意义上说，疫苗可以提供免疫性，杀死或削弱病毒，但却经常存在着死灰复燃的危险，从而再次感染寄主。但是，如果能够设计出一种非活性病毒亚单位疫苗，不仅能防止毒性再不复发，也能消除疫苗污染产生的毒副作用。他发现，口蹄疫病毒的囊膜或衣壳由四种不同的蛋白质组成，能够依附在健康细胞上，并进行渗透和感染。经过多年的实验和失败之后，霍华德终于在1975年发现了一种为VP3的蛋白质亚单位。当他把这种衣壳蛋白注射入猪体内时，它成功地阻止了病毒的再次挑战。      

       但是，这一发现可谓苦乐参半。当时，提取和制造VP3的技术非常复杂，批量生产根本就不可能。      

       直到基因工程的出现，这才这成为了现实。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使用DNA分子链特定的结构能够指导细胞合成相应的蛋白质。比如通过分离胰岛素的DNA，再把它植入细胞中，他们就可以让细胞大量合成胰岛素。这种胰岛素，通常是从动物身上萃取的，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另外，这项技术的运用也把微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到了新的高度，而在防治病毒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更为重大。霍华德博士认为，这种新技术也能用于生产VP3！卡利斯同意了霍华德的意见，把这一研究构想递交给了国家健康研究所的特别委员会，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批准。国家健康研究所非常喜欢这个点子——使用动物病毒攻克人类病毒。因为这不仅危险性小，也降低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还可以防止产生新的感染源危害人类。      

       1981年，在三名从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科技（Genentech）借调的助手的帮助下，霍华德开始在101实验室进行该项目的研究 。口蹄疫病毒中能够造成感染的部位（叫做病毒体）由8000个核苷酸组成，外面则被衣壳包围着。这些核苷酸的作用是为病毒蛋白质将信息翻译成密码子。霍华德博士知道，VP3是由编号为8~211的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他使用一种特殊的酶，把为VP3翻译密码子的DNA构建单元合成了一个质粒。一个质粒是一小段圆形的DNA片断，在细胞间传递基因，如同搬运工或魔毯。当该质粒进入细菌内部，它会指导E大肠杆菌合成VP3蛋白质分子。实际上，它的作用是指导活性病菌如何合成它本身没有的蛋白质。当大肠杆菌进行复制时，生成VP3的DNA片断也会跟着复制。这样一来，经霍华德博士改变后的细菌，成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而且，与原始的大肠杆菌不同，这种新细菌能无限繁殖，每个新大肠杆菌都能产生200万个VP3蛋白质。      

       项目进行到了第七周的时候，他们萃取出了合成的VP3，并给健康的牛和猪进行了免疫注射，再把它们和被剧毒病毒感染的猪关在一起。在33种能够携带和传播口蹄疫病毒的物种中，猪是最具传染性的。但到了实验的第10天，科学家们惊喜地发现：被注射了疫苗的动物无一感染。霍华德和他的同事们非常开心，他们终于于1981年在普拉姆岛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基因工程疫苗。      

       “我们相信，这是首次运用基因重组技术成功地生产出了抵御动物或人类病毒的疫苗。”农业部部长约翰布洛克（John R. Block）骄傲地向外界宣布。霍华德博士研制成功的疫苗使得疾病控制变得更加安全，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成本。运用基因工程，今后可以批量生产疫苗，而且整个过程完全没有风险，因为生产的是携带VP3的变种大肠杆菌，而不是病毒本身。VP3是不可能像病毒那样恢复毒性的，而且与传统疫苗不同，这种通过基因变异、人工生产的疫苗不需要冷冻。总之，这种疫苗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媒体一窝蜂地报道霍华德博士取得的革命性的巨大成就，这其中就有很多重量级的媒体，如《纽约时报》。而此时，害羞的霍华德仍然躲到了幕后，让卡利斯接待媒体。于是，卡利斯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们一直致力于消除病毒的威胁，同时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当然，他也只能这些说。      

       1985年2月，在白宫的一次庆祝会上，里根总统授予霍华德博士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里根总统称赞霍华德是“分子病毒学领域的先锋，在分离基因、并用于生产有效的蛋白质疫苗方面也贡献卓越”。弗雷德布朗博士（Fred Brown）是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口蹄疫专家，他对霍华德的评价是：“普拉姆岛上的一块丰碑和基石。霍华德博士从明尼苏达的小镇一直奋斗，最终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科学界的传奇人物。”      

       于62岁获得了终身成就奖，霍华德博士决定在1983年退休。至此，他已经为普拉姆岛工作了30年。当他离开普拉姆岛时，所有雇员都用崇敬的目光欢送这位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名前行政人员回忆：“他已经成了这里的偶像。”退休之后，霍华德醉心于其他爱好：到弗罗里达打高尔夫球，在自家后院摆弄花草，摆弄他心爱的照相机。一切就像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时，他曾用微型显微镜首次给未知病毒拍了照。      

       这一成功不仅为动物疾病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生物技术。不久之后，基因工程的乙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也相继诞生。这一杰出的科学研究本该使普拉姆岛再造辉煌，但随着霍华德博士的离开，普拉姆岛的基石少了一块，这产生了巨大的缺口。没有了这位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科学家，普拉姆岛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铤而走险      

       虽然岛上的官员认为，病毒的爆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公众对此也不应该斤斤计较，但华盛顿方面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安全检查委员会，由农业部总部、国家健康研究所、疾控中心及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安全官员组成。这些人都是国内顶尖的细菌安全问题专家，自从病毒爆发事故以来，这是他们第四次对普拉姆岛进行年检，所以此行意义重大。      

       “我们认为，如果不立即对岛上出现的问题进行迅速、大力的改进，实验室仍然容易发生严重事故。目前的问题包括：设备缺乏维护，管理层对进度要求紧迫从而导致的安全疏忽。当这次事故被定为第三级防范措施的失败时（第四级是普拉姆岛本身），他们还发现了两起类似的事故。“1981年8月，由于超越了设备的设计要求，造成了一次事故；1981年1月的事故则是因为缺乏一级防范措施，以及没有对二级防范措施设备进行维护。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无法接受的。”在第一起事故中，普拉姆岛没有在配备了过滤和排水措施的隔离室中进行动物实验，而是在从未被设计成容纳感染动物的楼道里进行。第二次事故则说明了动物实验室里有很多和外界连通的小孔。委员会的成员说：“有迹象表明，岛上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这是明知故犯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下面是委员会的专家写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在大量生产裂谷热病毒的同时，岛上的处境有多危险。      

       令专家十分担忧的是大面积的渗漏：a.金属门周围的支撑衬垫出现渗漏（原因可能是门变形或焊接出现了裂缝，或生锈的情况不断恶化）；b.门把手和转轴部分；c.通过没有堵严的洞（可能是以前的管道），或通过现有管道上的穿孔；d.墙式柜子顶端的灰尘滤清器附近；e.墙纸的缝隙；f.通过电源线插槽……      

       我们检查了4个房间，发现其中的空气流通都存在很大问题……岛上的实验室极少具备令人满意的防范措施。      

       那么，普拉姆岛的主管卡利斯知道这些吗？对这个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贡献的实验室，卡利斯难道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吗？这似乎不合逻辑，他应该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创立的基业就此倒下。但是，他似乎经常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研讨会、商务会议，没有时间顾及对普拉姆岛的管理。那时有人说：“杰里卡利斯有自己的行动日程。他愿意出去参加活动，葡萄牙、泰国、委内瑞拉，或者是非洲、南美洲的什么地方，都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由于疏于管理，雇员的安全意识越来越淡薄，管理层与雇员之间的沟通也有所恶化，整个岛上弥漫着一种“独裁”气氛。一旦某事引起管理层的注意，雇员们就会害怕遭到报复。委员会发现的问题只不过是近几年才显露的问题，事实上，岛上的问题要比他们看到的严重得多。      

第四部分艾滋病和非洲猪瘟

       在1986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HIV）被发现之前，大家对艾滋病的病因一无所知。简蒂斯博士（Jane Teas）是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病原学专家，当她把艾滋病病毒与已知的动物疾病对比时，发现它与1983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病毒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就在蒂斯博士发现这一紧密联系的时候，普拉姆岛上的47名雇员也在不懈地对非洲猪瘟病毒进行着秘密研究。当时他们认为，这种病毒并不会传染人类，但岛上却有6个人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当问及这些发现时，卡利斯博士指出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虽然这6个人没有感染疾病，但他们却曾意外接触过病毒，成为带菌者，能够通过其他动物，比如蜱或昆虫叮咬传染给别的动物。另外，他们体内的病毒可能会变异成能感染人类的新毒株，就像几十年前的猪瘟流感那样。由于没有治愈方法，这6人恐怕要一生携带这种病毒了，虽然他们当中没人知道这一切。      

       接受试验的人并不知情，因为组织样本都是在例行的体检中偷偷提取的。卡利斯说，他不记得是否通知过那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了。直至今天，接受过采访的岛上员工依然不知他们是非洲猪瘟病毒的携带者。很显然，管理层认为这并不重要。      

       在农业部的拖延下，非洲猪瘟病毒和艾滋病病毒关联的研究也延迟了好几个月，最后，蒂斯的同事约翰贝尔德卡斯（John Beldekas）才接到了岛上一位秘书的电话，说非洲猪瘟病毒样本已经于头天晚上通过联邦快递送过去了。第二天，贝尔德卡斯在实验室里等了一整天，但是包裹并没有到。其实，包裹根本就没有寄到实验室。当天下午，当检查家里的电话录音时，约翰听到了邻居的留言，说他有一个包裹。这无疑就是农业部递送过来的，但贝尔德卡斯不知他们怎么会知道他家的地址。贝尔德卡斯要他的邻居赶紧打开包裹，把里面的小瓶放到冰箱里，同时，他飞速赶回家里。贝尔德卡斯说：“原本他们应该把包裹送到我的实验室，这里才有适当的冷冻系统……当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收到包裹时，他们的反应是，‘噢，好的。’虽然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但却是滥用职权。这种行为足以毁了我们。”      

       后来，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和法国研究人员共同发现了HIV，一种新的逆转录酶病毒，最终揭开了艾滋病和非洲猪瘟的关系。今天，HIV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非洲猴子病毒，在大约1926~1946年间，这种病毒由大猩猩传给了人类（通过吃生的、病毒感染的大猩猩肉）。此后，它就没有停止过传播，而自1981年以来更是泛滥成灾。      

       对于这项工作，蒂斯晚些时候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相反，我觉得我做的事愚蠢至……你可能认为，人类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尤其是像艾滋病这样的问题。”对非洲猪瘟病毒和HIV的联系的研究就这样不了了之。      

       猫的围剿      

       普拉姆岛上的灯塔管理员养了几只猫做伴，并把它们关在灯塔保护区里。1952年，当农业部初次来到岛上时，他们就看中了这些猫 。 自1978年对岛上的灯光进行自动化处理后，灯塔就被闲置了。于是，没人照看的猫就冲破围栏，在岛上四处寻找食物。渐渐的，他们成了野猫，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有人说：“到处都能看到猫。”几十年来，岛上的猫一直与人类共存，有时候，猫还会溜进户外围栏与实验动物争食。管理层认为，岛上如此之多的猫会给参观访问的科学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猫进行管理，而是 “全部进行毒杀”。岛上的员工和科学家都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说：“你们不能把猫杀死！看在老天的份儿上，我们还是不要杀生了！如果一定要做什么的话，我们就把猫阉割了吧！”      

       工人们在警卫室附近、路边和牧场都设计了陷阱来抓猫，收集之后就进行阉割，还把猫后部的毛刮掉，以便识别。有个工人回忆说：“好几个星期，我们都能看到这些光屁股的猫在岛上四处乱窜，这是当时岛上最奇特的事。”但是阉割工作效果不大，因为很多猫太聪明了，根本不上套，所以工作嗽币簿痛不着它们?    

       最后，它们还是被毒杀了。动物福利委员会命令一名技术人员将汉堡肉和氟乙酸钠（能毒死动物和人的剧毒药品之一）混合，然后装到易拉罐里，摆到各处给猫吃。只有一只名叫“海港幸运哈利”的猫躲过了这一劫，这只猫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港口保安哈利西达（Harry Sinuda）的。它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就在下药之前，它被人藏到了紧急发电厂里，但其他的猫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位前雇员缓缓地摇了摇头，回忆道：“他们以为给猫下毒就万事大吉了，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剂量的问题，这些猫吃了药之后，还在岛上走来走去，发出可怕的哀号。”一天之后，有6只猫死了。不久，数百只猫被投进了焚化炉。      

       有人对这种极端不人道的行为感到愤慨。农业部也在一份技术报告中批评普拉姆岛：“氟乙酸钠是各州和联邦政府禁用的，普拉姆岛也没有使用它的特权。”当有位记者问到“杀猫大行动”的时候，卡利斯感觉“很尴尬”。      

       不久之后，他又一次使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      

       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果制定规矩的人违反了规定，那该怎么办呢？普拉姆岛拥有100多条微生物研究安全条例，很多都事无巨细、冗长乏味。或许在外人看来，违反少许条例并不算什么，但是，少洗一次澡、有一个空气过滤装置没有合乎要求、忘了关一扇隔气门——这些小失误都可能造成大事故。起初，卡利斯发给员工的厚达7.6厘米的安全手册中就提到：“这些安全规定还应该有进一步辅助条例，对故意违反的人应该制定处罚标准。”另外，安全手册中还讲道：“如果自己违背了安全条例，或者看到别人那样做了，都应该及时向安全官员和实验室主管报告。”      

       联邦法律允许了口蹄疫病毒经大陆运送到普拉姆岛，但不允许病毒在大陆停留。但是1982年的夏天，杰里卡利斯却把装着口蹄疫病毒菌株的容器放在码头的冰箱达三天之久。一名雇员报告了此次违规，卡利斯也承认了，并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停职停薪处罚。他说：“我把装病毒的容器忘在了大陆，是我的错，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      

       不过他认为，对他的处罚足够抵消他的违规，因为病毒是放在能自毁的容器中。也就是说，如果盛放病毒的试剂瓶破了，外部的酸液就会流到里面销毁病毒，至少当初的设计意图是这样的。“但这样的设计根本就不成功。”吉姆豪斯博士回忆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并不了解细节。”      

       一位已经离开岛上的兽医回忆说，当卡利斯从巴西回来时，不仅带回很多盛满病毒的易拉罐，而且也不止把病毒放到冰柜中那么简单。当时的安全官员是乔纳森里士满（Jonathan Richmond），当卡利斯带着病毒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奥连特尖岬。他说：“卡利斯打开了这些罐子，这绝对违反了安全规定。”在此之前，乔纳森曾经提醒过他不要这样做，事后，为了自保，乔纳森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农业部的相关部门。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是够卡利斯受的。”一位前雇员回忆说，“当他往岛上打电话时，我听出了他的声音，他是从家打来的。那段时间他真是很痛苦，情绪低落，而且在岛上和本地区的声誉都受到了影响。猜猜看，那个乔纳森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是疾病控制中心的首脑之一 。”      

       同年7月，更多的安全条例被打破了。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将病毒送到新泽西的辐射技术有限公司（Radiation Technology），进行γ放射研究。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只需3个小时车程的道路，而是绕道走了两天，并把这种病毒存放在自家的车库中过夜。      

       到了1983年，国家科学院终于介入了。在他们厚达200页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了人们多年来的疑惑：普拉姆岛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报告说：“现在，是时候考虑普拉姆岛外国动物疾病中心的未来了。”虽然他们肯定了霍华德博士在基因工程方面的杰出贡献，但在这些全国顶尖的科学家眼中，普拉姆岛就快走到尽头了。“从长远意义上讲，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操作、施工、维护的昂贵，它是不应该再持续下去的。农业部应尽早在大陆地区建造一座实验室，以取代普拉姆岛，继续动物疾病研究。”      

       如果在内陆进行生化研究，一名科学家的费用约为17.5万美元，而在岛上的投入却是32.8万，这就使得岛上每年的预算达到1170万美元。而其中员工的薪水和福利就占了760万美元，但用于购买设备的却只有16万元美元，还不够买一台电子显微镜。另外，科学院说：“岛上员工的素质及教育水平低于大学附近的城市员工。”这一点让当地居民感到汗颜。虽然霍华德博士革命性的研究成果可谓一枝独秀，但是岛上其他的科研项目，如滤过性微生物学项目，“至少比世界同步水平落后了20年。”同时，科学院还发现，在岛上，不同部门的雇员之间很少沟通，就像岛上的科学家和整个科学界脱节一样。“普拉姆岛缺少以事业为中心、声誉卓著的研究人员。”换句话说，由于比较优秀的科学家都临近退休，普拉姆岛开始日渐衰落了。而且，它处理外国动物病毒爆发的能力也令人担忧。      

       考虑到普拉姆岛四周的人口密度，以及现今发达的科技，科学院觉得这样的选址很可笑。“生物安全防范的考虑是对的，但岛屿并不一定就比大陆安全。”25年前，101实验室和257实验室都是一时蘖降慕茏鳎但现在却都已陈旧了。自病毒爆发已过?年了，但“病毒逃散出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墙体不是完全密封的，隔气门也没有严丝合缝的衬垫，空气过滤系统也没有安装好。尽管规章制度不允许，但雇员仍可以在实验室、附属区域和动物围栏之间四处走动。虽然大多数实验室都不允许吃东西、喝水、抽烟，“但不知道为什么，岛上的实验室经过装修之后，却在屏障区内设置了一个可以吃午饭的小区间。”      

       杰克达尔（Jack R. Dahl）是全国养牛者协会的前任会长，他参与了报告的写作。他说：“我们在普拉姆岛上发现了很多问题，同时也肯定了普拉姆岛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是，问题远远多于成就。”他回忆说，关闭普拉姆岛、转移设备是这份报告的关键之处，报告要求岛上的设施应当尽快关闭。

第四部分支离破碎

       所有这些负面报道、公关人员的错误举措、生化项目的漏洞以及管理上的种种问题，都影响了卡利斯博士在岛上的地位，“领地之王”的称号也岌岌可危。他再不是那位年仅27岁、少年得志的科学家，也再不是那个帮助谢安博士建造“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的卡利斯了。      

       有人透露，当时普拉姆岛的情况就好像“停滞了”。卡利斯的继任者罗杰布里兹说：“卡利斯有他自己雄伟的规划，但这个计划走上了弯路。我不想推断这条弯路什么时候会走到头。”但路确实就到头了。      

       一位前雇员对卡利斯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的行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敢说，很少有科学家像他这样，既是成功的领导也是成功的科学家。但是，似乎他的使命不光是领导普拉姆岛，而是领导全世界。他跑到世界各地开展病毒研究工作，参加研讨会，诸如此类，似乎那才是他的日程安排。这也是普拉姆岛日渐没落的原因所在。”      

       大多数媒体的负面报道，包括《新闻日报》、卡尔格罗斯曼以及其他媒体，都在质疑卡利斯是否还能改过自新。“我觉得卡利斯至少有一件事是完全失败了。”吉姆豪斯说，“包括后来继任的所有主管——那就是公共关系。岛上一直都没有安排公关项目，向公众解释普拉姆岛能给大家带来的益处，或者向大家说明，这实际上是一笔国家的财富，大家需要这个实验室。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向公众说明一切，以期获得他们的理解和参与。”      

       对保密性的要求过高是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吉姆解释说：“我觉得卡利斯脑子里还是冷战时期的那一套。你要知道，在前苏联人的眼里，普拉姆岛是神秘且不可琢磨的。他们知道它的存在，而建立普拉姆岛的人也就想和他们继续较量，于是就真的在岛上修建了实验室，并公开宣称是基于生化战的目的。这种想法一直延续至今。笨萝?amp;#8226;豪斯补充到：“我认为卡利斯喜欢这样。”虽然岛外顾问团（现在由罗伯特肖普领导）一再敦促普拉姆岛要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但自1971年格罗斯曼采写了负面新闻之后，普拉姆岛的大门越闭越紧了。岛上的问题、困境不仅没有坦诚地告知公众，反而大力封锁、压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普拉姆岛多年来的神秘面貌更加误导了公众，也把好奇的新闻记者挡在了门外，所以他们都往最坏的方面猜测。这无疑就助长了大家对普拉姆岛的猜疑和不信任，加速了普拉姆岛的最终垮台。      

       卡利斯本是个诙谐幽默的人，但在写给普拉姆岛员工的最后一份备忘录里，他却一反常态。在备忘录里，他遗憾地告诉员工，联邦政府对普拉姆岛的预算又削减了5%，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他考虑把岛上的两幢实验室大楼整合为一，关闭以前军队时期的行政管理大楼，再让101实验室独立出去。这可能要进行裁员，当然仅仅是可能而已。但是为了避免员工的恐慌，他承诺会采取渐进性的方式，不会大刀猛砍，让大家失业。而在此之前，卡利斯曾先后两次抵制过降低工资、削减福利待遇、减少员工人数等举措。可以说，虽然卡利斯有很多过失，但是对他的员工还是非常忠诚的，他也一直信守着25年前对员工所做的承诺：“尊重个人，尊重大家的工作成绩，提供工作保障，相信并始终遵守金箴。”      

       就在卡利斯写下这篇备忘录之后几天，农业部就传来了对普拉姆岛的处理决定。岛上的政权进行了更迭，华盛顿方面告诉杰里卡利斯，他的时代宣告终结。      

       有个资料提供者说：“可以说退休并不是卡利斯的决定，而是一次突发事件，这里面牵扯的人和派系斗争比较复杂。但是，卡利斯坐一把手的位子也太久了，我们需要更大的进步。我们不能总让一个人坐在这个位子上，无论他多么优秀。”虽然罗伯特肖普说退休完全是卡利斯自己的决定，但是有消息灵通人士说：“他是被挤走的。”      

       农业部“升任”他为高级研究顾问，这使他仍然能够经常访问他热爱的这片土地。一位对这一职位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的行政人员说：“农业部告诉卡利斯，说会在岛上给他安排一间办公室，还允许给他几年时间四处旅行。华盛顿提供给他的资金来源于其他机构和秘密组织。他们对卡利斯的待遇真的是非常优厚，但他们也必须这样做。”      

       罗杰布里兹，卡利斯的继任者，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杰里卡利斯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墨西哥发生病毒大爆发之前，美国从未有过像普拉姆岛这样的设施。在那之后，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付诸了行动。同时，卡利斯还被派到荷兰学习病毒知识。如果在今天，你对某个人说，‘我是联邦政府的，我们想派你到国外学习一项对你来说全新的知识。等你学成归国后，我们会给你修建一个实验室。’一般人肯定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卡利斯确实达到了联邦政府的要求。”      

       有很多私人实验室也向他发出过工作邀请，但他都拒绝了。对他来说，普拉姆岛就是他的全部。事实也的确是这样：这是他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工作过的地方。就像父母对自己的小孩那样，他是不会抛弃普拉姆岛的。在这里，他度过了将近40年。      

       在写书过程中，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对卡利斯有着最高的尊敬。“杰里把普拉姆岛建成了一个在业界享有盛誉的地方。”卡萝尔说，“我觉得卡利斯的继任者担子很重，不论他是谁，他们都不能像卡利斯那样对这座岛充满感情，他们对这座岛的了解也都没有卡利斯那么多。总之，卡利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罗伯特肖普认为：“每个领导都会有雇员对他们不满，但是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卡利斯。”普拉姆岛后来的预算主管约翰波义耳（John Boyle）也说：“卡利斯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家，而且现在也很可能还是。”所以，当得知他离去的消息时，大家都说会想念这位受尊重和爱戴的领导。“没有什么事是完美无缺的。”岛上的建筑工程师斯坦利麦卡里德说，“他也有犯错、失职的时候，但有一点我们都明白：卡利斯是时刻为我们着想的。”      

       当问及他的退休时，卡利斯的回答既简单又谦虚：“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      

       图书管理员弗朗西斯是岛上工龄仅比卡利斯短的人。她用这样的方式向他致敬：      

       亲爱的卡利斯博士：      

       我们的思绪又回到了1953年，那个时候四周都是反对的声音，抵制我们在这里修建实验室。农业部的代表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平息了。这中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我们终于都挺过来了。      

       在两位非常优秀的领导——您和谢安博士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实验室终于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同时，她也为临近的长岛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哈里森和我都相信，您的退休生活一定能够过得充实、快乐且忙碌。希望您保重身体，活力常在。      

       但也有人对他的离去感到高兴，期盼着新的领导层能在保安和管理方面带来新气象。“很多人认为卡利斯就像岛上的国王，把这里当作他的私人领土。”一位已退休的科学家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是这么做的。在很多时候，你的研究能不能得到资金支持，取决于他喜不喜欢你。”但是那些为卡利斯的离开而高兴的人绝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日子还远远不如卡利斯时期。“我告诉你，仅仅在6个月之后，我们就每天祈祷，希望卡利斯能回来执掌。”其中一个说。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实在是太糟了。      

       “你知道，在岛上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卡利斯离去的时候，岛的灵魂也随之离去了。’”有一位工人说，“在这之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下坡路。”      

       “以我粗俗的观点来看，此时整个岛屿开始支离破碎。”

第四部分科学的王国与荣誉

       克拉丽斯：      

       最好每年你都能有一个礼拜离开医院，到岛上度假……[监狱里出现了一张地图]……普拉姆岛。度假那一周的每天下午，你可以到海滩散步或者游泳一小时。当然，这都要在特警的监督下进行。      

       勒克泰博士：      

       “普拉姆岛动物疾病研究中心”，这名字听起来就魅力无穷。      

       克拉丽斯：      

       那只是岛的一部分，有着非常美丽的海滩，燕鸥就在那里筑巢。      

       勒克泰博士：      

       [一会儿，博士就发现克拉丽丝的建议是一种愚弄]      

       “不！现在该轮到你告诉我了，克拉丽丝。你休想再骗我到那座炭疽热之岛上去度假了！”      

       ——《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罗杰布里兹自小就希望成为一名兽医，因为在他的家乡，一座英格兰北部24万平方米的农场里，兽医是最成功的人。20世纪50年代，小罗杰一家养鸡、挤牛奶为生。每天一早，他们就把新鲜的牛奶、鸡蛋、鸡肉送到顾客家里，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是他们全家的收入来源。      

       罗杰希望能继承当地兽医的衣钵。在他17岁时，他考上了苏格兰地区的格拉斯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兽医学院，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虽然和原计划相悖，他还是没有错过留校任教这样的好机会，不过他还是在乡间开了一家兽医诊所，利用晚上和周末给动物看病，圆了自己童年的梦。“有几个晚上我特别忙。”罗杰告诉《外界》（Outside）杂志“有一次我正在给母猪接生，刚刚把小猪从母猪的子宫里拽出来时，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有只狗病了，需要我去看看。我赶紧赶了过去，结果给我开门的人都用特别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但是我太累了，根本没在意。我给狗做了检查，发现它已没得救了，所以就把它拉到外面给了它一枪。狗的主人付了钱，但依然直勾勾地盯着我，就好像看一个疯子。直到我回到车里，用后视镜照了照，才发现，原来我的脸上和头发上全都粘着母猪的胎盘和污物，看起来简直就是从地狱来的恶魔。”      

       在罗杰教了两年书之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当时，这是非常大胆、反传统的行为，但他还是义无反顾，认为美国才是他的乐土。因为无论你工作得多么努力，或是多么优秀，在格拉斯哥大学都需要论资排辈。在英国，一共有大?8个兽医病理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但要坐上这个位子却需要经过32道“关卡”。在每一个阶段，每个教授都拿一样的薪水。“不论你是教的是法律还是梵文，‘只有等别的终身教授死了，你才能有机会。’我们以前经常这样玩笑。”罗杰回忆道。      

       罗杰布里兹也不喜欢教授之间的攀确缙。“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你认识什么大人?”“你在哪里上的高中？”似乎没有人对真正重要的事情——个人才能和业务能力感兴趣。“你能想像美国的人们会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吗？”罗杰说，“在哪里上学关他们什么事？”宗教方面的歧视也让罗杰觉得非常不舒服。有一次，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要罗杰讲授一门课程，罗杰解释说，自己对这门课程的内容掌握得并不多。那个大人物说：“没有关系，这里信奉天主教的教师太多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教员信奉苏格兰新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杰本人既不是苏格兰人，也不是新教徒，只不过因为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生，别人就误以为他是。      

       英国大学实验室的建筑风格极具贵族气息，但罗杰并不在乎这个。在美国，谁会在意实验室大厅的装修，或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是不是贵族出身呢？只要研究有成果就足够了。在美国，罗杰更觉得像是回到了家里，他喜欢这里的自由空气。“这里的工作氛围好！这一点是我喜欢的。”      

       罗杰时代      

       当今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些人并不很看重金钱，对他们来说，科研成果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于金钱，他们更在意的是科研带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大家现在都在追求荣誉感，这才是现在最有价值的事。”罗杰非常确定地说，“作为一个领导者，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要想在科研上有所突破，合适的、先进的实验设备必不可少。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在选择科研机构的时候，注重的是这个机构能否提供研究所需要的设备和条件。      

       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中，罗杰的理论渐渐成熟。他明白，像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由于声誉卓著，他们不愁找不到求取博士后学位的人，来协助实验室主管做研究。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其他声望不够的科研机构招徕人才就并非如此轻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实验室主管就必须能提供研究所需的设备和资源。      

       1984年，仅仅在罗杰踏上美国土地后没几年，他就当上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微生物系的系主任，领导着25人的班子。而且，这个系招募新人的方式与布里兹的理论非常吻合。“这是一所非常有魄力的大学。”罗杰说，“你可以直接走进院长办公室，告诉他你遇到了困难，需要他给予资金上的帮助。”那么他就会降低别人的薪水，或者减掉一个职位，用省出来的钱给骨干科学家购买电子显微镜等器材。凭借这样的灵活性，罗杰把他们的系建成了全国最好的系。但不久之后，系里的教务长换了人，政策也作了调整。因此，罗杰手下一半以上的科学家都走了，不是被别的实验室挖了墙角，就是投奔了其他设备更齐全的大学。      

       在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罗杰向教务长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听着，”他用那特有的苏格兰口音低沉地说：“你必须恢复系里的灵活度。不然，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雇员！”但是这位教务长傲慢地回应：“罗杰，你要知道，我们这所大学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对他们来说，这里只是一个通往事业顶峰的跳板而已。虽然你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无论如何你也要接受现在这一切。”罗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名教务长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这里已经没有上升的空间了，没有人能够在这所学校里建功立业。“我告诉他，我从未没有听过这么混蛋的话！”罗杰快步走出教务长的办公室，觉得他好像又回到了格拉斯哥。迎着漫天飞扬的大雪，他步履艰难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在教学楼前，他看见自己的车上夹着一张桔红色的单子：一张10美元的罚单，理由是没有出示停车证。“当下雪的时候，”罗杰回忆说，“他们就仅仅扫去车玻璃左下角的雪，检查车子是否有停车证。”他其实是有停车证的，但因为是英国人，就习惯性地把它放在另一边。      

       这张罚单成了导火索，罗杰一刻也不想呆在这里了。他立刻写了辞呈，准备离开这里。就在此前不久，农业部曾邀请他到普拉姆岛上领导科研。当时，他觉得这个邀请很荒缪，意味着不仅年薪要少2万美元，同时还要从国家的这一头搬到那一头，而那边的生活消费更高。但是现在，他可管不了那么多了。罗杰放弃了自己的英国国籍，加入了美国，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岛上，来到了他的“私人领地”。对罗杰来说，如果无法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那就永远也谈不上功成名就。当他来到岛上的时候，他那种“企业家式的风格”也随之被带到了岛上。      

       “我的全套管理方法是这样的：你不能只带着钱来，更重要的是资源和项目。”他可以帮助农业部在普拉姆岛上整合这样的资源，或者像一位熟悉罗杰的人说的：“他就是要在普拉姆岛上打破传统，一展身手。”      

       当罗杰布里兹来到岛上时，他发现岛上的实验室“都快沉到海里了”。要想把普拉姆岛建成一个先进的科学实验园地，需要极大的资金支持，但是当时却没有钱。“没有人跟我说，‘到岛上来吧，我们会提供大量资金的。’华盛顿方面认为他们投入的资金已经足够了，事实上，那离一流的科研机构还远远不够。”不过当时，国家科学院正在炮轰普拉姆岛，认为它没有修复的必要，并敦促尽早把它关闭。因此，当罗杰信誓旦旦地保证普拉姆岛还能重振旗氖保其实他自己也底气不足。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他如何这个烂摊子中把官丢掉。他在岛上的第一个失误，很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个。    

       要想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把普拉姆岛变成自己的王国，布里兹遇到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尽管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关键是：这套理论行得通吗？

第四部分科学的奴隶

       要想在普拉姆岛实现“科学的荣誉”，罗杰第一个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资金预算。自1954年军方离开普拉姆岛以来，资金不足的问题就从未彻底解决过。第一任主管是谢安博士，他的初期预算就被砍掉了一部分。对此，谢安博士说：“这个项目的成败取决于初期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对普拉姆岛这样一个还处在婴儿期的研究机构来说，农业部撒手不管，让她独自面对庞大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在卡利斯执政时期，资金短缺的问题依然存在。卡利斯说：“在去的几年中，员工工资每年都有涨幅，但是我们的预算却没有对等的提高。”到?0世纪80年代，为了说服国会给予更宽裕的资金支持，肖普博士领导的普拉姆岛顾问团做了两项预算，一个是在内陆建立相同规模实验室所需的成本，另一个是在岛上修建所需的额外费用。这样一来，国会就能理解为什么研究项目和设备维修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顾问团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普拉姆岛将岌岌可危。      

       为了重振普拉姆岛的雄风，罗杰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拨款到底用在了哪里？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他需要一位得力的会计，一个对处理数字问题非常在行的人。所以他请了约翰波义耳，业界公认的最优秀注册会计师之一。波义耳是爱尔兰人，中等身材，留着灰白色的胡子。他用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回忆了罗杰的邀请：“罗杰对我说，‘约翰，你不得不从零开始，这是一项挑战。’”波义耳发现，罗杰是那种在政府机构中非常少见的人：既有雄心壮志，又爱幻想，愿意用全部激情去实现梦想，并会为此而竭尽全力。波义耳很喜欢这一点，二话没说就签了约。      

       波义耳对普拉姆岛的首次访问就像是电影《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中的一个片断。他觉得这是一座奇怪的、被时间遗忘的小岛。曾经繁盛的“大种植园”如今长满了荆棘，101实验室的外墙已经褪色，并经不住海风的吹袭已出现大块脱落。“科学家们就四处散坐着，什么也不干。”他还说：“你根本分辨出来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清道夫之前的不同。”整个岛上的建筑都给人一种破败、污秽之感，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霉味。地板上都是污渍，就像几个世纪都没有人清洁过。而实验室本应一尘不染的平台，现在却布满了可乐渍、面包屑、纸巾等。波义耳用食指在沿墙安装的管子上捋了一下，发现上面的灰尘竟厚达6.5毫米。“简直惨不忍睹！”波义耳说，“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副‘随它去吧’的态度。”      

       普拉姆岛的其他方面也都一塌糊涂，尤其是在波义耳这样勤勉的会计人员眼中。“这里存在很多间接研究费用。”波义耳说，“科研经费都被行政管理、物资供应、设备维护、保安等支出占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拉姆岛简直就是头金牛，那些维护部门从研究经费里捞了个盆满钵溢。”他还解释了卡利斯主管任职期间岛上的工作情景：“工程人员会说，‘现在到了飓风季节，我们需要备用的发电系统。一旦那个5万千瓦的变压器在周六晚上出现问题，那时可没有人维修啊。’他们还会继续添油加醋，‘那样，101实验室就会停电，里面的负压系统就无法工作，病毒就有泄露的危险。’这样一说，管理层就很有压力，只好答应，‘这是7.5万美元，拿去买个新发电机吧。’这种要钱的手段屡试不爽。”      

       不能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对罗杰和波义耳来说，亟待解决的不是这个，而是能否取得科研上的突破。科学成就就好像圣杯，没有它，也就无所谓荣誉。“间接研究费用支出非常庞大，占据了普拉姆岛年度预算的78%。”波义耳说，“一般情况下，这类支出只应该占20%左右。”要想保证科研质量，避免遭遇关闭的命运，波义耳说：“必须把间接研究费用控制到最低。”工程和工厂管理等处再不能随意挪用资金了。      

       波义耳开始发威了。他泡在数据海洋里，每天奋笔疾书，还经常在晚上和周末继续工作。他先解除了动物供给的合同单，同时取消了新汽车和原油的购买。接下来，他开始计算所有的小部件，包括电锯、卫生纸、电线断路器、断路开关、电路板、肥皂、锤子、钉子、灯泡等。他还指出了浪费是怎样造成的：“比如说我们买了30个灯泡，用了12个，而库存却只剩了6个。”他回忆说：“每个周末都有人从岛上夹带东西回去。和一般人占政府机关的便宜不同，在这里，大家是大规模地行动 。”波义耳在岛上安装了一部电话总机，监测打到外面的电话。“从装上电话的那一天起，就有人投诉说这是在侵法他们的隐私。”不过这确实起到了作用，普拉姆岛的电话账单由原来每月的7000美元骤降到了3000美元。      

       “约翰，我需要雇一名好医生，另外还需要一台X射线结晶学设备。”罗杰告诉波义耳。“这可能需要50万美元，你帮我筹筹这笔钱。”这个要求难住了波义耳这样一个精明的人，更何况他还刚刚砍掉了一笔预算。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凑够了50万，以便保证请到一名优秀的医生。“他对工作的要求很高。”波义耳说，脸上带着赞许的微笑，他愿意帮助罗杰完成他的梦想。“我必须把总预算一点点地拆开，再一笔笔计算到底能从什么地方省出钱来——我总是能找出省钱的法子。”但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紧每一分钱，积少自然能成多！”自小，在一个勤俭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波义耳就接受了这种理财教育。现在，波义耳看紧的可不仅是一分钱，还有5分、一角，只要是钱他都攥得死死的。让罗杰主管高兴的是，“我们省下了大笔的开支。”波义耳说，“我们省下的钱超过了100万美元。”他相信其实还能省出更多的钱，在他工作了6年之后，他说：“我仍然觉得岛上有各种各样的浪费，很多我都没法控制。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种浪费简直是对我的折磨。”      

       在波义耳得力的预算控制下，罗杰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进行实验室的修缮，特别是盥洗室。他说：“从没有人清理过这些休息场所。这里没有卫生纸，便池也污秽不堪。我可不想和那些不能尽职尽责的人一起工作。”罗杰认为，普拉姆岛的工作需要有经验的科学家，我们至少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洁净的盥洗室。“盥洗室里所有的东西都要换成新的，因为旧的实在是脏得无法清洗。”罗杰要求换成上好的瓷器，不锈钢水龙头也要擦到发亮，总之，一切要做到一尘不染。他还特别规定了清洁的次数和标准。每个星期，他还会对盥洗室做不定期的抽查，确保清洁人员能够遵从他的指示。“因为这个一个私人空间。”罗杰说 。      

       不过，和罗杰往后采取的措施相比，这些只不过是儿戏。在往后的时间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简直就是一台偏心、低劣的机器，对于不从事研究的雇员的要求和倾诉，罗杰完全置之不理 。所以，当1991年初，257实验室的建筑工头沃尔特辛诺沃斯基（Walter Sinowski）报告说备用的紧急电力管线需要维修时，管理层的回答是：“不！”这与先前积极修缮盥洗室的态度截然相反。      

       罗杰布里兹成了科学的奴隶。

第四部分融化南极的雪球

       新官上任的激情很快也就过去了，罗杰现在的任务是跟岛上300多名雇员打成一片。有位雇员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认为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前任主管卡利斯上班时会穿西装、打领带，而罗杰的穿着看起来更像是位医生，而不是主管。穿呕ǜ癯纳馈⑴Ｗ锌愕穆藿苊刻煸缟隙即着明媚的微笑，经常像老朋友似的拍拍员工的后背。岛上的兽医马?amp;#8226;韦恩米勒（Martin Weinmiller）还记得罗杰第一天到岛上的情景。当时，韦恩米勒正准备回家，他看到新任主管罗杰乘坐的渡轮到了岸边。韦恩米勒说：“他走下渡轮，向岛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不能在岛上作出一番大事业，那我就把它彻底毁掉。’”      

       顺利接过卡利斯坐了几十年的主管位子，罗杰在《普拉姆岛日记》（Plum Island Diary）上向员工表露了他作为主管的“峥嵘”：      

       我相信，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大家都非常气馁……但是，我们的实验室不会关闭，也不会搬到别的地方……我们要齐心合力，再创造一个普拉姆岛光荣的35年。      

       大家看到，我们的建筑和设施由于年久失修，情况并不是太好，这也是人们认为要把普拉姆岛关闭或降级的原因。我知道，我们忠诚的工程和维护人员曾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一定觉得更不好过。      

       如果我们总是抱怨政府工资、破旧的建筑、管理层的官僚腐败现象，那大家当然不愿意在这里工作了。但是，让我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让我们积极地面对生活吧！      

       那些发现问题并能提供解决方案的人，对我的帮助，显然比那些只会发现问题的人要大得多……对于这样的员工，我要感谢他们。      

       大家开始窃窃私语：小心这位新主管！在前任主管卡利斯眼里，这些人都是忠诚、勤恳、敬业的员工，但在罗杰看来，岛上的维修人员和老科学家只不过是闲杂人员，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每天到岛上打打卡，然后月底领走超过实际工作很多倍的丰厚薪水。      

       罗杰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解雇了3名科学家，并迫使另外一名提前退休。他把研究非洲猪瘟病毒的工作组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两周之内收拾东西走人。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全都哑然失声，理查德恩德里斯说：“我们从事这项研究丫好几年了。?而另一个雇员透露：“对罗杰来说，根本无所谓什么友善、文雅。”这个研究小组向国会议员控诉，说这样一来，纳税人的钱就付之东流了。在国会议员的干预下，小组获得了6个月的延缓期。但是， 6个月以后，理查德恩德里斯、杰里潘（Jerry Pan）、格特鲁德施勒尔（Gertrude Schloer），以及小组的领导比尔赫斯（Bill Hess）依然被解雇了，无一幸免。而当时，赫斯博士已经在岛上工作50年了，这位已70多岁的博士后来告诉记者：“罗杰有特权可以这么做，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在罗杰看来，猪瘟研究小组用不同的蜱做实验，一种接着一种，这是重复性的工作，或者像他的一个手下说的那样：“他们不过是在重复劳动而已。”有人说：“这四个人是最差劲的，其中有个人9年来都没有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另外一个则在5年里都没有动笔，一个个都破罐破摔。他们自己应该知道，开除是迟早的事。”      

       但是，与他们所说的相反，理查德恩德里斯和比尔赫斯近年来都有论文发表。不过，罗杰要求他们为非洲猪瘟开发基因工程疫苗，但恩德里斯认为这根本不现实。“罗杰一点都不了解病毒的生物学，但他并不会让这一点阻碍前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恩德里斯是岛上为数不多希望前任主管卡利斯离开的人之一，他觉得新来的主管能够带来一些新气息，改变实验室破败不堪的局面，而且也可能再度振兴普拉姆岛。但是现在，他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从个人来说，当我看到是谁代替了卡利斯之后，”他在15年之后承认，“我真希望当时卡利斯能留下来。”      

       罗杰接下来要解决剩下的其他科学家，他把他们召集起来，用事实和数字严厉地训斥了他们——他把实验动物的购买数量与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作了比较。显然，论文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太好。“这实在令人伤感，”吉姆豪斯事后说，“他试图把资历比他老的员工所做的贡献一笔勾销。他无数次地给大家难堪，让他们觉得自己取得的成就一钱不值。”      

       其实，科学家被排挤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要为预算中的新渡轮让路。      

       预算得到了削减，多余的科学家被逐出了普拉姆岛，为新来的科学家采买的设备也在等待报批……就在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的时候，屋顶塌了，确切地说，是码头塌了。一场秋雨袭击了普拉姆岛，码头成了碎片，而维修费用需要70万美元。这样一来，很多新设备，如检晶仪、光谱摄制仪、电子显微镜等就没有资金购买了。华盛顿方面告诉普拉姆岛，要他们自己想办法维修码头。这使罗杰左右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对新招募的科学家食言，无法实现对他们的许诺。他说：“这就好像告诉哥伦比亚大学新来的那些科学家，‘我不能给你们买科研设备了，因为我要修西168号大街（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街道——编者注）的一段路。’他们会觉得你像个疯子。”为了不让一个码头阻挡获得科学荣誉的道路，罗杰主管必须采取措施。      

       一直以来，农业部的顾问委员会都是由各个畜牧业的代表组成的，而且向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但是今年，罗杰主管要求把活动的地点改为康涅狄格州的老塞布鲁克镇，顺便看看普拉姆岛。为了欢迎这位新主管，他们同意了罗杰的要求，但是有一个条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能向委员会请求资金援助。“农业部已经决定给普拉姆岛拨款100万了，我不会向他们要一分钱的。”罗杰主管说。      

       那次聚会是在早上，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包括全国养牛者协会、猪肉生产者委员会以及奶制品和禽类制品协会等。所有这些畜牧业组织实际上都是大财团，只不过有些还带着“社团福利”的面具。而普拉姆岛，一向标榜自己对美国公众很重要——农业生产需要他们，食品供给需要他们，而这些防御性保护研究私人企业又不能做。但是，在开往普拉姆岛的渡轮上，相较于普通的纳税人，这些代表的表情看起来可不觉得普拉姆岛有那么重要 。      

       到了岛上，罗杰主管一边带领他们四处参观，一边鼓吹自己如何降低预算、剔除庸才、清洁盥洗室、抛光地板，以及他的伟大理想——科学的荣誉。“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一位代表说，“他的魅力似乎能融化南极的雪球。”但是在第二天见面时，罗杰却变了个样，这个善于开空头支票的领导者用他那浓重的苏格兰腔英语，向他们哭诉岛上的窘况：      

       “这个地方是变不了了。岛上的建设不成功，我们的研究也根本做不好啊。我要建设岛屿，我要开展新研究项目，我要雇用新人，这需要4000万，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先前，岛上的工程师曾告诉罗杰，完成岛上的全部维修工作大约需要2500万，才能恢复到顶尖水平。说完这些，罗杰停下来看着大家，把头竖起来以强调效果。      

       “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的话，没有关系。我们都走开就是了，我也可以去找个新的工作。”不过其他人开始动心了：我们会和你在一起的，罗杰，我们支持你！      

       他们说到做到，罗杰胜利了。仅仅在几天之内，几十年来未曾解决的难题就这样被罗杰解决了，一直没有完成的项目也终于可以开工了。当然，这对于罗杰的上司是一种羞辱，但尽管他们被罗杰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却又无可奈何。你知道罗杰的上司是怎么回应的吗？罗杰笑着说：“每个人都在改变。其实他们也都明白，如果没有钱，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俗话说，没有泥土造不了砖嘛。”不久之后，罗杰就得到了2200万美元的赞助（虽然其中只有300万美元他可以自由调度），用于修建大约5388平方米的新建筑和修复约4180 平方米的老建筑。这确实是一次漂亮的战役。      

       成功地解决了农业部官员和他们的顾问团之后，罗杰终于可以在岛上大展身手了。他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动物实验王国。

第四部分康涅狄格渡轮

       罗杰认为，北福克地区实在太偏僻了，难以吸引好的科学家，这里的消费标准对于拿政府工资的人来说也太高了。一对夫妇一同来此工作的机会非常少，即便两个人都能过来，一般来说，其中一人也只能从事低端工作，比如做个侍应生或是收银员。至于抚养小孩，有些科学家认为附近的教育系统质量都不高。“走遍整个岛才能找到个热闹点儿的地方。”有人说。还有人说：“这地方本来就不能吸引年轻人和前途光明的职业者，只有上帝知道到最近的一个诊所要走多远。”罗杰认为，只雇本地人是不可能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的，因为他们缺乏所需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那样的话，如果说普拉姆岛是一条大船，那么它的最终命运就是沉入大海，而随它一起的就是船长罗杰布里兹。      

       不过，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如果增加一艘开往康涅狄格的渡轮，罗杰就能为科学家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地点。那里的生活程度比较低，配偶的工作机会更多，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更好。同时，那里有全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的站点，那样就可以联系上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有了这条渡轮，普拉姆岛就可以活过来。”这位新主管非常自豪地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世界第一的研究中心。”      

       当然，这艘渡轮的第一个乘客一定是罗杰布里兹，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康涅狄格的切希尔。“我不得不搬到那里。”他说，“对我来说，在哪里居住并不重要，但我觉得如果不那么做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会认真对待此事了 。”其实，这艘渡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7、8个人，前渡轮工程师爱德华霍尔赖泽（Edward Hollreiser）说有时只有一个乘客。有一次，就因为一名新来的科学家把一本重要的书忘在家里，渡轮就掉头开回康涅狄格州，并派了个水手专门去取书。要知道，这一趟就要花费大约400美元的油费。而且，乘坐渡轮的人都“选择”在康涅狄格居住，他们都是罗杰新招来的科学家。      

       还有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当时招募的雇员都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任何人如果要到普拉姆岛上来工作，都需要来自康涅狄格州，包括维修人员。”一位工人说。所有接受采访的科学家和维修人员在谈到这艘渡轮时都猜测，其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来自罗杰的妻子。他们说，她不喜欢土里土气的北福克地区，且若想找个大学教书，最近的都在数里外的石溪。而在康涅狄格，那儿有很多大学和学院，能够为她和孩子提供好得多的机会。当然，所有这些猜测都有可能，但是，增开这艘渡轮，对罗杰来说，不仅仅是取悦妻子那么简单。      

       随着康涅狄格渡轮的增开，原先实验室不分彼此、不分贵贱的气氛被打破了。大家开始逐渐形成小团伙，依据的是居住在哪个州。爱德华说：“现在岛上形成了两个阶级。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是罗杰他们，我们这一派则住在长岛。”吉姆豪斯补充道：“我跟罗杰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但他的做法离间了分别居住在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的人。他人为制造了康涅狄格“集团”，因为他认为没有素质的人才会住在纽约州这边。但是40多年来，岛上的工作都离不开他们。”卡萝尔豪斯赞同这种说法，她说：“罗杰在船上跟那些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人聊天，而这些住在纽约州的人是不会参与进去的。”      

       这艘一流的渡轮造价120万美元，长33.5米，拥有540马力的功率。但是，一开始，它就存在问题。爱德华指出，渡轮的引擎存在设计问题，排气系统的噪音也超过了镇里的规定。有个前雇员说：“他们好像买了辆Yogu汽车[Yogu汽车是《福布斯》（Forbes）评选出的20世纪80年代全美最差的进口汽车——译者注]。渡轮的引擎经常坏，修理费就花了政府不少银子。”当这个渗漏、噪音大、易出故障的大家伙终于运转起来时，光是运转费用每年就需要10万美元。这在罗杰所谓“削减预算，节约成本”的时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浪费。      

       罗杰一再强调：“一直以来，要填补岛上的工作空缺非常困难。”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在过去的40多年中，雇佣本地员工出现过什么问题。就像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写的：“那些搬到长岛来的科学家，在这里买了或盖了房子，维持他们的家庭，使用我们的教育系统。他们的家庭也参加当地的社团和教会、提供服务及其他等等。”所有对罗杰有意见的人都认为康涅狄格渡轮是巨大的浪费，还有渡轮上的水手新添置的漂亮工作服。甚至连当地的国会议员也这么想，纽约第一选区的一位民主党代表乔治霍克布吕克纳（George Hochbrueckner）就说：“听起来，这像是包括罗杰在内的某些人想住在康涅狄格州，但这不应该由纳税人来承担……对我来说，这毫无意义。”但农业部已经这么做了，所以他的话就无济于事 。      

       其实，即便乔治想扭转局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罗杰来说，增开渡轮的意志非常坚决，想让他改变，就好像把小鸡硬变回鸡蛋一样。而且，他还很巧妙地使这艘渡轮永远不会被遗忘，他把一位与普拉姆岛难解难分的人奉为楷模，利用大家对这个人的感情堵住了非议。      

       这艘新渡轮被命名为“杰里卡利斯号”。      

       这从罗杰两名同党的言谈中可以看出端倪。当问及是谁给渡轮命名时，约翰波义耳说：“是的，这确实是罗杰的主意。但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他的有些事我还是猜不透，他这个人其实深不可测。”      

       而确切的消息则来自罗伯特肖普，罗杰另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在罗杰和第一个妻子分居后，他们就住在一起 。罗伯特说：“罗杰住在康涅狄格，他自己才真正需要这艘渡轮，当然借口是这样能吸引更多的科学家。其实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举动。”那么肖普对渡轮的这个名字作何感想呢？“很聪明，”罗伯特说，“他偷偷地在渡轮上喷上了‘杰里卡利斯’几个字，大家知道之后也无法再去掉这些字，就只能任由他了。”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罗杰就这样利用了尊敬的前任主管的名字。与此同时，他也分裂了岛上的员工。      

       分裂与征服      

       到了这个时候，用一个旁观者的话说就是：所有员工都祈祷，罗杰赶紧死掉，卡利斯赶紧回来。罗杰已经不是那个带着乡土气息的假苏格兰人，也不再是故作姿态、假装平易近人的美国牛仔了。现在的普拉姆岛，笼罩在一片浮华、专横中。一位退休的工程师说：“要知道，自从罗杰来了之后，这座岛改变了很多。他只对如何向上爬感兴趣，对我们这些美国人根本就不关心。在他眼里，我们只是廉价的美国劳工，好像这座岛的存在只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乘坐早班渡轮来到岛上，当时我们正好乘坐晚班渡轮回家。当时，他用手指着沃尔特辛诺沃斯基（257实验室的建筑工头）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赶走!看着吧，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其实，当时沃尔特已经退休了，他在这里工作只是因为个人兴趣，他喜欢干那份活。于是沃特对罗杰说，‘你现在就可以把它拿走，随便你。’我们早就不想干了，天天为他工作，我们觉得没意思。然后有一天，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自1980年以来， A-76联邦私有化项目曾两次光临普拉姆岛。规定指出，如果私营部门能够完成政府的“非专业性任务”时，政府就不应该干预。而且，如果该部门没有“特别原因”的话，就不能要求自己再作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在此前的两次情况中，卡利斯主管都以“特别原因”为由阻止了私有化。卡利斯说，普拉姆岛的职能太敏感了，不应该承包出去，如果把这两座高危实验室交给私人经营，那么他们势必会把工作重点从安全措施转移到盈利上来。而且，私有化会使岛上的员工士气大挫，因此，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他的力争下，普拉姆岛一直由联邦政府控制，直到罗杰布里兹的到来。      

       1988年，在罗杰掌管大权一年之后，他准备了一份《工作业绩报告》(PWS)。这实际上是一份可供承包商（包括联邦政府的内部公司）投标的岛上工作项目报价表。从一开始，就有迹象表明这份报告并不正确。在一份岛内部备忘录上，政府复查小组指出：“关于地下油罐、燃料泄漏、化学药剂管理项目等等的真实情况，这份报告中的表述都具有误导性。”政府意见认为这份报告裹着一层“糖衣”，指责它“没有真实地反映岛上存在的问题”。看起来，这份工作业绩报告有作弊嫌疑，试图吸引外部承包商承接岛上工程。      

       “普拉姆岛的私有化是一项政治决定。”罗杰说，“这跟我或农业部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当时，罗杰对政府复查小组的回应可谓是勃然大怒。“根本没有任何误导性的表述，”相反，他写道：“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岛上的一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岛上有任何明显的不足。如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份‘糖衣’报告，那么我非常想知道他们指的到底是什么。”这些意思明确的字眼与他先前所说的正好自相矛盾——私有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部分密封的信封

       1991年2月21日，一个周四的早晨，华盛顿方面打开了4个密封的信封。新泽西州的Burns & Roe公司以1630万美元的最低报价，获得了为期5年的普拉姆岛合同。而同样是根据《工作业绩报告》，政府内部公司的报价则是2370万美元。私人公司的报价比政府的低了740万，超过了30个百分点。这种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私人承包商低估了普拉姆岛上工程的造价，就是政府内部公司的报价水分太大。      

       罗杰表达了他的看法：“这里面没有秘密，也不像纸牌可以随意组合。很简单，政府员工有高工资和很好的福利，而那些小公司的员工则拿着最低工资，也几乎没有什么福利。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内部公司自然也就竞争不过私人公司了。我并不赞成此事，无论如何我也不认为它是对的。但事情的进程就是这样。”      

       罗杰说，在卡利斯执掌的年代，内部公司能够两次赢得私人公司，是因为他们把任务综合起来了。他们的报价单上说：“消防队员可以兼任看门人，在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负责打扫卫生间、清除垃圾等工作。负责渡轮维护的员工则可以同时负责管理其他车辆……”但是，如果消防队员并不承担他本职以外的工作，那么就需要额外雇佣其他人，那么他们就不会赢得这个工程。约翰波义耳承认他在私有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说：“如果想让政府得到工程，你必须要下很大的功夫，要很有创造性才行。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投标单，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放弃，但有些是不会放弃的。老实说，我确实害怕我们会赢得工程。我真的不想赢。”      

       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都能确切地回忆起得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时自己正在做什么，也都能回忆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时的恐怖情景。对普拉姆岛来说，1991年5月3号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日子。      

       约翰波义耳回忆了他听说普拉姆岛要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私有化时的情景：“我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外面的草地和远处的加德纳斯海湾发呆。这时，欧内斯特埃斯科西克（Ernest Escorsica）（罗杰手下的设施主管）打电话告诉我，‘A-76就要来了！’当时我想，这太好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走出办公室，波义耳看到岛上的员工个个悲痛欲绝。“‘垂头丧气’这种词根本就不能形容那时的情形。对那些人来说，这个消息就好比是听到自己的孩子死于非命。我完全没有夸张。”罗杰博士也记得当时的情景：“一片混乱。那个时候大家才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可能真要保不住了。”      

       就在第二天早上8:00，Burns & Roe公司就把大家召集到旧军队礼堂里。当时，斯坦利麦卡里德刚刚下夜班，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礼堂，才发现那些财大气粗的承包商已经开始自我介绍了。“这些人都抹着防晒油，看起来就不像政府的人，纯粹是大承包商的样子。”斯坦利说。每个员工都拿到了一个封好的信封，里面的文件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斯坦利向一位政府官员模样的女士寻求指点，但她告诉他，他们不回答问题，现在不是时候——“你必须赶上10:00的那班渡轮，因为即便你走得晚，我们也不再付加班费了。你可以在船上读你的信。”      

       到了渡轮上，斯坦利和其他人才拆开信封。“上面罗罗嗦嗦地写了很多张纸，但其中很多我都不明白。”但有一件事是再清楚不过的：他被解雇了，而且没有任何补偿。对于斯坦利，这位已经在岛上工作了15年的人来说，剩下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我可以去卡尔弗顿国家公墓，但那不是我喜欢的。看看，我做了40年的管道修理工，难道现在让我去墓地埋死人吗？我的妻子和我在60岁时都失去了健康保险，为此我要承担102%的费用。那封信同时还说，如果我退休的话，我只能获得40%的社会保险福利，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按时交纳社会保险金。我记得我向他们抱怨说，‘我知道岛上还有服务了30年的人，但我毕竟也工作了15年了，你们能帮帮我吗？’”根据COBRA法规（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他们给了斯坦利6个月的缓冲补偿金 。      

       卡利斯提出的“尊重个人，尊重大家的工作成绩，提供工作保障”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融合在普拉姆岛这个大家庭里的美好感觉。对留下来的100名维护员工来说（到1995年人数下降到了75人），在岛上工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些对工作的热爱、完成任务的雄心、对细节的重视及同事之间的友爱关系，这一切一切，也都随之而去了。      

       当时有一份报纸记录了这一时刻：“设想一下，如果你为某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5年，然后有一天，新老板来了，告诉你，你的资历不算数，大部分的福利也都要取消，这时你会怎么想？而且，你还是干同样的工作，但薪水只有原来的一半，25天的年假也取消了。你又会怎么想？”而这还是基于承包商仍留你在岛上工作的基础上。“记住，”一位雇员说，“即便你能继续留在岛上，你所得到的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你的’工作。”而且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另外的75人不是被强制提前退休就是被辞退了，大家对他们都很同情。普拉姆岛私有化的副作用就是大批裁员，这里再也不是纽约东部提供工作机会最多的地方了 。      

       即便是农业部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普拉姆岛处于“困难的转型时期”。岛上的一位前官员则添油加醋，说：“这是你这辈子能看到的最大的混乱。”      

       就像当初反对增开渡轮那样，国会议员乔治霍克布吕克纳对私有化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说：“私有化做得很不成功，对员工很不公平。”虽然他屡次对普拉姆岛提出异议，但实际行动却很少。罗杰对他这种慷慨激昂不屑一顾，说：“他叫嚣着，‘我准备阻止这种行为。’但他根本毫无诚意。他非常清楚私有化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后果是什么。”      

       装腔作势的官员可不只这位国会议员一个。“当时我希望政府能够举办一些会议，把私有化的进程告诉给员工。”罗杰解释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出面，而这又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所以我也没法做。”罗杰说的这种会议从未召开过。虽然有证据显示罗杰与此次私有化联系密切，但他却坚决否认，说自己和承包商毫无关系。其实，他完全可以像卡利斯那样，以“特别原因”阻止私有化，要求继续接受联邦政府的控制和管理。毕竟，普拉姆岛有着独特的风险和深不可测的危险，它不像一般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可以申请通行证或社会安全检查。一位在岛上工作了很久的科学家说：“在卡利斯时期，岛上有最严格的安全标准，几乎没有什么承包商可以参加竞标。即便是此次，他们也可以申请免除竞标，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吉姆和卡萝尔夫妇坚信，罗杰完全有能力阻止私有化的进行。“他可以停止这一切，也可以阻止它。”吉姆说。卡萝尔接着补充：“对，完全如此。这次私有化时，罗杰重新处理了《工作业绩报告》，把所有内部维护性的工作全都包括在内，使得普拉姆岛成了个足以吸引竞标者的‘大李子’。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我们早就说过普拉姆岛根本不能私有化。”吉姆继续说，“它涉及很多敏感问题，不能由私人公司接管。”尽管他们这么认为，但岛上现存的科学家都沉默了，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所以，兼任岛上工会主席的爱德华霍尔赖泽说，很多工人都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就像一位员工说的：“阻止这一切其实只需要一枝笔。”但是罗杰博士自始至终都把他的笔牢牢地装在口袋里。      

       当问到为什么希望内部公司输掉竞标时，约翰波义耳说：“因为当时我认为私有化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同时，私人公司也能取代岛上的乌合之众。花的钱少了，工作效率却能提高，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农业部也支持普拉姆岛的私有化，他们向外界宣扬，把普拉姆岛承包给Burns & Roe公司能够为纳税人每年节约100万美元，而且在承包期内，维护性费用也能减少500万美元，或者说节省20%。      

       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做能省钱。一位年纪很大的雇员预见性地告诉媒体：“实际花费会超过预算，和辞退工人节约成本相比，最终的花费会更多。”后来，他们才发现《工作业绩报告》低估了岛上所需的材料和员工人数 。      

       当Burns & Roe公司正式承包了岛上的工程之后，约翰波义耳也离开了普拉姆岛，对承包商来说，他已经没有用了。但8个月之后，他又被请了回去，因为岛上又面临了新的财政问题。不过，他回来后发现的不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个空摊子。“承包商根本就没有会计系统，他们雇佣了一名薄记员做这份工作，但他对成本预算根本一窍不通。我只得从零开始，重新建了一个会计系统。”当波义耳完成工作以后，他宣布了一些坏消息。“他们透支了100万美元。其实在两、三个星期以前，当我注意到某些征兆时，我就知道了。我对自己说，‘上帝啊，亏空已经无可挽回了。’知道消息后，他们简直想杀了我。”      

       在大多数公司中，倾倒垃圾、打扫地面、除草、文书类工作都是由承包商做的，但是普拉姆岛并不是普通的公司。诸如消防员、安全警卫、渡轮司机、焚化炉操作员、通风系统操作员、电工、氮冷冻设备管理员、电力监控员，还有下水道排污处理厂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人都需要承担更高一级的责任。在这个危险微生物的家园里，即便是地勤人员和打字员也要经过特殊训练，遵守规章制度。爱德华说：“我认为管理层没有什么水平，因此他们把岛屿承包了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到承包商身上，指责问题都出在他们那儿。”      

       当时，农业部爱荷华州埃姆斯市的实验室也正经历着私有化的进程。但即便保存的都是低危险性的病毒细菌，这里的员工反倒仍隶属于联邦政府。直至今天，这个实验室还是保密的。2003年8月，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利用该实验室不能雇佣非政府雇员的立法规定，成功避免了实验室的再次私有化。汤姆说：“埃姆斯实验室对于联邦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继续对这里的员工负责。”普拉姆岛和埃姆斯实验室发生的事迥然不同，这只能从个人看待削减非实验费用和束缚员工方面来解释。当提及此事时，罗杰陷入了沉思，然后说：“埃姆斯实验室没有被承包，我觉得很惊讶。但是我觉得他们迟早也会被承包，这只不过是不同管理层实施的程度不同而已。”      

       私有化的结果就是那些经验丰富、技能熟练的工人被辞退，取而代之的是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而雇用的私人承包商。但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件好事，而且还是主管罗杰布里兹的功劳。更重要的是，对罗杰来说，这意味着他手中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科学研究，这是他的主要目的。至少，他本来是这么想的。      

第四部分私有化的代价

       让我们回到1965年，当时的主管卡利斯在一次国际会议中说：“在所有工作中，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即便这样做会减少科研投入，也要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但是现在，30多年之后，节省成本早已取代安全问题，成了管理层关注的头等大事。随着40%牟迷保罗杰还削减了各项维护工作的支出，还危及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生物安全和保障措施。以前为期两天的新员工培训，还有随后要求像对待圣经一样细细研读?.6厘米厚的安全手册，现在却被一盘40分钟的录像带和两张纸取代了。原来“有进无出”的政策也没有人遵守了。车辆和货物在两座实验室之间，甚至在普拉姆岛、康涅狄格州和长岛之间都可以自由通行，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排污、净化过程。原先，承包商或下属的建筑施工人员在岛上都需要有人全程陪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跟他们在一起，包括洗澡、休息抽烟，甚至是上厕所），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在岛上四处走动 。佩戴不同颜色徽章出入不同区域的制度也早被废除了，每个员工也没有了以前的标示号码。岛上还完全不顾顾问团的意见，把原来的5名职业消防员削减成了1个，其余的消防员都是业余的 。      

       多年来，普拉姆岛上的保安对外来者的检查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岛上的一位老员工也确认了这一点。原先岛上有34名强壮的保安，他们在渡轮码头检查访客的身份，并在实验室及保卫室周围巡逻。但是现在，这些人都被精简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所谓的“安全技术人员”，他佩戴着空的手枪皮套，企图吓走那些岛上不请自来的访客。火警检查员菲利普泽里洛（Phillip Zerillo）告诉一名记者：“岛上完全忽视了安全问题。现在这个地方根本不安全，出不出事全凭运气。”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也仍然没有改变。一名员工说：“你可以大模大样地混进去。两条爱斯基摩人坐着小独木舟就可以成功入侵普拉姆岛 。” 现在有两个保安负责警卫，一个在奥连特尖岬，另外一个保护着整个岛屿。以前，岛四周水域都有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直到1977年他们退出普拉姆岛灯塔。后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普拉姆岛接到了一个军事简令，之后警卫队又一次撤离，自此就没人在岛周围巡逻了。      

       普拉姆岛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上记着：“我们欢迎一切建议、意见、批评或是称赞，包括诸如钓鱼秘诀、餐厅指南、好笑话等等信息。”这等于把岛上几十年来贯彻执行的安全措施完全推翻了。这样的备忘录简直匪夷所思。      

       在所有的安全措施违背中，最严重的恐怕就是取缔了岛上的“动物哨兵”。这些实验动物被圈养在外面，定期接受检查，看是否有病毒从实验室泄露出来。农业部的一位安全官员对这种行为的评价是：“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说，岛上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中断了动物供给。”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这样就中止了病毒传播的可能。但是，这么做还同时打破了普拉姆岛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如何，在那次病毒爆发时，这些动物哨兵还曾经向科学家报过警呢。用乔治格里格的话说，这些室外放养动物“能保证你说的是实话”。取消室外放养就好像一个母亲取走孩子房间里的烟雾探测器一样。只不过，这次实验室做得更过分，直接安装了定时炸弹，而易被击中的目标就是毫不知情的公众。      

       但有一点很清楚：这种做法无疑是最便宜的。不久，这种削减安全措施从而省钱的方法就变成了文字规定，于是，岛上的安全官员就首当其冲。起先，安全措施分为承包商和政府两个方面。然后，承包商方面的安全措施被完全取消了，而政府方面则被缩减到三名员工。省出来的钱则被用于支付新招募科学家的工资，以及购买新设备和康乐设施，比如旅行自行车和高科技健身房。      

       岛上40多年来精心构建的安全措施现在都被置若罔闻，这使得许多老科学家都感到深深的焦虑。以前住在岛上的罗纳德耶多施辛博士（Ronald Yedoutschnig）告诉记者：“当我在岛上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永久雇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新来的人缺乏安全意识，这让我更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高传染性的病毒。” 理查德恩德里斯博士说：“我在岛上那会儿，岛上的安全措施很完善，并且是基于大家的忠诚和正直，但是现在，安全措施却是基于低预算。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会被忽略。很多小事情，比如备用发电机因暴风雨而停止工作，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这些备用设备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维持空气压力、空气流通、冰柜的正常工作……”      

       乔治博士认为私有化降低了普拉姆岛的士气。他说：“现在士气很低落。”而雇员的频繁更换则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吉姆豪斯博士说：“私有化使岛上人心涣散，到今天仍然是这样。许多富有团队精神的人都被开除了，有些人甚至在岛上工作还不满一年。在这之后的两三年内，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员更换，90%的老员工都走了。”不幸的是，士气的低落往往会导致工作业绩的大幅下降。      

       农业部最应该对普拉姆岛的安全措施进行评估，在满分是100的评分标准中，他们自己选择的Burns & Roe公司在各方面的表现分别只有54.3分、43.9分和60分。而60分则是最基本的要求。      

       有些时候，诗歌比文章更能抓住人的心。普拉姆岛的灯塔管理员威廉姆韦特莫尔（William Wetmore）曾在19世纪中叶作了一首诗，名为《普拉姆岛》（Plum Island）：      

       长岛的海边矗立着一座岩石小岛，      

       在那里你能听到海水的歌唱。      

       峭壁的旁边有一座灯塔，      

       下面潮起潮落，还有怒水惊涛。      

       150多年后，普拉姆岛101实验室中出现了这首诗的续写：      

       世界的那一端发生了什么？      

       我们听到“新主管罗杰统治了小岛”。      

       他公开指责过去30年来取得的成就，      

       还说辉煌的成功就要来到。      

       看看他领导的这三年出现了什么，      

       新来的科学家乘坐着豪华的渡轮。      

       穿梭于康涅狄格州和普拉姆岛，      

       说是为了在国内外扩展农业部的名望。      

       他们这样浪费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我们当然怨声载道。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可以评说：      

       这个新来的罗杰主管纯粹是在胡搞。      

       一位雇员对罗杰的总结则更为精准：“布里兹？他就是一台可恶的末日机器！”

第五部分自食其果

       你必须理解这些想法，如果有人夺走了你的全部东西……难道不想小小地报复一下吗？      

       ——普拉姆岛雇员      

       现在，图书管理员弗朗西斯就是普拉姆岛上资历最老的员工了，这也使得她在岛上成了受人尊敬的长辈。当大家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都去找她倾诉，甚至伏在她的肩膀上哭泣。    

       弗朗西斯是个仗义执言的人，她决定采取行动。1990年，她给国会议员霍克布吕克纳写了一份密密麻麻的报告。她在这份长达6页的报告中写道：“如果我因此受到骚扰，并强迫退休的话，我也无怨无悔。我始终觉得，应当有人阻止岛内外正在发生的一切。自1954年3月15日以来，我就在岛上工作了。现在的我仍然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没有不良记录，也愿意继续为普拉姆岛工作。”接下来，她谈到了岛上裁掉的4名科学家（猪瘟研究小组）、新渡轮事件、新来的科学家获得的不公平的优厚条件，以及实验室私有化等问题。“这是一封长信。”她在信的最后说，“我希望这封信里包含了足够多的信息和事实。同时，我希望您能对此采取行动。”但接下来发生在弗朗西斯身上的事让人不能不怀疑，是不是罗杰得到了这封信的副本。    

       罗杰非常沉迷于《沉默的羔羊》这部小说，书中提到了邪恶但知识渊博的莱科特博士，而普拉姆岛是他暑期度假的乐园。在罗杰的办公室里，甚至贴着一幅这位食人恶魔的巨幅海报。罗杰下一步的行动也像极了小说中的情节。就在弗朗西斯写信后不久，她就被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分配了新任务。这位已经64岁的祖母被分到14号楼阴暗的地下室里整理文件。“我被命令清除掉所有的档案，一个字都不留！罗杰说这一切都没有用了。”在墓穴般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弗朗西斯被迫毁掉了40多年来的所有历史记录。难道真的不需要保护这些历史记录吗？“罗杰对普拉姆岛的历史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格里格博士说，“他想把一切都扔出去。”    

       “当他夺走我的工作，把我派到地下室时，”弗朗西斯说，“我真觉得受到了侮辱。”还没等她把销毁的文件装入麻袋，她又被安排到警卫室去接听电话总机。弗朗西斯竭力适应这些繁重的新工作，不到两个月就累病了——她得了严重的上颌窦炎。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胸闷和鼻窦疼痛。一直到她出院后，有位科学家对她进行了检查，这才发现了病因。原来，她吸入了渗漏到电话总机房里的甲醛蒸气。当了解了这一切之后，无耻的管理层马上把她调到码头生锈了的库房，让她去开叉车、记录存货。但此时的弗朗西斯早已身心俱疲了，她辞掉了工作。（“我选择了退休。”她自豪地说）对于自己遭受到的迫害，她并不惊讶，在当初写信时她就已经想到了。      

       “弗朗西斯必须被辞退，因为你无法改变她。”约翰波义耳说，“不是辞退，就是把她调到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岗位上。我认为我们是直接取消了她的职位，但也不是很确定。”      

       罗杰和他的鹰犬们也许在想：这次我们又除掉了一个眼中钉。      

       破裂的合同      

       几十年来，由于盲目的忠诚，岛上的员工对普拉姆岛知之甚少，当时关于选址的争议早已湮灭在大家的记忆中了。北福克的农业经济制约了他们的就业，而普拉姆岛则为他们提供了300多份薪水丰厚、有退休福利的稳定工作。于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普拉姆家族悄悄形成了，渡轮则加强了这种关系。科学家、行政人员和高级技工的⒆佣既ザ岸的学校，一起读书，一起玩耍。而工人们，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经常经常在周末一起钓鱼、烧烤。即便你不在岛上工作，多半你的朋友或邻居在那里工作。所以无形中，普拉姆岛就和当地居民息息相关了。岛上的管理层和雇员也达成了共识：不利于普拉姆岛的举动，影响的不仅仅是你工作的地方，而是整个大家庭。大家都有这样的默契：守口如瓶。因为他们认为，外界和媒体都不理解他们的工作，时常栽赃，让他们难堪，这会影响他们的事业。有位工人说：“这是一份好工作，薪水和福利都很好。当其他人还在靠种土豆谋生时，我可不愿意把得到的好处说出去。而管理层则对我们说，‘我们保证这里的安全，你们则应该闭紧嘴巴，我们会照顾好你们的。’”    

       但是现在，随着档案的被毁，罗杰布里兹已毫无形象可言了，同时大家的忠诚也和那些碎片一起被扔到了焚化炉。与典型的公司精简不同，雇员们清楚地了解，私有化、规模削减和待遇降低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主管关心他们或实际的工作状态。      

       罗杰博士要为他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告密的水闸一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联邦政府接到了数量空前的匿名告状电话，各主要报章电台也充斥着普拉姆岛的负面消息。联邦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有一个免费的投诉热线，这里接到的投诉电话比任何其他联邦机构都多。      

       岛上的工人打电话给美国环境保护署，诉说病毒泄漏事件，以及在废弃的军事掩体内存放大量剧毒化学药物的事实。此外还有诸如大型油罐泄漏、排污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以及排放未经检测的污水等投诉。他们还说，有一些装满了未知液体的塑料瓶和次氯酸钠瓶被投进焚化炉，而且只有当风往东吹向大西洋时，他们才允许开动焚化炉，避免产生的毒雾吹向大陆。      

       环保署对此半信半疑，但他们仍然到普拉姆岛展开了调查。实际情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垃圾倾倒站和军事掩体里都堆放着锈迹斑斑、已开始腐烂的金属桶，里面盛放的都是一些溶剂、石油、环氧乙烷、木榴油、盐酸、多聚甲醛等，还有很多容器里的东西根本不知是什么。在污水处理站，他们发现装置根本无法使用，而且，污水也未经氯消毒杀菌,就直接排放到海里。同时，调查人员也看到了101实验室的焚化炉冒出厚厚的黑烟，他们采集了灰烬样本，带回去做毒性检查。      

       环保署认为，普拉姆岛违背了多项美国《清洁水法》和环境法类条款，在岛上存放了很多明令禁止的危险物质。环保署威胁要对普拉姆岛采取法律行动，迫使农业部最终同意停止污染，并拨款15万美元改进现状。      

       其实在多年前，农业部对岛上的这种违规行为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也知道总有一天这会被曝光。在环保署调查的数年之前，农业部副部长的一封信中就写到：“普拉姆岛对含石棉物质（价值4万英镑）处理不当，垃圾清洁不合州立标准，有毒废物管理不当等等。”但他们从未把这一切告诉环保署。由于不满意岛上的补救工作，环保署把农业部告上了法庭，以违反环境法令和有毒废料法规为由，要求他们交纳11.1万美元民事罚款。1999年，农业部同意缴纳3.25万美元的罚款，同时再次承诺：今后不再违反环保法令。      

       告密者还告诉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说岛上的员工因为接触了未知的动物病毒和细菌得了重病。同时，管理局还得知了岛上的其他违规情况，包括生物实验缺乏安全措施，没有检测疫苗不稳定性的项目，操作放射性同位素时没有监控保护装置，紧急出口始终关闭，以及职业消防队被业余志愿者代替等等。      

       管理局并没有像环保署那样半信半疑。早在1988年，普拉姆岛就上了他们的非安全工作环境“高危名单”，因为当时岛上员工的工伤补偿金额是全国平均标准的3倍。在岛上调查时，调查员迅速发现了裸露的电线、劣质的电源插头、敞开的焚化坑、未经检验的火警报警器、过期的灭火器、锁紧的紧急出口、未标记的热水管道，还发现员工被动物侵犯甚至咬伤。管理局指出农业部的违规行为不下139处。当媒体向罗杰询问这些违规行为时，他说将把用于重要的道路修缮和建筑设施喷漆的50万美元用于纠正违规行为。他还说，这笔钱不是从科研经费里抽出来的。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每8年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评估检测工作，但对普拉姆岛的再次调查却仅仅隔了5年。这次，管理局发现，不仅原先的违规行为没有纠正，而且又出现了无数的新纰漏：在处理乙醇、甲醛或放射性物质如钴-60时，没有相应的应急措施或安全训练；用易破的塑料袋盛放用过的病毒注射器针头；员工不打疫苗；压缩气筒存放不当；装危险试剂的容器上没有标示或标示有误；致癌物质没有保护措施；经由血液传播的病毒和细菌操作时没有安全培训等等。管理局指出，农业部和Burns & Roe公司新的违规多达124项。其中，普拉姆岛存在67项“严重”违规，会直接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因此Burns & Roe被勒令上缴54375美元罚款。由于是再次违规，农业部本该至少受到巨额罚款的处理，但由于它也是政府的下属单位，与管理局平级，因此他们无法对农业部进行处罚，也不能像对待其他私企一样关闭普拉姆岛。不得已，管理局只好列出了农业部两次共263项违规，寄到农业部部长办公室。      

       当问及管理局指控的那些违规行为时，罗杰不屑地说：“对我来说，他们就像老鼠一样。 ‘出口’标志应该在门的上方，或者是这儿那儿没有警告标志。这些到底算什么？管理局的职能就像是给汽车做检查——换换小部件，做些改动，或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虽然农业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查和补救，也上交了罚款，但是其效果并不明显。毕竟，普拉姆岛不像私企那样可以被关闭——环保署和管理局都无权关闭农业部。所以，普拉姆岛的管理才会如此荒唐。      

第五部分未经处理的污水循环

       如果说第一轮上访、投诉活动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新一轮上访的影响则要深远得多。岛上员工或前雇员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可能的媒体，他们给记者讲述了曾经在岛上游荡的鹿群，被黑鹰军用直升机打死的母鹿和小鹿，以及有一位雇员得过内罗毕羊病。      

       媒体的“围剿”终于爆发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新闻日报》，所有的国家级和地方媒体都汇聚到了普拉姆岛上。在有效的匿名保护措施下，工人们在镜头前讲述着他们道的内幕。      

       美国有线新闻网播放了对皮特斯温森（Pete Swenson）的采访。这位岛上的前安全技术人员因为厌恶该岛，所以辞掉工作移居到弗吉尼亚。在电视上，皮特和妻子一起坐在餐桌旁，向大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可怕故事。他说，当时他在户外被马蝇叮了一下，但并没有在意，之后就到257实验室给一个房间做排污处理，这个房间里关着感染了内罗毕羊病毒的动物。几天以后，他的腿部开始肿胀，并出现了类感冒症状。不断加重的病情迫使他到长岛的退伍军人医院治疗。皮特告诉主治医生自己的工作地点，并怀疑自己感染了内罗毕羊病。邀请前来的一位外国疾病专家说：“这种病美国根本就没有，我不确定你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的。”虽然皮特痊愈了，但疾病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纪念：摄像机照了皮特左小腿上一块5厘米宽、椭圆形的大伤疤。当记者问克劳德克劳福德（Claude G. Crawford）（岛上新任的负责与媒体协调的官员），皮特是否真的感染了羊瘟时，他说：“应该没有。”在媒体的继续追问下，他说：“也许是感染了。有些疾病确实能从动物传染给人，并会产生类感冒症状。”      

       另外两个故事更令人吃惊。1992年的冬天，三个装满生物样本的纸板箱不慎从渡轮上掉到海里。当天早上，有人拨打紧急电话叫了特别小艇分队，开始在普拉姆海峡和岛周边来回搜寻，寻找遗失的纸板箱。但才刚开始没多久，岛上的官员就叫停了搜寻工作，这三个箱子就这样石沉大海。分队的三名雇员确认了此次事故。“如果箱子并没有沉呢？”他们中的一个说，摇了摇头，“如果是让钓鱼的孩子捡走了呢？或者它们飘到了南安普敦村或是更远的地方，比如萨格港或者长岛的蒙托克区？”实际上，箱内的病毒瓶已被洋流冲了出来，随着外层的泡沫聚苯乙烯衬垫在海上漂浮。但是岛上的管理层似乎并不太担心：“没关系的，不用担心。”他们对雇员说，“不用管它了。”      

       另一个故事是，由于某种原因，101实验室外面躺满了死鸟。这可以看看罗杰主管的记录：      

       最近大家越来越担心101实验室外面的死海鸥。大多数死鸟已经被Burns & Roe公司冷冻起来，送到257实验室作病理学检查……我会要求257实验室确认这两个实验室研究的感染性药剂并非鸟类病原体，同时我也会要求他们提交尸检报告。      

       “海鸥以前经常停在101实验室的屋顶上，从未出现过问题。”一位雇员说，“当时，建筑工人正在四处施工，包括屋顶的最顶端。但是，突然之间，这些鸟就无缘无故地都死了。”因为担心出问题，建筑工人把一只死鸟呈给罗杰，并提供了一份备忘录。但是，让自己人检测又能暴露什么问题呢？一位雇员在提到生物防范泄露的自我分析时说：“这就如同让狐狸看着鸡笼。”当问及此事的时候，农业部的官员说：“普拉姆岛上有最好的兽医病源学家，他们能够找出鸟的死亡原因。”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的精神，有人希望能看到那9只死鸟的尸检报告（有消息说死鸟远不止9只），但农业部一直拒绝就此事做出回应。      

       从岛上的员工处听到这么多的怨言，新闻媒体转向罗杰布里兹寻求答案。罗杰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找错了人：“普拉姆岛的后勤和设施服务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据一位知情人士讲：“罗杰在想，‘有没有搞错？我为农业部付出了这么多，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他们过去25年没有做到的事，现在却让我成为舆论的抨击对象？’于是，农业部请了克劳德克劳福德，让他来应对舆论的冲击。”      

       一直以来，罗杰博士试图分离、征服普拉姆岛，这遭到了大面积的争议和批评。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普拉姆岛工人叛变，则给了他更大的打击。为了帮助罗杰，华盛顿派来了49岁的克劳德克劳福德，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新职位，叫“区域副主管”或“DAD”。他们说，让克劳福德“管理建筑设施”，这样罗杰就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实际上，这是让克劳福德来代罗杰受过。      

       爱德华霍尔泽赖还记得克劳福德在岛上第一天的情景。“他来的时候，给我们发表了一大通讲话。其中，他讲到了他的背景，在农作物方面如何有经验，而在动物研究方面又是多么一无所知等。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起了他和妻子假期的欧洲之行。还有，我们中有一半人可能要失业。”克劳福德可谓误用词语的大师，当被问到岛上成本过高的问题时，他说：“我们又没有用黄金来做马桶坐圈。”当提到罗杰管理下存在的安全隐患时，他说：“我们既不搜查手袋，也没有进行人身搜查。我认为，我们的安全措施只要和我们的研究配套就行了，我们又不在岛上造原子弹。”当被问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检查出的违规行为时，他说：“这个机构为此花了6个月。如果这些行为真的威胁到了雇员的生命安全，或者是有严重的危险性，那么他们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他似乎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好，于是补充道：“哦，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违规都不重要……”最后，有人问，如果员工拒绝接受未经试验、药物管理局未批准的疫苗注射，那会导致什么后果，他的回答是：“很简单，我们会给他换一个岗位，或者直接开除。”      

       罗杰对克劳福德处理的媒体关系极不满意，他说：“我们非常被动。”他还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滑稽可笑。实际上，约翰波义耳回忆，罗杰“天天嘲笑克劳福德的滑稽表演” 。还不到一年，农业部就把克劳福德调走了。他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当地记者：“我的初衷是通过向媒体开放普拉姆岛，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邻居。”      

       ——“如果你把它冲掉，或是喝掉，它就会回到我这里。”      

       乔泽利夫（化名）在102号楼工作，这栋楼负责对101实验室的污水进行排污处理，人们给它起了个不雅的绰号叫“大屎房”（257实验室的污水处理厂就相应地叫“小屎房”）。乔的任务之一就是在除污之后提取污水样本，这个除污过程就是在污水流经各种管道时将它在101℃时加热1小时，之后乔再把样本递交给安全官员。安全官员会将样本注入实验动物体内，以确保102号楼内的系统运转正常。这是一项低劣的安全措施，但确实起到了作用。      

       多年来，乔都会在每周四早上准备污水样本，但他现在不这样做了。乔说：“自从罗杰主管来了之后，我们就不做了。”现在，乔完全不知道从102号楼出来的污水是否是活性的。      

       “他们最近又新添了计量表，但我觉得那些表的读数也都不对。”这个新系统有时会在95℃发出低温警报，有时则是在92℃，又有时候是在原先设定的96.7℃。有几次，系统甚至没有发出低温警报，比如有一次，热交换器坏了，污水全都是冷的，而系统没有报警，等乔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在老系统中，增压机、热交换器和传导管内共有10个微型热探针，能够将里面的温度传达给控制面板，但是新系统却只有两个温度读数，即进水和出水的温度。      

       当系统发出低温警报时，工作人员应该关闭系统，然后再使系统温度上升到101℃后，才能重新开动泵。但实际的工作流程并非如此。乔说：“坦率地讲，这样做太麻烦了。每天，你每隔15分钟就要关闭一次整个系统。并非操作员不想这么做，而是读数表经常出现故障。”污水槽，包括容积为102.2立方米的主槽（乔说：“主槽和我的房子一样大，很容易迷失”），普遍存在大面积的冷点（未热透区），就好像一个人在温水中游泳，有时候也会碰到一股寒流一样。由于有这些冷点的存在，除污后的水里还有数以百万的活性病毒和细菌。      

       1993年2月， 102号楼发生了一起“严重污水泄露”的事故。乔回忆说：“我直接参与了此事。”102号楼在1956年就已经投入使用，其中的排污设备经常24小时运转，每天都是这样，而一般私人公司的设备一天最多只连续工作10小时。农业部一封内部信件中提到：“整个收集过程无人监管，完全是机器自动运转。”乔则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省钱。”他不屑地摇了摇头，“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操作员记录了2号槽（即容积为102.2立方米的主槽）的实际蓄水量为26.5 立方米，之后他就下班了。当时天气状况很恶劣，大风大浪延误了接班的员工，使他们没能及时赶到岛上。这期间，排污设备就完全处于无人监管状态。当天气终于转好时，操作员推开102号楼的大门，闻到了一股腐烂的气味——污水槽区一定有什么东西严重变坏了。要知道，一头约450公斤的牛每天的排泄量是34 ~ 52 公斤，而一头100公斤的猪则有16~30公斤排泄物。不难看出，普拉姆岛每天需要处理的感染动物排泄物有多少。因此，102号楼是岛上排名第二的生物易感区，仅次于焚化区，所以这里必须保持绝对干净。正常情况下，这里应该一尘不染。乔说：“这里比我家还干净，这里的地板简直可以吃。”但就在出事那天早上，乔和他的助手在槽边几乎都窒息了。“到处都是粪便，”他说，“未经排污处理的粪便、病毒和其他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流得到处都是。”他们两人看到了最恐怖的景象：从2号槽抽取出的污水，从溢流阀中喷涌而出，不断地流经排污管。而在污水槽下面，污水流进了地面排水管，那里的污水泵又把污水再送回到2号槽。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现在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污水循环。”乔说。他们先舀出一些污水，在污水槽中腾了些空间，然后穿上高密度聚乙烯连衣裤、高筒工作靴、防护面具，把污秽清理干净，并给房间消了毒。由于此次污水泄漏事故，101实验室的研究不得不中断两天。“他们在101实验室里连马桶都不能冲，否则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处理。”      

       102号楼前贴上了警告标志：“注意：32小时之内不准进入此建筑物”。按照以前的惯例，这样的事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当岛上有暴风雨的时候，值班人员要一直留守到接班人员的到来。当然，比起每天给102号楼只安排10小时的执勤来，这样做要花更多的钱。乔说：“包工头会说，‘雇更多的人就需要花更多的钱。’而政府则会说，‘我们不会再支付你们一分钱。’包工头就会回答，‘如果你们不给钱，我们就做不到24小时值班，那就无法避免泄漏事故。’”这时，承包商的项目副指挥告诉一名记者，说岛上的安全问题取决于他们的客户，也就是农业部，但农业部“又面临着严重的预算短缺问题”。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也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层次来配备工作人员。”      

       就这样，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普拉姆岛应该由联邦政府控制，而不应该进行私有化。      

第五部分海龟与鹅

       从102号楼流出来的污水会流到附近的污水处理工厂进行再处理，这里使用的是活性污泥法。污水先流入一个约150℃的池子里（假设102号楼内的操作一切正常），然后用通风装置发泡，这样，重的杂质就沉淀下来。然后，用一套1.8米长的堰型装置把上面的浮沫撇去，再把剩余的液体倒入澄清池，在那里会有更多的杂质沉淀下来。细菌会被回流到充气槽罐，撇去的浮沫则经紫外线消毒后排入普拉姆岛港。浮沫本该进行氯化消毒，但为了降低成本，现在改用了紫外线消毒。      

       在整个消毒过程中，最易出现问题的就是排污管末端。尽管岛上的污水有特殊的危险性，但和任何其他市立污水处理厂一样，这里的污水排放口也是每月检查一次。根据纽约州和美国环保署的相关法律，普拉姆岛要进行悬浮固体和大肠杆菌的检测。一般说来，大肠杆菌是无害的细菌，存在于哺乳动物体内，而不会出现在水中。但是，一旦粪大肠杆菌存在于水中，那么也就是说水里肯定也有其他的微生物，包括很多有害的病菌，比如伤寒、白喉、肝炎、痢疾、肠胃炎及其他传染病的细菌等。按照规定，可以游泳的水域里，每100毫升水样含有的粪大肠杆菌不应多于200个；可以钓鱼或划船的水域中，每100毫升水样所含粪大肠杆菌不应多于1000个 ，而普拉姆岛上的法定标准是700，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应该每月进行一次检查。在1996~1997年的2次检查中，普拉姆岛有7次都超标了。1996年10月到1997年3月，检测出的数值为900个，早就超出了度假胜地汉普顿对游泳水域的规定。而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其他几次超标范围是1000~6000个。1997年2月，普拉姆岛排放的污水中，每100毫升水样含有2.3万个大肠杆菌，这一数值是可游泳水域标准的115倍，可钓鱼或划船水域标准的23倍，也是岛上法定标准的33倍。更多的数据显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一为之。在1990~1991年间，岛上的粪大肠杆菌数值保持在2000个——这也是法定标准的3倍，而在单独的四次月检中，该数值更是达到2万。不仅仅是以前，普拉姆岛现在仍然向近海水域排放着污水，尽管这些污水含有成千上万的疟疾和白喉病毒，尽管这些水域是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休闲、游泳的好地方。      

       1999年，长岛海峡地区成千上万的龙虾莫名其妙地死亡，这使得整个纽约和康涅狄格州地区的龙虾收获季节几乎颗粒无收，同时这也结束了纽约州作为全美第二大龙虾产地（仅次于缅因州）的历史。这一情况引起了联邦政府的重视，他们宣称此次事件是“海洋资源灾难”。学者们查明，原因是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阿米巴虫会杀死龙虾的神经组织，并且龙虾还感染了一种能造成“壳病”的细菌。另外，在1999年杀灭西尼罗河病毒的时候，大量的马拉息昂曾喷洒在长岛海峡里。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探究这两种微生物和普拉姆岛排放的污染物之间的关系。      

       1998年，主管农业部科研工作的弗洛伊德霍恩（Floyd Horn）曾说：“我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污染长岛海峡，我们排放的污染物事先都经过了的高温和杀菌处理。”但是一个熟悉整个操作流程的雇员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细菌和病毒在老系统中并不能被完全杀灭，而新系统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太清楚。”当《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向克劳福德询问关于高浓度的粪大肠杆菌时，他回答说：“由于提取检测样本的地方生活着很多乌龟和鹅，它们在通风池里排泄，它们的粪便中自然含有大量粪大肠杆菌。而一般的污水处理系统附近是没有动物的。”      

       102号楼和普拉姆岛上的污水处理工厂并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相反，它们每天都向外排放数万升含有细菌和病毒的污水。你要知道，如果一个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那12小时就能复制出236个自己，而普拉姆岛每天都向外界排放着数以万亿计的病毒和细菌，如果它们按照这样的速度复制自己，这数量难以想像。      

       终南捷径      

       在环保署的人到普拉姆岛上进行检查之后，岛上请了一家环境公司帮他们打了几座6米深的监测井，每个井里装了带盖的管子。每个月，史蒂夫博斯利（化名）都要用他的采集桶和便携泵，从井的约5米深处小心地抽取液体，以此察看普拉姆岛的地下情况。“抽上来的都是油。”史蒂夫告诉我，“我打算一直抽到清水为止，但在这之前，我必须抽出17升2号油和6号油。”从普拉姆岛地下的沙土中抽出来的2号油主要是柴油引擎机油，而6号油则是粘稠的沥青。“的确如此，前15升都是油，接着变粘稠了，再接着就是白色的，然后又出现了沼气，最后才是清水。”      

       他猜测下面有破裂的管道和渗漏的油罐，油可能渗漏到了整个地下。他丝毫没有夸张。农业部一份1992年的内部备忘录中就提到过：“地下约有40多个储油罐，其中绝大部分都用了30多年了。虽然目前为止，对饮用水的测试中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份备忘录要求“一定要尽快采取行动”，但7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改变。储油罐、黏土罐和泥沙罐都在地下，还有蓄水层或提供饮用水的储水罐也都在地下，人们通过那些井抽取清水。但是蓄水层和地下的其他液体并不会固定在某处，地质专家指出，它们应该会随时流动并混合到一起。比如说，长岛中心草地上滴落的一滴油，25年后就会流入大西洋。史蒂夫从井里抽出来的油就是这样，它们选择了终南捷径——通过沙土渗透到饮用水那里。      

       美差      

       罗杰常常支付一些额外津贴给他的那些得力干将。例如，如果周末和晚上值班，科学家就可能被任命为值班负责人，负责应付动物或员工的紧急情况。卡萝尔豪斯说：“值班时，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你就要到实验室里，把重要的东西从冰柜里拿出来，还要通过运输管道给动物喂食。”在卡利斯时期，周末的值班负责人能得到160美元的报酬，而夜班则是60美元。但是在罗杰时期，有时候周末的值班员工能得到600~700美元，这样一来，这个工作就从鸡肋变成了美差。      

       丹尼克鲁伊斯（化名）还记得发生在257实验室的一次事件。那是个周六的凌晨，大约2点多钟时警报器响了：6号冰柜停止工作！身为值班员的他立刻去察看情况，发现冷却机确实停止了工作。一般来说，生物制剂必须保存在-105.5℃的低温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把它们迅速转移到其他冰柜中，否则就可能出现病毒泄漏。丹尼立刻打电话向值班负责人报告情况。“但是他竟然对我大发脾气，”丹尼描述着电话那一头的反应，“他不想到这边来查看情况，反倒指责我把他吵醒了。他让我自己处理。”但是丹尼是个很直率的人，他当场就说：“听着，这是你的，而不是我的职责。”丹尼说得没错，虽然他是负责大楼的空气流通系统和蒸汽加热板的操作人员，但病毒泄漏不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那个值班负责人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丹尼嚷道，“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只需要向你报告！你是负责人！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值班负责人终于来到了257实验室，他们两人开始把6号冰柜中的东西转移到其他冰柜里，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里面有些生物制剂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冷藏的。”丹尼回忆说：“我们把门‘哗’地一下打开，结果将近一半制剂都掉到了地上。”幸运的是，只有几个试管破了，他们也迅速用强力消毒剂把地板打扫干净。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他冰柜没有多余的空间。有一个冰柜甚至都关不上了，于是丹尼只好用一块木板楔在冰柜和墙之间，这才把它关上。本来，那些制剂应该细心放置，而且都有日志记录详细的清单。但丹尼注意到，由于是在半夜被叫起来，那名负责人粗暴地把它们随意塞在所能找到的空隙中，而且也没有做任何记录。“但他是老板。”丹尼耸耸肩，无奈地说。      

       3个星期后，有科学家打电话给丹尼。“他想知道他的那些样本都在哪里，但我又怎么知道？我告诉他，他要找的应该是那天的值班负责人。”      

       这些事情其实并不仅仅工人们的抱怨，即使他们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这都是农业部的疏忽，岛上的工人早就产生了不满，而公众则被完全蒙在鼓里。换句话说，这时的普拉姆岛早已危机重重。虽然有人说，环保署、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及新闻媒体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但是，更多的员工和科学家认为这些负面消息应当公之于众。一位员工表达了他的想法，并且解释说：“你必须理解这些想法。如果有人夺走了你的全部东西，你会怎么做？就这么走掉？难道不想小小地报复一下吗？我已经为他们掩护很多年了，这一点算起来也值数百万了。但是现在，我，还有其他人，都决定不再沉默。”岛上的工会主席爱德华霍尔赖泽说：“我和普拉姆岛无怨无仇，并不想让它关闭，只希望它能步入正轨。但是那些施工人员，他们偷工减料，公饱私囊，忽视了岛上的安全措施。你要知道，安全不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是举足轻重的大问题！”      

       虽然这些人勇敢地披露了岛上存在的严重隐患和问题，但普拉姆岛却依然我行我素。它以前是，现在也还是生物和环境的杀手。

第五部分彻底崩溃

       我不是个科学家。但是在我看来，这算得上是一次“彻底崩溃”了。      

       ——菲利普皮加利，普拉姆岛前雇员      

       1991年8月16日，周五，午夜零点。巴哈马群岛以东一连串的雷暴气候，最终形成了热带低气压。在经过一天一夜的蓄势待发后，到了周六下午，这股热带气旋夹带着猛风，以超过119公里的时速行进，并在中心形成逆时针的漩涡，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飓风。按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命名规则，此次飓风被称为“鲍伯”。与这一区域形成的其他飓风一样，“鲍伯”会穿过北部，向东北部蔓延，侵犯美国的东海岸地区。每过一个小时，飓风的猛烈程度都会有所加强。到周日时，每小时的风速已达185公里，最低气压为95.7千帕。此时，它距北卡罗来纳州的哈特勒斯角已不足48公里。飓风一般分为五级，“鲍伯”属于第三级，即能够造成严重损害。随着它的行进，杀伤力也越变越强。      

       8月17日，周六，下午6:00。菲利普皮加利一家此时正在共进晚餐。今天，餐桌上的话题不是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也不是周末出去钓鱼或度假的计划，而是飓风，这是他们这几天最关心的事。电视里播放着“鲍伯”飓风的新动向，现在，它已经向东海岸袭来，马上就要登陆长岛了。他们这么关心飓风的消息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长190公里的大陆块一直向右延伸出去，这一带的海岸线经常遭受飓风的侵袭。比如去年12月份那次猛烈的东北风暴时，海水越过了汉普顿沿岸沙滩的小岛，直接扑进了海湾。当风暴退去的时候，它留下了两个新的小海湾，摧毁了临海价值4000多万美元的房屋，还使道路交通完全中断。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晚间新闻，向观众传授防护措施：关紧窗户、把易碎物品从架子上拿下来、当暴风雨来临时要站在门框下面等等。菲利普一早就留意到了飓风警告，所以白天他就把船拖出了水，并储备了很多饮用水，还在冰箱里放了很多冰块。他的厄瓜多尔妻子泽苔（Zyta）也已经把易碎的小摆设收起来了。      

       他们一家特别关心这次风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飓风正直接朝着普拉姆岛行进。菲利普已经在岛上工作12年了，一直担当着渡轮水手和建筑维护工程师。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去普拉姆岛值夜班了。不过，他以前在岛上也经历过坏天气，所以并不是很担心，相信自己和其他员工也能同样平安渡过这次风暴。他向妻子和孩子们保证，自己一定会平安无事。同时，他也嘱咐他们，在暴风雨来临时一定要呆在家里。      

       44岁的菲利普身高大约只有168厘米，皮肤比较黑，看起来很不起眼，但事实上很强壮。1967 ~1973年，他曾6次作为水手随美国商船队进行环球旅行。他还参加过越战，战后就成了军队工程军团海军支队的一名工程师。所以，如果换了别人，飓风来临之夜多半会临阵脱逃，但是菲利普几乎没有害怕。他对岛上的工作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而且他也要靠这个工作养家糊口。因此，对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这样的飓风之夜只不过是又一个工作日。      

       8月18日，周日，午夜零点。菲利普和其他B组员工到达了岛上。他们乘坐的是“普拉姆岛”号，岛上三艘渡轮中的一艘。不过，这艘船并没有通过最近的一次检查，因此按理它是不能运载乘客的。不过除了农业部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此时，另外两艘渡轮正安全地停泊在新伦敦港的一处海军基地里，所以现在，“普拉姆岛”号是唯一能运载乘客的船了。B组员工包括三名组员和一名领队。在正常情况下，他们需要值8个小时的夜班。但和刚下班的日班人员不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在飓风登陆时维护257实验室的安全。菲利普回忆了他们那天的工作，说：“和往常的工作一样，例如保持建筑内部的水蒸气稳定，保持污水流量稳定，监控空气压力，查看冰柜温度是否正常等。我们还要四处巡逻，不放过任何细节。”      

       到达岛上之后，B组员工就开始巡查257实验室。257实验室是一座长方形的大楼，有90厘米厚的加固混凝土墙体和平顶的黑色沥青屋顶。在靠近屋顶的墙面部分开了一溜小小的舷窗，环绕墙体四面，每隔6米一个。窗户凹进墙体很深，上面沾满了8年来积累的灰尘和海风带来的盐粒，因此只能透过少量的光线。建筑四周是1.2米高的水泥墙，外面还有一圈锈迹斑斑的金属栏杆。在进入大楼经过阻隔室后，他们遇到了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热水盘管坏了。盘管的作用是产生大楼内需要的水蒸气，必须通电才能工作。蒸气的作用仅次于电力，是维持大楼正常工作的第二要素。除了供暖之外，蒸气还要处理动物粪便，提供消毒沐浴的热水，因此，热水盘管必须不间断地工作。工作小组很快就把它修好了，大楼内的蒸汽压力也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们的工作还算比较轻松。      

       8月18日，周日，上午7:00。“鲍伯”飓风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科德角半岛，2.5米的巨浪不停地掀动着停泊在那里的船只，还击倒了海边的房屋，影响了15米以内的海滨地区。船只在大浪中忽上忽下，根本无法航行。      

       暴风雨绕着飓风眼形成漩涡，其核心区大约有32公里宽。核心区的情况相对要平静一些，风速也比较低。但是，这一短暂的平静根本不能持续多久，受害者甚至都来不及从飓风眼的一边走到另一边。      

       大约在周日上午9:00左右，飓风眼出乎意料地向东推进了一大块，直接向布洛克岛行进，离普拉姆岛只有大约40公里。      

       但这个时候，就在最猛烈的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时候，257实验室却黑暗一片。      

       257实验室的地下室是污水处理工厂和锅炉的所在地，预防病毒泄漏的主机械室也在那里，里面还安装了空气操作和检测设备。在污水处理厂里，污水被煮沸，从而杀死一切活性病毒和细菌。实验室的一层有洗衣房、玻璃器具储藏间、玻璃器具消毒间、焚化炉、排污消毒间，以及进出大楼必经的阻隔室。这座大楼还包括名为“120区”的一个区域。这里才是这座建筑的核心区域，因为正是在这里，进行着最具危险性和毒性的病毒研究。这个区域内配置有多个冰柜，里面都是液氮。液氮是从户外的罐子抽到冰柜里的，确保冰柜的温度维持在-105.5℃。冰柜里存放就是各种用于实验的病毒和细菌。      

       研究实验室和动物房则坐落在二层。当最初军方进行改造的时候，曾建了一个通往动物储藏室的滑道。成百上千的牛、猪、羊、马、骆驼等，都曾用这个滑道送到二楼。验尸房也在这一层，染病的动物尸体在这里被解剖、研究，之后工作人员就把它们肢解，再通过一个滑道送到一层的焚化炉，在那里被超过1000℃的高温烧成灰烬。燃烧产生的浓浓黑烟则通过安装了过滤层的烟囱排放到室外。      

       257实验室实行的是独立操作，与岛上任何其他建筑都不相关联。对于动物来说，进了257实验室就有去无回了。实验室对于防止病毒泄漏也有全套的设施，但都需要电力供应。排污处理厂、热水盘管、冰柜，以及生物防范体系的基石——空气负压控制系统都需要电力支持。      

       简而言之，电力就是257实验室的根本。没有电力，这个安全的研究实验室就会成为一项极度危险的生物威胁。      

       随着飓风的临近，强风首先吹断了长岛上的输电线。在正常情况下，岛上的供电是长岛发电公司通过海底电缆传输的。但此时这种电力输送方式中断了，不过幸运的是，岛上还有一套备用的燃油供电系统，就设在103号楼，也就是岛上的紧急发电厂。103号楼里巨大的发电机已经非常陈旧，但由于维护得当，它仍能有效运转。      

       从103号楼向257实验室输送电力有两种方式：高架电线或地底电缆。这样做是保证在一方出现故障时， 另一方能够继续给257实验室供电。但这个周日就别想再指望这个了。      

       时速160多公里的狂风刮倒了岛上的高架电线杆。“在飓风的袭击下，电线杆就像牙签一样不堪一击。”戴维斯泰凯（David Stakey）用他沙哑的声音回忆说。戴维是岛上资深的电力工程师，对普拉姆岛的电力系统了如指掌。      

       岛上的电力一中断，103号楼的工人们就迅速启动了紧急发电机。灯一盏接着一盏亮了，所有建筑物都恢复了供电，除了257实验室。当天早上，257实验室的供电曾中断过几次。菲利普说：“开始只是间歇性的停电，一会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后来灯光开始逐渐变暗。”到了此时，B组的斯坦利麦卡里德就不确定是否会再来电了，但他还是满怀希望。他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紧急发电厂会向我们供电。‘那里的人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很疑惑。以前也发生过停电，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但这次却不一样。在停电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大家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们得知紧急发电机早已启动，其他大楼都恢复了供电，只有257实验室仍然没有来电。B组员工都聚集在锅炉房，个个满怀疑惑。大约到了早上8:00，斯坦利带来的消息终于打破了沉默，他说：“高架线断了。”员工们交换了一下担忧的眼神，他们明白，从现在开始，一切只能全靠自己了。      

       现在，除了手中的电筒还能发出点光外，257实验室一片漆黑。本来，这样一座“易拉罐”似的实验室就够让人憋闷的，但原先还有机器的声音，自实验室1954年投入使用以来，这些声音就一直陪伴着值班人员。而此刻，一切设备都停止了运行，无边的寂静和黑暗无疑更增加了大家的恐惧。      

第五部分冰柜开始融化

       在飓风“鲍伯”来临前的3个月时，地下的导体短路了，地下的电力供应线路也随之停止了工作。戴维斯泰凯是那天晚上的值班人员，他转而使用了高架电线，恢复了257实验室的电力供应。根据供电规范，地下管线是主要的供电渠道，而高架电线只能魑应急的备用方式。但实际上，在飓风来临前?个月里，257实验室一直都在使用这种应急方式供电。“当时，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斯泰凯说。应急方式是唯一的选择。      

       在完全依赖高架电线供电时，257笛槭掖笤济扛鲈乱停电一次。“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因为老是有鸟停到电线上。”斯泰凯说：“一般是加拿大鹅，偶尔是鱼鹰。它们会停在电线上造成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在暮色的黄昏，鱼鹰会衔着小木棍到电线杆上筑巢，有时候小木棍掉到电线上，也会造成短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电话公司（New York Telephone）曾在20世纪50年代竖了专供鸟筑巢的杆子，希望把鸟从电线杆上吸引走，不仅收效甚微，还适得其反，吸引了更多的鸟来这边筑巢。当时就在岛上工作的一位工程师说，在1954年实验室刚投入使用时，因成年鱼鹰掉到电线上造成的瞬时停电不下3次。      

       其实，岛上的高层早就知道了地下电缆损坏的事实，因为B组的组长沃尔特辛诺沃斯基和其他电力人员已上报过了。斯泰凯说，每次沃尔特当值时，他都会在日志上记录：“地下电缆仍然没有维修，不能正常工作。”以前电缆也曾坏过，不过都能得到及时的维修。但是这次，这条供应257实验室电力的大动脉，却没有得到高层的关注。      

       尽管在1991年的预算中，资金都投在诸如新增渡轮和新健身房上等项目上，不过罗杰和他的设施主管欧内斯特都认为，维修电缆太贵了，需要花费7万美元，只能划到明年的预算中去。其实他们可以向华盛顿方面要紧急维修资金，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飓风过后，罗杰给国会议员乔治霍克布吕克纳写了封信，说：“当地下电缆出现故障之后，我们决定不立刻进行维修，这是因为，当时高架供电的方式是可行的，而且1991财年的预算已都有了着落。”显然，罗杰并没有想到飓风会给高架电线早成何种损坏，也不知道对于保证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来说，备用电力系统有多么重要。      

       当时，克劳德克劳福德还在岛上任副手，在后来对一位记者的悔过中，他不得不承认政府的失误，说：“在普拉姆岛这种大规模设施中，即便一个微小的环节也可能导致重大过失。”不过同时他认为，对于257实验室的维护来说，没有备用电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但是戴维斯泰凯却认为这是不可宽恕的，他后来痛惜地说：“发电厂有发电机，也有足够的燃油，如果有适当的渠道向257实验室送电的话，根本就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地下电缆坏了，257实验室里又没有发电机，他们能依靠的也只有高压电线。      

       如此玩忽职守的高层，将为此事付出惨重的代价。      

       8月18日，周日 上午8:00。随着每小时的逼近，“鲍伯”飓风的怒号越来越强。岛上早已下去了瓢泼大雨，大地也仿佛要被霹雳震裂。原来轻柔的海浪现在却掀起了10米多高的浪头，淹没了低平的地方。就在离海岸不到100米的257实验室里，B组成员正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即使隔着90厘米厚的墙壁，他们仍能听到飓风的咆哮、感受到飓风的震动。此时，实验室内部也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停电之后，B组员工每人都拿了两个重型手电筒，在大楼内散开巡逻。要想维护257实验室的防范功能，他们就需要保证排污处理系统、冰柜、蒸汽和空气负压控制系统等的正常运转。普拉姆岛上的生物安全条款中规定，当遇到这类天气状况时，需要增加更多的值班人员，但是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得到执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即使有电，值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现在没电了。不过现在也容不得大家想太多，这些强壮、能干的工人只能担负起责任，尽可能有效、迅速地应对危机。从大楼三层窗户透进来的微光不断闪烁，勉强能够照亮走廊和实验室房间。即便隔着厚厚的门板，B组成员依然能够听见动物的呻吟和哀号，本已遭受病毒感染而痛苦不堪的动物，现在又多了对黑暗的恐惧，以及预知飓风来临的惊怕。另外，因为没有电，动物室的冷却机和风扇也都停止了工作，温度已高达38℃。      

       8月18日，周日，上午9:30。 往常的这个时候，B组员工应该下班了，由下一班工作人员来接替他们。但是，普拉姆岛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因为飓风完全中断了，他们只能继续留在大楼里工作。就在巡逻一层的时候，菲利普和斯泰凯感觉鞋子似乎粘上了什么，发出轻微的噪音。斯泰凯下意识用手电往地上照，看看是什么东西，结果发现地板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似的东西，还在迅速地流动。“污水外渗了！”斯泰凯吓了一跳。“地板上都是渗漏出来的污水，”菲利普回忆说：“简直太糟糕了！这些污水根本无处可去。”      

       257实验室的污水处理原理其实很简单：高温杀毒。当达到某个特定的高温时，活着的有机体都会死亡，细菌和病毒能够被彻底杀死或永久保持冬眠状态。所有被污染的动物废液——血液、脓液、唾液、呕吐物、粪便等等，都会从二层通过管道输送到楼下，装在一个将近4立方米的污水槽中。如果污水太多的话，这个槽就装不下了。“停电以后，污水槽却仍然不断有污水流入。”斯泰凯解释说，“动物总在不停地制造废水废料。”一头牛每天排放的废料超过45公斤，而现在实验室里就关着一群牛，还都感染了疾病。如果污水填满苏飧霾郏剩下的会自动倒入一个稍小一点的备用槽。不过，这两个槽之间的污水转移要通过泵来完成，这也需要电力。斯泰凯说：“即使没有电，这个槽也非常重要。?    

       当“鲍伯”飓风在室外肆虐的时候，257实验室的污水槽也很快就填满了。由于没有电，主槽中的污水无法导入到应急槽中去。斯泰凯看着主槽上面的读数（虽然没有电，这个读数表仍然正常工作）说：“我们都看着表，它的读数都超过这个刻度了。”斯泰凯至今还记得当时的读数，“我们意识到需要做点防备工作，一定要对这个罐子做点儿什么。”如果他们不迅速采取行动，污水就会渗漏到各处的。被困在257实验室中的他们，必须承受污水渗漏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但是已经太晚了。      

       主槽装满后没有爆炸，而是通过一个应急的干燥管子把污水排了出去，流到了地上。当时，斯泰凯和菲利普只穿了橡胶靴，带了手套，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措施。他们试图阻止污水的急剧增加，因为只要稍加迟疑，水面就会没过他们的膝盖了，然后……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不能控制污水溢出的局面，257实验室的地下室很快就会充斥着富含病毒和细菌的污水了，而且，污水还会渗漏到大楼外面。      

       在黑暗的设备室里，菲利普发现了一个很旧的小型气泵。他拿着它迅速冲到地下室，和斯泰凯试图让气泵开始工作，却发现它在漏气。他们只好一边轮流用手电筒照明，一边修补气泵。而这时，污水仍然不断地从槽里流到地板上，那种难闻的气味都快让他们窒息了。不得已，他们只好后退几步，停下来休息一会，然后掩住口鼻继续工作。按照政府规定，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佩戴面具。257实验室一层就有面具，不过他们从未接受过此类训练，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站在不断涌出的污水当中，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容身。于是，他们俩又一次走到气泵前，想了个办法，在主槽和应急槽之间架了个管子，希望用泵把污水抽到应急槽中。几经周折，气泵终于开始工作了，虽然溅了他们满身的水，但地上的污水终于被抽了回去。      

       8月18日，周日，上午10:30。飓风眼已经到达了普拉姆岛以东40公里的布洛克岛。在风眼处，风相对平静一些，但是风眼边缘，却是风暴强度最高的地方，称为“眼墙”。布洛克岛上的风速已达每小时170公里，其实这个数字也不准确，因为这是设备所能记录的最高数值了。而现在处于风眼之外的普拉姆岛上的风速到底是多少，恐怕只能凭借想像了。      

       长长的、震耳欲聋的警报声连响了三声，经过一秒钟的沉寂后，警报声又再次响起，257实验室黑暗、悠长的走廊里回荡着警报声：“AAANNN…AAANNN…AAANNN…”这是冰柜的警报：“AAANNN…AAANNN…AAANNN…”      

       冰柜开始融化了。      

       停电以后，冰柜的温度就开始回升。病毒样本和实验制剂都放在试剂瓶或皮氏培养皿中，保存在-105.5℃的低温下。但是，一旦温度足够高的话，培养皿中的病毒样本就会被激活，活化、混合，生成致命性的活性病毒。高传染性的病毒会跟空气微粒结合，通过空气介质自由传播，从而感染动物或人类。在这些冰柜中，存放的病毒中包括了非洲猪瘟病毒、口蹄疫病毒、内罗毕羊病毒和裂谷热病毒，它们都能传染给人类。有些培养皿中的病毒已经存放了50年之久。所有这些病毒样本都是活性的，对很多病毒来说，只需要的轻轻呼吸一下，它们就能够感染我们。      

       “冰柜都开始解冻了，里面流出来的泥浆状东西流到了地下的排水沟里。”菲利普回忆说。以前，实验室里有设备可以有效防止泄漏。斯泰凯说：“我们原先有滤毒罐，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滤毒装置。在温度降低的情况下，装满液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套接在冰柜上，防止病毒泄出。”但是现在，这种便携式的滤毒装置已经找不到了，不久之前它们被拿出了257实验室，再也没有拿回来。就像应急电力系统和安全面具一样，其实岛上的资源很丰富，但是工人们却无法使用它们。      

       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清洁地面，把地上粘稠的渗出物扫到排水管道里去，再就是关紧冰柜的门，祈祷外面的暴风雨赶快过去。

第五部分你被解雇了

       8月18日，周日，下午12:30。257实验室大楼里开始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在通向核心研究区域，即120区、其他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等的大门都有橡胶衬垫，能够把实验室内被污染的空气和其他区域洁净的空气隔开。衬垫是用空气压缩机供电的，但是因为停电，衬垫也慢慢失去了作用。冰柜警报器的回声还在大楼里飘荡的时候，空气密封的警报也响了起来。实验室和动物房内被污染的空气飘散到外面，与洁净的空气混合在了一起，在实验室大楼里流通。菲利普回忆说：“多年来，沃尔特辛诺沃斯基一直追着管理层，要求他们安装外部空气压缩机，或者是一个室外储存罐，以便应付诸如停电这样的突发事件。你知道，我们就是怕发生这样的事情。”      

       密封衬垫失去了作用，被污染的空气也散到了走廊，被健康的动物和B组员工吸进了肺里。实际上，动物房那边的气味更难闻。平常，当工作人员定期检查这些动物时，都是在侧房里，透过同样有衬垫密封的厚玻璃窗察看情况。只要一进到侧房，工作人员就得忍受生病动物身上腐臭的气味。菲利普说：“到处都是味儿，太难闻了，简直无法形容。”更糟糕的是，这里的空气流通系统也坏掉了。“动物房根本没有空气流通，而且，衬垫也都坏了。”菲利普回忆说，他停顿了一下，茫然地看着前方，一脸的不知所措，“地板上到处都是动物粪便和尿液，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脏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呼吸这里污浊的空气。”斯泰凯补充说：“脏空气通过门和管道四处扩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这一切，真的没有办法。”      

       B组工作人员确实是一筹莫展。除非压根就不进动物区巡逻，否则实在没有保护自己的办法。大楼外的情况也同样糟糕，飓风已经开始袭击普拉姆岛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菲利普无奈地问道，“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来挽救大楼。”在一连串的灾难面前，他们能做的恐怕只有尽量保持头脑冷静了。      

       在1956年农业部关于普拉姆岛的一部宣传片中，当时还颇具新意的空气负压控制系统，被称之为“独创性的设备”和“革命性的发明”。因为有了这个设备，“病毒是没有任何机会的。”简单来说，这一系统就是一系列进气扇和排气扇。一个巨大的进气扇把外部空气抽进来，再经由通风口实现大楼内部循环。在大楼的另一端，大型的排气扇先把污染的空气送入一组空气过滤器，再把它排到室外。每个房间都有节气阀，控制着进出空气的流量。轻微地调整一下节气阀，都可能破坏整个大楼空气交换的平衡。257实验室的最核心区，也就是120区的空气负压值最大。要想让这个精密的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必须保证两点：室外的通风口能保证空气自由进出大楼，风机马达能够得到持续的供电。      

       8月18日，周日 下午3:00。 自工作人员在午夜时分到达岛上之后，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检查一次压力表。压力表测的是257实验室空气负压控制系统的工作情况，这一系统是保证生物安全的基础。本来，压力表显示的是每个房间的负压，但现在很多已经毁坏或丢失了。“读数经常出现错误。”一位熟悉这个系统的员工说，“同一个房间，老式压力表和新式压力表的读数却截然不同。”只要轻轻地弹一下压力表的盖子，表针就会左右摇摆，然后随便指向某个不准确的数字。      

       当停电的时候，电风扇产生的噪音开始逐渐减弱，从巨大的轰鸣变成了嗡嗡声，最终沉寂了下来，压力表的指针也开始下降了。这个本该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连续运转的生物安全系统，现在完全停止工作了。没有了负压的保护，也没有了密封的衬垫，被污染的空气现在可以横行无阻，通过最简单的路径向外传播了。为了应付突发情况，当初设计257实验室的军队工程师，还同时设计了一套故障安全装置。通风口会和外部的节气阀连着，当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节气阀就应当关闭，把被污染的空气隔绝在大楼内部。但是在“鲍伯”飓风来临的那个晚上，和其他的故障一样，节气阀也经受不住暴风雨的袭击，失去了作用。斯泰凯说：“节气阀都关不上了，只能开着。”这也是因为农业部在安全问题上的一贯懈怠，没有定期检查这些节气阀，也没有进行恰当的维护。猛烈的飓风也许把它们毁坏了，也可能只是使它们关不上。总之，生物防范系统彻底瘫痪了。      

       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员工们，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满脸惊诧。“楼里有昆虫！我们都看到了。”菲利普痛苦地回忆着。在空气负压控制系统停止工作后，蚊子、飞蛾、苍蝇，这些在岛上大量繁衍的飞虫飞进了通风口，到大楼里躲避飓风的袭击。飞虫把感染动物、污染的空气和污水连为一体，它们在大楼里随处乱飞。而且，在飓风过去之后，这些飞虫还在实验室内外自由出入。      

       “我们没有电，没有发电机，但却有焚化炉和锅炉等。不过103号楼（紧急发电厂）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斯泰凯的声音开始颤抖了，这位老工程师在回忆飓风那天的遭遇时，不禁声音嘶哑，“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设备，一台泵，哪怕是一台除草机的引擎，兴许我们就能好一些，就能多帮上一些忙。”      

       菲利普打断了他，让他冷静一点：“看，我不是科学家，但是……” 他用双手抱住脑袋，他一定又回忆起当天晚上所经历的一切。他心里明白，这真不是什么好事。      

       “……在我看来，这算得上是一次‘彻底崩溃’了。”      

       8月18日，周日，傍晚时分。飓风眼已经移到了罗得岛海岸（在布洛克岛的另一边，与长岛遥遥相对——编者注）。在普拉姆岛上，B组员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竭尽全力维护257大楼的安全。现在，他们已经身心俱疲了。此时，尽管他们都饥肠辘辘，但在经历了污水渗漏、冰柜融化、生物安全系统全面崩溃之后，没有人还会傻傻地到休息室的冰箱里取食物充饥，他们都害怕吃到污染的食物。过了一会，他们的无线接收装置刺刺拉拉作响，是103号楼的一名员工发过来的，说用来清理渗漏物的水泵现在已经被污水充满了，而且现在水流非常激烈，他们急切需要帮助。菲利普同意冲到那面提供帮助。他说，那样还可以带回一些食物，因为103那边的东西应该比这边安全。为了准备这次突围，他还是严格遵守正常的实验室排污程序。但此时，这一切看起来是多少的可笑——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菲利普在黑暗中用冷水（热水早没了）冲了澡，还掏了耳朵，剪了指甲，然后换上了干净衣服。“值班官员允许我出来，”菲利普说，“他现在负责整个岛上的各处操作。他让我去吃点东西，再带点给257实验室里的其他人。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在楼里呆了整整18个小时了。”那名值班官员叫威廉姆拉格雷德（William Lagreid），是最近才招到岛上从事科学研究的。他的值班室在岛的东部，与257实验室隔得很远。值班员这个职位，使他要为岛上的一切过失全权负责，因为在“鲍伯”飓风发作期间，岛上只有他一名科学家。在收到飓风警报后，罗杰主管还这样不负责任地让一名新手担当重任，不禁令人疑窦重重。如果换一名有经验的值班官员，他可能就会优先疏散257实验室的人员和生物样本。      

       走出257实验室，菲利普正好赶上了“鲍伯”飓风的尾巴，但他还是支撑着穿过树林，向发电厂走去。平时不过几分钟的路程，现在却如同长途跋涉，因为此时要跟时速170公里的飓风搏斗。他不得不攀住道路两边的树枝，还要注意躲闪身边的飞沙走石。菲利普在黑暗中艰难跋涉，终于走到了发电厂门口。落汤鸡似的他舒了一口气，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开始了工作。他和发电厂的其他员工堵住东门，不让水从外面渗进来，并小心翼翼地向外舀水，因为发电机就在里面，他们要防止发生短路。现在，这台发电机担负着全部的供电任务，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菲利普又马上赶到发电厂的厨房，给257的弟兄们准备食物。好在这里的食物没有被污染，弄好之后，他就立刻赶回了257大楼。当他通过257的阻隔室时，大家都为他的平安归来齐声欢呼。      

       8月19日，周一，午夜零点。在经过普拉姆岛之后，“鲍伯”飓风逐渐失去了它的强度，在罗得岛着陆了。但它还会继续向北移动，经过波士顿，一直绵延到缅因州的海岸线，然后跨过大西洋在英格兰的海边消失殆尽。      

       普拉姆岛上，疲惫不堪的B组员工已经连续工作24小时了，虽然远远超过了平时的8小时值班时间，但他们仍然不能离开，因为换班的员工还是过不来。“普拉姆号”还是有沉船的危险，狂风也阻止了直升飞机的安全着陆。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B组员工维修了渗漏的蒸汽管道。“我们四处走动，确保门都关紧了。蒸汽系统停止工作之后，我们检查是否有水从管道中渗漏出来。到处都是水，我们拧紧每个螺丝，确保泵不漏水。”虽然早已筋疲力尽、头晕眼花，但他们还是在大楼里踯躅前进，紧紧攥着手里的钳子、扳手等工具。外面的暴风雨终于逐渐减弱了，动物也渐渐安静了，偶尔发出零星的呻吟。这时，大楼的各项系统仍然处于停止状态。菲利普回忆说：“当大楼正常工作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那些漏水的声音。但是现在，万籁俱寂中，这样的声音就格外真切——嘀嗒，嘀嗒，嘀嗒……”      

       8月19日，周一，上午8:00。A组员工终于到了，B组员工可以休息了。斯泰凯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走时已经没有必要再消毒了。257实验室的水像冰一样凉。再说，冲澡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换上了便服，走到港口的警卫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在那里洗了澡，然后回家。”      

       菲利普说：“受污染的衣物都留在了岛上。”在257实验室生物防范系统全面崩盘之后，这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在这样一次非同寻常的值班之后，对B组员工来说，任何安全规范都形同虚设。      

       8月20日，周二，午夜零点。冒着生命危险奋战了32个小时的B组成员，没有得到任何轮休，马上又被派去值夜班。“管理层从没有明确地说，‘你们干得太棒了！’或者其他的什么。”菲利普说，“他们甚至没有给我们安排一次身体检查。”      

       1991年9月17日，B组员工才迎来了迟到的赞许。普洛曼博士（R. D. Plowman），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服务局主管，在信中对他们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表彰。信上说，这些员工“在短暂停电时采取了迅速、果断的举措，防止了普拉姆岛动物疾病实验室遭到破坏”。但是，仅仅是“短暂停电”吗？整整32个小时，他们在黑暗中只能用手电筒照明！普洛曼博士最后说：“我以个人的名义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在危急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辛勤的工作。”      

       然而就在同一天，这些员工又接到另外一封信：      

       “作为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进行人员裁减。您的职位已经被取消了，您也被解雇了……”      

       作为农业部节约成本的一部分，B组员工失去了工作。      

       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被解雇了。

第五部分飓风过后

       他们并不需要一艘船才能记住我。      

       ——普拉姆岛主管罗杰布里兹      

       “鲍伯”飓风的毁灭性效果并不只波及普拉姆岛，它总共给美国造成了约20亿美元的损失，其破坏性在美国历史上位居大西洋地区第八。因此，“鲍伯”这个名字被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永久地收藏起来，不再用于飓风的命名。      

       普拉姆岛实验室建立之初，它的生物安全操作手册中就有4条是关于“紧急飓风措施”的。坐落在东北飓风带最易受攻击的地点，普拉姆岛经常会遭遇险恶的天气状况，特别是在秋天。早在16、17世纪，这里的风暴就导致了多次沉船，遇难者都被埋在岛上。据一位雇员说，在20世纪50年代，每发生一次暴风雨，岛上都会有一名员工辞职。1953年11月，一次暴风雨袭击了普拉姆岛，当时257实验室马上就要完工了。在这次风暴中，军方的一艘船被击沉了，岛上的水也已经积了7.6厘米，而257实验室外面的围栏当时才不过建了10厘米高。沼泽地通往大海的水渠被海浪冲断了，海水漫到岛上，不仅破坏了地下的淡水水源，而且对于用来隔开实验室和大海的松树林来说，富含盐分的海水严重威胁它们的生长。为了防范下次可能再突如其来的风暴，军队工程兵团在水渠两侧堆放了沙袋，并用数十吨石块修建了防洪堤。尽管257实验室保住了，但这首先引起了一个疑问：即在岛的西南岸建造实验室是否妥当。一份普拉姆岛洪水图显示，如果第三级飓风掀起的海浪高达3.6米，257实验室就会洪水泛滥。      

       由于深知此类潜在的危险，那些修建动物疾病中心的科学家制定了飓风应急计划：      

       猛烈的暴风雨或其他自然灾害会现叵拗粕踔林卸嫌急措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防范设施可能会出现缺口，病毒也可能外泄?    

       这份计划规定，在得到24小时飓风警报之后，实验室应该实施一系列安全保卫项目，以确保将损失减到最低。计划中提到，在所有窗户上安装6毫米厚的夹板，在建筑物外面堆放沙袋，把洪水对地势较低处的损害减到最小，还特别指出要在257实验室外堆放沙袋。但在“鲍伯”飓风逼近时，无论是257实验室，还是发电厂，都没有任何沙袋的踪影。由于这个疏忽，发电厂遭到了水淹。如果不是有菲利普那样头脑灵活、辛勤工作的员工，发电机就无法保全，那样损失就会更大。      

       除了要保护建筑物的安全，这份应急计划中还规定了飓风来临时要特别注意的安全规范，包括：      

       a.水塔必须要加满；      

       b.必须使用地下电缆供电；      

       c.备用发电机必须进入运转状态，也必须配备操作员；      

       d.102号楼和257号楼的排水、排污管道必须进行清理，污水槽要清空；      

       e.在员工各自的工作站要准备好食品、水、药物等。      

       在接到“鲍伯”飓风警报之后，管理层一条应急政策都没有做到。水塔没有加满，地下电缆则根本没有维修，备用发电机也是在停电以后才开动。至于第四点，如果排污系统经过了清理的话，污水就不会渗漏到地板污染整个大楼，也不会感染B组员工。而且由于没有食品供应，菲利普才不得不离开大楼到外面求援。“我认为，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飓风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是，在得到飓风警报之后，他们却什么准备工作都没有做，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位B组工作人员在事后回忆。      

       对前任主管卡利斯制定的规矩，政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那本7.6厘米厚的安全手册中，他特别提到：“要在道德和法律上重视安全工作，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各方面的安全。”就是因为忽视了卡利斯的规定和紧急安全操作程序， 257实验室才会在飓风来临时发生严重事故。在普拉姆岛及员工和公众的安全问题上，普拉姆岛主管罗杰布里兹严重失职。而污染没有扩散到长岛、康涅狄格州和其他地区，只能说是一种很大的侥幸。      

       无名感染      

       但事后，政府拒绝承认257实验室出现了任何问题，普洛曼博士的信里也只简单地说是“短暂停电”。对于B组员工在飓风中坚持工作32小时的英勇事迹，岛上的管理层只把它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而已。      

       在飓风后不久，菲利普皮加利身上出现了类感冒症状，以及经常性的恶心、严重的头痛和发冷发热现象。他的家庭医生要求岛上的官员提供工作体检血液样本，但却遭到了拒绝。在《新闻日报》披露了政府的阻挠行为之后，他们才迫于压力提供了样本。但是，经过一系列检查之后，无论是菲利普的家庭医生，还是州立大学医药中心的医生，都无法诊断出他的病情。和普通的医药中心一样，这里的设备也无法检测出外国“动物病毒”，包括能感染人类的病毒。而能够检测出病因的机构——普拉姆岛却拒绝提供帮助。岛上的科学家坚持说菲利普是因为被解雇而不满，同时又感染了莱姆病而已。但是他的家庭医生却坚持认为，感染的并不是莱姆病。菲利普的病症一直持续了六年，之后才逐渐减弱、消失，但最终也没有得到确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0多年了，菲利普也过上了健康、正常的生活，但他相信，就是那天在257实验室接触了污水和有毒的空气，才感染了某种不知名的疾病，而普拉姆岛的拒绝则使他更加确信这一点。      

       菲利普并不是在那个夜里唯一被感染的人。在全力帮助257实验室度过难关之后两年，斯泰凯也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炎症状。一开始是肘关节难以弯曲，后来一走路腿就疼，再后来就索性不能走了。“有那么18个月，我病得非常厉害，我妻子不得不把我抬上车，带我去看医生。”当地的乡村医生用大量可的松类固醇药物控制炎症，虽然这减轻了疼痛，但也带来了顽固的后遗症，使他一撞就会出现严重的淤伤。像对待菲利普和其他人一样，普拉姆岛对他也没有一丝关心和尊重。而且，他还不如菲利普，无法提交自己在岛上的血液样本，因为这20多年来，他从未有过体检抽血。他向岛上的安全官员寻求帮助，希望找出病因，但却被告知没有这项预算，岛上绝不会提供一分钱。“很难证明，我的病跟那次飓风袭击值班有关。再说，在岛上我也从来没有抽过血，所以谁能知道呢？”无法证明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感染疾病的机会并不只这一次，1983年3月2日也出现过一次泄漏事故。      

       那是一个周三的早上，264号动物房出现渗漏，污水流到了设备室。当时264动物房里关着感染了水泡性口炎伊斯法罕菌株的牛。污水溅到了斯泰凯和其他两名员工身上，他们马上用胶带封住了管道，用盐酸冲洗了地面，同时向上报告了此事。      

       10分钟后，安全官员沃克博士和里士满博士到了，他们下令封锁整个区域，并进行消毒。工作人员锁上了走廊大门，并在门两边用胶带封好。食品被送入焚化炉，衣服也都用蒸汽高压灭菌锅消毒。接着，他们给走廊和264号房的下水道进行了消毒。1小时之后，全副武装的安全技术人员来了，他把胶带拆下来，把污水舀到桶里。然后，他找到了那个渗漏的洞，斯泰凯用硅树脂把它补牢，房间也再次进行了消毒。处理工作一直到下午才算大功告成。斯泰凯和其他10名参与此事的员工都接受了96小时的监控，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出现感染现象。当时还是杰里卡利斯担任主管，他们按照安全手册的要求，用了7个半小时才修补好这个小小的漏洞。如果这要是在安全懈怠、效率低下的罗杰主管时期，肯定又是一起严重的生物泄漏事故。      

       在飓风事件过后，既得不到普拉姆岛的帮助、也无法被医生确诊的斯泰凯，只好求助于自己的妻子弗朗西斯。“我最好的医生就是我的妻子，她到图书馆去钻研各种书籍，帮助我摆脱药物。”弗朗西斯给斯泰凯制定了严格的锻炼计划，准备了营养丰富的食品，并不断鼓励他积极面对生活。慢慢地，斯泰凯康复了。但是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病因，也许这是一种潜伏期很长的病 。      

       斯泰凯和菲利普，他们两个门外汉，都想知道自己的病和普拉姆岛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都希望医生能确诊病情，以便更好地治疗关节淤伤，预防耳部感染。斯泰凯说：“你暴露在那么多种病毒面前，但他们说这不会感染你。结果你生病了，你告诉自己的医生，你在普拉姆岛上工作，但这有什么用呢，他们没办法检测出来。他们可以检测出肝炎，但是裂谷热呢？至于说农业部，他们总是说，‘请出示证据，说出你们在岛上感染的病毒，以及感染的过程。’可我们哪有法子证明啊？”      

       就在B组员工因“迅速有效”的行动得到表扬、又被草草解雇之后，《新闻日报》发表了一篇相关报道。报道说，在飓风中，岛上的实验室对工作人员和公众都没有任何危险。曼纽尔巴拜托（Manuel Barbeito）是岛上的安全官员，他告诉《新闻日报》：“没有任何潜在问题，这是一座安全的实验室。”同时他还说，停电期间，实验室的空气过滤装置仍能正常工作，有效防止了病毒外泄。当菲利普按照他医生的要求，向岛上要一份他可能接触到的病毒名单时，一名官员递给他一封信。“信上说，我们接触到只有涂料、涂料稀释剂和原油，别无其他。”      

       虽然政府告诉公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岛上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反。就在《新闻日报》澄清事件后不久，257实验室旁就出现了一台拖车大小的便携式发电机。由于地下电缆仍然没有修好，这个发电机为257实验室提供电力长达好几个月。在后来的暂时停电时，它也经常为257实验室提供电力。虽然管理层宣称，在飓风期间，生物排污系统一直正常工作，但所有的节气阀都换了新的，并规定要定期检查——而根据政府的说法，这在飓风来临之前就已经做到了。此外，在这之后，只要出现电力中断，安全官员就会亲自爬到257实验室的屋顶，检查节气阀是否能够正常关闭。而且，就在B组员工被解雇之前，他们也终于接受了防毒面具的使用训练，斯泰凯猜测：“他们害怕惹来官司，所以他们要在记录中显示，我们都已接受了训练。”

第五部分罗杰王朝的衰落

       1995年，罗杰布里兹从普拉姆岛离任，抓住了一个更好的机会。在他之前的两位主管，各自有一艘渡轮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谢安号”和“卡利斯号”。但是罗杰告诉一位记者：“他们并不需要一艘船才能记住我。”在他跟我面谈的时候，罗苌踔粮直接：“我招来的员工就是对我最好的纪念，我才不管什么船、建筑之类的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搞不了研究，只有人才能搞。你可以看看我的学术论文，人们会根据这些评价我。我会在这里存在——这是科学的儆。”r      

       罗杰得到了各方面对他的评价，他的上级、他的科学家，还有岛上的维护人员。农业部的一位高层说：“有人认为罗杰是最好的，有些人则不这么想。”在他看来，罗杰“有创新性和活力”。他重新整合了岛上的整个科研项目，完成了工程，同时也把普拉姆岛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爱德华霍尔赖泽认为，罗杰是“一个强势人物，非常有心计”。他说：“罗杰会把我叫去，把他宣称不会再提及的事告诉我。我知道，他希望我把他说的话传达给每个人。”普拉姆岛的安全官员汤姆萨维基（Tom Sawicki）的观点是：“他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则说：“普拉姆岛是他的跳板。”      

       罗伯特肖普博士曾和罗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观点比较中庸：“农业部的有些人不喜欢他做的有些事。他赶走了岛上一些老朽、无用的员工，在这一点上，他不太受人欢迎。但我认为，他是岛上前进动力的一部分。”在比较罗杰和他的前任时，肖普说：“罗杰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他属于独断专行的人，而卡利斯则非常保守，拘泥于书本。他们根本不是一类人。”      

       “我对罗杰的看法是，”卡萝尔豪斯说，“他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他还经常出席小镇会议，在幕后周旋。而且，岛上新主管的候选人也是他一手挑选的。”      

       “这是个很难讲的话题，”吉姆豪斯博士字斟句酌，“在普拉姆岛的历史上，他执政的时期并不算什么光辉时刻。但他能够操纵局面，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能让自己看起来很光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确实做了一些实事，比如在分子滤过性微生物学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但在这方面他也钻了牛角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空想家。他对细菌战非常感兴趣，这成了他的新目标。但是他并不具备领导者的能力和前瞻性，没能让普拉姆岛稳定地发展，岛上的科研产出也不多。在科研上，我并不很敬重他。他还贩卖抗性基因动物，而这种研究在岛上并没有进行过。我们只有抗性基因牛、转基因猪，当然这些动物并没有卖去任何地方。”      

       最后，他说：“没有前瞻性。综合起来就是四个字：目光短浅。”      

       “毫无疑问，普拉姆岛上的两个科研小组是全世界最好的。”罗杰布里兹说，“我刚来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最擅长的话，那就是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让他们突破自我，达到新的高度。”但有些研究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理查德恩德里斯博士举了个例子，他说，罗杰刚来岛上就解散了猪瘟研究小组。后来，他招的新科学家在花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之后，建立起来的项目和以前的一模一样。至于说罗杰新建的实验室大楼，包括一个新的动物隔离区和一个奇特的两层砂岩砖墙办公楼，就套接在101实验室的前面。这个光鲜亮丽的建筑，把那座又老又旧的实验室挡了起来。      

       从政府服务中退下来后，约翰波义耳仍然跟着他的老上司。他说：“你看看罗杰离开普拉姆岛后去了哪里——先是做了区域副主管，后来又成了区域主管，现在，他已经是华盛顿的一级官员了。”罗杰博士在农业研究服务局担任一个项目的副行政官，这个项目是负责部门间的特殊事务的。在他的上司，国土安全部的弗洛伊德霍恩的帮助下，罗杰监管着一部分农业部的科研项目。显然，比起当初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论资排辈来，罗杰这些年在美国的奋斗要成功得多。      

       那么，这是否和他当初的雄心壮志背道而驰呢？波义耳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而且他关心的层面也非常深，有时候我觉得他关心的太多了，以至于影响了天分的发挥。而且他非常顽强，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他非常关注科研——优秀的科研。这也是他为什么眷顾我的原因，因为我工作特别努力，能帮助他达成目标。”无论是被科学的荣誉蒙蔽了双眼，还是充满了实现目标的野心，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罗杰越爬越高，而岛上的员工却遭受着灾难，岛屿本身也快支离破碎了。      

       在罗杰对普拉姆岛实施变革的过程中，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改变，而且还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      

       当他还担任着主管时，罗杰曾对一名记者说过：“如果这个地方不做任何改变的话，那么它就会消失。”      

       确实，罗杰改变了普拉姆岛。      

       但就像他说的：“与成功相伴，要比与失败相伴难得多。”      

第五部分守卫家园

       你参与得越多，你就越觉得无所适从。      

       ——普拉姆岛雇员      

       不幸的是，本书讲述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事实上，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2002年8月，普拉姆岛上的员工进行了罢工，到了第二年的6月，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把普拉姆岛移交给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故事就一天比一天有趣了。      

       1995年，罗杰主管正式从普拉姆岛离任，但他一直在背后操纵一切。2000年6月，罗杰最终选择了65岁的戴维希克斯索尔（David L. Huxsoll），让他担任普拉姆岛的新主管。一位了解这一任命内情的科学家说：“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生物战方面的背景，罗杰一直对生物战很感兴趣。他特别喜欢神秘的东西。”戴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业小镇，自小就对牲畜感兴趣。和卡利斯一样，他也毕业于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戴维在军队呆了30年，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病毒的踪迹。1983年，他被任命为德特里克堡研究所的指挥官。希克斯索尔博士说：“那里最有价值的就是人才。我们不惜一切防止疾病的发生，并在出现状况时控制局势。”      

       作为那里 的指挥官，希克斯索尔曾经历了伊波拉病毒在弗吉尼亚州的爆发。当时，他采取了一项有争议的举措——派兵干涉本属于疾控中心的事务。这是由于疾控中心缺乏有效手段。“当时，我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危险、安全问题等等，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而当时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尽量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尽管这个决定做得很艰难。”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派出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由10年前带着裂谷热病毒去埃及的彼得斯率领，成功击退了伊波拉病毒的袭击。      

       他还曾经在海湾战争之后，参加了三次联合国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并两次担任小组指挥官。之后，他也曾经对前苏联进行过武器核查。“那里的项目超乎每个人的想像。”他说，“我们谈论着那里的大型设施，巨大得无法想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工厂都建在贫瘠、荒凉的地区，没有任何装饰，只是一座高效的巨型工厂。”在伊拉克那片已经被征服的土地上，核查小组中的科学家、翻译、通讯人员以及摄影师，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在俄罗斯，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每检查一个俄罗斯的设施，就得以美国本土的一个设施来交换。“这样做真的会产生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要隐藏的，但是你能允许他们从礼来（Eli Lilly）和默克（Merck）提取样本吗？”      

       俄罗斯希望检测的机构就包括普拉姆岛。      

       在接受了普拉姆岛主管的任命（他把这一任命看作是“另一种有趣的工作经历”）后，希克斯索尔首先号召普拉姆岛与当地社区休战。他以开放岛屿的形式举起了白旗，允许公众到岛上参观，以期他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个神秘王国。“根本不需要隐藏什么，”希克斯索尔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自豪。”不过，由于9.11恐怖袭击，这种一厢情愿的开放举措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在希克斯索尔的领导下，普拉姆岛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毕竟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经过考验的前军队指挥官。后来，有人听到了罗杰对他的评价：“希克斯索尔真是个好人，但是他在岛上的权利没有当初我那么大。实际上拥有权力的是控制着岛上资金的人，虽然他们的做法并不对……”而卡利斯则罕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克斯索尔来到岛上的原因就是，农业部认为他能够把生物安全级别升到第四级。”      

       那么普拉姆岛自身和岛上的炭疽热病毒呢？在2001年的炭疽热病毒威胁之后，农业部抢先声明岛上从未有过这种病毒。如果真像农业部说的那样，那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在询问可疑分子时却问了这样三个问题？      

       你是否到过普拉姆岛？      

       你是否认识任何在普拉姆岛上工作的人？      

       他们在岛上的职务是什么？      

       就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军队在1954年离开了普拉姆岛，把领导权移交给了农业部，同时也留给他们131株病毒菌株，其中，有12瓶只标了“N.”字样。现在，这些病毒已不在保密期内了，因此我们知道，其实它们都是炭疽热菌株，是普拉姆岛的创始人黑根博士发明的。如果说，普拉姆岛从未进行过任何炭疽热的研究，也从未保存过它的话，那么，农业部就必须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N”不再代表炭疽热，而变成了其他病毒。而且，如果岛上真的没有炭疽热的话，那就是说，农业部不仅欺骗了联邦调查局，同时也欺骗了普拉姆岛的创始人。      

       1999年，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揭露了农业部曾悄悄地把普拉姆岛的生物安全级别由三级升为四级。这篇报道激起了长岛东端居民的焦虑和愤怒。在结构上，三级和四级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在三级设施中，进行“核心”研究时要求进行面部防护，而四级则要求进行全身防护。但是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别在于：病毒级别。升为四级之后，普拉姆岛就能正式研究致命性的病毒了，包括疯牛病病毒、尼帕病毒（曾于1999年在马来西亚爆发，夺取了265人和100万头猪的生命）、伊波拉病毒、马尔堡病毒、马丘波病毒（后两者都与裂谷热病毒有关）。但实际上，这一差别从未影响到普拉姆岛的病毒研究。例如，裂谷热病毒和马鼻疽细菌的都属于临界微生物，安全级别在三级和四级之间。这两种微生物都是生物战试剂，而普拉姆岛上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再比如德国在二战中使用过的马鼻疽细菌，有些文件规定它是三级，然而，一份联邦政府文件的题目却是：“研究马鼻疽病毒的动物实验室的安全级别为四级。”尽管农业部一直在偷偷努力，但迈克尔福布斯，和格罗斯曼一起参观过普拉姆岛的国会议员，在2001年的联邦预算中剔除了普拉姆岛升级一项。这是当地社区首次战胜了农业部。9.11事件后，农业部又把此事提上了日程，但都被福布斯的两名继任者枪毙了。      

第五部分升级事件

       当普拉姆岛要把生物安全级别提升为四级的消息传开之时，正是1999年西尼罗河病毒爆发的时候。岛上的前雇员和当地的环保组织给政府官员打电话，提出控诉。这些官员当中就有纽约州女议员帕特丽夏阿卡姆波拉（Patricia Acampora）。帕特丽夏从小在长岛长大，但对普拉姆岛却一无所知。她说：“如果你坐渡轮去康涅狄格州，途中就会看到这座岛。视线里的其他小岛上都一片荒芜，这时你就会奇怪，那座岛（普拉姆岛）上的建筑是做什么的？”      

       帕特丽夏做州议员已经有5年了，但她从未跟普拉姆岛有任何瓜葛。现在，她当机立断，马上组织了一支特别工作组，调查升级事件和听到的其他怪事。“虽说普拉姆岛属于联邦政府，但是，如果岛上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势必会影响辖区内的公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必须仗义执言！”与岛上员工自发的请愿或农业部的行政管理不同，帕特丽夏第一次把这种质疑变成了严肃、认真、查找真相的过程。这需要有政治勇气，因为这样的行动会同时影响双方。很多选民严厉指责她的行动，控告她要关闭普拉姆岛。她还记得，当时自己是这样告诉那些人的：“即使我想这么做，那也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只是想让双方进行沟通，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      

       帕特丽夏邀请了各方人士，包括政治领袖、岛上的前科学家、工程师、农业部官员、纽约州环境保护官员，以及县里的健康官员等，和她一起努力。她还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岛上官员的允许，因此她还找了岛上的前工程主管默隆威金和备受尊敬的卡萝尔豪斯博士。帕特丽夏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让他们告诉我们岛上到底在干什么”。特别工作组和农业部进行了5次马拉松式的会谈，在帕特丽夏的领导下，小组连珠炮似地问了很多问题，诸如：“岛上的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你们能否承诺岛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且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那些官员并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岛上的领导层也似乎不愿意澄清事实。希克斯索尔曾经给特别工作组写过一封信，说他和前任不同，愿意就此事跟大家进行沟通。但是，帕特丽夏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希克斯索尔也没有出席2001年3月召开的社区会议，而是推举了一位政客代表他申诉：“我觉得无所适从。正是你们这样的行动，才造成了普拉姆岛和社区之间的不信任和互相怀疑。”      

       而罗杰当时则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帕特丽夏说：“我跟罗杰也谈过话，他和别的主管没什么两样。”只有杰里卡利斯主管不同。当时，他已经完全退休了，但仍然愿意出面帮忙。据帕特丽夏称，卡利斯主管对他们“非常有帮助”，向工作组解释了很多科学问题。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正当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卡利斯慢慢地从后站了起来，说：“我请求大家的谅解。”他用那低沉的声音继续说，“这样的讨论不禁使我想起了1953年，当时我刚来这里，非常不受公众欢迎。但是我的工作就在这里……这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然后他谈到了目前普拉姆岛面临的问题：“我们都犯过错误，我们都做过愚蠢的决定。但是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有多么重要。我们能够完成危险的工作，也能保护公众。至于升级的事，我无法说什么，但是农业部会了解你们的焦虑和担忧。”      

       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很少有支持普拉姆岛升级的，但是格林波特市长戴维卡佩尔（David Kapell）却是例外。他引用了《纽约时报》的说法，说这样的举措“对当地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他告诉一位记者：“当然大家会担心，但是从50年安全操作的历史来看，我对政府是有信心的。”《纽约时报》特别指出，作为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戴维市长已经向岛上的科学家出售了半打以上当地的房产，在普拉姆岛升级后，他还打算出售更多的房地产。      

       世界上的事总是会令人诧异。就在外界在声讨普拉姆岛时，岛上却传来了一些好消息。2001年4月，科学家弗雷德布朗成功开发了一种口蹄疫的快速检测法，把检测时间从2天缩短到90分钟，与一种基于网络的疾病管理系统相关。罗杰说：“这是5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其实，这种值得庆贺的科研成果、这种正面的研究才是公众希望普拉姆岛去做的。      

       不过，汉普顿的环保主义者罗伯特德卢卡（Robert DeLuca）对此并无多少兴趣。在谈到普拉姆岛的升级时，他说：“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差了，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比这里更适合。”索尔汉森（Thor Hansen），二战时的一位海军官员，曾经历过南太平洋上的三次台风，比任何人都了解天气。他认为，长岛东端非常容易遭受飓风，因此对于实验室在飓风带上的选址，他觉得不可思议。      

       有位州议员给工作组写信，说：“普拉姆岛上误导性的信息经常困扰我，我觉得他们似乎在刻意隐藏什么。这有损我们政府的形象。”卡萝尔豪斯与这位州议员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说：“我觉得工作组步履维艰，而普拉姆岛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尽管他们的把柄经常被抓到。问题在于，岛上根本没有连贯性的领导，那些回答问题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据记者卡尔格罗斯曼报道，农业部官员的一条评论激起了众怒。农业部的怀尔达马丁内兹（Wilda Martinez）对特别工作组说：“我们愿意倾听你们和社区的意见，但是，最终采取什么措施还是由联邦政府决定的。”事实上，岛上就是这么做的。无视于公众的反对，希克斯索尔仍然向政府申请了1亿2500万美元，用于实验室的重新装修。对普拉姆岛而言，这是史上最庞大的一次工程。当然，农业部满口否认这和升级有任何联系。      

       尽管如此，果敢、进取的特别工作组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成功说服了农业部，从他们的网站上拿掉了一些敏感性材料，比如普拉姆岛实验室的地图和表格等。但是网上仍然有一些很危险的材料，当作公共资源 。      

       特别工作组还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些年来，农业部一直无视环保署的相关规定，仍然向附近地区排放有毒垃圾和污水。由于环保署是联邦一级机构，帕特丽夏无力触及，于是她转而向纽约州环保局寻求帮助。在2000年纽约环保局出台的一份检查报告中，认为普拉姆岛上的环保存在“严重问题”，包括废料、焚化炉、有毒垃圾，以及排污方面的违规等。这样的违规行为早在10年前，就已经得到过美国环保署的警告了。当然，和以前一样，这仍然没有引起农业部足够的重视。纽约州司法部长丹尼斯瓦科（Dennis Vacco）把普拉姆岛告上了法庭，他的发言人斥责普拉姆岛说：“如果连联邦政府都不遵守环境保护条例，那还有谁会重视它呢？”2001年6月，在一份经过法院批准的认可令中，农业部承认了自己的三项排污违规行为。按照原先的承诺，每天排放的污水量不能超过14.8万L，但它实际排放的高含量粪大肠杆菌污水却是22.7万L。因此，农业部又一次承诺了停止对附近水域进行污染。但6个月之后，情况还是没有一丝好转。2002年12月，在新泽西和纽约州的12家最大的污染源清单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把普拉姆岛列为了第二。      

       为什么普拉姆岛能够一次次逃过惩罚，而且能长时间逍遥法外？其一，就像我们早先提到的那样，直到1991年，普拉姆岛仍然像一个大家庭，员工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密。当时的处世哲学是：“要想保住工作就要保守秘密。”所以普拉姆岛才能长久地保持其神秘面貌。其二就是它那模糊、误导性的名字：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不过，1999年的西尼罗河病毒爆发和2001年的炭疽热威胁，都让公众认识到了动物疾病是可以感染人类的，甚至可以导致人类死亡。其三，农业部总是以机密性来蒙蔽媒体。由于记者一般都比较关心时效性强的新闻，而揭开普拉姆岛的黑幕则需要深入、长篇的报道。其四，不论岛上发生的问题多么严重，农业部总是能一手遮天，帮助普拉姆岛渡过难关。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普拉姆岛作为一个岛屿，有完全的自由度，对公众没有任何义务。作为联邦政府的下属机构，普拉姆岛不需要向任何委托人、媒体或是股东陈述自己的运营情况。另外，由于行政命令和相关法律的执行对它没有力度，所以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的丑恶行径。      

       农业部突发奇想地把普拉姆岛称为“动物疾病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又称为“石牢”，位于美国旧金山海湾的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海，鲨鱼出没，因此没有犯人可以逃跑。自1963年关闭以后，小岛成了一个旅游胜地——译者注），但是这样的称呼有严重的误导性。“石牢”关押的犯人的确无处可逃，但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病毒还是会泄漏，至少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有两次，而且是从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而我们不知道的或没有检测出来的肯定更多。另外，岛上也有很多员工因感染了动物病毒，有些终生难以治愈，有些则已然身亡。但是对于这一切，农业部只是耸耸肩，一笑了之。普拉姆岛这些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是环境保护的大灾难，也是工作安全的梦魇——它已经多次上了环保署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黑名单。无论是直接的事实，还是各种间接证据都显示，在1999年的西尼罗河病毒、1975年的莱姆病，以及1967年的荷兰鸭瘟这三次病毒爆发事件中，普拉姆岛都难逃其咎。另外，埃里希特劳布，这位顶尖的纳粹生物武器科学家，既与普拉姆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曾以参与美国军事项目的名义逃离德国，这使得本已扑朔迷离的农业部和军方关系更加神秘。此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岛上对生物安全措施的懈怠与疏忽，导致了未知病毒和细菌通过“生物排污系统”传播到空气和附近水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像是恐怖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是可怕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小说，全部都是真的！      

       很显然，与美国疾控中心或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不同，普拉姆岛的管理更像一个小镇的高中生物实验室，而不是一个高度防范的病毒实验室。但是，有一点，它却和它的这两位兄弟相同，那就是它同样在研究危险的致命性病毒——能导致艾滋病、裂谷热、小儿麻痹症、西尼罗河病、日本脑炎、猪瘟、疯牛病，以及其他许多不知名的病毒。      

       回头看看自1956年就开始运转的101实验室，看看普拉姆岛的过去，再想想它的未来，你就会知道，把它叫做“阿尔卡特拉斯监狱”是完全不恰当的。

第五部分惯犯

       那么，普拉姆岛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失误、出现漏洞的呢？      

       金钱、权力、口是心非、政治、科学荣誉的野心，这一切都是使普拉姆岛出现重重漏洞的原因。对普拉姆岛的政治支持，从完全没有到激烈的反对，转变到今天则几乎成了个笑话。1952年，针对实验室的选址问题，国会议员欧文艾夫斯和赫伯特莱曼要求进行公众听证；后来，一位本地议员强烈呼吁另选一座岛屿；到了1995年，国会议员福布斯成功阻止了岛上生物安全级别的升级。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普拉姆涸谡府官员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再落。。除了核废料反应堆之外，它可能是仅有的遭到当地联邦政府官员极力反对的政府下属机构了。其他的类似机构，例如坐落在康涅狄格州的格罗顿核潜艇基地，就得到了国会议员和参议院的支持，因为它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会。但普拉姆岛却不是这样，政府官员不是对它展开调查（或是假装展开调查），就是对它置之不理。      

       当地的社区也从不希望这一项目开始运转，尽管很多当地居民后来同普拉姆岛言归于好，那也是因为他们的亲人在岛上工作。而且，当地的政客也从未支持过在这里建立实验室。如果当初，农业部和军方能够选择一个当地社区、政治领袖都支持的地方，比如缅因州、蒙大拿州、华盛顿地区或是维京群岛，修建他们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其结果可能根本不会这样。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还是把实验室建在了这里，尽管当地的居民都在祈求：“请不要这样做！”要知道，这就在美国人口最稠密地区的边上。      

       当1953年军方从普拉姆岛撤离的时候，带走了他们雄厚的资金和战争中练就的敏锐思维，以及对普拉姆岛的政治支持。自此，普拉姆岛就只能自筹资金、自谋生路，但从一开始，资金就从未达到过预算。而在行政支持方面，与艾姆斯实验室（农业部下属的研究国内病毒的实验室）相比，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天壤之别。艾姆斯实验室一直得到爱荷华州参议员汤姆哈金的支持，而在普拉姆岛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虽然它确实需要这样一位人物的支持。      

       正是因为普拉姆岛总是面临资金问题，所以它才会牺牲自己的安全设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岛上的工程人员和工厂管理部都曾说“没有足够的人员”，才导致了预防维护措施不得力、101实验室屋顶发生渗漏。私有化后，Burns & Roe公司也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为污水处理厂配备24小时值班人员，即便是在发生严重的有毒物质溢出事故之后。资金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普拉姆岛的业绩，也早已成了建设基础设施的拦路虎。      

       就是因为这些决策的本末倒置，才使普拉姆岛从未达到过它那两个兄弟（指疾控中心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那样的规模和水平。1998年，疾控中心得到了国会20亿美元的拨款，而德特里克堡也从军方得到了2500万的资金和其他支援，但普拉姆岛却只得到了1200万资金。而从2004年的预算来看，现已属国土安全部的普拉姆岛也只能得到约1600万美元。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和人类健康方面的研究相比，动物疾病、动物学技术的研究要次一等吗？还是因为动物疾病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呢？又或是对于动物疾病能轻易传染给人类这一点，大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在当地居民抗议普拉姆岛的选址时，农业部反复引用了疾控中心的例子。农业部的官员说，疾控中心就设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在一所儿童保育中心的旁边，这么多年来也没出过什么事故。但是，农业部忽视了这样三个事实：首先，因为是在市中心，疾控中心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所以能做到诚实、守法。而普拉姆岛则与公众、媒体隔绝，难以得到大家的监督，完全自行管理，因此出现了对安全保卫工作的多项违背。第二，农业部对普拉姆岛进行了私有化处理，这导致了对生物安全和岛上保卫工作的进一步忽视，以及对于员工安全的淡漠和令人惊讶的环境污染等。这些负面影响的作用都是不言自彰的。过往的事实是农业部对普拉姆岛实验室疏于管理的铁证。第三，无论是在科研人才的储备上，还是生物技术安全方面，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或疾控中心相比，普拉姆岛还远远够不上级别。前两者都从未发生过疫病爆发事故，但普拉姆岛却发生过两次；前两者也从未违背过环境或工作安全规定，而普拉姆岛则是这方面的惯犯。      

       特别工作组调查了岛上的安全保护措施，结果发现，就在9.11事故之前，有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偷偷跑到岛上，而岛上的官员对此却毫不知情。帕特丽夏回忆说：“这些孩子们回来后告诉我们，他们到岛上去过。”对此，帕特丽夏联合了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要求政府重新接管普拉姆岛。“联邦政府是唯一有能力对普拉姆岛进行监督、管理的机构，只有它才能保证为普拉姆岛配备电子监控系统，提供船只或直升飞机进行巡逻。”帕特丽夏说。现在，不是仅仅通过谈话就能解决问题了。“我们社区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我们的国家都已经受到了威胁，我们必须出手了。”但是，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理睬。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农业部唯一的改进就是增派了两名私人保安，一名在奥连特尖岬，另一名驻守在岛上，负责整个设施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国土安全部声明已经增加了岛上的安全摄像头数量，但是其他的核心功能呢？帕特丽夏说：“我认为在普拉姆岛的问题上，联邦政府肯定存在失职，至少他们应该在岛上实行身份审查制度，就像机场那样。”      

       特别工作组试图让普拉姆岛意识到自己责任，但是却没有任何成效。在升级进程停下来后，小组也解散了。不过，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在渡轮码头安排了人员，对去普拉姆岛的人员进行身份检查，一如普拉姆岛初建之时。但是，帕特丽夏发现，到了2002年1月，身份检查也成了空架子。“于是我们又去了普拉姆岛，”帕特丽夏说，“他们必须有人监督才会这样做。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这样的监督行动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如果说，对普拉姆岛实行监督不是这位女议员的责任，但还是应该有人对普拉姆岛真正担起责任。不过，说服农业部把危机四伏的实验室从岛上迁移到某个大陆城市又谈何容易呢？      

第五部分农业部的魔杖

       不论你距离普拉姆岛3公里、300公里还是3000公里，面临的都是同样的核心问题：你愿意在自家后院建立这样一座实验室吗？而且，你要记住，即便它不是在你家附近，也仍然有爆发病毒并在全国蔓延的危险。1979年三英里岛上的核电厂事件（1979年3月28日，美三英里岛的核反应堆因为机械故障和人为的失误，导致冷却水和放射性颗粒外逸，但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编者注）就是最好的例子?    

       普拉姆岛的未来从未像现在这样晦暗不明。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农业部得到了外界捐助的2300万美元，虽然款项的数额不大，但是农业部宣布，这笔资金将会全部用于普拉姆岛的安全保卫设施建设。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笔钱足够支付购买空气过滤器、武装保安，以及海洋巡逻的费用了。      

       2002年，布什总统和他的管理班子开始了一次联邦政府重组行动，这是自1947年杜鲁门总统成立国防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行动准备将两个实验室并入了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个是位于下曼哈顿区、负责进行辐射检测和核扩散方面研究的环境监测实验室，另外一个就是普拉姆岛动物疾病研究中心。      

       有人怀疑，由国土安全部对这两个实验室进行资金援助，本质上还是要把实验室的安全级别升为四级。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提出了她的担心，即如果提升普拉姆岛的安全级别，也就等于允许它从事毒性更强的病毒研究，这样会威胁到数百万的纽约州居民。当然，也有一些人支持这种升级。“普拉姆岛应该成为动物疾病研究方面的带头人，这可以抵御那些突发或人为的外国疾病的攻击。因此，拥有这样一个先锋性的实验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罗杰伯瑞兹就怒气冲冲地说，“如果国家不允许这里升级成四级，我们就没有防御能力。”他对升级后的前景信心十足：“这会吸引比现在多10倍的科学家到这里从事研究。”      

       2003年6月1号，普拉姆岛正式并入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时，希克斯索尔博士已经离开了普拉姆岛，岛上也没有出现下一任主管。如果想咨询关于普拉姆岛的问题，媒体或公众就要与国土安全部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协调。国土安全部规定，如果要改变岛上的安全级别，总统必须在180天之前通知国会。实际上，这和1952年的选址听证会如出一辙，都只是障眼法而已。我们都知道，只要联邦政府一时兴起，180天之后，普拉姆岛的生物安全级别就会升为四级，无论公众如何反对都无济于事。      

       2003年3月，普拉姆岛副主管卡洛斯桑托约（Carlos Santoyo）告诉美联社的记者，事实上，普拉姆岛由农业部移交给国土安全部只是“文件性的移交”，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另外，这一移交还能帮助普拉姆岛获得资金援助。虽说拨款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具体到普拉姆岛，也许合理地调用大笔资金进行改组，才能使这座垂死的实验室复苏。比如说，首先可以推倒漏洞百出的101实验室，再在原地修建一座设施先进的新实验室，不过这样的计划并不现实。这么多年来，大楼里到处都是病毒，也许不得不对它进行烟熏消毒，或是干脆关闭，就像257实验室和德特里克堡的“炭疽热酒店”（20世纪50年代被关闭的一座实验室。由于久未有人居住，且是用于生物武器研究的，因此当地人称之为“炭疽热酒店”——编者注）那样。      

       普拉姆岛的故事告诉我们，兽医并不都是像怪医杜立德那样的人[《怪医杜立德》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1998年出品的喜剧片——译者注]，美国农业部也不是想像中只关心菜篮子的政府机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农业部投入了最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科研工作，把先进的科技运用到食品生产、加工当中，再把产品配送到全国各地。战后，农业部空前热情地进行技术的“全面革新”，促使农业、畜牧业由家庭作坊式转化为农业综合企业，尽可能地增加产出。就像那些整天盯着数字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农业部关注的也是产量数字的增加。1976年，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能够养活52个人，而同期的苏联只能做到7人。      

       农业部成功达到高产量的手段是运用高科技，代价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漠视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盲目进行技术投入。他们信誓旦旦地宣称，DDT对野生动植物和海洋生态系统完全没有负面影响。多亏了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现代环境运动之母，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揭露了DDT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译者注），农业部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农业部总是宣传，他们开发的高科技化学杀虫剂能够杀死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而对食物则是无害的。但是现在，他们也终于承认，杀虫剂中的化学成分能渗透到食物中，同时也会威胁野生动物的安全。他们也说过，硝酸盐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而且绝不会破坏地下水源。但是今天，农业部又承认了高浓度的硝酸盐也能污染饮用水水源。在一项造价1亿5600万美元的农作物喷洒项目中，农业部还建议推广使用狄氏剂，一种比DDT毒性强20倍以上的长效杀虫剂，用于消灭阿根廷火蚁。但是，火蚁反倒产生了更强的抗药性，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也比原来扩大了三倍。史密森学会的史学家皮特丹尼尔（Pete Daniel）说：“消灭火蚁项目的失败是一种警戒，这是他们盲目相信科学、狂妄自大的结果。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他们的官僚本质和科学上的盲从。”      

       一直以来，农业部就否认他们在普拉姆岛上进行生化武器研究，但他们的解释却苍白无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为军方进行过细菌武器实验；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农业部和军方合作研究裂谷热病毒；之后，在1992年7月13日的一份普拉姆岛访客名单上，就包括了14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成员、军方官员和五角大楼官员，这些事实都驳斥了农业部的说法。根据那份文件，这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就生化武器问题与普拉姆岛官员会谈。”访客中还包括了武器控制和裁军机构的官员，他们来岛上考察它在这两方面的能力。      

       前苏联方面也没有被农业部的宣称所迷惑。前苏联生物战士肯阿利伯克（Ken Alibek）写了一本名为《生物危害》（Biohazard）的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很多年来，我们的情报中一直都有普拉姆岛这一项。在战争中，这个岛上曾进行过生物战剂实验。”当我要求他解释一下那些关于普拉姆岛的报告时，他说：“我们有KGB和GRU（前苏联情报机构）的信息情报，里面都把普拉姆岛描述为细菌战试验点。”      

       “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普拉姆岛对我们是个威胁，我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当时俄语对它的称呼。当然现在，我知道英语中的‘普拉姆’和‘岛’的含义了，可是在当时，”他笑了起来，大概是想起了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时的恐惧和担心，“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岛上进行外国动物疾病的研究，比如口蹄疫病毒等等。”1994年，美国和俄罗斯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双方挑选对方的三个病毒武器工厂进行全面检查。1994年2月，俄罗斯的工作小组到达美国后，他们先访问了前两个目标： Vigo和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辉瑞制药公司 。接着，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第三个目标：普拉姆岛。罗杰主管猜测，之所以选择普拉姆岛作为目标的原因是，“它原来是军事基地，地下有很多掩体，而且又处在长岛海峡的核潜艇基地旁边。而且当时，我们正在岛上进行一系列的重建工作。我相信他们就是通过卫星看到了这里正在进行的建设。”      

       一到岛上，俄罗斯人就要求对军队的掩体进行检查，试图找到隐藏的通向地下大型建筑设施的机关，但是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又绕着101实验室走了一圈，手里拿着实验室的设计图，坚持要求查看实验室的地下室，除非这里没有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设计图显示，这里还是一片未开掘的地区，不过他们坚持不相信。普拉姆岛的官员其实很清楚，这批俄罗斯人并不都是科学家。虽然肯阿利伯克曾不慎说出，考察组中有两名成员是他手下从事炭疽热基因工程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卡萝尔豪斯博士回忆说：“他们中的某些人一看就是陆军特种部队的，而且也肯定有谍报人员。他们掩饰得一点儿也不好。”      

       关于这里研究的病毒，岛上为考察组安排了一个问答会。事后，考察组领导奥利格伊格内季耶夫（Oleg Ignatiev）告诉《新闻日报》的记者麦克唐纳：“我们发现研究中心的规模非常庞大，研究内容也非常重要。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还必须认真研究，不能草率。”就在他们回国后没几天，莫斯科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Izvestiya）就刊发了美国违背《生物武器条约》的消息。      

       根据肯阿利伯克的说法，这种违背是双向的。前苏联有代号为“生态学”的生化武器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在多个机构中工作的数千名科学家。他听说其中一项叫做R-40，他说：“这是一种新高热病毒还是新型的口蹄疫病毒，这一点我不清楚。但这种用于生化武器的病毒是从家畜身上提取的，当病毒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就从家畜上抽取血液，然后再用这种血制造武器。”虽然这种技术非常原始，但它却非常致命。      

       直到今天，俄罗斯仍有三个“以前”的生化武器设施，而且也依然是西方国家无法进入的禁区。肯阿利伯克博士用他那沙哑的俄罗斯口音说：“这些都是顶级机密，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位前生物战士现在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开发DNA基因重组细菌的防御方法，例如如何对付可以抵挡抗生素的炭疽热菌株。肯阿利伯克甚至访问过普拉姆岛主管希克斯索尔，谈论了有关农业部的一些问题。他在谈到普拉姆岛时说：“他们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他们在四处寻觅资金，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第五部分外国动物疾病中心

       普拉姆岛的大灾难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农业部对科学研究的盲目追求根本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如果过度盲目地追求科学，那会发生什么？如果一切研究只是为了科学荣誉，那又能有什么好发展？就普拉姆岛来说，政府搞错了不同问题的优先次序。他们认为，保证食物的充足才是最重要的（严格说来是家畜），其次才是员工的利益和公众的健康。普拉姆岛能够运行，全靠资金雄厚的农业企业的支持。一位政治学家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农业部的想法：“在岛内，大家的批评得不到重视，岛外的意见又被认为是不怀恶意的。在农业部不断的高产出面前，这些意见显得无足轻重。”没有迹象表明，国土安全部的接管会改变这种情况。      

       在处理动物的问题上，普拉姆岛也存在漏洞。他们以研究外国动物病毒的名义，牺牲了数百头各种动物。但是坚持了15年之后，他们却仍然没有对付口蹄疫病毒和其他疾病的良方妙药。那么，所有动物的牺牲真的都是必要的吗？如果从前期 “成果”来看的话，普拉姆岛作为动物疾病研究中心的能力很值得怀疑。      

       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重建，而是一手丢开。如果是这样，那么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就应该先做个调查，看缅因州、蒙大拿州和华盛顿及维京群岛是否还欢迎他们。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当提出在这些地区建设实验室的时候，周边社区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萨福克县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军方反悔之前把普拉姆岛买下来。好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病毒的影响也已经削弱，该县可以在岛上修建一座公园。      

       特别工作组最后的战役是关于疯牛病的。在帕特丽夏的办公室，她和农业部官员举行了一次早间会谈，罗杰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谈中，帕特丽夏问农业部的官员，岛上是否进行过疯牛病的研究。这种疾病的一种人类变体是库贾氏病，这种病能够侵蚀脑组织，死亡率为100% 。岛上的官员告诉工作组，他们没有进行疯牛病的研究，岛上也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但就在几个月之后，佛蒙特州有255头绵羊被怀疑感染上了疯牛病，而农业部计划将它们运送到岛上进行尸体解剖，并要提取组织和血液样本，再进行焚化。听到这样的消息，帕特丽夏的脸色都变青了。当她向普拉姆岛求证此事时，农业部告诉她：“现在的情况和前几个月不一样了。”帕特丽夏怒吼道：“岛上的焚化炉连国家许可证济挥小！彼向他们摊牌说，如果他们胆敢通过曼哈顿或康涅狄格运送绵羊尸体的话，她就会派拿骚县和萨福克县的警力堵住去路。      

       由于害怕在公共关系方面陷入被动，引发更大的事端，农业部的官员收回了这个计划，转而把羊的尸体运到了艾姆斯实验室。“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他们才改变了决定。”帕特丽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实际上，她就是最勇敢的斗士，是她的坚持最终改变了农业部的计划。这些年来，很多政客、媒体和本地社区的各个组织都希望能做些什么，不过他们都没有做到。但这位女议员做到了，特别工作组赢得了这场胜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 。      

       “就像我们的航天飞机，”帕特丽夏说，“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在航天计划上，数百名工程师、技师、科学家和安全专家都在辛勤工作，确保飞机万无一失。当它发射时，我们敬畏地看着它，拍手相庆。但是，它爆炸了。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即便到今天，虽然很多当地官员都到岛上参观过了，但帕塔丽夏却从未去过。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她笑了，“他们说你去哪儿的时候要反复洗澡，我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头发湿漉漉的狼狈样子。”有人注意到了，她的恐惧远非担心头发那么简单。“那里发生过很多灾祸。”她接着说，“长岛的风很大，如果那里万一发生什么，风向又不对，那么肯定就会出事。”      

       “这个人口稠密区的1.6公里外就是海岸，没有什么撤退方案，我确实非常担心。”实际上，北福克和汉普顿都只有一条主干道通向长岛的核心区域，那是长岛610万人口的瓶颈地区，连着通往纽约的十座桥梁和运河，而纽约市的人口则有1100万 ，普拉姆岛就坐落在这个美国最大的人口中心旁边。      

       “你知道，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普拉姆岛的存在。”帕特丽夏不由得苦笑着说，“人们从纽约市来这度假、游玩，他们根本不知道那边究竟发生着什么。”      

       国家外国动物疾病中心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普拉姆岛？这成了问题的关键。卡尔格罗斯曼指出：“二战时期，在开展曼哈顿计划时，他们想选择的就是安全的地方。曼哈顿计划中的实验室都在内陆，如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市等。如果要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进行敏感度很高的研究，那么必须用雷达检测，保证在特定距离内没有船只经过。但是普拉姆岛…….一言难尽啊。”格罗斯曼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夏天，普拉姆海峡是划船的人和钓鱼者频繁出没的地区。今天，大家的战争意识都很强——这样一座大西洋上的显眼小岛，真的适合建实验室吗？何况这里的海上交通还这么繁忙？”      

       那么，能不能把岛上的设施转移到大陆呢？就像1983年国家科学院敦促普拉姆岛做的那样。希克斯索尔的回答是：“根据现在的生物防范程度，实验室应该可以搬到任何地方。但是，那些‘股东’更愿意它呆在这个地方。”是的，“股东”——那些拥有1000亿身价的农业巨头们，他们认为研究很重要，但却不愿意掏一分钱来做这个。“之所以能撑到今天，还是因为钱。”岛上的前工会主席爱德华霍尔赖泽说，“畜牧业主、养猪、家禽的农场主仍然愿意它存在下去。”      

       “即使把实验室搬到纽约市中心，它的生物安全性也能得到保证。”希克斯索尔说。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他说的没错。实验室在岛上并不能保证它的安全，反倒是建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疾控中心，那里每天都会有数十万人经过实验室大楼，那才是最安全的。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普拉姆岛需要一个监管者。      

       如果普拉姆岛被放弃的话，那么还会带来一个后果——当地经济的衰退。当然，这与国家和区域安全相比，要次要得多。罗杰主管把岛上的员工分成了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两派，这就已经使长岛东端的税收有所下降；而岛屿的私有化，则更使得联邦政府在此地投资的机会大大减少。一旦岛上那些需要经验和技能的岗位撤消了，本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就会外流，这里的空房子就会增多，家庭就会减少。      

       1995年春天，政府终于永久地关闭了257实验室。他们宣称，由于大楼已经有84年的历史了，而且作为外国病毒实验室也有41年了，里面的生物防范系统已日渐老化，因此，它不适合再进行实验。所有在其中进行的研究都移到了101实验室。      

       虽然原定在1996年对257实验室进行彻底排污，然后把大楼推平，但是直到今天，257实验室却依然矗立在那里，随着岁月的侵袭慢慢腐坏，没有人知道它里面还藏着什么。在我对普拉姆岛的一次访问中，我近距离地观察了它。看起来，它完全是遭遇过大劫难之后的景象。建筑外墙上的金属板已经弯曲，被风吹得呜呜作响。平顶的柏油屋顶也充斥着生了锈的管子，还有锈迹斑斑的房梁。大楼内部也都是蜿蜒的管道，有些扭曲着通向通风口，有些则悬挂在半空中。      

       警卫室的大门敞开着，在风中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小心地进到里面，看到左手边一个木质盒子上写着“建议”两字。办公桌上覆了厚厚的灰尘，桌子上有一张台历，上面的日期是1995年1月13号。架在墙上的挂钟也停了，显示的时间是9:12。一个精装的日志本胡乱丢在桌子下面。从海滩吹进来的沙土足足有12厘米厚，散落里房间的角落。      

       废弃的幽灵般的实验室！      

       通往大楼内部的大门上，钉着业已生锈的警告标志，上面写着：“生物危害”。这个标志提醒着我们它那阴暗的过去。      

       而在1.6公里外， 101实验室还在运转，也将继续运转下去。

第五部分普拉姆岛的药方

       无论多么讨厌普拉姆岛，我们仍然需要它，或是像它那样的机构，因为我们需要针对生化恐怖分子对食品供给的威胁，或者说，对抗“农业恐怖主义”。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生化武器专家曾告诉卡明斯和费瑟斯顿：“如果你想利用生化武器，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击牲畜。因为，如果你对军队使用神经毒气，你杀死的只不过是士兵，而一旦你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食物供给，你所打击的就是每一个人。”当时掌权的人并没有听从这样的观点，但在2001年，炭疽热感染了11个人、并造成5人死亡之后，“生物恐怖主义”成了新名词。弗洛伊德霍恩是农业部的科研主管，后来调任国土安全部的首席农业反恐长官，他在2002年5月对炭疽热恐怖袭击作了如下评论：      

       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必须严肃对待。我们确实已经处于战时状态了。恐怖分子想要毁掉我们，毁掉我们的经济、杀死我们。他们想让我们患病，从世界市场中退出，甚至是永远地从这个世界消失。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如果人们不再信任政府能够保证食品供给，这就意味着会出现严重问题；但对恐怖分子来说，要做到这点却易如反掌——就像吃个冰激淋那么简单。因此，对于这样的事，我们必须每天都提高警惕。      

       当双手沾满血腥的苏尔坦巴希鲁丁马赫默德在阿富汗被抓获的时候，从他的物品中搜出了他所保存的普拉姆岛卷宗，这使得霍恩的警告变成了严酷的现实。      

       2003年6月，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曾说：“我完全明白，在对抗生化恐怖的斗争中，普拉姆岛绝对处于防御的一线。我的意思是，在那里，我们必须有全套的生物防范措施，同时也必须做到能辨认病原体的种类。”另一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也说，普拉姆岛的目的“不只是科学研究，实际上，它是保护美国农业不受生化恐怖袭击的桥头堡”。如果这是国土安全部对普拉姆岛的期望，那么，他们恐怕要失望了。      

       以前，卡尔格罗斯曼觉得农业恐怖袭击很可笑。作为普拉姆岛的长期反对者之一，他在1995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以戏谑的口吻写道：“哪个国家是美国的猪的敌人，哪个国家要刺杀美国的小鸡，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以及伊拉克的反农业、反人类细菌武器项目曝光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说：“在9.11事件之后，我终于相信，有些人确实在做着疯狂的事情；在知道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他们的基地组织活动之后，我确实相信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有人想对我们的牲畜和食品进行攻击。我们面对的是具有挑战性的、善于发明创造的、狂热的敌人。突然之间，普拉姆岛上的生物武器实验变得有意义了，虽然普拉姆岛是否合适为实验基地还有待探讨，但是这样的行动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国土防卫方面，主要的措施体现在机场检查和人身安全上。但是，对于一个时刻准备发动进攻的恐怖分子来说，机会无处不在。恐怖分子可以针对动物施放细菌，那么，一切就会像裂谷热病毒那样，在感染动物的同时也感染人类。而感染了病毒的家畜（或野生动物），又会迅速将病毒在大范围内传开，就像莱姆病、西尼罗河病毒或是荷兰鸭瘟，短短几年，它们就从纽约州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即便是那些不会感染人类的动物疾病，其对家畜造成的直接损失也是毁灭性的。      

       虽然民以食物为天，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不清楚食物的来源。对于数百万生活在城市、城市周边或远郊的人来说，食物来自于洁净明亮的超级市场、“星期五”餐厅，或是麦当劳等快餐店。他们很少去想食物的来源，而恐怖分子正好会利用这种无知。近几年来发生的事，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      

       要想摧毁美国的食物供给其实很容易。事实上，只要你愿意，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当我跟托德巴克尔（化名），一位兽医微生物学家探讨这种可能性时，他说：“你会很惊讶地看到网上销售的实验器具有多少！”例如在www.labjunk.com这样的网站上，旧实验器具的售价非常低廉。在网上，你可以买到诸如厌氧性发酵机、离心机、高压锅、细菌培养基，以及研磨设备，然后就可以组装自己的小型实验室。当然，这样的小型实验室未免显得粗糙，容易造成泄漏，那么你可以服用抗生素或注射牛疫苗。在谈到这种原始的动物疫苗时，托德说：“注射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胳膊酸痛，还可能有其他副作用。”不过无论如何，它还是有点保护作用的。这样一来，在充当“疯狂科学家”时，你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了。      

       当然，你还需要一种微生物。这也很简单，你只需要准备一张假的公文纸就可以。“你可以写信给别人，说你是某个实验室的科学家，需要用这种微生物做实验，还要作出诊断——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它。这个小伎俩只不过是普通的礼貌性做法罢了。”如果这行不通的话，你可以到国外去收集病毒，比如欧洲或是阿富汗等地，那里的口蹄疫和牛瘟都很普遍——就像埃里希特劳布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如果这两条路都失败了，你还可以照搬长岛科学家的方法，他们最近创造出了人工合成活性病毒的方法（确切地说，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基因配方，然后在线购买所需的基因片段。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确定攻击目标。现代农业企业是最容易遭受生物袭击的。在过去的15年里，几乎所有的家畜养殖业都进行了重组和整合。比如就养猪业来说，全国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检验系统。在某个销售地的牲畜棚里，数千头猪混合在一起，之后再被运到别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可能要做1千多公里的长途旅行——从阿肯色州到北卡罗来纳州再到印第安纳州，而最终的市场也许是在芝加哥。举例来说，北卡罗来纳州每天将1.2万头猪送往10个州，而这些地方的经销商，有时候还得将猪再运到3000多公里外的地方。两个星期后，这些猪就会分散到更多的州、更多的养殖场中。其他工业相比，家畜养殖场的这种“出货”方式并没什么不同。人们可以轻易地把牲畜从养殖场送到牲畜围场，在宰杀、出售或运往别处之前，牲畜会暂时呆在这里。将100万头家畜从养殖场送到牲畜围场，总共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奶制品“农场”也是高度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如果比较一下今天的奶制品工业与原来的小型奶制品农场，你会发现，希克斯索尔说得一点也没错：“一点儿相似性都没有——除了那里都有一群牛。”在占地只有16万平方米的农场中，数千头奶牛都由机械控制着，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挤奶。奶会被直接装进容量为2万多升的罐装车，然后送到奶制品加工厂去冷却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遭到攻击的环节。每天，农场约有60辆车进进出出，运送牛奶、饲料，还有来上班的工人等。而且，如果病毒渗透到牛奶中，传播的速度就要快得多。很多牲畜栏都是开放的，只有极少数配备了保安。托德说：“那些人总是宣称自己的生物防卫措施都无懈可击，但那都是表面现象。”如果你想把病毒投放到这些设施里，简直易如反掌。      

       不过，托德为你提供了一个简单得多的攻击目标：运送家畜的卡车。这些卡车总是要中途停车休息，司机会到快餐店吃点东西或喝杯咖啡，而这个时候，卡车上根本就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你可以拿着自己配备的试剂（可以是口蹄疫病毒或其他的什么）走到卡车旁，然后把它泼洒在动物身上，就像牧师撒圣水那样。七天之后，结果自然就会出来。      

       这样一来，这个满载着家畜的卡车就成为了导火线，足以导致大规模的食品短缺现象。同时，这也会给美国的农业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 。以这样的方式，你就向大家发出了严厉的警示，提醒公众关注食物的来源。当然，这会掀起轩然大波，就像希克斯索尔所说的：“如果你造成了农业上的大灾难，那么你将看到很多家庭农场倒闭、很多小型农业社区消失。”      

       对于恐怖分子来说，攻击美国的食物供给是最简单易行的生化武器攻击模式。美国的农业已经进入高度集成化、产业化的阶段，一个链条出现异常势必导致全局受损。实际上，美国的家畜业从未受到病毒的攻击，一方面这是幸运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疫苗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使得牲畜很容易受到外国病毒的攻击。另外，由于动物的混合程度和牲畜群整合的规模、频率都比较高，一旦发生感染，感染范围就很难控制在一定区域，感染源也无法跟踪。托德难过地说：“我们确实是个大靶子。也许你无法相信，但这千真万确，因为我们的效率很高，配货就像沃尔玛那样便捷、迅速。”而且，与保护人类的健康相比，人们对动物的生物安全保护要差得多。对这个工业进行袭击，无须高投入的研发、大批量的生产或炸弹运输器具的投入等，只需要把自家的厨房开辟成小型实验室，再加上一本化学教科书，就能搞定一切。如果没有保卫措施，我们就无法知道是什么攻击了我们——直到感染动物把病毒传播到美国各地，成千上万饥饿的美国人发现在超市买不到他们想要的肉类制品时，他们才会知道出事了。      

       这种设想中最差的部分是，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详细周密的计划相比，我们的想像根本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基地组织有庞大的网络，还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及恐怖分子，他们随时伺机行动，而我们却毫无防备，无知得令人心痛！      

       2002年8月，美国有线新闻网截获并播出了基地组织的一段录像，录像里播放了他们用三条加拿大猎犬做试验的镜头：在一间密封的实验室里，他们给狗喂下了粘稠的白色液体，很快狗就开始吠叫，露出明显的痛苦症状，然后就死了。用反恐专家马格努斯兰斯托普（Magnus Ranstorp）的话说，这盘录像还显示了“他们小心翼翼的计划和明显的恐怖分子身份”。最近，一位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原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交待了他接受基地组织培训、学会在门把手上涂抹有毒的生化药剂的事实。在二战时，纳粹士兵曾在纽约、马里兰州、宾西法尼亚州的马匹齿龈上涂抹马鼻疽病细菌，这二者的方式如出一辙。      

       如果你仍认为这样的恐怖袭击不会发生在你左右的话，那你恐怕需要再好好想想了。      

第五部分纸上谈兵

       加里斯塔布菲尔德（Gary Stubblefield）以前是军队的情报指挥官，退伍后他开了一间高级安全项目咨询公司。四年前，在所写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脏弹”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国家食品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人们可能遭受恐怖威胁的担忧。“但是，所有的国家级实验室都嘲笑我们，”他回忆说，“当他们看到报告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到了今天，再也没有人会这么想了，而他也成了大忙人：每周要花75小时在世界各地穿梭，帮助五角大楼阻击“脏弹”的威胁。虽然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预防“脏弹”的威胁上，但他并未把食品安全问题弃之脑后：“这个问题当初也遭到了大家的嘲笑。但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未来袭击的目标。”      

       “有一点非常可怕，” 斯塔布菲尔德说，“那些恐怖分子也会像我们一样收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的电视节目，他们会看到恐怖袭击对我们经济的打击，以及我们在处理炭疽热这件小事上的不成熟。我之所以说是小事，是因为它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扩散。恐怖分子也知道这一点，在截获的通信中，他们写道，‘我们要把美国的经济摧垮，这也可以杀死他们。’ 他们认为，如果能够找到终止食物供给的方法，就能够使美国经济陷入停顿。” 斯塔布菲尔德指出，同时袭击多个目标是基地组织一贯的做法，这其中也包括对食品的袭击。      

       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的蒙大拿州决定采取严厉的对策。9.11恐怖袭击之后，当地的官员请求斯塔布菲尔德提供一个生物袭击防范方案。在众多的方案中，斯塔布菲尔德选择了在农场围栏安装光纤探测系统。他说：“只要有东西混进来，警报器就会响，并指出确切的位置。”虽然这个方案很有效，也易于安装，但是造价昂贵，没有人愿意出钱购买。“农场主们不想买，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与己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饲养牲畜，然后把它们卖出去。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我觉得他们还很糊涂。”那么农业部呢？他们会出手吗？“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问题。”直到最后，蒙大拿州也没有实行任何生化反恐项目，美国的其他州也没有。那么，我们的食品供给是否已经得到保护了呢？“还差得远呢！”斯塔布菲尔德说，“我觉得我们还处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这是目光短浅的做法，我们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对于反击生化恐怖袭击，最有启发性的分析之一来自安妮科内（Anne Kohnen）。2000年10月，在哈佛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她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反恐方法：把反恐斗争分为四级，有机农作物、农场、生产部门、国家。在这份报告中，她提出，为了对抗所有的外国动物疾病，普拉姆岛应该被提升为生物安全四级。尽管这算是目前在这方面最全面的一篇公开论文，但当被问到“它产生的影响有多深远”时，现在在研究核扩散问题的科内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忽视这个问题，立法者对它也不感兴趣。和武器控制或国际贸易那样的热点问题不同，媒体对它也不甚关心。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毕竟，我看到谈论这个问题是如何容易处理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加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我不愿意在媒体上不断谈论这样的事。但是，如果煤体能够宣传我们正在从事这样的工作，那倒也并不是坏事。”谈到国土安全问题时，马萨诸塞州的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在准备层面上，就存在赤字和很大的意识差距。”正由于缺乏准备，联邦政府和官员更要在这方面做更大的努力。      

       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之后，国土安全已经成为国家生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坚守祖国的防线方面，普拉姆岛应该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不是今天这个问题重重的普拉姆岛。      

       这座岛的未来有两个选择：关闭或是完全重生。1983年，国家科学院曾敦促农业部关闭普拉姆岛，这还是在普拉姆岛盲目进行私有化的8年前：“由于时间和资金的短缺；由于缺乏基础的防范设备；由于缺乏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官员；由于岛上的生物安全设施维护的缺失，保持普拉姆岛的正常运转已非常困难……”如果公众知道有这样一份报告存在的话，他们早就会要求关闭普拉姆岛了。但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普拉姆岛仍然苟延残喘，而岛上的管理层也似乎还在睡梦中，等着被某个突发事故唤醒——可能是岛上的某个员工感染了致命性的外国动物疾病；也可能是由于安全出口已经锁死，科学家不慎导致了实验室失火事故；还可能是在汉普顿游泳的人感染了某种难以追溯源头的怪病；又或者是来长岛海峡划船的人钓起了装满实验药剂的试剂瓶……      

       第二种选择是让普拉姆岛再生。这就要求严格的生物安全规范和措施，把原先混为一谈的东西严格区分开。科学、保卫措施和安全必须兼顾，而且要比例均衡，绝不能再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如果万不得已，生物安全和保卫措施也比科研追求更重要。      

       如果这样做的话，“普拉姆岛的药方”包括：      

       生物安全——这可从病毒和细菌样本的运输开始做起。20世纪50年代，当农业部说服国会同意途经内陆输送病毒样本时，他们便愚弄了立法者，说这种做法每年也就少数几次。而实际上，每天都有匿名病毒从内陆运送到岛上，卡利斯博士就曾经叫快递为他运送过样本，他的理由仅仅是：“我们不相信平信邮寄。”不过今天，普拉姆岛倒是很愿意信任别人，他们经常会使用邮政系统、联邦快递，以及机场的豪华轿车寄运病毒样本。然而，司机并不知道运输的是什么货物，也没有接受过发生渗漏事故后的应对训练。      

       农业部专属的快递公司也不怎样。重要的病毒样本包裹就放在小汽车的后备箱里，要不就是小型货车的后座上，从肯尼迪国际机场送到普拉姆岛。在这两个小时的车程中，司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尽管即使从8 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病毒的包装也能保证不会摔坏。根据计算我们知道，从8米高处摔到地上，其时速大约是45公里；而如果汽车的时速为80公里时，它撞车所造成的冲劲则要大得多，此时包裹能否保持坚固就很难说了。      

       病毒的运输可以使用以前的海军船运，或者由配备防护措施的人员进行专人护送，经纽约或长岛直接送到岛上。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每次货物到达都要通知相关应急部门，如消防或警力部门，同时告知货物的内容及应对措施（特别是，如果运送的是致命性病毒则更应该这么做，1970年的细菌快递渗漏事故就是前车之鉴）。      

       自然，这样的生物样本必须立即送到普拉姆岛，既不能在仓库临时存放，也不能放在普拉姆岛的邮箱里。2002年5月19号下午7:05，索瑟德的警察接到了一个忧心忡忡的电话，是Burns & Roe公司派驻在奥连特尖岬的保安打的。他报告说，有人把一个可疑的包裹放在了普拉姆岛邮箱里。于是，道路被关闭了，两艘康涅狄格州渡轮上的350名乘客也在船上滞留了3小时之久。警察招来了萨福克县紧急服务支队的人员，他们穿着防护衣打开了邮箱，察看了包裹的内容。“在检查之后，”警方在报告中说，“没有发现任何具有危险性或值得怀疑的东西。”后来证明，包裹里只不过是垃圾邮件而已。但是，这并不是一次虚假警报，如果没有这3个小时的仔细排查，很可能就会导致悲剧事件的发生。      

       普拉姆岛必须认真对待此类事件，应该配备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安全主管也应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平底锅事件”明显地反映了他们在这方面的不足。1993年，就在岛上对101实验室进行装修的时候，有关人员发现这里的窗户也要重新更换。这样，自1956年投入使用以来，大楼的一部分首次暴露在空气中。在换玻璃之前，安全部门草草安排了一次排污操作，采用的设备就是200多口电力平底锅、300条弹力绳、8卷塑胶带和一些家用的电风扇。安全官员每隔几米在地上放一个平底锅，然后在其中点燃一块18克重的固体甲醛，让它在232℃时烧大约1个小时，这样甲醛固体就会变成气体，起到排污作用。几天之后，当甲醛气体消散了，他们又收集了600株枯草芽孢杆菌（这种细菌以它的耐久力著名，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曾用它在纽约地铁里做过实验），以便观察甲醛是否对整个区域起到了消毒排污作用。结果，实验证明排污失败了。于是接下来，他们就直接使用了高浓度的甲醛气体，浓度比使弗朗西斯德莫雷斯特患病的甲醛浓度还要高。结果这次甲醛渗漏到了附近的实验室，甚至是小礼堂。但是这次普拉姆岛又逃掉了一劫，没有出现严重的人员受伤事故。      

第五部分消防安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泄漏呢？说到底还是电力中断问题。就在进行第二次甲醛排污的时候，早上7:30又发生了停电事故。实验室的排气系统停止了工作，很快，30名毫不知情的工作人员就闻到了一股辛辣的气味，他们的眼睛开始酸痛、流泪。但是，农业部仍然不肯承认有病毒泄漏，说只不过是甲醛气体而已 。一开始，农业部指责停电事故应该由长岛电力公司负责，进而说是鱼鹰导致了电力中断。不过，他们却没有提到，为什么紧急发电厂没有在这个时候起到作用。那些点燃平底锅中甲醛的耍现在还控制着普拉姆岛的安全办公室。你要知道，这个部门需要的是受过训练的专家，而非一群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只会用一些瓶瓶罐罐去解决生化安全问题。      

       消防安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拉姆岛的消防部门只有一名消防员，其他的都是志愿者，他们同时还负责别处的工作。如果指望他们的话，那么消防工作的有效程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根据罢工工人的说法，私人承包商总是让工人担任消防员的角色。“糟糕的是，”一位工人说，“我们不想做，我们也没有学习过如何扑灭火灾。现在的消防培训，只不过是15分钟的空间营救训练而已。”更糟糕的是，如果出现了无法控制的局面，那就只能请求长岛地区的帮助。虽然两者签订了协议，在火灾时互相帮助，但是很多长岛的消防员或志愿者都承认，他们不想到普拉姆岛去帮助灭火，因为他们害怕病毒感染。长岛的消防员所接受的训练是，在失火建筑物的屋顶凿出洞，让火从建筑内部出来；但是这完全不适用于岛上的实验室。所以，岛上更应该有深入的灭火训练，而且，长岛消防队也应该进行这样的培训。但在工人罢工之后，这样的训练就取消了。“即便他们肯过来帮忙，”普拉姆岛前消防队队员说，“那也至少需要40分钟才可能赶到这里。”要挽救普拉姆岛，至少应该恢复岛上的职业消防队。      

       我对希克斯索尔的访谈是在他的办公室内进行的。访问他的时候，他正要从普拉姆岛离任，自此以后，主管的位置就空了，这就更增加了今后普拉姆岛的混乱程度。[在作者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主管位置一直空着。但在2003年12月，伊丽莎白劳特纳（Elizabeth Lautner）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任命为新主管，并于2004年1月走马上任——编者注]采访的那天早上，岛上又停电了，所有非主要员工都撤离了。因为我要去见希克斯索尔，所以我无需撤离，于是我就直接走进了101实验室。我在那里看到，员工们正在争论如何处置刚刚运达的包装箱。箱子里装的都是活性生物样本，是和我坐同一班渡轮到这里的。接着，我就直接进了希克斯索尔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很闷热，我们两个坐在那里谈话，大汗淋漓，但是我们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尽量不去注意外面刺耳的警报声。这样的警报在提醒大家，岛上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故了。      

       对暴露在有毒物质下的员工，安全官员应该给他们作定期检查，如果造成感染，应该尽量提供帮助。普拉姆岛必须遵从1982年安全检查委员会出台的一份报告：“如果发生了怀疑与实验室相关的感染情况，我们推荐在岛外进行诊断。农业部医疗官员必须知晓此事，且采取合作态度，同时也要参考员工的家庭医生的意见。”20年之后，不仅没有人重视这项规定，岛上的安全官员反而变本加厉，在对待菲利普皮加利、皮特斯温森、斯坦利麦卡里德等人染病的事故时，非但没有提供支持，反而处处阻挠。      

       生物防卫措施——应该成立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小分队，在岛上24小时进行巡逻，就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现在，在岛上和奥连特尖岬巡逻的是纽约警察局退休人员，这根本就不够。自1971年对普拉姆岛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之后，卡尔格罗斯曼成了对普拉姆岛最关心的非政府人员。他说：“在我早期对普拉姆岛的访问中……”他停了停，继续到：“我仿佛是到了007的电影中，看到全副武装的联邦巡逻员在海岸巡逻。但自从私有化之后，如果你在岛上走来走去，看到的都是在不良社区的便利店门口所碰到的那类人。”除了巡逻人员之外，国会议员舒默和女议员帕特丽夏所建议的直升机、海洋巡逻，也是应当配备的。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普拉姆岛比以往更易遭到恐怖袭击。虽然农业部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甚至还强烈反对，农业部发言人桑迪米勒海斯说：“这里并不比一个地方法院更易成为目标，它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我倒觉得，她应该把农业部这种无所谓的观点直接告诉马赫默德和其他恐怖分子。在我看来，岛上的保安人员应该与Shoreham核能工厂的一样多，从马赫默德藏匿的卷宗中，我们知道普拉姆岛早已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其易受攻击的程度与核电厂不分上下，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公众要求在机场增加保安数量。不过，这些保安通常都由私人公司雇用的，所做的是用X-射线察看旅客的行李，用金属检测仪给旅客搜身。但是支持者说：“这并不够，应该由政府来管机场保安。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配备更全面保护设备的保卫人员。”普拉姆岛易受攻击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座机场，而根据联邦政府A-76号文件的描述：“出于个人的意志和动机，私人企业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经济增长。”那么，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或者说保护公众不受生化毒害或环境污染的侵害，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更应该来承担呢？回答当然是政府。但是现在，普拉姆岛上的维护和保安工作仍然落在私人企业的肩上。如果说人数可以衡量其能力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普拉姆岛无疑做得非常差。在私有化之前，岛上的维护人员是156人，但在私有化之后，这个数字却减至80人——仅仅是最开始时的一半。有的时候，一名员工做着原先3个人的工作，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让我们看看岛上污水处理厂的一位工人是怎么说的吧：      

       我们已经证明，如果能够保证有更多的操作员，我们可以使各种操作都在控制范围之内。由于我们缺少人手，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这样就会顾此失彼。如此一来，我们这个月根本就没有理会老排污工厂的运转情况。今年冬天，为了防止冻结，我们要求安装盖子，但由于无人支付这笔钱，这样的要求只能不了了之。我们疏于管理的系统也开始出现问题，也是因为没有人手造成的。高温使泵停止了运转，但是污水槽已经满了……暴风雨吹跑了泵和铅锤……有些时候甚至根本就没有操作员！这次的事故就是因为人员短缺。对于现在的普拉姆岛来说，排污工厂的规模已经不够大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操作员，但是预算削减使我们对工厂的正常维护无法进行。      

       在参观普拉姆岛的时候，我发现通向101实验室的大门整天都开着，多用途运输车和大卡车（可能是装载生物样本或是动物的）都可以自由出入。实验室大楼本身就应该有更多保卫，卡萝尔豪斯以前在101实验室工作，她在退休之后又来过岛上几次。她说：“这么多年来，进入实验室都不需要通行证了。可能在一个月以前，通行证制度才得以恢复。只要进入了大楼，就可以在各个实验室之间自由出入。看看这里的布置就能明白，保安在前台接待处，如果他坐得稍低一点，就根本看不到进出的人员，因为楼梯挡住了他的视线。你只要快速地溜进去就行了。”      

       适当的生物防卫措施也包括对科学家和员工的监督。在实验室初建时，卡利斯要求对雇员进行身份检查；他们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也要发誓遵守安全保卫政策。一位加拿大官员在1941年二战正酣时曾写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会利用实验室给予的信任，抓住机会谋取个人利益。而且，他们通常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和透明。”很多年过去了，他的话依然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背景检查也应该继续实施，就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包括对那些非职业性的普通员工。不过，这又是一道被普拉姆岛所忽视的程序。最近，一个曾在岛上负责准备身份徽章的人，被发现在制作假徽章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位农业部的雇员，曾经在迈阿密一座检疫隔离机构中工作，后被指控收受巨额贿赂，他还有袭击和殴打他人的案底；后来，这名员工被调到岛上担任存货管理员的工作。有一次，在一个周六的早晨，卡萝尔豪斯在岛上看见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他：“我觉得很奇怪，他来这里做什么呢？他知道所有的钥匙都放在哪里，他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周一早上，豪斯把情况悄悄报告给了岛上的保安，但是保安没有采取任何调查行动。“这个人那天到底做了什么？我不知道，”豪斯说，“我也不想去跟踪他。那天我很早就回家了，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大约2个月以后，这个人神秘地离开了普拉姆岛。”“这就是现在普拉姆岛保安的面貌。”豪斯回忆说。是的，这样的保安，怎一个“差”字了得？      

       还有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就是普拉姆岛的领空问题。就在防范措施一日不如一日的同时，关于岛上是“禁飞区”的禁令也暂停了。这一地区的领空应该是禁飞的，美国空军或国民警卫队应该保证这一点。      

第五部分标准的操作程序

       私有化——一个民主的政府，应该担负起私人企业在经济或执行困难方面的责任。举例来说，动用警力保卫个人的家庭财产或房屋，这一点绝大多数人自己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交税给政府，让政府帮助我们维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于普拉姆岛来说，私人企业也无法完成对外国动物疾病的研究，私有化只能导致效率低下和其他缺失，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而且，由于整个研究都是高度敏感性的，即便是普通员工也需要高素质，因此，在招募这些人员时，要看的是他们是否具备从事这项工作的技能。激发工作积极性的要素不应该利润，而是对安全和保卫措施的保证。由于这项工作并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承担这样的责任，保证每个公民的安全。所以，同那些机场保安一样，普拉姆岛的员工必须隶属于联邦政府。      

       2002年8月13日，岛上的罢工事件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工作经验累加在一起有758年的76名员工，组织了普拉姆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他们认为自己的工资、福利与国家其他同类机构相比要低。于是，岛上的工会组织发起了这样的罢工活动，因为他们已经在未签合同的情况下工作了11个月 。工会要求，工人的工资应该每小时增加40美分，或是每周850美元。但是，私人承包商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而是从遥远的科罗拉多州紧急调运了40名工人（工会称之为“工贼”），并连夜秘密运到岛上，取代罢工的工人。在奥连特尖岬码头，罢工人员支起了露营帐篷，以及一个巨型充气老鼠和一面美国国旗，以示抗议。而临时工们则在岛上工作，而且吃住也在岛上。      

       在回答“普拉姆岛是否能够平安度过罢工事件”时，桑迪米勒海斯说道：“我们觉得没有关闭普拉姆岛的必要。”但是与此同时，那些临时工却造成了三次渡轮事故：一次，渡轮撞上了普拉姆海峡的浮标，造成了1万美元的损坏；第二次，渡轮撞到了康涅狄格州的老码头；还有一次是2200L的液氮从渡轮上掉到了普拉姆港口，所幸存储罐没有破裂。但随着罢工的进行，发生的事故也越来越多。一个分配去管理空气负压控制系统的工人，被发现曾三次被人指控恶意攻击。后来，此人消失了三天，随身带着一台远程控制实验室生物防范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另外，岛上的发电厂有2650L燃油发生渗漏，其中有大约750L渗到了地下。还有，在执行公务时，两名临时工开走了一辆2002年款的道奇面包车，此后这辆车就没在岛上出现过。晚些时候，这辆车在纽约市找到了，但车里装的货物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又来到了岛上，他们认为承包商违背了安全规定。这些违规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对高危材料操作不当，对处理血液传播病原体病毒的培训不足；没有进行任何处理放射性物质的培训等。就在写到这节时，岛上的生物防范区又丢失了一部笔记本电脑，有人透露，电脑中存贮着实验数据。同时，国土安全部也在调查另一部涉及敏感数据的笔记本丢失事件。而且，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2002年12月，岛上又发生了两次停电事故，每一次都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紧急发电机也失效了，于是，那些“时刻警惕”的安全官员，用普通塑胶带封锁了防范区，以这种原始方式防止病毒泄漏。而当时，尚有3名雇员仍然在防范区内，直到电力恢复，他们才得以出来。一位科学家把胶带封门的行动戏谑地称为“标准的操作程序”。      

       不仅临时工搞得普拉姆岛混乱一片，罢工工人也火上浇油。马克德蓬特（Mark DePonte）是主管污水处理厂的员工。临走前，他留下了一份罢工礼物：关闭了对防火和排污至关重要的供水系统。然后，他又给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发了封邮件，警告他们，如果不恢复他们的职位，岛上就会发生大灾难。但是当一名本地记者问及供水危机时，马克说他走的时候还一切正常。“如果新员工不知道如何操作，那我也爱莫能助。”管理层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恢复供水，然后他们就将此事告诉了联邦调查局，请他们展开调查。不久之后，马克被判毁坏联邦政府物资罪 。      

       其实，如果答应工人的请求，每小时上涨40美分的话，整个罢工完全可以被制止，这样一年的增幅也不过6.2万美元。但是，由于管理层开始不肯妥协，最后的结果却成了每小时必须多支付12.82美元，也就是一周4.5万美元。这一额外开销最终还是要摊到政府头上。当被问到罢工事件时，希拉里克林顿告诉《纽约时报》：“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2002年的年底，希拉里要求农业部不许恢复岛上的研究和操作，除非劳资纠纷和岛上的生物防卫措施得到解决。她还联合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罗伯西蒙斯（Rob Simmons），共同要求普拉姆岛员工重新归属联邦政府管辖。但不幸的是，这次他们的敦促又被当作了耳旁风。      

       而且在罢工事件发生后，仗义执言也被明令禁止了。工人吉姆麦科伊（Jim McKoy）向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报告，说了普拉姆岛松懈的安全管理措施，诸如操作石棉的工人没有配备任何防护措施，访客可以独自随意走动。他还说，为了试验岛上的保安系统，他和一名工人互换了身份徽章，结果一整天都没人发觉。“我真的觉得我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吉姆告诉一家当地报纸，“我可以进到实验室的任何地方，这里已经成了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一开始，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告诉吉姆，说他的雇主不会因为他的告发进行报复，但是后来他们改口了，说政府官员不应该卷入私人承包商的事务中。结果，承包商以“擅离职守”的名义解雇了吉姆。      

       这就是普拉姆岛动物疾病中心的情形。所有员工都在这样一个病毒的乌托邦里工作。      

       如果普拉姆岛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接管它的国土安全部不能再重蹈覆辙，应该充分保证实验室的安全和生物防卫措施。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五部分尾声

       毫无疑问，把普拉姆岛从农业部移交给国土安全部远非“文件交接”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普拉姆岛需要一种一直缺乏的东西：透明度。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如果没有监督管理，普拉姆岛是不能安全平稳地运行的。在整个过程中，它不是作为私人封地，就被当作跳板。如果我们说杰里卡利斯是善良但有缺点的“堕落天使”，那么罗杰布里兹就是一台促使实验室加速灭亡的机器，而Burns & Roe公司则是催逼利诱、见利忘义的恶劣房东。      

       岛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普拉姆岛总是在适度冒险，事后又总能侥幸逃脱。”公众不容许政府不做任何监控，对岛上从事的研究听之任之。因为这种做法就像“俄罗斯轮盘赌”，幸运之神随时都可能不再眷顾。      

       普拉姆岛的真实故事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候了。      

       曾经“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今天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威胁。      

       按照书上叙述的每一件事，我们再来想想这些问题：      

       基于整个美国和国土安全方面的考虑，真的有必要设立这样的机构吗？      

       基于岛上过去发生的大灾难、现在的安全措施，以及未来的规划，这样的实验室适合建在普拉姆岛吗？      

       普拉姆岛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而农业部控制着定时器。这么多年来，定时器的发条总是在嘀嗒作响。今天的普拉姆岛比以前更易遭到攻击，无论是病毒爆发、蓄意破坏，还是恐怖袭击。现在，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它是否应该存在，或是采取切实的纠错措施。换句话说，现在拆除这颗定时炸弹还来得及。      

       还是，我们该坐视它滑落无底的深渊？      

       决定权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