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就是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 ，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综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以至于民族的、爱国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但历史就“埋”在我们的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对中华文明来说 ，“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从现今考古史料中，我们可随便采撷几个实例以之绳证：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0.8万年，洞中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首次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前；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野生稻和栽培稻遗存，距今1.13万～0.9万年，两处遗址分别处在两个小山包上，直线距离只有800米，仙人洞是原始部落的主要居住场所，吊桶环则成为临时性的屠宰场所和稻谷收割后的打谷场，烧制出的陶器已带条纹和绳纹；浙江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遗址发现了上万年的陶器和栽培稻，与长江中游发现的上万年的农耕水稻遗址多为洞穴和山地类型有所不同，体现了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下游周边扩散的趋势。而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再列举几个例子：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2000年；牛河梁遗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规模宏伟，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 地（1）这些伟大的历史因考古的发现而与被我们当着神话讲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近万年的国家文明史的面目显露端倪。中华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计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一万年”！伟大的史学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断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奋进之孤师，付十数年之功力”，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历史结论：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2）。壮哉！从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灭亡，莽莽苍苍3000年，期间主要经历了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唐、虞、夏、商等十个朝代，主要大事纪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鲧、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统一川陕（3）。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经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时代文化的大积累，到秦皇汉武——统天下而修法度，外击强奴内举经济，使得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极早就被游牧蛮族灭亡的命运。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了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1750年，中国占32．8%，欧洲占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国占33．3%，欧洲战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国占29．8%，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国占19．7%，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国占12．5%，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国占6．2%，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4）。虽然从这个数据看出了中华大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看出了中华经济曾经在世界经济史上占有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华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远远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　　　　　　　　　　　　　　　　　　

                                                                                                                                                                                                         2011年1月6日略修改

返回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