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共产主义

  ——五大宗教与共产主义之五     

          蓝星新时代网 承平

儒教和道教是东方中国的本土宗教，儒教和道教同样有很多类似点，特别是对人类文明高级阶段的形式都有所展望，这一点上与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建立和理想社会的建设从历史角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儒教的世界大同思想等对共产主义社会创立是一种很好的预见，对共产主义理论在东方的实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儒教也和道教一样，可以再分化出一个“儒家”甚至还有“儒学”，儒家是宗教的子集，但儒教作为宗教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信仰。本文主要讲的也是儒家。儒教是后人视古圣孔子为创教者并尊为先师和教主，儒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出现主要是为了与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进行区分目的，直到南北朝时确立名称为“儒教”也被称作“圣教”。儒教是一种特别的宗教，主要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和施行其教义。“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相同也不同，儒学是儒教推出的教学方法，主要为教书育人、管理社会所用；儒家是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的一个群体；儒教是一种信仰，是儒家人的共同信仰。三者都是儒教文化产物，是宗教文化概念。儒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存在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才结束，民国初年后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儒教走进了民间。作为治理国家和天下而存在的宗教从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经历了两千年的演变和发展，特别是大清王朝结束后至今儒教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依然在起作用并深入到社会的各方面，其影响之深对东方人来说甚至他们自己都察觉不到。

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其宣明的时代性，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原始儒学创立对应的时代是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的儒家哲学就是为满足乱世求治的时代需求而产生。是在“恢复周礼”等对历史上有益于社会秩序建立的意识形态的取舍和结合现实发展形成的儒家学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大背景下而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又以其严谨的科学性超越了这种传统。孔子与马克思在不同的时空层面为人们揭示了一个理想境界中的王国，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历史文明发展的递进，理想的社会一定会呈现到世人面前。

    儒家大同社会理想就是中国的儒家社会主义，在人类探索理想社会历史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儒家的“大同”思想的“同”即共同、等同、均同。“同”者，无分殊、无差别、无等次；“同”者，无不平、无争执、无冲突；大同的社会层面就是平等、和谐、幸福。儒家的大同社会不仅是一地、一国的大同，而是胸怀天下那种世界大同，其如此高度的思想建立在全世界是最早的。在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有对大同世界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世界大同的景象是什么？就是如上所载的回归自然之道生活，就是天下一家从物质到精神实现共有共识，不分你我，人人是社会的一员，推举最有贤良大德者为社会管理者、服务者，社会和睦无争，地位平等，人际关系和谐。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每一位老人小孩都能得到完美的照顾，无论老幼男女都在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之内。一切物质财富都是公有的，各取所需而又物尽其用不浪费，不需要竞争夺取财物更不私藏，人人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没有无所事事者不尽心者，人人遵守社会良俗秩序，铲除了违法犯罪的思想意识和歪门邪道的行为做作，是无人不饱暖安乐的理想社会。大同社会也是因循自然大道而进入良性循环的社会，高度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在这个环境下积极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和遵守规则，人与社会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促进。这就是人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给予了美好期盼的理想社会。不过大同思想因为受时代性限制没有共产主义理论更加完美和接近当下需要的实践性，但已经令现代人对古人的智慧与认识是如此的超前而钦佩之至。

中国古代的智者同样对大同社会进行了预言和描绘。在1300多年前的《推背图》上就有预言，该书号称是中华预言第一奇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时，下旨让两位著名道士李淳风和袁天罡编写的。《推背图》第五十九象谶曰：“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颂曰：“一人为大世界福，手执签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金圣叹曰：“此乃大同之象，人生其际，饮和食德，当不知若何愉快也。惜乎其数已终，其或反本归原，还于混噩欤。”这是世界大同之像，古人已经为我们描绘得相当完美了，按其意大同社会到来时：全球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趋向一致，无国界政府无城乡差别，世界不分你我，全人类和睦融合，物质不再有价值，地位不再有高低贵贱，没有输赢成败，食为饱，衣为暖，人心回归到本来的纯真，人们的劳动创造不再为了营利，也没有婚姻与家庭的压力，没有养儿防老私有财产多寡的压力，天下幼儿皆为我儿女，天下之父母皆为我父母，人心的人性神性全面打开，人类感受着真正的幸福，明了人生真相，回归于自然大道。《推背图》这一像的实质是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但那个时代只有提大同才能让人理解，总之这些是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

        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开启了人类发展方向的明灯，为人类历史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基因，部分思想可以为建设人类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吸纳。其“天下为公”的思想体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全民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其意是全世界的一切都为公共所有，包括权力和财物等等都是公有。权力公有通过“选贤与能”来实现，掌握权力的人是通过遴选而出，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贤良之才才有资格掌握权力。所以“天下为公”的性质是与家天下的王权根本对立的，也说明儒家思想的出现主要是应时之需，既有其时代性又有远期的谋划，其发展趋势是反对私有体制下的王权的，因主张最终把私有制过度到公有制社会，所以儒教存在着为全体人的权利和自由斗争的基因。儒家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特征加之理想社会的念想在东方大地持续发酵了两千多年，为东方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牵上了因缘。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写道：“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即使现代人如果对儒家思想有所认识也很容易理解李约瑟的话，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儒学有很深的印记，已经深入东方人的思想。加之儒教的影响使历代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没消失，从自古以来的“替天行道”的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都是打着理想社会的建立引起群体共鸣而发动起来的。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是非常赞同李约瑟的看法的。作为“五四青年”的中国作家郭沫若当时曾发表了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小品文，其中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郭沫若在1972年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还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还有进一步的认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

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乌托邦”，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大同社会的超越。大同社会理想缺失实践性，在历史上一直无法实践，在当代现实中也缺失所有制的内容而无法进行很好的物质层面的实践，加之缺少革命性，无法对现实社会进行大的改造。这是因为儒学所具有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缺失了对物质层面的实践部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概括了实践的本质特征：“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于儒家思想自身的不完善和时代性烙印明显，使其长期停留在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而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具有很强的现实实践性和发展动力，正是这个原因在上世纪面对中国向何处去时，中国革命只能让位于马克思主义。

当前的新时代建设也是建立在东西方古代先哲理想社会的思想理论之基础上，也是对共产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古代东西方先哲的大同思想、乌托邦等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理想社会的祈盼，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为我们送来了更实际的理想，现今的新时代建设为实现全球统一、建设真正的地球村理想社会正在开展新的实践。

让我们不负历史的期盼，不辜负古今圣贤先人的心血期望，来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新时代，开创人类文明历史新的一页。（2019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