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典文化的立场
　　佛教的业感缘起理论将每个人的业感分为自业与共业。自业就是每个生命体与其他生命体相互区别互不共同的造作与结果。共业就是不同的生命体共同的造作与结果。比如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集体宏观环境下，每个人的境遇、经历、事业、成就各自不同，这就是共业之下的自业差别。而相同的宏观环境就是共业。
　　
       从一般意义而言，每个人都会关心、负责自己的自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就会发现，在究竟意义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彻底地关心、负责自业的全部方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业的关注仅仅倾向于如何从共业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很少或基本上没有或不愿意考虑如何从自身出发为共业环境多奉献出利益以改善共业环境。
　　
     就业感缘起理论对人生的要求而言，每个生命体为自业负责不仅要关心从共业中得到什么还要关心为共业做了什么。自业和共业的完整集合才是一个生命体完整的业感。也就是说关爱自己的生命不仅要担负起自业的责任更要担负起共业的责任。回避、逃避共业实质上是逃避自己的生命中最大的一部分。仅仅要求利益却从来不播撒利益的种子，这是业感缘起理论所斥责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共业的广阔空间恰恰是播撒利益种子的肥沃田野。而共业对每个人所展示和显现的不同界面正是自己所应得的那一部分。
　　
     如果认同或承认生命之流的不顺心、不如意以及痛苦的一面，那么业感缘起所要求的行动即是停止做恶、积极行善，所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也正是从缘起的理论，六祖惠能大师在《坛经》中说：“只见自己过，不见世间非”。儒家所提倡的“成他人之美”、“隐其恶、扬其善”也可以用业感缘起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与说明。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之流所遭遇的必有许多不如意的天灾人祸。据此去诅咒这个世界、怨恨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怨恨自己的共业、怨恨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不易发觉的自我毁灭之路，是任何未经训练的心灵都很容易犯下的毛病。这种过失出现在未经任何人生教育的人身上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若出现在一个佛教徒、基督徒以及自信受过更好、更高教育的人身上，那么这些受教育者对于自己的信仰和教育是未入门的。
　　
     虽然上帝的教导中没有“业感缘起”这样的概念，但却有这样的真理，可以从“原罪”的概念中推导出来。不幸的遭遇是由于原罪的结果，有原罪就有苦难。而要改造苦难必须洗刷原罪。洗刷原罪必须按上帝指引的道路成长为一个义人。唯义人得福，唯义人配享上帝的恩宠与荣耀。
　
     中国儒家没有明确宣说业感缘起，也没有明显的原罪概念。但儒家要求每日“三省吾身”，要“正心”、“诚意”、“修身”。实际上儒家作为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宗教具有儒雅含蓄的风度。之所以要正心，就是因为往往有恶心；之所以要诚意，就是因为太多的时候处于虚伪中；之所以要修身，就是因为习惯于放纵。以孔子和七十二贤人的高超驾御能力，他们提出的命题往往是综合命题。其“八条目”命题都承认或肯定了人的过失，同时肯定了这一过失的可改变，又同时肯定了这一改变所能达到的程度。至于这一过失什么时候产生，儒家并没有提出“原罪”的概念，也没有提出“现在业”的概念。而是在实践上要求每天的反省，提倡“苟日新，日日新”的过程和进步。
　　
     《礼运》中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从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的共业没有人负责，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缺乏一个支撑主体。历代皇朝均将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而不是相反地把天下当做公产。天下太平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天下混乱时，则割地赔款。这样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整整持续了两千五百余年。
　　
     试问这样一个整体利益无人负责的民族会是什么下场？！鸦片战争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而言绝对是一件坏事，但从救亡运动中诞生中国共产党而言又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载的正是中华民族的宏观整体利益，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人的共业。有人负责比没人负责要好，全心全意比虚张声势更要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定位是准确而恰当的。彻底扭转了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的共业无人支撑和负责的历史，真正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面貌，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格局。正因为这一转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我们向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需求。假设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的业绩放在家天下的时代，那么普通人有理由提出这种要求吗？
　　
     再换一个角度，假设那是我们自己创建的功业，是我们自己亲身从雪山草地、从枪林弹雨中创建了新中国，那么我们是把新中国用来为自己服务还是为全中华民族服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超胜处和崇高性是毋庸置疑的，是必须得到认同的。无论我们的要求和需要多么没有被满足我们都是承认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是承认了这一前提，正是有这一前提的存在，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和需要。失去了这一前提，我们就无从提出任何要求和需要，也因此就不会产生满意或不满意的问题。
　　
     所以，因为自己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是荒谬的，助长这种荒谬是愚蠢的，扩散这种荒谬是危险的。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了提出要求的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党派和团体以及个人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中国共产党的承诺是举手宣誓的，是要牺牲生命来实践的。如果这样一个政党都不能做到的事其他团体和个人能作到么？会做么？
　　
     因此，我们必须认同中国共产党，必须认同共产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的境界远比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要高尚得多、纯粹得多。虽然并没有达到极致的高尚和纯粹，但至少是走在通向高尚和纯粹的道路上，而且已经走了八十余年。如果连这样一个政党都得不到一个民族的认同和赞许，那么这个民族的境界不是高不可攀就是愚不可及。那些只关心自己能得到什么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评头品足。
　　
     中国共产党也好，如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也好，固然显现了某些缺点。但他们的缺点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审视下、是在经过时间的验证下，经过反思才显现的。犹如太阳的日食一样，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但日食只是一瞬间的、短暂的，而太阳依然光芒万丈，依然给予我们光辉和灿烂。
　　
     评价中国共产党和评价我们普通人自己必须用同一标准，或者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用“仅仅为自己服务”。选定哪种标准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用同一标准。用同一标准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是值得信赖、值得认同的，是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希望的政党，是一个高尚的政党。
　　
     外部势力反对中国共产党自有他们的理由。他们反对或蓄意颠覆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支撑阻挡了他们对中华沃土的瓜分、阻挡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压榨。租界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西方杰作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应忘记的耻辱。美国印地安人的处境并不与美国的文明成就相适应。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取消以及美国黑人境遇的改善同样是黑人用铁窗和流血换来的。现代文明成就并不自动落到印地安人或黑人头上，更不会自动落到中国人头上。
　　
     中国共产党不是外人，而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鞠躬尽瘁的同胞，是将自己用热血、泪水、汗水创下的业绩尽量让每个人分享的同胞。对于这样一个政党我们普通人不仅要认同她、爱戴她，更要尊重她、宽容她。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为我们的整体利益负责，我们才可以安稳地睡觉。因此，我们不应该嘲讽她、更不应该咒骂她。因为我们自己不可能作得比她还要好。
　　
     试问还有谁比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中国人民？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的领袖高呼过“人民万岁”？而正是这些被高呼“万岁”的人民，打、砸、抢无所不为。“十个煤黑九个贼，还有一个也拿煤”。试问到底是领袖和政党对不起人民还是人民对不起政党？对于十年浩劫，我们的政党检讨了自己，但我们普通人作为人民检讨过自己吗？我们不需要检讨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公章吃公章”，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都是这样的未经人文格式化的人民，那么这个民族就是新的现代蛮族，不能被称为人民，只能称为民。“民者，氓也。”，“人者，仁也”。
　　
     共和国的含义是每个人共同协作，每个人都对共业尽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和精神是在商业化时代培育出来的。成熟的商业是在约定的价格下等价交换。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有可以拿的出来的价值物，从而训练出西方人人尽己责的价值观念。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必须对共业环境奉献出价值物，而价值物与价值物之间可以自由地等价交换。由此才有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建立，政治上有民主政治的建立。
　　
     中国并没有长期商业文化的熏陶。相反，农业耕作方式形成的是仅仅从大地索取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模式环境养成的习俗是一方充当供给者，另一方充当索取者。其文化成就的高妙之处是“如山之仁”、“如水之智”。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山水画的传统绵延不绝，山水画的写意独迈全球。在供给力与索取力相当时，社会的净财富永远是零。而当大地的供给力衰竭时，整个社会就陷入一种匮乏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奉献文化的支撑，谁也不会天然地去做一个供给者。中国远古的圣人反思到此一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因此提出用人工的供给力代替大地自然的供给力，并将此一认识用简洁的命题写入国家的大典------“天工，人其代之”（《尚书》）。
　　
     因此，解决这样一种匮乏只有靠奉献文化所培育出的供给者的出现和增加。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所哺育出的供给者。当新中国建立后，奉献也就上升为普施的行为准则。此时，就会遇到原有的、已经习惯的索取行为模式的阻力。索取行为模式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角色地位而转换成一种供给行为模式，尤其是在奉献文化对人民的格式化并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索取行为模式会以抵触、不习惯、私下进行、停止作为的方式迁怒于要求他们改变的制度。而当我们铲除儒家文化时，神州大地上仅有的奉献文化在本来就不普及的的情况下悄然绝迹；当我们铲除宗教时，也就铲除了佛教对大乘菩萨的培养。
　　
     文化大革命固然是错误发动，但一瞬间遍及全国，并演变成打砸抢在文化意义上是索取行为模式的大反弹，而且是恶性大反弹。宗教虽然被错误地列入迷信而受到铲除，但宗教之被铲除并不是被列入迷信的结果，而是因为宗教恰恰是转变索取行为模式到奉献行为模式的最先锋的力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同在迷信行列的跳大神等纯迷信即使是在文革的高潮年代仍然在活动。反观宗教，即使是在大力弘扬的年代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真正躬行的仅仅是少数人。甚至皇帝的率先垂范和命令也不产生真正的效果。以儒教为例，即使是在读书做官的年代里，真正愿意去读四书五经的仅仅是那么几千人而已，中国历代能称得上儒者的也仅仅是那么几个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始终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实际上，儒者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挟山超海固为不能，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再来看佛教的状况，弘一大师真正的高超处并不在于弘一大师的戒行成就有多大，而在于他选择了一个别人都不愿选的修学方式。反观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前夜，“学佛成为一种时代流行”（《清代学术概观》），“吾师吾友多治佛学”（《梁启超哲学思想文选》第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不要以为全中国人民普遍学佛，而是当时中国的占少数的知识界出现了学佛现象。但这种学佛既不同于寺庙里的参禅颂经，也不同于民间的烧香求福。而是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大无畏”的大乘菩萨道精神。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躬身实践了“为度一切众生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恰恰“出身于一个虔诚信佛的农民家庭”“少年毛泽东也虔诚信佛”（《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另一位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更是严格修学佛法。“提要：（修学）悟则成佛，迷则众生。”；“提要：（修学）佛门十戒：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语、绮语、嫉、恚、痴。”（《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佛学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绵延两千余年。中国佛教号称大乘。大乘佛教不仅注重个体的解放，更注重他人先于自己的解放，用自己肝脑涂地之牺牲布施成就他人之解放和幸福。这种憾天动地的大乘实践只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才得以走出寺庙成为一种民族的伟大精神，佛学也才从关注个体的解脱转变成为为民族的、群体的解放而奋斗牺牲。这是二十世纪佛学在中国的巨大转变，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变化。实践这一伟大变化的不是寺庙里的僧人，而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不到这一变化就不懂中国的佛学，也不懂中国共产党，更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何以在中国发生和发展，更不会懂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境界。为民族的解放和繁荣、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全民族和全人类，是大乘菩萨行的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那天起，对中国共产党的阐释和说明仅仅局限于马列主义理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够。中国共产党做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有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奉献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无私奉献”“救国救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大乘佛教菩萨道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必然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实践。中国古典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论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领导人恰恰是既通达祖国古典文化又通达马列主义原理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从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先进文化的创立与发展必须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古典文化结合起来。
　　
     （二）自业行为模式向共业行为模式的转换
　　
       一、自业行为模式下的国家样态
     自业行为模式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业行为的放弃，故自业行为模式的个体在数量上无论如何增加，都不意味着大国的建立，更不意味着强国的建立。因为每个个体空间仅仅是自业空间，每个自业空间与其他自业空间并不交叉，留下一块块的空白地带。若一旦发生交叉就意味着冲突的发生。这是由于自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即自业别别不同。由此导致相互作用的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可共同遵循的标准或规则。在稳定态下，即没有冲突发生时，自业行为模式者相互之间呈现出两种格局。第一种格局就是相互孤立，高度离散的状态。“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书中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格局。另外一种格局是一方屈服于另一方。即甲方实施的行为乙方必须放弃。
　　
     此种格局在东西方历史上普遍地存在过，表现为一方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特权阶级，另一方是普遍在下的无权的大众。也就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要反对的、阶级的、压迫的社会和国家。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无论东西方，都处于第二种格局中。这样一个格局中，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皇帝的死活与百姓没有关系，百姓的死活也与皇帝没有关系，普通人的死活也互不相关。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曾经放肆地说过：“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故自业行为模式所导致的国家样态无论是第一种格局还是第二种格局都是一种离散的社会形态。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很容易被分割和取代。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以及元、清两朝的产生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王朝或帝国命运也同样说明了这这一点。美国印地安人的命运更是国家形态被完全取代的典型。
　　
     在自业行为模式为主流的社会或国家，关心共业或为共业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力量。而且这些先驱者的命运往往很不幸。孔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能栖惶一生，耶稣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他能够复活。伟大如释迦牟尼也只能先传小乘法。在中国的元朝和清朝，虽然始终存在着反元或反清势力。但在大多数人采取自业行为模式的情况下是得不到认同的，最多有一个同情的态度。鲁迅的小说《祥林嫂》中的“血馒头”所要揭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现象。
　　
     二、转变的尝试与成功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民族危亡的痛苦实实在在地触动了中华民族的神经，由此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反抗和持续不断的反抗力量的兴起。第一个比较有气象的是中华民国的政党和政府的建立。虽然在文字上国民党及其政府懂得许多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学问，但这些学问永远是文字上的。一旦拿到现实中来，那么任何一种学问都无法与现实挂起钩。因此，所有的操作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而现实的效果却永远与理论上的效果相反。无论孙中山或蒋介石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阅读孙中山或蒋介石的传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自身转变的刻苦。无论孙中山抑或蒋介石都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但他们这种训练和要求充其量是自业的自我完善。自业的自我完善与为共业英勇献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自业行为的完善，就其成果的极致而言充其量是小乘阿罗汉，次一等的是升天。由于采取自业行为模式来引导中国社会，那么中国社会的整体行为模式并不会发生改变。中国普通民众仍是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不能进行自我完善的政府官员仍会延续在贪污腐化的泥沼中挣扎的局面。这实质上显露出孙中山或蒋介石在认识的“见分”上存在极大缺陷。
　　
     认识现实世界是什么样或应该是什么样，这是一种认识上的“相分”，而此一相分在法上的位置或定义是一种“见分”。要改变中国不仅要解决中国现在是什么样、未来应是什么样，更要解决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是什么样？是“相分”；是什么？是“见分”。相分是对事物的描述和印象，见分是对事物的准确定位和定义。中国是什么样的问题不仅孙中山清楚、蒋介石清楚，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清楚。但中国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的问题则很少有人知道。正是由于没有解决这一见分问题，因此国民党无论在自身组织建设上还是在改变中国的实践上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内部的高级成员都是自业行为模式者，尽管有的人自业完善品行高洁、有的人自业不完善而有各种各样的的劣迹。但一言以蔽之，均是自业行为模式。这个自业行为模式的“值”两千五百余年来并没有变。因此，尽管外表和名称有种种改变，但并不能改变中国。正如阿Q所说：“革命了，同去同去！”（鲁迅《阿Q正传》）。最后在内忧外患中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另一个兴起的重要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自身的训练包括早年的虔诚信佛，青年时代的刻苦读经和自我锻炼以及五四以后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实践。从中可以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共业行为模式者，即为了中华民族的共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种共业行为模式的特征。尤其不同的是毛泽东在见分上已经达到了探求天下“大本大源”的深度。这一见分的成就决定了毛泽东很容易透过纷繁的现象界，而不被现象界所迷惑。这在同时代的精英中无人超过毛泽东。正由于对纷繁的现象界的洞视而能深入到本体界的能力导致毛泽东对现象界的把握能力和驾御能力远胜于同时代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作用；在中国国内他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性和要害；在国际上他看到了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在人力资源上他看到了非改造不可的重要性。这种非凡的洞察力使其才华逐渐得到认同（尽管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处理），并最终在长征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马列主义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毛泽东没有对“大本大源”本身形成明确的理论，而且已经转变成一个虔诚的马列主义者，因此，其指导和领导方式是随时随地、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这形成了一种哲学上的特色，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事实求是的作风和理论。同时由于没有对“大本大源”形成明确的理论，因此，在正面的建立“什么”上他并不清楚，但在“什么”不是上他又极具洞察力。这是一种遮破的方法，既“造反”。毛泽东本人对这两种方法也十分清楚，自己概括为“虎气”和“猴气”。
　　
     由于毛泽东的指导作用，中国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每个中国人的自业行为模式面临着不可不改的境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个人所要做的改变也许是自愿的、也许是不自愿的，但每个人都承认这一转变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必然的、是毛主席教导的。也正由于这一点，毛泽东的确具有一种神性地位，也因此导致毛泽东的逝世痛哭了全中国。
　　
     就宏观的整体而言，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使中华民族的共业利益有了一个可支撑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这一功绩不是几个人吃饭不吃饭的问题，而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说其超越历史是由于从春秋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共业利益无人负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新中国从此改变了这一命运。“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不朽的呼唤不仅回荡到历史的昨天，更传向永久的未来。
　　
     三、转变的努力与持续的发展
　　从自业行为模式向共业行为模式的转变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家天下以来，在五千年的时间里所形成的传统的、久已习惯的自业行为模式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惯性。同时，自业的自我完善并不等于共业行为模式，而仍是自业范畴的行为模式。自业的自我完善有客观的益于共业环境的作用，是应当予以鼓励和保护的。尤其是在考虑到新中国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接受任何教育这一历史背景时，更应耐心地处理这一转变。
　　
     与此相比，西方发达社会从公元323年“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到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受洗以及随后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再到十二世纪大学的建立，西方文化的“普及”具有一个绵长的历史过程。即使仅仅从美国独立算起也有两百多年。这美国的两百年却始终是文化“普及”的两百年。
　　
     中国古典文化虽然有儒、释、道三家，但这三家每一家都没有得到“普及”。尽管就这三家文化本身与基督教文化相比有其不可替代和超越的优胜处，但他们始终是星星之火，而不是基督教的燎原之火。因此，即使是在自业的自我完善上，普通的中国社会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一文化国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即使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圣人，成为真正的如耶酥和释迦牟尼一样为共业而不惜头目脑髓的大乘实践者。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古典文化完善自业、净化社会的作用对于建立先进文化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为从自业行为模式到共业行为模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缓冲和适应过程。从而为共产主义者的培养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基督教的十诫、佛教的戒律对于养成中国公民遵纪守法的意识和习惯具有良好的前导作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类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因此，共产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古典文化的复兴和重建的“普及”。这一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的重复和照搬，也不是训诂和嚼字，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原理的指导下“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挥古典文化“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净化社会的作用，为先进文化的建立打下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之上要大力弘扬大乘菩萨道舍己为人、牺牲自我的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一个思想基础平台。在这两个平台之上完善组织严明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组织化的奉献文化的实践者，完全不同于个别人的、零散的、自发的实践。
　 行为模式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全民族的行为模式转换更需要一个长期不懈、耐心细致的社会文化工程。同时，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地完善自业，成为纯粹高尚的人。也不是每一个自业得到完善的人就能立即转变成一个为共业不惜牺牲一切的大乘行者。即使涌现许多的大乘行者也并不等于许许多多的大乘行者就必定能结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统一行动的组织而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因此，如果说“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第一梯级的文化，那么第二梯级的文化就是在国家法律的共同约束下“平等交换文化”的建立和完善。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大力解决的文化主题。这第二梯级的文化是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的。一个人即使不能为共业环境无私奉献以使社会净财富增加，但其平等交换的行为模式也不会使社会净财富减少。这比索取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的繁荣和稳定，避免了奉献者与索取者在宏观整体利益上演化成零和游戏的模式。同时也可使索取模式向奉献模式的转换不至于过于激烈和反差太大而引起不必要的反弹。
　　
     更要注意的是绝不能把第二梯级文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第一梯级文化领域从而变相取消第一梯级文化。当今腐败的产生和流行在现象上人人皆知，在文化学的解析上恰恰是第二梯级文化对第一梯级文化的变相取代。权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属于第一梯级文化，属于无私奉献的大乘菩萨道精神有组织的实践。这是社会主义权力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权力的本质特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完全放弃、取代或否定第一梯级文化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否定和背叛，是极右的错误。完全放弃和否定第二梯级的文化是对现代文明成就的无知和否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叛和否定，是极左的错误。这两级文化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互相混淆，而是互为动力和前提，在文化学上具有严格的层级性。
　　
     第三梯级的文化就是专政的文化，必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偷、抢、骗、杀等恶性索取行为。如果说索取行为会阻碍社会进步和繁荣，那么，恶性索取就是变相的剥削和压迫，是与共产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性质完全不相容的罪恶。共产主义事业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决不会向任何恶势力低头。任何恶势力，无论来自内外都必须予以坚决和无情的打击。
　　
     第四梯级的文化是特殊的救济文化，即人道主义。以便帮助那些残障者和奖赏特殊贡献者和特殊群体共同享有现代生活。
　　
     在文化建设上，我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政治教育是一种有效的、可行的教育手段，但机械化、一刀切的方式损害了政治教育的效力。既没有注意到生命个体从儿童到成人的各阶段不同的接受能力，也没有考虑到现实的社会需要和生活需要。儒家孝敬父母、承担必要家务劳动的教育，基督教爱邻如己、劳动天职的教育，大乘佛学为众生肝脑涂地的教育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文化建设具有正面价值，而且适用性、实用性广泛，即使是辍学者、打工者只要愿意接受教育，只要愿意完善自我他们就可以学习和进步。这种教育的普遍方式和灵活方式是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因此，在坚持三个代表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和手段，发挥古典文化的教育化导作用，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绝不能把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简单化，更不能把共产主义文化建设简单化。在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都有一个完善自业、承担共业的人生责任，也是走向幸福、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这一伟大事业的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