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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民性
作者:刘俊祥  发布时间:2010-3-2  阅读次数:2614  字体大小: 【】 【】【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民性

     本文摘编自:刘俊祥所著《人本政治论——人的政治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人本政治论》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列为研究生阅读书目。


         2007年,《人本政治论》获武汉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刘俊祥,四川省乐至县人, 1964924日 生。中共党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一、马克思并非“经济决定论”者


       西方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讲以人为本,是敌视人文主义和反人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经济决定论”或“历史规律决定论”。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其所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敌视和不合人文主义传统”的,他说,卡尔•马克思“才把社会主义的论据放在一个相当不同而又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他不求助于那些以他所不屑一顾的人道、公正或道德为基础的论点,而以历史为根据。他认为历史的途径是由它自己的‘铁的规律’所决定的,人能够了解这一规律,而且能够与它合作(这就是马克思的自由概念),但是它的运作,却不是人能够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不是人的思想或者信念,而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1]因此,他说,“看不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什么位置,而且马克思本人会愤怒地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他把人文主义看成是人们用来掩饰他们阶级利益的幻想和欺骗的又一例子。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封闭的教条的体系,它像卡尔文主义一样敌视和不合人文主义传统。”[2]


萨拜因则说马克思的思想是“经济决定论”,而非以人为本。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利用自然资源以生产它赖以生存的产品的方法乃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动力。任何时期的生产方式都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状况以至整个文化状况,而生产制度的变化则可以说明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生的相应变化。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概要。”[3]他还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直接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下来的,即马克思“把这一学说改造为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辩证法解释为用经济来解释历史,……关于市民社会(除国家以外)主要是经济结构,这是马克思可以现成地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过来的结论。”[4]因此,马克思以市民社会说明政治国家的思想就被引伸为经济是决定政治的唯一而终极因素的“经济决定论”。对此,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依据的是这一信念,即正是人的需要的压力最初迫使人提高为人,然后继续迫使他前进和提高;人的理性的内容必然取决于理性的条件,即严格的物质条件。”[5]波普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的历史主义”,即是“历史决定论”。因为,就“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而论,这个法则是经济法则;全部历史被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6]在他看来,这种“经济的历史主义”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整体论”,与“个人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


无容质疑,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的确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扬弃。但是不能以此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因为,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是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7]黑格尔这里的论述有三个方面的意思,(1)从“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发展”[8]来看,其发展顺序是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正如黑格尔所认为,“从直接伦理通过贯穿着市民社会的分解,而达到了国家……这种发展,这才是国家概念的科学证明”,也就是说,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国家是作为结果而在科学概念的进程中显现出来的”。[9](2)从时间层次上看,国家在先,市民社会在后,即市民社会的“形成比国家晚”。因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10](3)从逻辑层次上看,国家在先、在上,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即“在现实中国家本身倒是最初的东西,在国家内部家庭才发展成为市民社会,而且也正是国家的理念本身才划分自身为这两个环节的。”[11]对于黑格尔的这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开始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对社会、政治以及国家起源的探索历程。马克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即是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12]因为,“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物’—政治国家—不为市民社会所决定,而相反地使它决定市民社会。”[13]对此,马克思还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对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而言,是“外在必然性”,是一种权力。而后者依存于前者,其本质都是由国家规定的。国家则是市民社会、家庭的目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正因为作为特殊领域的‘市民社会和家庭’在其真实的,即独立的和完全的发展中是先于国家的”,[14]所以,“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无意识地产生出来的。”[15]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因此,“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做国家的有限性的领域,看做国家的有限性。”[16]在这里,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认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17]对此,马克思总结性地指出,黑格尔颠倒了主客体关系,“既然黑格尔的出发点是被他当做主体、当做现实本质的‘理念’或‘实体’,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18]


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19]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因此,真实的事实却是这样,即“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20]


对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曾总结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21]由于对马克思上述思想理解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从而产生了对马克思政治起源思想的曲解,这表现为(1)将马克思政治国家起源和本质的论述简单归结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论述。(2)因此而忽视了人在政治国家起源中的终极价值和意义。(3)将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归结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


实际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念的颠倒,以市民社会来解释政治国家,主要是为了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政治哲学体系。但是,在说明政治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上,这还不具有终极意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人与政治国家的中介环节,要说明政治(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人”才具有终极意义。只不过马克思这时还是仅仅从人的社会、政治本性出发,还未认识到人的劳动本性。不可否认,马克思注重经济的作用这是事实,但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劳动人本论”为基础,以现实的社会个人为始基和起点,分析社会、政治的起源、本质、运行与发展规律的。因此,马克思的政治观所运用的方法是政治人学方法,而不是经济决定论的方法。总之,以家庭和市民社会解释政治国家,只是马克思揭示政治国家起源和本质第一步,而马克思真正揭示社会政治和政治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正是其劳动人本政治观的创立。


二、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没有一般地超越“人本”


在我国,存在着这样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人本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哲学理论,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费尔巴哈,因此,这种理论方法只具有特定的作用。根据《辞海》的解释,人本主义,亦称“人本学”,在哲学上,“通常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作一种生物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主要代表为德国的费尔巴哈”。[22]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于是就笼统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般地“超越人本主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就不讲“以人为本”,认为这是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如《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一书的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不仅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也意味着它超越了一切人本主义,即使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出现也不例外。”[23]


从西方人文主义的实际发展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人本主义。它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突出人的本性中的感性内容。相对而言,17-18世纪的人本主义,则突出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成分,启蒙学者高举理性的旗帜,以理性为尺度审视、评价一切,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王国。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宣称其哲学改革,就是要创立“人本学”,以反对宗教神学。他对此说到,“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而“我的著作以及我的讲演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24]因此,我的“方法”就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越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25]可见,费尔巴哈这种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用自然界代替绝对观念,把理解人看作是理解自然界的一把钥匙,在内容和方法上把人提到第一位,当作他整个哲学分析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立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以人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社会并以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面发展为其理论归宿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社会存在中能够充当社会历史的本体的最基本、最基础的存在应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社会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26]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说过人是社会的本体,但马克思把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出发点”、“本质”,因而,无论是从思辨的逻辑上还是从经验的事实上来说,把人作为社会的本体才是说得通并具有解释力的。总之,社会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人是社会的基本实体,社会是人的共同体,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合理地揭示和解释社会、政治本体之谜。


于是,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般地超越人本主义”的观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浅化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因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因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中产生的,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对人类关怀的理论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超越一切人本主义或敌视人文主义的。实际的状况是,在扬弃传统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即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诚然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批判的是费尔巴哈对人的自然主义(主要是生物学式的)理解,而不是批判他对人的重视和以人本学来改造传统唯物主义。相反,费尔巴哈的这一改造的旨趣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对费尔巴哈批判和改造中才建立起他们的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这一新型的社会历史观正是对传统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27]由此生发出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超越于、区别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特点。即是说,“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论’,最后导致完全脱离开社会关系看待人的本质;马克思主张‘劳动人本论’,把人性置于以劳动活动为基础的必然性的社会利益关系中。”[28]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达自己哲学的本质特征,它“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是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29]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离开人抽象地谈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虽然“唯物主义当然是唯物的,但马克思所‘唯’的‘物’,并不是孤立的、对人冷冰冰的自然和外界事物,而是与人密切相关的自然和事物,是体现了对人的肯定,并与人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自然和事物。强调唯物并不意味着忽视以至否定人的作用,不能将二者截然加以割裂。”[30]实际上,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人本主义和政治人本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人本主义”或“实践人道主义”,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超越的不是人本主义本身,他所超越的只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强调以“劳动的人”或“实践的社会个人”为本原、主体和价值,来观察和分析社会政治的产生、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的。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它不是离开文明大道的东西,而是在继承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继承了康德‘人是目的’的理论,使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31]


不仅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地超越了“人本”,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主要内容和宗旨来看,还不能不说,“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的本真思想。因为,“通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细细品味就可以发现,人本主义或以人为本是统领其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渗透于文字背后的浩瀚的精神海洋之中”。[32]以此为前提,同样可以说,以人为本也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就是唯物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也就是“劳动人本主义”政治理论或“实践人道主义”政治理论。


总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虽然马克思比较注重经济因素和历史规律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般地超越“人本”,在人与经济、人的主体性与历史规律的作用之间的关系上,他从来没有否认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和以人为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以人民为本的新型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从终极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其宗旨目的的,从根本上说,“整个马克思主义自创立开始就贯穿和体现着这样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只要我们系统地研读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到晚期的主要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为他们全部研究的着眼点和归宿。”[33]


三、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劳动人本性”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政治“以人为本”即是以“劳动人”[34]为政治之本。从政治本体论来看,劳动人本政治观,是以“劳动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与思想,它表现为以劳动(实践)来界定人的本质属性,以“劳动人”作为社会政治的逻辑起点,以人的劳动实践作为社会政治的历史起点,以劳动人民作为政治生活的现实起点、实践主体和价值目的。总之,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就是以劳动人本论为基础,以劳动人本政治观为本质与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政治理论体系。“劳动人本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区别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其实,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威尔•金里卡就认为,“劳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对于劳动的全力关注”,[3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基于劳动的理论”[3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体现他们政治思想“劳动人本性”的概念,除了“劳动”一词之外,还使用了“实践”、“生产”等术语。如前所述,马克思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达自己哲学的本质特征,他们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因此,劳动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终依据所在,从而,也逻辑地确立了劳动人(民)在人类政治起源、生成和社会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价值目的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劳动本性的思想,刘永佶用“劳动人道主义”来予以概括,他提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以劳动为核心的,可以称为‘劳动人道主义’”,[37]这种“劳动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核心要素,劳动与需要、交往、意识这些要素的统一构成人的本质。”[38]因此,这种劳动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人本质的实现,在劳动者总体解放和个体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的文明和社会关系。


在我国哲学界,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本体思想概括为“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实践本体论思维范式,最早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内研究中盛行。根据实践本体论,马克思的本体论的主要点和闪光点在于,强调“世界的秘密在于人,人的秘密在于实践”,即“能否用实践观点去看待人和人的世界就成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主要区别点。”[39]因为,“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对感性世界存在结构的深层揭示,人及其实践活动就是现在世界的全部奥秘之所在”,所以,“只有以人为本把实践活动作为根本尺度,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我们生存的世界。”[40]即是说,马克思的本体思想所强调的是,世界是实践的人的世界,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世界和人。而且,在实践上,“马克思本体论的人本内核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把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追求作为政策目标来具体实施”。[41]因此,从实践本体论来看,马克思的思想核心就是实践的人、人的实践以及人的主体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实践本体论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问题,那么人的存在方式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本体论讨论的核心问题。”[42]于是,我国也有哲学学者提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中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引进足够重视的生存论结构,不妨称之为‘实践—生存论’”,[43]因为,“马克思关心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存”,“马克思人学的意义就在于深入揭示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将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形式还原或转换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内含的生存论意蕴。”[44]于是,“鉴于马克思人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性,我们主张把马克思人学中具有本体论意蕴的理论基础称之为实践—生存论。”[45]

广义政治理论不仅将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归结为“劳动人本论”,而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的政治观概括为“劳动人本政治观”。因此,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逻辑和历史,就必然是追求和实现劳动人民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生存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是人类政治得以产生、存在和运行、发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对此,《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一书作了集中的论述。
综上所述,不论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实践人道主义”、“劳动人道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生存论”,还是“劳动人本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是用劳动实践来界定人的本质的,也是以劳动的人和人的劳动实践为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来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就是以劳动人为本的政治思想,马克思的“劳动人本政治观”就是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政治观,其本质属性就是“劳动人本性”。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这种“劳动人本性”,全面地表现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本体论、主体论和价值论的各个方面,即是说,马克思就是在“劳动人本论”的基础上,以“劳动人”的本性、实践与发展来分析、说明人类社会政治的起源、生成、本质、存在与发展变化的。根据劳动人本论的理论分析方法,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政治之间关系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政治是劳动人的内在的本质需要。而且,“劳动人”与政治内在的本质联系,又具体而现实地体现为“政治人”、“利益人”、“社会人”和“发展人”与政治的本质、功能、地位和发展等之间的必然联系。[46]


四、马克思劳动人本政治观的四个特点
在“以人为本”方面,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与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之间具有共通性。但是,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又具有区别于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的鲜明的特色,即在如何“以人为本”方面,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又有其特殊性。虽然在西方的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人本政治思想家对政治如何以人为本,也有不同的观念。但是,他们大都是从普遍的、抽象的、静态的、个人倾向的以及公民个体为本的角度,理解政治人性和人本政治。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劳动人本政治理论”,这是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因此,是否坚持“劳动人本论”和“劳动人本政治观”,也就是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与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相区别的本质所在。


基于“劳动人本论”,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首先具有“劳动性”这一本质特性,即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人本政治观”。同时,又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1)人民性,即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在“劳动人本政治观”基础上注重以人民为本的政治观念。(2)完整性,即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政治观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有其产生和形成的历史。(3)开放性,即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实际正好相反,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4)现代性,即在西方人本政治的文化传统中,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具有现代性,对西方现代人本政治理念具有开创性作用。


(一)政治思想的人民性


从政治主体性理论来看,特别是西方近代的人本政治思想,以强调人的个体政治主体性即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为其特点。从人性模式意义上讲,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就是在批判和扬弃绝对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形成的。相对于西方近代人本政治思想的个人性即公民性,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的群体性即人民性,即是说,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具有“人民性”。


实际上,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劳动性人本性”,决定了在政治主体和政治价值论上的人民性。因为,“政治是人劳动生存的内在需要,以人为本是政治的最高本质,政治具有天然的亲民性”,[47]而且,“所谓“政治‘亲民性’,也就是政治的人民性。坚持权力的人民性,是政治亲民性的灵魂”。[48]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人本政治论”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人本政治思想的人民性,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的人本性就是政治的人民性,政治人本化就是政治的人民化,人民性是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的主体特性和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也就是“劳动人本政治论”基础上的人民化的人本政治思想体系。


当然,虽然说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本质核心即是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人的个性自由。实际上,“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必定决定了马克思并不否定政治的公民性或个体的政治主体性,而相反,马克思也非常强调人民的政治主体性与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以及人民政治与公民政治的有机结合。


另外,从政治人学理论与方法的角度说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具有人民性,并不否定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实际上,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人民性已经内在地包含了阶级性。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人本论”决定了人民这一现实的“劳动人”就是劳动人民,就是从事社会劳动实践的广大人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人民性的确认,就是对其阶级性的强调。当然,对于这种“阶级性”问题,我们不能片面的、绝对的和僵化的理解,而要根据政治的历史整体性分析方法,从政治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的辩证关系中,认识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所体现的方法论,既是关于政治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又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关系的社会分析。过去,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观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政治’观,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观里,其核心和基础是他们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历史的整体性认识。”[49]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广义政治理论,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已经从无阶级的社会政治向阶级的、国家政治发展,并必将过渡到社会的人民政治,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中,人民性和社会性比之阶级性,具有更为广泛的存在空间。阶级性只是阶级社会的政治的特性,而所谓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阶级性也只是以阶级社会为时空界限的。


(二)政治思想的完整性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即是说,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有其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成熟的一个发展历程,它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因此,并非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存在早期和晚期的矛盾或对立,实际上,不论马克思的早期或晚期的政治思想都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是不断完善的、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政治的理论体系。劳动人本政治论的各思想要素都内在地贯穿于其思想的各历史阶段。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历程中,也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或分歧,可以说,恩格斯的人本政治思想也是劳动人本政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马克思人本政治的理论体系,大致由四个思想时期所构成,即早期的人本政治思想、形成时期的人本政治思想、发展与运用时期的人本政治思想和总结与完善时期的人本政治思想。(1)“劳动人本政治观”的奠基。1843—1844年,马克思在批判扬弃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个人”的人性论,形成了其早期的人本政治思想。这种早期人本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等著作表达出来的。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政治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如下分析,并为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政治思想即劳动人本政治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劳动人本政治观”的确立。1844—1846年,马克思将具有社会个人性的人界定为“劳动人”,于是,在“劳动人本论”基础上形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其核心即“劳动人本政治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是从以下方面来确立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的。(3)劳动人本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运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政治思想确立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整个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历程中,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不断地论证和发展其劳动人本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又运用劳动人本政治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解放的政治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主要著作中,对劳动人本政治思想作了多个方面的发展与运用。(4)劳动人本政治思想的总结与完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后期,主要是利用哲学和人类学方法分析了人本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总体逻辑与辩证规律,实际上,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政治思想的最后总结与完善。刘德厚教授指出,马克思的“政治观”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历史整体观”,这种“政治历史整体观”意味着“人类的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政治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有关。它始源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50]因此,从“劳动人”的社会政治性中生成的政治必然是“社会政治”。从总体来看,人类政治生活在本质上的发展逻辑就是:从原始社会政治转型为国家政治,通过“走向社会政治”,必将进入未来理想的社会政治。在这个时期,有关劳动人本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主要有《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而且,这种总结与完善工作,主要是通过恩格斯的著作与思想表现出来的。


(三)政治思想的开放性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不论从要素构成还是动态发展来看,都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推导出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实际正好相反,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具有开放性,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


首先,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产生和存在于西方即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化环境之中,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欧洲的政治文化和实践中总结出的实现政治人民化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人本政治思想。因此,马克思的人本政治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吸纳了他之前的人类政治智慧和人本政治文化的精髓,是在批判扬弃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西方古代直到近代的人本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其历史唯物主义人本政治思想的。譬如,从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黑格尔主义来源来看,可以说,“黑格尔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颠倒,正是他既克服又保存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结果。换言之,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继承,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他的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51]实际上,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1844年以前从总体上看是处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就得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的结论。因为,虽然可以说“马克思的国家观来自黑格尔,对黑格尔的分类与概念他大都一一接受,并向一定的方向加以发展”,[52]但是将这种影响和继承极端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观和国家的基础即使在后来也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53]这就有失偏颇了。基于这种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国家)本原与生成方面,黑格尔对马克思具有影响的思想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辩证法思想。萨拜因说,在政治学说的发展上,“直接一脉相承的发展无疑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54]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借鉴和改造其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系。(2)对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所进行的批判。(3)奉行“社会自由主义”方法论。(4)以人为起点分析国家的生长形成。(5)对人的需要与劳动的分析。即在黑格尔看来,人是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劳动是人的本质”。[55]正是通过对黑格尔人的需要与劳动思想的扬弃,马克思后来才形成了他的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劳动人本理论。(6)对个人、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在这一点上,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关联性,因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正是以黑格尔实现的近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全新转折为起点的。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作出明确区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政治思想的共同基础”。[56]另一方面,黑格尔从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角度,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很有特色的。并且,它还与亚里士多德“人的政治性”的思想具有理论源渊。这对于马克思社会个人的人学方法的创立并以此来分析政治的起源,也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57]总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既批判又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的早期人本政治思想,可见,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也正是通过黑格尔等将自己与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关联起来了。


其次,这种开放性还表现在,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不仅对现代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现代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也发挥着重大的理论作用。可以说,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在西方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创了西方现代的人本政治思想观念之先河。这可以从后面的“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现代性”中得到说明。


最后,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政治思想,这本身就说明了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的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这从根本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8]所以,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同样首先是人们观察和分析人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出发点以及研究人本政治的一种方法。这在现实就表现为,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在我国,就不断地根据国情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政治思想,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政治思想和邓小平的“新人民政治”思想等。


(四)政治思想的现代性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的特点,不仅在于其区别于西方其它人本政治思想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在西方以至人类的政治人本化进程中,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集中体现为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具有“现代性”。这里所谓的“现代性”,意味着马克思的人本政治思想是在批判扬弃西方古代和近代人本政治思想基础上创立的、谋求人民民主和公民自由协调发展的、蕴含着现代性理念的人本政治思想。我国有学者对此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理论就是实践人学理论”,“就人回归生活世界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趋向而言,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人本哲学具有一致性,也是一种生存的主体哲学,而同近代哲学的认知主体哲学有明确的从那分野。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也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之一,是我们的同时代人。”[59]


从总体上可以说,西方人性理论的历史发展逻辑表现为:古代是“社会人”理论,近代是“个体人”理论,而现代则是“社会个人”理论。马克思就是在批判继承“社会人”和“个体人”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劳动人的“社会个人”人性观念的。因此,马克思是西方现代社会个人观念的创始人之一。当然,马克思的社会个人观念又有其独特的特色,即是“劳动人”的“社会个人性”。这样,就在人性理论上将马克思与西方其它思想家既联系又区别开来了。


因此,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在根本上意味着它是一种劳动人的社会个人的人本政治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人”理论与西方其它人性理论的的关系,可以用“承前启后”来表述。一方面,马克思如同卢梭、黑格尔等那样,在批判古代“社会人”和近代“个体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个人”的人性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因其社会个人的“劳动性”又显现出了其理论的独特性。


最后,正是基于这种社会个人的人学方法,决定了马克思人本政治思想的现代性,还表现为它是一种兼容公民个体性的人民政治观。因此,在实现人的主体性方面,马克思是主张人的“群体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相结合的“社会个人的政治主体性”,并提出通过“群体主体性”与“个体主体性”协调发展的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类解放”理想。  
    
  

[1]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3页。
[2]  同上,第144页。
[3]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36页。
[4]  同上,第738页。
[5]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7-928页。
[6]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
[8]  同上,第2页。
[9]  同上,第252页。
[10]  同上,第197页。
[11]  同上,第25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13]  同上,第358页。
[14]  同上,第248页。
[15]  同上,第249页。
[16]  同上,第250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
[19]  同上,第251页。
[20]  同上,第25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22]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23]  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2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3、524页。
[25]  同上(上卷),第18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7、293页。
[27]  刘远传:《社会本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28]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30]  丰子义:《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5页。
[31]  武高寿:《“人是目的”与“以人为本”》,《理论探索》,2004年第4期,第19页。
[32]  何祚庥、段若非:《关于“以人为本”的对话》,《当代思潮》,2004年第2期,第12页。
[33]  贾高建:《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理论前沿》(京),2000年第4期,第11页。
[3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劳动人”概念,他指出“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这里的“劳动人”实际上就是指体现人的本质并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人性模式上的社会个人,而不是指现实的“劳动者”。
[35]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66页。
[36]  同上,第368页。
[37]  刘永佶:《辩证历史—从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与历史变革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38]  刘永佶:《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4页。
[39]  张奎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现代哲学》,2002年第2期,第16页。
[40]  同上,第19页。
[41]  同上,第18页。
[42]  仰海峰:《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回顾与展望》,《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第3页。
[43]  韩庆祥等:《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44]  同上,第217页。
[45]  同上,第217-218页。
[46]  详细的论述另参见刘俊祥:《马克思恩格斯人与政治关系理论初探》,《现代法学》2000年专刊。
[47]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0页。
[48]  同上,第132页。
[49]  同上,第252页。如加拿大政治学教授艾伦•伍德在《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本性。
[50]  刘德厚:《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55页。
[51]  郁建兴:《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52]〔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6页。
[53]  同上,第262页。
[54]〔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7页。
[55]  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56]  郁建兴:《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黑格尔主义起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57]  有关黑格尔在政治(国家)本原与生成方面对马克思所具有的思想影响的详细论述,也可参见刘俊祥:《马克思政治起源思想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及其早期论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或者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59]  李楠明:《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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