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只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人类真正的、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

——关于《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及萨米尔·阿明的评论

2017年12月，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了《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引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报告》的基本内容

《报告》的协调与编辑人员有法昆多·阿尔瓦雷多、卢卡斯·尚塞尔、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其中托马斯·皮凯蒂是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报告》认为：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私有财产的膨胀是对公共财富的侵蚀；“全球化”打着所谓“自由主义”的旗号，实质为“垄断资本掠夺式的全球化”；除非全球采取协调的政治行动，否则贫富差距将继续扩大成为社会灾难的开端。《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对收入与财富差距的影响

自1980年以来，私有化运动风靡在高收入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公共财富总量甚微，有些高收入国家的公共财富甚至为负。公共财富过于匮乏限制了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同时对该国贫富差距产生深刻影响。

2.关于全球收入差距的分析

在过去几十年里，各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几乎均呈扩大之势，但扩大幅度各不相同。经济政策与社会制度是各国之间（即使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收入差距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世界各地区收入差距巨大，其中欧洲的收入差距最低，中东最高。《报告》首次提供了自1980年以来，全球最富的0.1%人口（约700万人）收入增长额相当于后50%人口（约38亿人）收入增长额的总和，世界收入前1%人口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增长总额的两倍。然而，后50%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明显的，但是占收入增长总量的比例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高。相比之下，中等收入人群所占份额却不断缩小，这些处于世界中等收入的人群包括所有来自美国与欧盟的收入后90%的人口。

3.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报告》发现，过去40年全球近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都在加剧扩大。一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极端水平”，在美国，最富1%人口拥有全国39%的财富，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主要是由于最富0.1%人口的财富增长。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在1980年至2016年期间“占有”全世界财富增长的27%。那些富中之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富有的 0.1%“占有”13%，最顶级的0.001%富豪（约7.6万人）“占有”4%。

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与持续增加的收入差距的推动下，全球贫富差距也一路飙升。需要强调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在高收入国家普遍显著增长，但仍然远远低于20世纪初期的水平。

对于《报告》提出的事实和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进行了评论。

二、阿明对《报告》的评论

阿明认为，《报告》首先没有具体分析“不平等模式”的区别，缺少进一步分析的勇气和思想根基，缺少更进一步地深入挖掘，其作用是有限和羞羞答答的，甚至是天真的。

1. 《报告》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全球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事实

厚达300页的文档,包括相当数量的图表，都是研究不平等现象非常有用的数据集合，清晰呈现了全球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事实。阿明认为这些数据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能找到的最好的数据。

2.《报告》没有从根本上区分、分析“不平等模式”

在反映出公认的事实(近40年以来迅速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症状之后，《报告》分析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微弱无力的，甚至是无效的。随处可见、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需要加以解释。

不平等的增长模式是否在所有国家相似?如果不是，即存在着不同的“不平等模式”，这是怎么造成的?事实上，对“不平等模式”做出区分很重要：一种模式是不平等在增长,但伴随着人口收入的整体（或几乎所有）增长；另一种模式是不平等伴随着多数人的绝对贫穷化。

在这方面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不同是非常重要和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几乎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都是看得见的，都是真实的。中国的党和政府持续推进了一些比如“精准扶贫”等爱民、惠民的，并对国际减贫扶贫具有重要启示的项目、工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的工程。因此，即使有些人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贫富差距在某个时期内的拉大是伴随着贫困人口的绝对减少。印度、巴西和几乎所有其他南方国家的情况都不是这样。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只惠及少数人(在某些国家如赤道几内亚，经济增长惠及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某些国家如印度这一比例为20%)。这种增长并没有惠及大多数人，大多数人甚至都是贫民。现实中的一些指标不足以显示这种差别，比如基尼系数。中国和印度可能有着相同的基尼系数，但同样明显的“现象”(“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社会意义却大不相同，中国一方面是发展中出现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大原则下的发展。

3.《报告》的政策建议作用有限

第一，自由主义政策下，征收累进税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效果是微弱的。累进税在所有情况下都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一个受欢迎的方法，但只要总体经济政策没有发生根本的、重大的变化，征收累进税的效果仍然是微弱的。征收累进税，同时延续允许资本（今天的垄断资本）自由运作的“自由”政策，在缩小不平等上将不会有什么效果。此外，统治者可能会拒绝累进税，因为垄断资本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解决不平等问题，但只要奉行自由主义的总体经济政策，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工资会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减少实际可用于消费的金额。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以此反对通过立法来获得最低工资的想法。

第二，《报告》“忽略”了公共开支增加的根本原因。《报告》提出使居民更平等地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必须成为任何合法的统治、治理的目标，并认为这是任何有作为的治理“出现”的先决条件。但是，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公共开支的增加，自由主义认为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接受的!

自由主义者坚持要减少公共债务。《报告》的作者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应该对公共债务的增长做出解释:是什么政策导致了公共债务增长？萨米尔·阿明明确提出，公共债务的增长只是自由主义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自由主义政策是受当局欢迎的，因为它为金融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本机会。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后续发展只能纸上谈兵。如果没有系统的工业化政策和家庭农业现代化的支持，解决就业问题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法，或竞选时得到选票的噱头与口头支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者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试图做到这一点，但印度不是这样做的。虽然奠基阶段艰难，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巨大的、可能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回报的投入，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以及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战略，这需要领袖人物和一个民族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也是一个大国复兴、发展应有的系统工程、百年工程。

三、阿明对《报告》的总体结论

这一《报告》项目的协调人都是自由派经济学家，阿明知道并熟知他们的其他作品。阿明总结了自由派经济学家坚持的具有决定性的两个问题:（1）他们相信几乎不受政治干预的开放自由市场的优点；（2）他们认为，开放的全球化模式是无法替代的，即允许资本自由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认为这是全球发展的先决条件，最终落后的国家会自然地赶上更发达的国家。他们充其量是斯蒂格利茨式的“改革者”。他们强烈认为，穷国可以通过追求甚至更加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赶上”更发达的国家。然而，阿明认为，从十六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发展五个世纪以来，持续深化的不平等发展的历史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一假设的质疑。

阿明认为，自由主义完全否定、排斥任何试图制定真正的发展政策(即让全体人民受益的发展)的尝试。任何一个以“新兴”为目标的社会(国家政权和人民)都不可避免地推进如下三个方面：（1）进入一个建立现代一体化工业体系的漫长过程中，以尽可能多的内部需求为中心；（2）推进家庭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主权；（3）通过一致的非自由政策，规划上述两个目标的关联。

这表明，我们在缓慢但坚定地走上通往社会主义，从而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自由主义只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人类真正的、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

这样的战略和政策意味着，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另一方面要控制垄断资本掠夺式的全球化，即努力朝着另一种全球化模式发展，尽可能减少霸权主义、垄断资本的负面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报告》的作者们完全没有想到，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创造消除贫困和最终减少不平等的条件和土壤。

中国正逐渐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来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来自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来自爱好和平的、勤劳的、勇敢的中国人民的不断追求，更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使然。

以“人民性”为本色的政权，如中国、越南、古巴等，可以做得更好:优先促进满足最贫困阶层的需求的生产，限制私人财富的无序的扩张，明确其边界及责任。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政治和社会领袖人物的清醒，他们能够理解减少不平等(不仅仅是贫穷)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减少国家和社会混乱的真正危险，而其他有的地区已经出现社会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其他国家(如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得更好，尽管自由主义政策和目前的全球化模式限制了其可能的努力尝试。

任何不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的政策都不能阻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没有对自由主义进行激烈批判的情况下，关于贫穷和不平等的讨论仍是夸夸其谈，是天真的一厢情愿。该《报告》没有超越这一点，它没有提供能够阻止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基本的建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经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