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班牙人终于搞明白地球是围着太阳转时，他们发现殖民地都不再绕着马德里转了。他们原以为地球是宇宙中心，西班牙是世界中心，《圣经》是一切思想的中心，后来终于明白，一切中心均已挪位。

            我认识安东尼奥·阿拉托雷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去年我在墨西哥学院访学，该院语文中心为曾在此任教多年的大师举办了一场温情的纪念酒会，一时名流竞至，学院书店也趁机把阿拉托雷的系列作品上架销售。我买了本《西班牙语的巅峰》，是他的代表作《西班牙语的1001年》的节选本。想不到西班牙语演变的千头万绪，给这位大学者写得如此生动有趣。半年后，又在书店见到署名安东尼奥·阿拉托雷的《日心说在西语世界》一书，文科学者谈理科问题，有点诡异，不过售价很便宜，便买下了。

             所谓“西语世界”，指的是西班牙和所有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拉美国家（广义点的话，则应包括赤道几内亚和菲律宾）。自西班牙帝国衰落后，西语世界就一直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边缘地带。西班牙是欧洲落后地区，大仲马就曾揶揄说“欧罗巴之界，止于比利牛斯”；拉美则在几百年中长期充当西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是基督教世界中的弱势群体。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是从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的，那么全球化时代甫始，美洲大陆就沦为西方的附庸，而西班牙还一度是西方的中心，那么西班牙是如何从中心滑向边缘的呢？

            需要说明的是，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之于北美十三州和西班牙之于美洲诸殖民地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想要在广袤的北美荒野建立一个与欧洲不一样的新世界，而西班牙人则欲在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的废墟之上复制欧洲城市和官僚制度。美国脱胎于欧洲而超越了欧洲，称霸世界，无愧“新大陆”的称号；拉美复制了西班牙的城市，也复制了西班牙的命运，在现代化的征途上步履蹒跚，鲜有超越旧宗主国的时候。

           西语国家的边缘化，与它们在科技上的落后有必然联系。翻看西方现代文明奠基人或创造者的名录，鲜能找到西语姓氏，尽管西班牙拥有其引以为傲的“黄金世纪”文学；浏览一下历届诺奖得主的名单，拿文学奖、和平奖的西班牙或拉美人不胜枚举，其他奖项的西语姓名就屈指可数了。可不可以据此判断，西语民族的大脑或文化基因长于文艺创作而短于科学发现呢？我认为，任何一种把国力的先进或落后归因于人种或先决论的观点都是缺乏理性的想法。阿拉托雷的这本小书是从文学家的角度谈日心说的传播与接受，隐约探及的，是更为深层的历史。

           在西方世界，日心说并非哥白尼首创，早在古希腊时代，已有阿里斯塔克斯提出日心说假想了。他认为星星和太阳都是静止不动的，地球和五大行星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不过，他的理论缺乏数理基础，影响力远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之下。在漫长的中世纪，“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像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M.迈耶霍夫：《伊斯兰教的遗产》）。欧陆上月光最明亮之处，就是穆斯林盘踞七百年的伊比利亚半岛。阿拉托雷提到，在西班牙居住的穆斯林熟知大量出自希腊人之手的科学著作。这些西方文明的精华大多以阿拉伯文的形式保存下来，即便是拉丁文版本，也是从阿拉伯文转译的。在公元十二世纪托莱多大主教拉伊蒙多创立的“翻译家学院”里，一些人把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文本口头译成初生的卡斯蒂利亚语，另一些人则负责把他们听到的卡斯蒂利亚语转写成拉丁文，以满足全欧洲的读者需要。此工作方式颇像清末翻译家林纾译外国小说。在知识匮乏、求知若渴的年代，知识传输的方式往往就是这么粗糙的，顾不得那么多精确性。既然是翻译，总会留下译出语的痕迹。阿拉托雷列举了几个至今在西方语言中通用的来自阿拉伯语的词汇：algebra（代数）、nadir（天底）、cenit（天顶、顶点），都是与数学、天文学有关的词。

           在那个年代，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三者之间谁也灭不了谁，只能共存，于是形成一派文化繁荣的局面。现代化进程中屡屡赶欧洲末班车的西班牙，在那个时候却是欧洲的科技先锋。十三世纪，国王阿方索十世亲自审阅了一批译为西班牙文的著作，其中就有天文学作品。

           如果没有天文学支撑，西班牙水手再勇猛，也不会贸然驾帆西去，更别提发现新大陆。挟击败穆斯林之余威，西班牙一鼓作气征服了美洲，在全球称霸，太平洋成了“西班牙湖”。若当年的科技条件允许，恐怕今天的火星人都要讲西班牙语了吧。而帝国从进取转为保守、从宽容变为不容异己、从中心沦为边缘的命运，值得今人深思。

            尽管在当时欧洲科技的先锋之地——伊比利亚半岛，托勒密的地心说仍在天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接受哥白尼日心说的条件业已成熟。文艺复兴初始的欧洲，只有西班牙和英格兰向哥白尼的新理论敞开大门，萨拉曼卡大学率先将哥白尼著作列入占星学教席选读书目。然而，根据阿拉托雷的记述，两件事情毁掉了西班牙天文学的健康成长：一是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出境，二是宗教裁判所将日心说列为异端邪说。

           统一帝国必得统一思想，维护秩序必得摈除异端。既然要建立称霸寰宇的天主教帝国，那么帝国之内一切不肯真心信奉上帝之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一年，西班牙朝廷下令不肯改宗的犹太人统统出境。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外流人才，类似的荒诞事也在纳粹德国重演过。一百多年后，西班牙朝廷又把被强迫改宗的摩尔人也统统驱逐出境。所谓“三文化的西班牙”荡然无存，传承自中世纪的宝贵知识遗产也随之灰飞烟灭了。阿拉托雷在书中提到犹太人亚伯拉罕·萨古托，他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1515年逝于大马士革，是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连哥白尼也对他推崇有加。

            哥白尼学说引发的不仅是关于宇宙观念的论战，更是思想的革命。中世纪的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有限世界，逐渐为古典力学的无限世界所取代。不可能有错、不容许怀疑的《圣经》关于宇宙的说法开始受到怀疑。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上帝也不再是独尊的真理，唯一的绝对真理走向解体，一下子涌现出好多个相对真理，一个多元思想的精彩新世界正在徐徐铺开。这意味着单向度的狂热要让位给多维度的理性了，封建领主庄园的樊篱要拆掉了，教会独大的权力要缩一缩了。一经马丁·路德闹腾，教会开始变得敏感、神经质，宗教裁判所加大了控制和惩罚力度。基督教世界中两股力量在交锋：新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前者导向资本主义和工商业的勃兴，后者则让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陷入停滞与僵化。

            当天文学问题变成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又变成政治问题时，就不能指望有什么有利于文明进步的新思想出现了，人们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被查出有犹太血统、害怕异质思维被察觉、害怕说错话被告发、害怕像鸭子一样被吊到木堆上烤……1633年，经宗教裁判所裁决，伽利略被判入狱，由此日心说全面遭禁，若论禁令的深度和持久性，西班牙比意大利要厉害得多，须知宗教裁判所可是西班牙帝国的一大“特产”。阿拉托雷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叫梅尔乔的人的悲催故事。此人1606年生于新西班牙（今墨西哥），习过一点拉丁文，从小泥瓦工做到高级工匠。他的藏书多达一千六百六十三册，有些书是拉丁文版的，他便找人来翻译。翻译见他私藏占星学著作，其中竟然还有哥白尼的书，就把他告到宗教裁判所。梅尔乔旋即被捕，藏书悉数被没收。审判延宕日久，无书可读的梅尔乔就越发沮丧，终于发了疯。一日梅尔乔疯癫发作，要把狱友掐死，狱友竭力自卫，一石将梅尔乔砸死。事后，宗教裁判所将没收来的书交还梅尔乔的遗孀，但还是把一批包括哥白尼著作在内的“危险品”扣下了。

           出于学者的谨慎，阿拉托雷在书中声明他对古代墨西哥人的天文学说几乎一无所知。玛雅人对太阳与大地的关系怎么看，只有去询问考古学家了。假使美洲人能相对完整地破译并传承先民的智慧，他们的近代科学史也许该是另一副样子。不幸他们背负了殖民地的命运，迫于宗主国施加的限制文化传播的愚民政策，不能进口欧洲发达国家的智慧成果，却要跟着国王军队一起抗击从欧洲发达国家杀来的海盗。西班牙帝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却是一个闭塞的世界，等着北方的强国乘虚而入，传播贸易和“文明”。对宗主国统治的深仇大恨，定下了独立之后拉美各国自由派思想的基调：远离西班牙，拥抱英法美，拥抱“理性”和“进步”。

           当日心说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广为接受时，西班牙帝国还在自闭症中止步不前。禁书目录几乎每日更新，费力佩二世于1559年定下的规矩延续多年：严禁西班牙教师和学生出国任教或学习，以免沾染上异端邪说。直到十八世纪，才有一个叫费霍的西班牙教士站出来小心翼翼地证明哥白尼说得有理。费霍的科普工作尽管看上去已来得太晚，却像“黑暗中燃起的一道火炬”。十八世纪的西班牙人脑袋里装着什么呢？且看阿拉托雷引用的当时的西班牙作家的话。何塞·罗德里格斯：“我们不应顽固地求知天空系统的构造，我们在此方面的无知无能正是神的力量的最好佐证……”胡安·P.佛奈尔：“人的真正的终极目的是了解他的内部秩序，而非宇宙秩序。”由一个教士来传播“先进思想”并不奇怪，在那个时候，西班牙人读书认字的权利仍为教会所垄断。一本书在出版之前，要经过六道审查程序，伏尔泰就嘲笑西班牙拥有一道严密的“思想海关”。尽管科学理性不断挑战沿用千年的《圣经》，西班牙民众连阅读《圣经》的权利也没有，一切都归教会解释，神父更用少数人才能听懂的拉丁语布道。直到十八世纪末，西班牙文版的《圣经》才从禁书目录中下来，获准发行，与此同时，大洋那边已是暗流涌动，帝国版图即将迅速崩解。当西班牙文人终于搞明白地球和另外几颗行星都是围着太阳转时，他们发现新西班牙、新格拉纳达这些殖民地都不再绕着马德里转了。他们原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西班牙是世界的中心，《圣经》是一切思想的中心，后来终于明白，一切中心均已挪位，该是放下对大洋以西失地的哀叹、向东翻越比利牛斯山去发达的欧洲寻找新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