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第35个“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当天，第67届联大会议以138票赞成、9票反对、41票弃权通过给予巴勒斯坦国际观察员国地位的决议。次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宣布：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为犹太人定居点新建3000套住房;在东耶路撒冷E1地区扩建数千套犹太人定居点住房。——这一“批准”，意味着以色列从非法占领到永久占有的路上又迈出了稳健一步，而巴勒斯坦人的漫漫建国路又被堵上了一道高墙。

           评论这两条接踵而来的新闻，后者被观察家们称为对前者的报复性回应——报复的理由是以色列缺乏安全感。“以色列缺乏安全感”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子，过去的64年里常常挂在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美国从总统到发言人的嘴边，频繁出现于一切有关巴以新闻的字里行间。这个句子，也是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无止境扩大移民定居点、筑建隔离墙、设置检查站、入侵黎巴嫩、实施贝鲁特大屠杀、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动“铸铅行动”、“防务之柱”…… 64年来针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全部事情的唯一理由。同样，它也是1972年至今四十年间，美国否决近百项与巴勒斯坦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的唯一理由。不例外地，它是美国、以色列此次反对巴勒斯坦入联决议的唯一理由。

           这使得人们迷惑并不禁要问：以色列—犹太人的安全感，到底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解决以色列安全感问题的途径究竟是什么?犹太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已远不止是一个百年之问。在19世纪的欧洲，它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论题之一。

           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多灾多难，特别是近代在欧洲种族主义煽动下所遭受的屡次大规模迫害运动，使得犹太人和许多同情犹太人遭遇的非犹太人，从很早起就开始思考“犹太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问题。其中最著名者包括伯尔纳•拉扎尔、马丁•布伯尔、卡尔•马克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罗杰•格鲁迪……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西奥多•赫茨尔。

             回答犹太人出路的问题，首先需要理解犹太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优选民”意识。“优选民”意识来自犹太教根本经典《旧约》。对此，布希维在他的《宇宙历史论》中有经典的概括：“犹太(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国家兴衰的原因，都是忠实听命于以色列人的上帝的意志。以色列人肩负着领导人类达到唯一的目的(实现唯一的宿愿)的重任。”——犹太人长期迷恋于这种“特殊人”的自我想象之中、从而形成某种封闭孤立的群体心态，可谓根深源长：早在伊本•麦蒙出现之前，僵化的犹太教法典主义学派经注家们就已经围绕着经典注解，对犹太人的这种特殊心理精心构建了几个世纪之久。法典主义学者们执着于细微教义的探究钻研，并极力反对任何开放思维的尝试。作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伊本•麦蒙曾试图阐明信仰和理智的一致性，却遭到法典主义学派的诋毁和诅咒。犹太教法典派和安息派学者对伊本•麦蒙的重要著作《彷徨者的指南》一书恨之入骨，蒙彼利埃城的犹太法学博士所罗门不但诅咒读过《彷徨者的指南》的人，甚至在1232年发动了一场禁读和焚烧《彷徨者的指南》的运动。

             为了把犹太人的阅读和研究限定在他们划定的法典范围之内，13世纪末，也舍尔为首的30位犹太教法学家在巴塞罗那主持召开的西努德斯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决议：凡不满25岁的犹太人，如果读了《旧约》和法典以外的书籍，就开除他的教籍。著名的法国犹太思想家伯尔纳•拉扎尔在评论这一思潮所产生的后果时写道：“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使犹太人与世隔绝了。”

           针对犹太法典主义经注家们的努力及其后果，伯尔纳•拉扎尔在其1894年出版的《反闪族主义及其历史和根源》一书中指出：“犹太人把自己孤限在一道‘围墙’之中了。这道‘围墙’是《旧约》的早期抄写者们围着《旧约》而筑起的。此后，法科赛人和犹太教法典派分子以斯拉的继承者、摩西精神的最早歪曲者、先知们的敌人们又加固了这道‘围墙’……这种自我孤立的危险性越来越严重了。犹太人有一种特有的狭隘性。正是这种狭隘性使犹太人自鸣得意，炫耀自己有《旧约》，并因此成了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人，别的任何人都不能跟他们相比的特殊人。”

           或许是19世纪泛滥于欧洲的民族主义逆流又加剧了犹太人的这种“优选民”意识，并使之更加牢固。就其后果而言，正是犹太教法典学派的这种近乎愚蠢的努力，为后来横行欧洲大陆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指控犹太人的口实。

           对于“优选民”理论，罗杰•格鲁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形态的“优选民”之说，本质上都是种族 主义和殖民掠夺的辩护词。他在《以色列问题》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剖析：从历史的角度看，“优选民”的论调是荒唐可笑的。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会在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传达一种特殊情感。恰恰是这种特殊情感，使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同于异族的“优等民族”——可是，有什么权力仅仅只关注自己民族的记载而无视别的民族的历史呢?从政治角度分析，“优等民”理论是一种协助犯罪的理论，是为了对别的民族实行歧视、侵犯、统治和为扩张政策辩解的理论。从神学逻辑来看，“优等民”之说一样不能成立。如果说存在某种“优等民族”的话，则必然存在“劣等民族”。那么建立在这种“优等”和“劣等”理论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政策，必将导致对他者民族的歧视和否定——而孤立主义是没有什么信仰可言的，与世隔绝、自我欣赏的人是绝对不会相信有什么上帝的。

     ——正因为此，当赫茨尔开始四处宣传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时，恪守传统教义的犹太教权威们明确表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违反了犹太教有关‘拯救’的许诺;用金钱和武器‘复国’，是对犹太教最高原则的背叛。”1880年，由于德国犹太教传统法学家的反对，赫茨尔不得不放弃了召开慕尼黑大会的计划。

       强调自身“特殊性”、把犹太人解释成一种与其他人类不一样的“优选民”理论，与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看到：只有最丑恶的纳粹宣传，才把犹太人说成是不同于人类的其它物种，认为犹太人在身体(头颅、鼻子)和心理两方面都与其他人类不同。1967年8月，摩西•达扬说：“当你拥有《旧约》全书，又拥有书中的民众，你也就拥有了《旧约》全书中记载的土地：耶路撒冷、希伯伦、杰里科和先知们曾拥有的全部土地。”1956年，贝京入侵埃及时宣布：“大卫王国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永久地回到以色列人民的手中!”——希特勒也曾宣布：“雅利安人居住过的土地都应回到我们手中来!”

             分析了犹太人传统中的“优选民”思想，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问题。西方媒体和舆论中有一个永恒的“弱者形象”：孤独的以色列处于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随时面临着“被赶入大海”、“被从地图上抹掉”的威胁，因此它不得不为获得“生存空间”和“安全感”而战斗。由媒体刻画出来的这个形象，成功地为以色列赢取了全世界的怜悯和同情。但这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

           今天以色列军队所拥有的军事装备从质量到数量都大大超过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军队装备的总和，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在媒体的叙事传统中，建国之初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兵力悬殊，全靠犹太人的勇武才得以以少胜多。真实的数据是：1948年战争中，由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拼凑而成的“阿拉伯联军”总数不到22,000人，而以色列军队的人数则是65,000人。——这个数字不是什么秘密，只要去翻阅严肃的历史著作而不是随手传抄网络上流传的军迷段子，则随处可以查到。

           1955年10月12日，贝京在教堂宣布：“我由衷地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地向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两个目的：一是摧毁阿拉伯国家的力量，二是扩大我们的领土。”1967年6月5日，以色列战机不宣而战，进攻埃及，炸毁了埃及停在地面上的全部飞机。——这与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毫无区别。一周之后，以色列总理列维•艾斯克尔在教堂里宣称：“是的，以色列的生存系在一根细线上，但是阿拉伯领导人想毁灭以色列的期望被挫败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真的相信“阿拉伯威胁”和“面临毁灭”的说法。以色列的一位前部长麦尔海迪•本托夫于1972年4月14日公开揭穿了这一谎言：“所有关于面临被毁灭威胁的种种传说，都是捏造出来的谎言，是虚张声势，为了掩饰吞并阿拉伯土地的目的。”伊扎尔•魏茨曼将军1952年4月19日在《知识报》上发表文章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毁灭性的危险。”米提欣•比利德将军也曾说：“这种把屠杀和毁灭的危险说成是1967年悬在我们脖颈上的利剑，并将以色列描绘成为生存而战的理论，只不过是战后才出现和传播起来的一个谎言而已。”连拉宾将军也亲自承认：“我不认为纳赛尔想要战争。5月14日，他派往西奈的两个师，根本不足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1972年6月2日的法国《卢蒙代尔报》)

             如果说“阿拉伯威胁论”是一个谎言构成的骗局的话，那么这一骗局的成果就是：1967年战争之后，以色列获得了超过1947年分治决议划分给它的土地的3倍的领土，并占领至今。尽管如此，它仍企图不断地追求新的扩张。

             那么以色列的“安全边界”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1972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提问：“你认为哪些地区对于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梅厄回答道：“如果你指的是我们应当划一条边界线，那么我们还没有打算这样做。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就会划出来。但是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基本点是：任何一项和平协议，都不能使以色列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上去。必须改变那时的边界，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边界，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全部边界线。”继任者们没有让梅厄食言：1973年与埃及战争受挫后，1978年9月通过戴维营协定使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翻倍增加，吞并了耶路撒冷、侵占了戈兰高地……紧接着，又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一切，都是为“生存空间”而战斗。

             有关进攻黎巴嫩是“正当自卫”、“为了加利利的和平秩序”说法：早在这次入侵战争发动的28年前、当在这场战争中亲手制造了贝鲁特大屠杀的萨阿德•哈达德上校还是一名懵懂少年的时候，以色列前总理摩西•沙利特1954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已经策划成熟的入侵方案：“根据达扬的意见，唯一必要的事情是(在黎巴嫩)物色一名下级军官，我们要么说服他、要么用金钱收买他，让他宣布自己是马龙教徒，黎巴嫩的希腊教徒的拯救者。到那时候，以色列军队就开进黎巴嫩，占领必要的地区，建立一个与以色列结盟的基督教政权。至于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最终要属于以色列。”随后不久的日记中，沙利特又写道：“总参谋长认为，应当收买一名黎巴嫩的军官，让他作为我们的傀儡，以便使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是响应他们的呼吁，是为了把黎巴嫩从穆斯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进入黎巴嫩。”28年后的1982年，当被相中的“物色对象” 萨阿德•哈达德在国防部长沙龙的紧密配合下，率领1200人组成的长枪党屠杀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贝鲁特大屠杀之后，贝京和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非犹太人在杀非犹太人!”当入侵战争已然成为事实，贝京的一位新任部长、极右政党“宗教爱国党”的尼•伊玛姆教授宣称：“此刻正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新秩序的良机……在地理和历史上，那里应该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地区归并过来。”

               ——这正是以色列64年来字遵句从、亦步亦趋地执行《约书亚》里的指示：“你们的脚踏到什么地方，我就把它送给你们。”其实早在1968年7月，摩西•达扬就声称：“近百年来，我们的人民就致力于建设这个国家，并扩大它的版图，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建设更多的定居点，扩大我们的疆域。我们决不让任何一个犹太人说这项事业完成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一个犹太人认为我们将偃旗息鼓。”曾任以色列后备军司令、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贾齐特将军曾在皮尔萨巴对以色列“为生存空间而战”的战略(也就是阿以冲突的实质)做过一次精彩地概述：“第一个目标是，保证历史上的以色列(即古以色列)土地不再分治;……第二个目标，保证历史上的以色列的土地完全处于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并保持它基本上成为一个犹太人国家;第三个目标是，彻底解决以色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历史上的以色列土地之外的地方去寻找。”

1982年2月的第14期《基弗尼姆》(耶路撒冷)杂志上，公开刊载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80年代以色列的战略”。这一超越了以往所有侵略计划的“战略”，不仅包含了对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全面肢解的系统计划、以及为肢解它们而采取的步骤，而且囊括了对整个非洲和部分亚洲的野心——这使人不得不再次想起赫茨尔在《犹太国》中的那句精确描述：“我们必须在那里(巴勒斯坦)，组成欧洲堡垒的一部分，以对付亚洲，使之成为文明反对野蛮的前哨。”以及他所梦想的疆域：“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以色列”。——然而，就这样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地图的庞大计划，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美国的无条件支持。

             世界舆论总是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身处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必须为生存而战”的永恒弱者形象，不仅是对以色列数十年来所犯罪行的辩护，是对巴勒斯坦人所受迫害的不公，同时也是对世界安全的不负责任。西方舆论的眼中，从来都只有受到阿拉伯吃人妖怪戈利亚斯威胁的“小大卫”形象，却看不见“小大卫”的背篓里装满了美国的武器、金钱和永无止境的侵略贪欲。

         今天，全世界都在传抄着一句杜撰出来的宣传谎言：“把以色列赶进大海里去!”以此来证明阿拉伯人的残暴和极端，却没有人愿意想起一位巴解前领导人的一句话：“哪怕(以色列是)一个被人强奸而生下来的私生子，我们也不能把他杀掉。”

回到本文主题：犹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64年中，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之间刀兵相向、怨怨相报无休时——搁下双方对错是非暂不讨论，本质上，是绑架了两国百姓的生命，绑架了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而我们所选择的立场，既不是以色列政府也不是巴解组织的立场，而是试图从两国人民——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立场出发，寻求共同点，尝试思考结束这一“世纪之痛”的基本思路。

今天思考“犹太人的出路”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思考“以色列的安全感”问题。而思考以色列国犹太人民的安全感问题(即出路问题)，又离不开“巴勒斯坦人的出路”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巴勒斯坦人不能获得生存权、回家权、自由权这三个基本权利，以色列犹太人就不可能拥有安全感。

简单回顾一下当年那些重要人物对“犹太人出路”问题的看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在我看来，在共同和睦生活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 比建立犹太国家更为明智。因为建立具有国界、军队、政权的国家的构想，是与犹太教的精神相抵触的，不管这个国家多么简单。我担心：那种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渗透，会损害犹太教。我们已不是麦卡尔时代的犹太人了。根据政治概念去重新组装一个民族，这就意味着从我们先知们所推崇的民族精神上的一种倒退。”

           马丁•布伯尔对“犹太人是否一个民族”的问题持沉默态度。但这并未影响他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从基本人道主义出发对犹太人出路问题的构想。当甘地说：“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国土，把犹太人的统治强加给阿拉伯人是暴虐的、不人道的。”马丁•布伯尔回答道：“我们并不想剥夺他们的财产，我们是要同他们共同生活。”同样，1958年在纽约的一次讲演中，他坚定地表达了与阿拉伯人联系的立场。他认为：犹太人民的复兴，应当与中东的复兴结合起来进行，这样方可避免武力。布伯尔说：“最错误、最腐朽的观点，是那种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武力开创的观点。而武力则往往是非人道战胜人道，是对于信仰的背叛。”对于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以色列，布伯尔指出：最严重的错误，是以色列自己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早在1921年，马丁•布伯尔就曾提出在中东建立有犹太人参加的联邦的构想。但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却选择了与“建立两个民族共同的国家或有犹太人参加的中东联邦”这一建议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做出了肢解巴勒斯坦的决定。正是世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国际社会共谋下的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两个民族的对立，也导致了战争的开始。布伯尔曾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武力，也不反对以色列建国。但当他目睹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头两次战争之后，他就立即指出：“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动，而应该靠双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当初设想以色列参加中东联邦的思想，今天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但在将来，在一定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可能会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或许会证明：这是有关巴以和平的最伟大的预见!

             一种流行而且权威的观点把卡尔•马克思视作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他的长文《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许多尖刻的用语来描述犹太人和犹太教，例如：“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诸多需要的多神教，是一种把厕所也可以变成神律对象的多神教。”“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犹太人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等等。尽管马克思以如此激烈的语气和犀利的笔锋批判了犹太人、犹太教的劣根性和功利性，但他绝不是一个什么反犹主义者。相反，马克思本人对犹太人抱有极大的同情(甚至这种同情心以致于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个别地区犹太人的状况分析失准)，对于犹太人的历史遭遇、现实处境和出路命运，马克思皆有深重忧虑和深刻思考。

           马克思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宗教信徒。因此，他的《论犹太人问题》驳斥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把“犹太人问题”看作一个宗教问题、尝试从宗教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观点，而是从世俗的和政治的角度来剖析和观察犹太人问题(这一方法论坚持了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从经济根源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犹太人问题，从人类“自我异化”现象中探讨犹太人问题，把对犹太人、犹太教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批判结合起来(如西欧社会中的犹太高利贷者、商人及其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习性，正是资产阶级的本质特性)，得出“犹太人问题是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问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把犹太人的出路问题同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危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指出：犹太人自我解放的斗争，应当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获得解放的出路，在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各所在国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与当地人民共同团结战斗。——不幸的是，历史选择了与马克思的建议针锋相对的方向：恰恰使用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犹太人的出路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指出的出路是可取的，那么，今天安身立命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犹太人，就必须把自身的出路问题与所在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就必须把“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问题与巴勒斯坦人的回家权、生存权和自由权结合起来思考，而不能指望依赖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和隔离墙、检查站、梅卡瓦、白磷弹……以及美国每年的30亿军事援助来获得安全感。——所以，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与以色列—犹太人的“安全感”问题，既是制造了矛盾根源的相互原因，又是解决问题所必须依赖的、相辅相成的手段。

           如今，全世界都把实现巴以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双方政治力量身上，都把目光盯在内塔尼亚胡、阿巴斯的身上，盯在美国调解、联合国决议和一次次徒劳无功的谈判、一张张被反复撕毁的停火协议上……但正如马丁•布伯尔所说的：“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动，而应该靠双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仅仅指望停火、入联或者建国，都是远远不够的，距离真正的和平还很遥远。只有双方放下仇视、开始真正的“合作”，才是和平的开始。

           如同本文一再论述：分治、独立，包括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方案，是帝国主义者操纵国际社会制造出来的分裂人民的方案，既不是犹太人民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解放的出路，不是和平的路径;只有和解、共处、融合，才是最终的和平方向。

所以，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双方人民的觉悟觉醒上，寄托于曾经友爱为邻和平相处的历史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醒来，寄托于人性的力量、和真正的宗教和平精神在他们的心灵中复苏。毕竟，他们才是主角，也是“犹太人出路”这一议题的对象——而不是那些理论骗子们和那些靠谎言、杀戮度日的政客们。

           我们对这一期待抱有和马丁•布伯尔一样的信心，因为我们对于人性的复苏、不同宗教文化的人类“睦乃四邻，以和兄弟”的能力怀着深刻的信念。正如路德维格•瓦茨阿博士在《占领下的信仰》一书中所说：“在巴勒斯坦这块宗教信仰的故土上，最大的信仰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所有人曾经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今，该到想起来的时候了。(全文完)

参考书目：

1.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以色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2.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虚构的犹太民族》，上海三联书店，2012;

3.艾兰•佩普Ilan Pappe《现代巴勒斯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海盗与君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

6.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特别说明：正如本文开篇所说“这是一篇学习笔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文章。故全文5节中多次大段转录了罗杰•格鲁迪《以色列问题》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未作专门注明，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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