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兵器制造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兵器，特别是火器的生产、研制和应用，并用以装备军队。如明成祖创建的神机营，与当时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军三大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就是一支完全用火枪火炮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 明朝人不仅自己研究的火器种类繁多，还从西方引进了红夷炮、鸟枪、佛郎机等先进火器，并大规模推广使用，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①，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尤以管形火器发展很快，如由简单的火铳发展到各种类型的火枪和巨炮，由单管单发发展到多管连发，还创制或改进了较先进的枪炮瞄准装置和击发装置等。管形火器取得发展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传统的抛石机和弓弩，使冷兵器和火器在军队装备中的比例开始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火器的结构和性能还不完善，制造能力也很有限，不足以完全取代冷兵器，因此明代的冷兵器也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创造发明。

明初的管形火器，通常称做枪、铳、炮，爆炸性火器也常常称做炮，在名称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些大型火炮，还尊称将军，如大将军、二将军、夺门将军等。管形火器一般由铁或铜铸成圆筒形，口径较大，身管较短，火药由炮口装填，用火绳发火，发射石弹、铅弹和箭等。这时的火器还存在很多缺点，如装填及发射缓慢费时，且射程不远；体形笨重，不便于机动作战；没有刺刀之类的装置，火器手缺少近战和自卫能力；没有瞄准装置，命中率很低等。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明中叶以后，一些火器研制家曾对这类火器做过许多改进。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造两头铳，可旋转连放，后来又创制出夹把铳、二眼铳至十眼铳等多管或多节铳。这类新型火铳可以单放、齐放或连放，部分地解决了装填及射击速度慢的问题。代宗景泰元年（1450），根据辽东戍军的建议，曾将手把铳的木柄，增长为七尺，并安上矛头，这样在手铳施放后可用以与敌进行格斗。后来还制有子母铳、剑枪、铳棍等。这种使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设计，加强了士兵在短兵相搏时的主动性和自卫手段。嘉靖二十五年（1546）曾制造一种百出先锋炮，上面有锐锋，如戈形，长六寸，亦可像冷兵器的铁枪一样使用。上面提到的手把铳、子母铳、百出先锋炮等，可说是近代安装制式枪刺的先声。为了减轻重量，以利于野战，景泰四年（1453）曾将永乐时造的三十四斤大铳，改为重八斤的小铳，嘉靖时又造出一种千里铳，平时悬挂于腰间，遇敌举手可放，更为轻便。另外，明中叶以后，部分火炮的炮弹，已由实心弹改进为爆炸弹，《武备志》所载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飞蒙炮、龙云霹雳猛火炮、毒雾神烟炮等，都是发射爆炸弹，以炮弹的碎片或喷出的毒火、毒烟杀伤敌人，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威力。

自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各种火器，不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传入了一些外国火器，并经过仿制和创新，丰富了中国火器的品种，改进了火器的效能。明代由外国传入的火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佛郎机炮和鸟嘴铳。“佛郎机”是当时对欧洲人的泛称。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臣乘舰船到达广州，明朝官员在葡船上初次见到佛郎机炮。嘉靖元年（1522），五艘葡萄牙舰船停泊珠江口外并侵犯广东新会。经过激战，中方获胜，缴获舰炮二十余门，于是佛郎机炮“始得而传之”，“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①。《明史》记载：“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②这种炮具有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其构造与性能确实要比明朝原有火炮先进。嘉靖二年（1523），明朝由何儒负责在南京仿制成功佛郎机炮，此后，其他管形火器也陆续鉴此作了改进。鸟铳亦称鸟嘴铳，是一种用火绳点火发射弹丸的单兵枪。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东南沿海平倭寇的战斗中缴获了经日本改进的鸟铳，并仿制成功。《武备志》论述鸟铳与过去火铳不同的地方是，侵彻力强，命中精度好。它的缺点是，用火绳发火，遇风雨不便使用，又没有刺刀，“执空铳与敌角必无辜”。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祯仿制的噜密铳也是一种单管火绳枪，但较鸟铳又有进步，除枪体轻便和改进了发火装置外，铳尾部还装有钢刃，近战可作斩马刀用。赵士祯，字常吉，号后湖，浙江乐清人，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约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曾任鸿胪寺主簿，中书舍人，是明代著名的火器研制家，撰有《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谱或问》等。他不仅研究、仿制而且创造了不少火器，如掣电铳和迅雷铳，均能连续发射，迅雷铳已近似近代多管式机关枪。此外，在十七世纪初还对鸟铳加以改进，创制了燧石枪。毕懋康在其所著《军器图说》中将燧石枪称为自生火铳。据说这种枪的优点在于“风雨不飘湿，缓急皆可应手”。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焦勖等，积极学习和仿效西方火器理论和技术，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和工匠来华工作，培养中国铸炮工匠，因而提高了研制西方火器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科学性，并仿制出红夷炮等威力强大的火器。焦勖《火攻挈要》、孙元化《西法神机》、毕懋康《军器图说》等都是较全面介绍西方火器科学技术并在明末清初的火器制造方面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在管形火器发展的同时，明代其他火器，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这一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火箭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宋元火箭，是把火药包扎起来，捆绑在箭杆上，点燃后用弓弩射出去。这种火箭主要是利用火药燃烧作用。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火药燃气向后喷射的反冲力，可以推动物体前进，于是应用这个原理造成了一些新型火箭。在明代，不仅弓弩火药箭有所改进，而且利用喷射作用的火箭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茅元仪《武备志》等明代的文献对此有很多精彩的记述。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约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崇祯十年（1637），曾任广西兵备佥事，北直隶大名兵备副使，吏部主事等官职，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是晚明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火器专家。所著《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引历代兵书两千余种，其中《军资乘》火攻篇《火器图说》，系统总结了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武备志》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明代的火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1.火箭的式样增多。它的箭头不只是普通的箭头形状，更有刀形箭头、枪形箭头、剑形箭头、燕尾形箭头等，名为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及燕尾箭等。

2.同时发出的箭数增多。《续文献通考》引《明会典》提到，明初兵仗局曾造“一窝蜂”、“神机箭”。《明史稿》载：“天顺八年（1464），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敌，用火器曰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武备志》载：“木桶箭贮神机箭三十二枚，名曰一窝蜂”，可射三百步，“总线一燃，众矢齐发。势若雷霆之击，莫敢当其锋者”。

3.二级火箭的雏形。《武备志》卷一二九载有一种叫做“飞空砂筒”的武器，“飞空砂筒制度不一”，一般用河内流出细沙，亦可用特制的石砂。“每斗用药一升，炒过听用。铳用薄竹片为身。外起火二筒，交口颠倒缚之。……前筒口向后，后筒口向前，为来去之法。前用爆竹一个，长七寸，径七分，置前筒头上，药透于起火筒内。外用夹纸三五层作圈，连起火粘为一处。爆竹外圈装前制过砂，封糊严密。顶上用薄倒须枪。如在陆地不用。放时先点向前起火，用大茅竹作溜子，照敌放去。刺彼篷上，彼必齐救，信至爆烈，砂落伤目无救。向后起火发动，退回本营。敌人莫识。”这可说是一种返回式火箭。尽管它实际上还不可能有理想的返回效果，但在设计思想和技术实践上已经是一种二级火箭了。《武备志》还载有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其构造是用毛竹制成箭筒，作为龙身，前后安装木雕的龙首龙尾。龙腹内装有数支神机火箭，身外缚有四支起飞用的火箭筒。外缚火箭筒点燃后，推动火龙出水飞行，然后引燃腹内火线，再发射神机火箭，飞向目标。这也是一种二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创制，是我国明代火箭技术一大成就，也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声。

4.导弹的雏形。施永图《武备心略》上记载了一种震天飞炮的火器：“其炮径三寸五分，用篾编造。中用纸捍一筒，长三寸，内装送药。筒上安发药，神烟药线接着送药。外以纸糊十数层，两旁插凤翅两扇。顺风点信，飞入贼营，药发乱击，身焦目瞎”，“其腹藏棱角数枚，一炮角发，钉人身上。其尖上加蘸虎药”。

5.航空的尝试。美国科学家齐姆（H.S.Zim）在所著《火箭与喷射》（Rockets and Jets）一书中，记述了一个重要的发明故事：“约当十四世纪之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名叫万户（WanHoo，可能是官名，外国人误为人名），他在一个坐椅的背后，装上四十七个当时他可能买到的最大的火箭。他把自己捆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着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用火同时把这四十七个大火箭点着。他的目的是想借着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①试验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位万户的想法是很先进的，可以说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升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以齐姆称他是“第一个企图使用火箭作运输工具的人”，又称他是“第一次企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万户是最早甘冒风险，敢于为人类航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驱者，是一位可敬的英雄。为了纪念他，现代科学家已用“万户”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

明代还创制了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等新型的爆炸性火器。如嘉靖年间（1522—1566），曾铣发明了一种能自动爆炸的地雷。《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砂，令与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日。系其发机于地面。过着蹴机，则火坠药发，石飞坠杀人。敌惊以为神。”此后又相继发明了各种样式的地雷，如《武备志》中就载有炸炮、自犯炮、伏地冲天雷、无敌地雷炮、万弹地雷炮等十多种。其中无敌地雷炮用生铁铸造，形如圆球，大者可装火药三至五斗，用坚木封住雷口，并用竹竿由雷中引出火线，埋设于敌方必经之路。待敌进入雷区时，即点燃火线，将地雷引爆，借以杀伤敌人。炸炮是用生铁铸造的踏发式地雷，大小如碗，还附有一种自动的钢轮发火装置。曾铣在西北守边，戚继光蓟镇练兵和守卫长城，都曾大量使用地雷。《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1622）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摆设空营大炮，最称便捷。不用火然药线。虏马触机，火即喷爇，贼不及避”。在防御和作战中，巧妙地使用地雷，可收到很好的效果。

万历时的水底龙王炮，是一种用熟铁为壳，定时爆炸的球形水雷。重四至六斤，内装火药五至十升。雷口插有信香、外壳包有牛脬制成的浮囊，并用羊肠作为通气管通向水面浮筏，以防信香窒灭。施用时在水中顺流漂放，待接触敌船，信香燃尽后自行引爆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载：“混江龙：漆固皮囊裹炮，沉于水底。岸上带索引机。囊中悬吊火石、火镰。索机一动，其中自发。敌舟行过，遇之则败。”明代发明的这类能自动爆炸的水雷，如“混江龙”，宋应星评论说：“然此终痴物也”，在实际作战中，恐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才发，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发，死伤甚众。”《续通典》也有同样的记载。这是曾铣发明的一种巧妙的也是最早的定时炸弹。

由于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如水兵营、步兵营、骑兵营、车营等都加强了火器的配备，抛石机等逐渐被管形火器所取代，但总的来说，冷兵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无论射远或近战，还是格斗或护体所用的兵器，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长兵 器中，枪和长柄刀的形制较宋代简化，更加轻便适用。另外，还创制了许多杂式长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短兵器中的刀，有些在形制上吸取了日本刀的优点，并按步兵、骑兵、刀牌手的特点和战斗要求加以改进，制成各种长刀、短刀和腰刀等。明代的防卫武器，也有所改进与发展， 如铠甲改为棉制，减轻了士卒的负荷，盾牌除与长、短兵器并用的以外，还发明了一些能与火器并用的，如虎头火牌、无敌神牌等大型盾牌，用来掩护施放火铳和火箭。此外，自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总兵朱冕 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先后曾试造多种多样的战车，如偏厢 车、双轮战车、雷火车、木火兽、万全车、火柜攻敌车、塞门架器车等。其中除用于安营时作掩护或堵塞城门缺口者外，主要是火攻战车，车上装有 火箭、火铳等火器，初步做到了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三者的结合，展现了陆战武器设计的新方向。但由于当时火器水平有限，物料也不够坚固，人力、畜力推挽的车辆还要受到地形和道路条件的限制，所以这类战车在实战中往 往收效不大，还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明朝人在干什么？

为了让大家了解西方科技革命时期的时间点，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些作为西方科技革命先行者的科学家之生平，来考察一下明朝末年中西方科技发展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分别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几方面去考察一下西方这些领域开始逐步走向科技革命的年月。

在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基础打造，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并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

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期间划时代的学术成果和著作层出不穷，许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们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他们是：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等。

伽利略，不仅是天文学的大师，也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笛卡尔，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

帕斯卡，压强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

波义耳，近代化学的奠基人；

牛顿，经典物理学派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学巨人；

莱布尼兹，近代数学的奠基人。

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科学理论和成就把人类带入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无疑是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这些西方科学历史上的伟人，我们不禁要问，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什么？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对应的是中国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 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笛卡尔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

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尔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尔在荷兰未受到教会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决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20年。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实在是一目了然。

1627年，波义耳出生在一个爱尔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义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的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

这就是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神圣的火焰净化了灵魂，笛卡尔隐居荷兰。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可惜在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满　族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

“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案，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满清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满清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了满清的入侵，在满清黑暗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之后在满清统治下足足开了两百多年倒车~！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