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格达郊外的克罗珀营拘留中心,一份阿拉伯语版的日内瓦公约陈列在墙上。
巴格达——二月初的一天,在各种美军拘留中心辗转了一年半的拘留犯编号318360拿到一封给自己母亲的信。
“祝贺你,你的儿子被释放了,”这封用阿拉伯文写成,盖有美国国防部印章的信上写着“他的案子已经结束,我们决定他可以被释放。”
拘留犯Alaq Khleirallah,年27岁,带着这封信、25美元现金和一套平民衣物回到了巴格达的大街上。过去6年美军释放了约9万拘留犯,他是其中一员,这项释放工程将在明年某个时候结束,到那时最后一个拘留中心就会移交给伊拉克控制。差不多还有1万拘留犯尚在美军监管下。
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严峻的现实。许多人回到家中不能养家糊口,数月以来负债累累。叛乱分子视他们为美军招收的新兵——或美军的间谍。老朋友,邻居甚至是亲属们都拒绝在公共场合与他们打招呼,不是怀疑他们的身份背景就是担心几分钟的来往也会意味着“牵连犯罪”,正如伊拉克官员多次明确表示的,将遭到当局的围捕。
当这些人们因为误解和残酷的就业市场而找不到合法工作时,所有这些因素都恶化了。在一个能通过其他更加血腥的方式赚钱的小镇,这将促成一个个危险的图谋。
Abdulhassan Jabr说:“这就像冉·阿让一样”。在最大驻伊美军拘留中心Bucca营中的15个月内他读了《悲惨世界》——“一个无辜的人被投进监狱,家里人挨着饿,待出来以后没人给他一份工作。他当然就会走向歧途。”
Jabr目前在萨德尔城内一所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资助,美国官员和当地一位酋长建立起来的康复中心工作。这个中心提供一些贸易课程和顾问服务会议。
中心里的一些人说他们参加这些只是因为很可能在最后会发放一些小额补助金。课程5月份就结束了,这些从前的拘留犯到了星期四也还没收到一分钱。没有工作,技术一文不值,他们说。
Khleirallah要供养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当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在2007年被捕时他还是名警察,那次拘捕就发生在他的父亲及另两个兄弟被救世主军(反美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军队)杀害后不久。
Khleirallah出来后,他的旧工作也丢了。他还有许多其他拘留犯说,警方告之释放后的18个月内他们被法律禁止从事任何与保安有关的职业,不过也可以用一大笔贿赂规避掉这段等待的时间。Khleirallah说,他已经债台高筑,再也负担不起向别人的贿赂了。
“我意识到了这就是我的生活“,他说,“我要逃避这个世界。”
但据几位伊拉克高级司法官员所述,这样的规定并不存在。
坐在一座新粉刷的建筑里,Asaad Maki 希望能去一所康复中心,他是一名什叶派教徒,同时也是杰米拉当地Awakening保安公司的一员。他说,被释放的拘留犯能再回到国民军中工作,这只不过是几个月的问题。
“他是一名工程师,在哪里也找不到工作。”Gannaoui 指着屋里与他一起的四人中的一个说,所有人都点着头。“好像他们要被要求去做一些坏事了。”
美军134特遣部队将级指挥官,Brig. Gen. David E. Quantock说,尽管伊拉克官员频繁指责获释拘留犯的袭击事件,但这更多是感观上的而非事实。他的部队监管着伊拉克的拘留系统。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犯罪行为的切实数据,部分原因是不断增长的伊拉克监狱系统却没有中心数据库。但美军2008年拘留的9286人中,仅有少于2%的人是二进宫。
Quantock将军在6月时说,战争的早些年,许多拘留者只不过是些在错误的时间,站在错误地点的人们。到2007年中期,任何一个特定的拘留者却看起来至少也是个低度的威胁——比如,有人付了钱去为叛军站岗。
Quantock将军还说,尽管作为和解的姿态,几个与什叶派军队有关联的高调拘留犯最近已被释放,但被释放的大多数都落在低度威胁的类别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卷进来只是因为被捕时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但是暴动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和平的机会已经大量存在。
2005年,Iesa Muayad al-Khayat看着他那在美国公司上班的爸爸在他的房屋前被射杀。这个家庭从阿德哈米亚搬了出来,该地区已经被逊尼派叛军占领,他的妈妈随之也改嫁了。只有17岁的Khayat成为家庭的后盾,以防这个家落入不合适的人手中。
日日面临恐惧,他想尽各种办法维持着这个家。一天下午,附近一个有不良关系的男人问Khayat借了70美元。当2007年初美军搜捕Khayat房间时,他们找到了借款的证据,把他带进了拘留中心。
“说实话,我非常气愤,”他平静地说。“我错误地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监狱里,他被指控是一个间谍,还因为会说英语而时不时地被其他拘留者殴打。在被关押的11个月里,他只收到从外面寄来的一封信。是他妈妈写来的,告诉他一家人要离开前往美国了。
2008年3月,Khayat孤身一人回到住所,发现自己的房屋已被洗劫一空。街道倒是安全多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遭遇过的那种围捕行动。然而,邻居告诉他他被投进监狱真是幸运。当他离开时,他认识的一些人已经被杀了。
他被告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之一已经移居瑞典,其他凶手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那些Khayat被捕前还恐吓他的人也难觅其踪影。
现在他出来了,独自一人,他意识到自己仍是一个有着标记的人。
自那以后,他搬到了城镇的其他地方和一个亲戚居住。想要找个给美国人当翻译的工作失败了。过了一年无业游民的日子,他找到了一家英国电视出品公司的工作,他也在等待,等待一个美国签证,离开伊拉克。
Duraid Adnan 和 Atheer Kakan 对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