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提前出版的5月号《福布斯》杂志亚洲版刊出文章《日本的内部崩塌》，作者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埃维昂组织创始人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文章从历史角度对日本应对危机的表现做出了分析。文章最后提到，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似乎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无所适从。全文如下：

　　对于安倍经济学来说，近来坏消息不断：通货膨胀目标并未达成、增长乏力、商业信心萎靡不振、国民士气低落（无疑，最近的地震更加剧了这一点）。安倍经济学从未可能成功，因为它仅仅关注表面的症状，而非日本现存问题的根源。

　　1950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此后每隔几年就去一次。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难想象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是多么富有活力。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日本人都抱着学习的态度，积极向外界寻求知识和灵感。作为一个法国人，我还记得一些日本学生跟我热情地讨论加缪、萨特、纪德等法国思想家；即使出租车司机也会跟我哼起日本歌手翻唱的法国流行歌曲；甚至一位制作寿司的厨师也能跟我畅谈戴高乐的外交政策（他说日本的政治家应该向戴高乐学习）。

　　而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首先是石油危机，接着是OPEC的油价上涨，随后还有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这一切导致了大规模的日元升值。人们都不看好日本的未来，但那时却是日本最好的时代：政府和大众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能源消费骤减，随着节能措施的出台，生产得到发展，日本的产业在小型化方面获得了竞争优势。

　　1991年，日本经济近乎崩溃，我曾写了一篇文章，篇首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人们夸大了我死亡的消息”。我当时的观点是日本早晚会复苏，因为它曾表现出那样的能力。25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错了。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解释：对于外部的冲击（二战的失败、美元与黄金脱钩），日本可以应对；但这次的危机是来自内部，日本的内部已经腐朽僵化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氛围发生剧烈变化。《日本第一》这样的书籍出现在市面上。由于美国经济萎靡不振，日本人开始轻视美国，甚至有日本人写出了《日本可以说“不”》，该书的作者就是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后者曾极力否认1937年南京大屠杀曾经发生过。

　　与60年代的开放活力不同，80年代的日本社会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傲慢情绪；而到了90年代，日本变得越来越自闭。19世纪末，日本是非西方世界里唯一一个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并加入大国行列（great powers）的国家。与此形成对照，日本似乎很难适应21世纪的全球化的时代。

　　对于上述论断，我可以举出两个佐证：英语学习和中国崛起。

　　显然，英语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是一门全球性语言。而日本学生的托福成绩在全亚洲仅仅好于朝鲜学生，位列倒数第二。赴国外留学的日本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减少，而几乎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留学生人数都在增加。日本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内向。

　　从19世纪末到最近，日本一直是亚洲第一强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都无法与日本匹敌。从我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获得的经验来看，当时的日本精英阶层（无论政界、商界、媒体还是学术界）并未意识到中国有朝一日会复兴。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强国，而日本显然无法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除了美国和加拿大，日本是唯一一个拒绝加入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要国家。在中国的崛起面前，日本的政治家们就像迷途的羔羊，无所适从。

　　日本要想重获自己的地位，必须从根本上振作起来认真向外看。安倍经济学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修修剪剪，对日本经济不具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