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对宇宙、生命、社会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在真正意义上对生命的认识几乎同时独立起始于公元前600-500年前后，分别在西方的古希腊，东方的古代中国和印度。在古希腊，当时的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在印度有释迦牟尼。
然而，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过去了，只有两支古文明有幸生存了下来，即古希腊文明和古华夏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古雅玛文明都相继消失。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无数的部落文化。这是因为：这两支古文明都是建立在人类自身对于宇宙、生命和人类社会有真正意义上认识的文明，有自身知识构架和理论体系，有道德伦理和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制定了正确的价值规范。也就是说，两支古文明是有正确 “灵魂” 体的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源是建立在古希腊先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辩的基础上的。苏格拉底对于人类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辩证法，即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柏拉图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也被称为柏拉图主义，也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分离——即“抽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逻辑的概念，成为支配西方逻辑学发展的主导性理论，这些逻辑理论由演绎推理的方式架构而成。这种演绎推理的架构形成了西方社会理性化认识的基础。西方文明的现代科学、法律、社会和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正是来源于这种抽象的概念化和逻辑的演绎推理的方式。这种理性化认识基础，加之起源于基督教——《圣经》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就形成了现代的西方文明。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两千多年中，人类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通过抽象的概念化和逻辑的演绎推理进一步加深和完善了对宇宙、生命、社会及文化的认识，形成了人类认识的理论体系。然而，人类在思维和逻辑方面还没有人能超越这一哲学体系基础，也就是说迄今没有创立新的哲学基础体系。
抽象其实就是概念化，是人类认识从“具体或个体”独立出来，相当于“思维”的“站立”。抽象来源于“具体或个体”，但又不依赖于“具体或个体”。逻辑的演绎推理也就是“思维”的“行走”，每一个三段论就是思维的一步（一环）。抽象概念化的逻辑演绎可以使人类思维超越空间，超越“具体和个体”，从而形成分门别类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推崇逻辑的演绎推理正是以近代科学为主导的理性运动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的原因。18世纪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运动是这一理性运动的延续和新阶段。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并列则以新兴的人文主义形式被西方普遍接受，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现代文明。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思想的形成（认识或智慧的产生或出现）。第二，存在这种思想（认识或智慧）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传播的土壤。例如，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公元前539年第一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之手。居鲁士在他的陵墓旁一根柱子上的铭文中写到：“我，居鲁士，是大神bel和nabu爱护的永继不绝的皇族贵胄。……除非上帝马兹达授权于我，我不把我的皇权强加于任何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接受或不接受我的皇权的自由。如果任何国家拒绝我的皇权，我决不诉诸战争。只要我是伊朗、巴比伦和四方诸国之王，我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压迫另一国家；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将取消他或她的权力，并惩罚压迫者。……只要我还是皇帝，决不允许任何人用暴力无偿地夺取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只要我活着，我将阻止无报酬的强迫劳役。今天，我宣布，任何人都有选择宗教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我的人民有在各地居住、求职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亲属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我禁止使用奴隶，我的总督和下属有义务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禁止把男人和女人当作奴隶进行交换。这种交易应该在人世间永远禁绝。我祈求上帝马兹达保佑我成功，使我能为伊朗、巴比伦和四方诸国尽我的义务。”可见，人权思想不是由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批思想开明的人物首先提出来的。然而，在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这种思想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传播而成为一种文明。这是为什么呢？
在《圣经·旧约·创世记》[1]中，“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人不分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像被造。这就是个人的天赋平等被造的权利——人权。耶和华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赋予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力包括“灵魂生或死的权力”。神赋予人“自由意志”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也就是要博爱。《圣经》中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神的国度——立法权柄），圣子（管理神的国度——行政权柄），圣灵（司法——能力）。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圣父”赐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了“圣子”。在灵界，圣父、圣子、圣灵在灵里完全统一的，因此为“三位一体”。然而，在世界，不同人的灵是分隔在不同的肉体，在灵里不能统一，因此，就称“三权分立”。在天上“三权统一”为神，在地上“三权分立”。可以说，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也是从《圣经》的启示中来的。
整个西方世界，自从公元313年“米兰敕令”以来，基督教就逐渐形成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宗教，上述人权、自由、博爱、三权分立的理念和思想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中，一千多年来这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已被古代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和传播，只不过还没有作为一种“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来。但这种思想被社会接受和传播的土壤已经形成。一旦有人提出这种思想来，就会很快被社会所接纳。这就是为什么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作为西方文明的社会价值取向没有出现在公元前的波斯帝国，而是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尽管早在公元前539年第一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就已经提出，并作为最高统治者推行了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传播而成为一种文明。
可以看出，基督教教义和《圣经》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只不过把这种思想作为一种 “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来而已。
再来看东方的古华夏文明。据《史记》[2]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的道德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形成了。《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登临帝位之后，乘坐装饰着天子旗帜的车子去给父亲瞽叟请安，和悦恭敬，遵循为子之孝道。又把弟弟象封为诸侯。舜的儿子商均不成材，舜就事先把禹推荐给上天。可见，舜帝是一个对上天十分敬虔的人。《尚书·舜典》[3]有载：舜帝对契（商人的祖先）说：契，现在百姓还不够亲近，人伦关系也没有理顺，你就担任司徒，去诚敬地推行五教，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办事一定要宽厚。一次尧帝问舜帝：“什么事最重要？”舜答：“祭祀上天。”华夏文明中关于社会道德和价值的观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和孟子，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其核心是所谓“仁政”与“仁、义、信”等。关于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的知识肇始于《周易》——阴阳八卦。经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和庄子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道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对宇宙自然与人事变化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越儒道融合而成的思维框架。
华夏文明中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义、信”（仁就是仁爱，就是爱，仁者爱人；义就是公平公义，不自私，舍己；信就是诚信、信誉、信心、忠心）。“仁、义、信”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史记》[2]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在春秋战国后期，这些道德观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和传播。诗人屈原就是一个例子。屈原在楚国楚怀王时期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一职，他坚持“美政”理想，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报效祖国的决心。屈原的这些政治主张与“仁、义、信”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被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赛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从2200多年前屈原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主流社会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可见“仁政”与“仁、义、信”的儒家思想已经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秦始皇虽然用武力统一了天下，施行暴政，“焚书坑儒”，但这样的统治没有被主流社会和文明所接受。统一后的秦王朝仅仅统治了15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王朝后来被楚国的刘邦和项羽推翻。楚国的刘邦后来建立了汉朝，他深知“仁政，仁者爱人”与“仁、义、信”的儒家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作用，并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同时采用了“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由于汉初废除了秦朝的禁书政策，各个思想学派得以逐渐恢复，尤以儒家、道家两派为盛。汉武帝即位之后，主张尊崇儒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官方意识形态只许采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儒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汉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王朝，一直将儒家思想作为政权的核心思想。儒道互融直接造就了华夏文明的“汉唐盛世”。然而，这一文明到了近代却落在了西方文明的后面。其原因是华夏文明没有发展出完整逻辑思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与西方文明相比，东方的华夏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系统和整体的思想，而西方文化却强调抽象的“分析和逻辑”、 “个体和自由”。西方文明从物质文明（物质享受）出发，向精神文明提升。而东方的华夏文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精神层次的文明。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其实早在周朝已经逐渐形成完整的礼仪制度——周礼。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物质享受、唯物主义、物质金钱至上等物质文明才受到极力推崇，而精神文明逐渐被世俗的“权力”和“物质享受”所取代。
从上古中国的三皇五帝到周朝以前的约三千年间，华夏文化完全是一种 “敬虔文化”。国家、社稷、大小事都要在“祭祀”中寻求“上天”的旨意，中国称为“神洲”，“甲骨文”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仁、义、信”思想价值观的形成都与“敬虔文化”密切相关。这与基督教教义和《圣经》在整个西方世界的传播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在价值观念的表现形式上有差别。舜帝的五教——“父子有亲（即爱），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灵感”都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天。这与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所得的“十戒”有很大相似之处。中国人“祭祀”中“上天”的旨意授意于“甲骨”成为“甲骨文”；“上帝”的旨意授意于“石板”上成为摩西所得的“十戒”。这绝非偶然！
人类的思想认识在公元前600年-前400年与“上帝”“断奶”以后，逐渐在人类自身的文化实践中完善起来。从这一时代开始，“旧约”结束，上帝不再直接干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从公元前400多年开始上帝进入了400年的沉默，于是开始了“新约”时代。至此，上帝不再差派像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等作为神在人间的直接代言人，而是间接地用自然规律管理人类。让人类自己开始认识这些自然规律，逐渐成熟起来。正是从这一时代开始，人类开始离开“神文化”，而形成了人类自身对于天体、宇宙、生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人类开始进入理性时代，进入了人类自身的思想文化理论体系，即人类自身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神文化”）时期。在东方，从周朝开始，“敬虔文化”逐渐衰落，人文文化开始形成，“神洲”成为“人洲”。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的新时代。人类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以后的二千多年中，人类思想认识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没有进行新的更替，而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老子、孔子这些圣贤们所奠定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和完善。
公元前600年-前400年前后，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老子、孔子，是他们奠定了人类思想认识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在他们之前的几千年和在他们之后的几千年，都没有产生也没有人超越这一基础。他们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以前，还没有完整组织的系统教育。因为有完整组织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在西方是起源于“柏拉图学院”的高等学府。在东方，从孔子办学开始才有了私人教育体系，以后的“私塾”教育就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成为教育的主要体系。从汉朝开始有了“官学”。因此，这些圣贤们的认识绝不是受教育而来的，是他们在人生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体会出来的吗？如果是如此，人类的认识就应该是一个积累和随机发现的过程。那么在他们之后的几千年中，这么多的人，生活这么多的世代，有许许多多的人长命百岁。为什么没有在东方发现抽象、“分析和逻辑”的体系？也没有在西方发现“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系统思想呢？有人可能会争议，因为东方和西方已经出现了思想。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没有在印度文明、美洲文明和非洲出现上述思想呢？
这些也就说明了人类思想的产生过程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都不是一个随机发现等概率的自然过程。

本文节选于著作 《生命运动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