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世界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

思恩

自从1825年发生世界性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每过大约10年，就要发生一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给人类的灾难是深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世界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引发的！2008年下半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暴发后，美国就有人提出通过战争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他们认为，与其拿7000多亿美元救援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还不如拿这笔巨款打一场战争，彻底解决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层意思：

1. 资本主义生产每过大约10年，就要发生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2. 每一次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的都要经历停滞、衰退、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过程。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选2—197）用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经历“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23—36）

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选3—311、428）即“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选3—442）

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

1.“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选3—311、429）

2.“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选3—313、4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他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象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选3—313～314、431）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生产过剩”。——“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选1—257）给人一个似乎是社会生产的产品量超过了社会消费的需要量，即生产和消费不协调的错觉。例如：房屋大量空置，无人购买入住；产品滞销，各类商品在仓库里堆积如山；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实质上表现出来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导致内需不足即雇佣工人的消费有限而造成的“生产过剩”、“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生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生产过剩”！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期间，“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选1—257）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三卷中，十分非常极其明确地指出：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547～548，着重号系引者加）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导致群众消费有限而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占有它们的资本家和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雇佣工人是对立的，这一对立表现在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充当剥削和统治雇佣工人的手段。这是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

这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决定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自从有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就有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内战；这种内战有时隐蔽有时公开并且绵延不断；这种内战发展到顶点，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这种内战将以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取代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家私有制（资本）而终结，即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终结。

雇佣工人的工资（劳动所得）水准，以资本家能够从雇佣工人的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前提或者基础，因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3—679，着重号系引者加）“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选1—266）这是又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

这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决定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分配的不公平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此，尽管雇佣工人终身辛勤生产劳动，除了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相交换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外，仍然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归自己所有；尽管资本家终身不参加生产劳动，除了继续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掌握着雇佣工人的生活资料以外，除了自己消费掉的大量物质财富之外，仍然占有剥削和统治雇佣工人的生产资料并且是变得越来越庞大的、不断更新的现代化的生产资料。

资本家为了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始终把工人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限制在必要生活资料的水平上。正是广大雇佣工人群众只能占有必要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的消费始终有限。

但是，资本家为了攫取社会财富，只顾增加产能、开足马力扩大生产，不顾劳动群众消费有限的事实，终于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所以，傅立叶说：“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选3—301、412，见《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6卷35）

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在中国人民救星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从而使新中国远离了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存在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四大报告）以发展生产力为幌子，利用政治权力推动鼓励发展“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十三大报告）即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以“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南方周末》2003年5月15日）为幌子，把中国人民救星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紧紧地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捆绑在了一起，实现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接轨，加入了被小数资本崇拜者引以为荣的制造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行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得意洋洋地说：“中国经济从原本没有危机到有危机，这不是退步，反倒是一个进步，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迈上了一个台阶”！（云门禅人：《清华孙教授的“经济危机进步”论》乌有之乡2009－5－1）——从而使中国深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煎熬：外汇大幅度受损、出口大幅度下降、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的大批企业停产甚至濒临倒闭或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等。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各国政府首脑和资本家，被迫想起了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停滞阶段终结，走出困境。
撇开外国不说，就中国而言，为了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使“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停滞阶段终结，立即走出困境，主流经济学家忽悠说：“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受阻，短期无法解决；内需拉动太慢；只有用投资来拉动”。（转引自许玉杰：《用投资刺激的中国经济将更加危险》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思考之六 乌有之乡2009—4—20）

于是，中央政府采纳了主流经济学家出的这个馊得不能再馊的馊主意，决定投入4万亿元、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紧随其后，决定投入共计20万亿元来“扩大内需”。这真是验证了革命导师马克思140多年前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中的以下论述，至今仍然是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世界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23—695，着重号系引者加）

“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以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往往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4—206～207，着重号系引者加）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渡投机的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25—498～499，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选1—257）因此，“每一次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25—554）

赞赏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道德之手”中国政府某要人，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自豪地表示，“中国将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非常大气动听，鼓舞人心，但是，请问这位要人：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没有爆发之前，您是采用什么“格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呢”？！？！？！

所谓“内需”，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生产社会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的生产消费需要。
第二种是生产社会生活资料的第Ⅱ部类的生产消费需要。
第三种是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和他们所供养亲属的生活消费需要。
第四种是那些非生产者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商人等等和他们所供养亲属的生活消费需要。

关于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关系和构成比例以及怎样实现平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二卷中，作了十分非常极其详尽的分析和论证。（见24—438～592）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由产品的交换价值保持的本来就很脆弱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两个部类自己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平衡被破坏，使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不能继续正常进行。因而“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25—278，着重号系引者加）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实际是群众消费有限）引起的，那末，扩大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生产消费需要，就不是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办法！因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恰好正是资本不顾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力图无限扩大产能造成的！！！——“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5—278～279）也就是说，“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26—2—603～604）

不言而喻，在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扩大产能也许能够解决某些行业的“生产过剩”问题，但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生产过剩”问题，而且还有可能造成新的“生产过剩”问题。例如：扩大房地产业，能够解决水泥、部分钢材、铝合金、塑钢等的“生产过剩”问题，但却有可能制造出来房屋的“生产过剩”问题。

虽然第三种“内需”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90—95%以上，是当今中国最庞大的消费群体；这个消费群体12亿人以上；如果有能力达到平均每人每年扩大消费1000元（平均每月83.4元），就是12万亿。但在70%的社会财富被0.4%的家庭攫为己有的当今中国，新社会阶层即新生资本家对他们的残酷压榨造成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本来就很低，况且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了，哪里还有能力去扩大什么消费需要！！！不仅如此！恰恰相反，他们不得不尽量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即使政府努力扩大群众的消费，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主流经济学家说“内需拉动太慢”，达不到领导人所期望的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立即阻止经济危机继续发展的需要。

第四种“内需”的人中的一部分人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等等有消费能力，因而扩大需要不成问题，但这部分人的数量太小，扩大消费的总量有限，相对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所谓“外需”，就是出口贸易或曰对外贸易。

出口贸易是以贸易对象国的需求为前提条件的，因而是受对方制约的。换句话说，对外贸易是建立在别人需求的基础上的。因此，一旦出口对象国的需求减少，贸易量立即下降；如果出口对象国即进口国发生经济危机，马上波及到出口国。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就力图通过扩大“积极利用外需”的途径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建立起来了一大批生产出口贸易产品的企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将近40%）。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则把“招商引资”作为考量政绩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吸引国外资本来中国投资剥削劳动人民，争先恐后地给予资本各种优惠条件，乃至提供超国民待遇。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导致出口下降的时候，为了“积极利用外需”，又采用“出口退税”的政策，利用国家税收来援助资本，使中国几乎成为资本的免费加工厂，把政府税收几乎变相地变成资本的可以随时提取的银行存款。——今年一季度，海关代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1578亿元、关税 337亿元，共计1915亿元；“出口退税”用去1861亿元，实际收入仅为54亿元；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变成了受资本家剥削的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资本家则把中国政府变成了可以由他任意敲诈勒索税款的“取款机器”！！！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利用外需”，积蓄了2.3万亿美元外汇，大部分（大约1.7万亿美元）成为了美国人支配的财富。生产了这笔巨额财富的中国人民只能在报章杂志、新闻媒体和网络上看到这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掌管这笔巨额财富的中国政府则无法动用它来解决中国深陷危机的经济问题！

中国深陷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从外因上说，是因为通过“积极利用外需”，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寄托在了外国资本的需求上，从而把中国溶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从内因上说，是因为通过复辟发展资本（资本家私有制）即“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重新产生出来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

世界各国爆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一样的，即都是“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种占有方式导致最广大的消费者即“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当发生经济危机的各国都出现“生产过剩”的时候，“外需”必然都要减少。

因此，提出“中国将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是毫无新意的掉丁牙齿的老生常谈！一个在访问英国期间，向胡耀邦学习（胡在访英期间，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怀好意地挑衅性地提到马克思的时候，他不维护马克思，连忙搬出英国的亚·斯密来应对！），不提马克思，而是到处推销叫卖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道德之手”，被英国首相布朗笑赞为“温总理比亚当·斯密还了不起”的政要人物，绝对提不出来象样的、有新意的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呢？这只是因为以下理由：

（1）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中册424）虽然“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但“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所以“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23—386）

（2）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中册43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23—16）

（3）卡尔·马克思（1818—1883）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资本论》的作者”；（《政治经济学辞典》许涤新主编，上册1）英国在10年前评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5年前评马克思为“最伟大哲学家”；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去年下半年爆发以后，在欧洲，《资本论》成了畅销书；“一向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德国《图片报》，在‘马克思真的说对了’的标题下，大批特批资本家的贪婪”；（刘日新：《<资本论>解析了当今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旗帜网 2009—4—21）被英国政府在1874年8月17日称为“国际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捍卫者”（45—706）的“马克思又回来了”！

（4）虽然斯密和李嘉图都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但由于前者是英国“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后者是机器大工业时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因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高于斯密；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泰斗、“千年第一思想家”、“最伟大哲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解决不了的、最终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经济学难题——剩余价值理论问题，马克思能够彻底解决，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高于李嘉图N个数量级，不可同日而语！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达到过马克思的水平，更不要说有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能够超越马克思的水平了！！（当然，在当今世界上，也有少数目空一切的无知夜郎，把自己包装叫卖得非同一般，例如，在美国偷逃税款而“被通缉的逃犯”、美国公民张五常，躲在中国不敢回美国，大着贼胆写了一篇名为《最蠢还是马克思》的狂文，把他吹嘘的好生了得：“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经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转引自库爽生：《剥开张五常的画皮》乌有之乡 2008—11—30））

（5）一个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祖宗不足法”、不愿意提到“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马克思的人，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低于“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李嘉图、倒退到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以“足法”斯密《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和《道德情操论》中“道德之手”为荣并自炫其能的人，一个紧步胡耀邦的后尘，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常识一窍不通的人，提出以“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属用尽吃奶的力气了！“温总理比亚当·斯密还了不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水平，充其量大概也只能仅此而已！！！

“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生产比例失调而形成“生产过剩”

人类社会生产中的商品生产，从产生之日（原始社会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起，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但是，社会对各种产品不同数量的需要，决定了生产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这是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无政府状态与这个自然规律是矛盾的。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规模不大，因而这个矛盾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特别是1825年发生的第一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把这个矛盾充分地十分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表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选4—368）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所以，“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仍然“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就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选4—369）
这样，我们从“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得出全部生产由价值来进行调节。在这个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相互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的从属和加入社会机构，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销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社会生产的平衡。”（25—995）
在“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在通过“产品的交换价值”来“维持着社会生产的平衡”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中国的钢铁生产为例，来看一看无政府状态下的市场经济导致比例失调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
我国现在有大大小小钢铁企业和与钢铁有关的企业共计7000多家，年生产能力达7.1亿吨。2008年生产钢铁5亿多吨，几乎占了世界钢产量的40%。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钢铁？有人说是1亿多吨，有人说是2亿多吨。就算需要2亿吨吧。那末，其余3亿多吨只有依赖出口。2008年下半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内国外对钢材的需求量减少，造成钢材大量积压，价格下跌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点，好多钢厂处于只点火不炼钢的状况。在企业减产的情况下，今年初钢价有所回升。但在经济刺激下，今年1—2月国内钢铁产能迅速恢复。据中钢协方面统计，今年前两月全国共生产粗钢8198.98万吨，日均产量138.97万吨，已高于去年的日均136.75万吨水平。到3月5日，钢材价格再度陡然跌回2008年的最低点，钢铁生产企业又面临大面积亏损状态。而且，2008年我国钢铁工业又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3240亿元，相当于新增钢铁产能5000万吨。这些新增产能由于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将滞后到2009年下半年集中释放。首钢的曹妃甸、鞍钢的鲅鱼圈等大型项目已蓄势待发，下半年的钢材生产过剩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许玉杰：《用投资刺激的中国经济将更加危险》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思考之六 乌有之乡2009—4—20）
钢铁生产行业如此，其他生产行业例如服装、化工、水泥等等，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服务行业如民航、饭店等等，都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
中国从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1953—1957）开始，就基本上告别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基本上杜绝了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持改革开放的领导和精英，一方面，为了他们反对和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标榜他们一贯英明正确、推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光辉伟大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他们积极渴望加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俱乐部即WTO的需要，他们把计划经济诬蔑贬损得简直到了一无是处的地步，把无政府状态下的市场经济赞扬吹捧得简直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

他们在否定了毛泽东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复辟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提出来了一个含义模糊的“宏观调控”概念，代替计划经济概念，以忽悠人民大众。主流精英解释说，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与控制，以期达到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

但是，实行“宏观调控”的结果，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变成了政府难以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抑制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膨胀的代名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变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增加就业变成了3000万工人下岗，农民工大批反乡，大学毕业生难以就业；稳定物价变成了物价上涨的同义词；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变成了大量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然十分非常不幸的是其中的大约1.7万亿美元成为了美国人支配的财富，且被无可救药的美国人抛进了经济危机的火海，已经被烧得严重脱水而休克！

在“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把中国整得焦头烂额的情况下，中国政要和精英仍然不思悔改，反而恳求美国和欧盟承认中国的什么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破坏了由“产品的交换价值”保持的本来就很脆弱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两个部类自己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因而导致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你通过“加快形成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有幸解决了这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过几年还会出现下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另一方面，只要“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即“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定要爆发！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联系今天的实际来阅读革命导师恩格斯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论述，仍然倍感亲切！恩格斯说：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象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属性。”（选3—315～317、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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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只有消灭资本（资本家私有制），从而消除“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选3—442）——“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才能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当今中国共产党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和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领导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来要克服“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如果这种现状继续存在下去，那末从现在起，中国的劳动大众每隔几年，就要承受一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死去活来的穷折腾和穷折磨！！！

2009.4.2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