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精髓与价值

发布时间：2022/7/29 阅读次数：1249 字体大小: 【小】【中】【大】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精髓与价值

原创贺钦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07-29 公号

【内容提要】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缔造者，是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古巴革命的伟大实践、斗争与创造。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几乎对所有关涉古巴及世界人民切身利益与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都给予了关切与回答。捍卫时代真理，坚守人民立场，遵循科学发展，勇于自我革命，弘扬国际主义，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遵循。2021年11月25日，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五周年之际，古巴及国际社会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深切缅怀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古巴革命和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贺钦 (198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兹（Fidel Castro Ruz，1926—2016）是古巴革命卓越的思想导师和实践领袖。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权威的领导风格和丰富的革命思想，成功带领古巴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更新的阶段性胜利，成为享誉地区和世界的人民领袖。

作为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关于古巴革命、建设和更新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内涵丰富，立场鲜明，具有真挚的人民情怀和高远的人文追求，对古巴革命和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一、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历史建构

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古巴人民的不懈奋斗密不可分。根据古巴革命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革命生涯的历史主线与重大节点，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体可分为从民族主义卫士到马克思主义战士、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到社会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化三个时期。

1.从民族主义卫士到马克思主义战士

青年时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时代的洗礼和进步思想的感召下，菲德尔逐渐成为一名民族主义卫士，并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受到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马蒂关于人人平等、民族独立、两个美洲、世界平衡、人类团结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想。马蒂虽谙熟马克思著作，但他本人却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倡导平等和所有阶层合作的代议制民主，虽承认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骨干的重要性，却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菲德尔认为，马蒂是作为思想家的玻利瓦尔，他是古巴革命的“主谋”，古巴“七二六运动”受益于马蒂的政治社会哲学，但这位19世纪的战士却没有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丑恶的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自1945年进入哈瓦那大学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积极投身反专制独裁的学生运动，并开始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哈瓦那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曾致力于以律师身份维护人民权益。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菲德尔逐渐意识到乌托邦式的革命激情既无法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更无从改变古巴依附落后的历史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菲德尔批判地继承了马蒂思想，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在反对古巴专制独裁和支援拉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关于古巴及拉美国家民主革命性质、阶段及策略的理论认识。

2.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

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时期，菲德尔将马克思主义与古巴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先执政、后建党”的方式和“先革命、后举旗”的策略，创造性地解决了古巴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古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建党思想。

菲德尔一度认为古巴应走合法斗争道路，但在反独裁斗争的残酷考验下，菲德尔逐步坚定了革命夺取政权的战略。1953—1959年，古巴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革命战争。1953年蒙卡达起义失败后，菲德尔曾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指出，1959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1940年宪法，建立革命政府，推进工业化和外资国有化，进行土地和教育改革，并实行民族独立政策，团结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战，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古巴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在古巴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于1959年1月取得了古巴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胜利前，由于国内社会政治条件尚不成熟，古巴革命力量未能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各派革命力量在革命性质和道路问题上也未能达成共识。古巴革命胜利后，面对反革命势力叛乱、美帝国主义入侵及革命组织内部分化等不利因素，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革命政府在整顿和重建国内经济秩序的同时，着手推进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全国指导委员会等党和国家过渡性组织机构的建立。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65年完成了创建全新的古巴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3.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到社会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化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启社会主义征程后，古巴革命政权先后经历了美苏冷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历史考验。恶劣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也锻造了古巴共产党人及古巴人民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菲德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清醒，凭借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准确判断，带领古巴社会主义一次又一次转危为机，破局前行。

在菲特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不但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通过理论争鸣、路线纠偏、政策调整和宪法修订等方式，不断发展和创新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古巴经历了学习、反思、扬弃和超越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并始终坚持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本土化探索。关于“什么是帝国主义，如何反对帝国主义”，长期遭受经济封锁的古巴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腐朽性有着切肤之痛，并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帝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国际团结。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两制斗争与世界格局，菲德尔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为21世纪的古巴社会主义指明了更新方向。

尽管用“卡斯特罗主义”或“菲德尔主义”指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但古巴国内直到1997年古共五大才首次提出“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官方表述，并首次将其同马列主义、马蒂学说一并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019年，古巴新宪法规定，古巴人民以古巴、拉美和世界最先进的革命思想、反帝国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以何塞·马蒂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社会解放思想为指导；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唯一的、马蒂主义、菲德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政党。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从古巴治党治国方针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古巴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作出的必然选择，标志着古巴进入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新阶段。

自2006年病退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仍心系古巴党和国家事业，并以极大的斗志和热情将毕生的斗争经验和思考转化为鼓舞古巴人民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2007年，古巴正式开启模式更新进程。与此同时，菲德尔开始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连载专栏《总司令的思考》，分享自己对世界经济、国际关系、战争与反恐、环境保护、能源革命、扶贫减贫等关涉古巴及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世长辞，世界人民深切缅怀。

二、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核心要义

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作为时代的产物，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几乎对所有关涉古巴及世界人民切身利益与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都给予了关切与回答。他将古巴革命置于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的历史洪流中，通过把脉时代主题、研判两制格局、破解全球挑战，为古巴及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开展反帝斗争、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前进动力。

1.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方略与原则

菲德尔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打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的唯一道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革命方式和解释革命思想的方式，古巴也有古巴解释革命思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式。

关于社会主义。菲德尔认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人民解放是古巴革命的首要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路径。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古巴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准绳。古巴应首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所有革命者都有义务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标准。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古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应不断完善古巴的人民民主和公平分配制度，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

关于党的建设。菲德尔认为，古巴共产党是古巴革命的灵魂，党应集中体现古巴历史上一切革命者的理想、原则和力量。党应密切联系群众，并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组织上的团结。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艰苦朴素，无私奉献，严于律己。菲德尔还强调，多党制是帝国主义用来分化社会的工具，它会使社会变得无力解决问题和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

关于军队建设。菲德尔认为，古巴应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建立一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和完备的民兵组织是古巴贯彻全民战争思想的关键；军队应服从党的领导，在和平时期，军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菲德尔认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巩固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社会主义新人是摒弃了私有观念并具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原则的人，只有坚持不懈地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革命教育才能造就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新人。菲德尔劝诫年轻革命者要杜绝权力野心、虚荣心、官僚习气，坚持学习，加强体力和脑力锻炼。

关于宗教。菲德尔认为，基督教徒的伦理目标、道德规范和历史境遇都同马克思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革命政权应吸收拉美解放神学的进步之处，同宗教团体建立战略性联盟。宗教是否是“人民的鸦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卡斯特罗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见解，使古巴社会革命同宗教的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

关于更新。菲德尔指出，古巴的“特殊时期”并未过去，阶段性困难虽有所减轻，但一些经济发展计划仍未落实到位。他一方面批评了浪费能源和物资导致节能计划未能按时完成的现象，另一方面揭示了美元流通政策对缓解古巴经济困难和引发社会不公造成的双重影响。菲德尔认为，一些激进派为古巴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是古巴革命的“毒药”，他们低估了古巴革命在卫生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菲德尔还警告说，不能放弃某些掌控稀缺市场资源的合资企业，但更不能出卖主权让外国资金大量流入古巴。

2.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与影响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菲德尔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人类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但马克思设想的公平分配的全球化还远未实现；我们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反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是帝国主义强权剥削和控制世界市场的工具，是对第三世界最可耻的再殖民化，是必将灭亡的全球化。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菲德尔认为，当前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际形势的缓和是各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失去了其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仍未改变；新自由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后的表现形式，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菲德尔认为，贫富分化、失业、腐败、毒品及暴力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他呼吁世界各国在面对饥饿、移民、环境问题、战争及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时保持团结、清醒和积极作为。菲德尔认为，能源革命应首先造福于人民，而非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玉米、小麦、葵花籽、油菜籽等粮食为原料制造生物燃料，致使粮食价格上涨，造成众多穷人挨饿，因此农业燃料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取。

关于帝国主义军事扩张。菲德尔抨击美国历任政府的全球军事行动不仅没能带来地区和平，还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他还回忆了自己如何凭借运气和关注细节的习惯，在美国政府半个世纪以来对他个人发动的600余次暗杀行动中免遭毒手。

3.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意义与前景

关于国际主义。菲德尔认为，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没有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团结,就无法实现人民团结。从革命视角审视一个国家时，国际主义精神是首要考虑的因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当出现矛盾时前者应服从于后者，即“先人类，后祖国”，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其他未独立民族的斗争。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新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反动国家和进步国家。简言之，就是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这是结盟和不结盟问题的根本所在。

关于创造新世界。菲德尔认为，为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不平等，应建立一个公平、正义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以取代当今世界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倡导世界多极化是反对单边霸权的唯一方式，第三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平共处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处于外国和殖民统治下的世界各国人民应争取民族自决权，以实现主权独立及国家领土完整，每个国家都有使用武力夺回领土、结束外国占领和自主选择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的权利。和平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有助于实现世界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联合行动。应高度重视缓和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争取和平、避免战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

关于人类联合。菲德尔认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是民族解放和社会正义事业所向披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但一体化基础上的融合是狭隘的联合，真正的联合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联合，是在真正公正民主的世界中所有文化的自由联合，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所预言的自由联合，也是教皇胡安·保罗二世所倡导的全球化团结。

总之，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真理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国际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革命思想。他对历史的科学研判和对未来的战略前瞻始终建立在严守道德底线和捍卫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并凭借非凡的胆识、灵活的策略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在实践中创造先机，把握主动。

三、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价值原则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精髓不仅体现在古巴领导人的科学著述、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的重要文献中，更凝结在古巴共产党人和古巴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捍卫时代真理，坚守人民立场，遵循科学发展，勇于自我革命，弘扬国际主义，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

1.捍卫时代真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各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前提，也是各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能否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作出符合本国国情、人民利益与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探索，关乎共产党人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菲德尔认为，必须从科学的世界观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辩证法规律及其概念体系。他指出，要建立共产主义，就必须先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菲德尔强调，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和创造性的运用，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

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化，菲德尔曾警示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这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造成消极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低潮，古巴共产党通过深刻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不代表社会主义失败”的科学论断。菲德尔指出，苏联曾犯下个人崇拜、权力滥用和强制集体化等错误，但无论苏联曾犯何种错误，其解体都是对世界进步运动的一次沉重打击。一个强大的苏联曾让许多西方政客颤抖，一个更明智的世界本可以通过谈判和避免苏联解体的方式来实现。总之，社会主义必须被完善，而不是被摧毁，唯一从社会主义毁灭中获利的只有帝国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面对古巴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质疑，菲德尔以幽默的方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如果问马克思，他一定会说——不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如果问他，像古巴这样在美国家门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该怎么办，他一定会说——我很高兴在加勒比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菲德尔进一步指出，“如果问列宁，他一定会说——做并继续做好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会这样做。列宁在特殊时期提出新经济政策，甚至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资本主义的想法，但古巴没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因为我们不同意列宁，而是因为具体情况不同；看看中国和越南的投资浪潮，在古巴投资却不得不面对一堵高墙”。

进入21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但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平时期特殊阶段”的经济危机，还作出了推进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决定，制定了“面向繁荣与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中长期发展规划。

2.坚守人民立场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指出，古巴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古巴人民生活条件的系统改善和持续进步。古巴宪法将古巴定义为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目标是在社会正义和人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古巴党和政府把文化作为反对消费主义的抑制剂，认为并不只有消费才能创造幸福,文化作为一种个人实现形式，与生活品质密切相关。

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为实现何塞·马蒂“受教育就是获取自由”的理想，古巴党和政府通过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发展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进古巴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政治参与感和社会获得感。即便在最恶劣的危机时期，古巴也从未关闭过一所学校和医院，从未抛弃过任何一个古巴居民。在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奉行所有社会阶层及群体“共摊牺牲”的原则，实行停工不停薪等举措，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主张“在经济危机时将主要调整代价转嫁给社会底层群体”的做法截然不同。截至2020年，古巴在人均国民收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78.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11.8年的发展成就，人类发展指数长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3.遵循科学发展

自革命胜利以来，面对不利的国内外形势，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关涉古巴及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发展事项作出理论前瞻、战略规划与制度安排，为古巴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与不竭动力。

关于发展的优先顺序。古巴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不断推进科教强国战略，为古巴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不平等与数字鸿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人力基础，使古巴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2021年8月13日，圣保罗论坛（Foro de São Paulo）和古巴共产党共同主办了“具有科学远见的菲德尔”国际研讨会，以纪念菲德尔捍卫古巴科技主权并发展古巴生物科技的历史贡献。在环境治理方面，古巴出台了许多有效的环保制度、政策和法规，并在21世纪初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认定为全球唯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作为较早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古巴政府未雨绸缪，制定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老龄社会发展纲要和政策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勇于自我革命

受时代条件的约束，古巴在革命、建设和更新进程中，经历了一些挫折，走了一些弯路。一位古巴官员曾感叹道，“历史让古巴尝尽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友谊的苦难”。面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和干涉，古巴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坚决捍卫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古巴为能顶住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而感到骄傲。但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无法摧毁古巴的，古巴只可能被自己打倒，那将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古巴学者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略思想：价值和有效性》一书中指出，菲德尔善于倾听和学习，他独特的决策风格饱含智慧。他在分析现实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不忽略任何因素，并善于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以确保主要目标的实现。这与菲德尔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决策中运用马蒂思想的整体性思维密不可分。

面对发展中的问题，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古巴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自我革命的勇气、魄力和担当，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冷战时期，古巴曾试图学习苏联经验，且高度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经济援助，并因此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始终坚持渐进改革原则，并通过纠偏、调整和更新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古巴共产党人对推进模式更新的重大意义达成了高度共识。2012年，古巴共产党通过的《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强调，古巴共产党要转变思想观念，克服教条主义和不合时宜的想法，积极开展反腐斗争，推进党政职能分开。面对模式更新中出现的问题，劳尔·卡斯特罗（Raúl Modesto Castro Ruz）曾多次强调，不急躁，不懈怠，要不断推进批判与创新意义上的结构变革与思想变革。

5.弘扬国际主义

菲德尔认为，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古巴革命就不会存在。古巴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对人类的回馈，没有能力为他人而战的人，永远无法为自己而战。

1960年，34岁的菲德尔在其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力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合法地位。随后，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1973年，菲德尔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越战期间访问越南的外国领导人，并誓言“古巴愿意为越南贡献热血”。多年来，菲德尔还对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国家的解放事业与正义斗争，给予了无私的声援和帮助。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感召下，古巴长期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古巴对国际发展的贡献体现在古巴医生、教育工作者、农艺师、水利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经济学家、中级技术人员及熟练工人等群体的对外援助与奉献中。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特殊历史时刻，古巴人民不但取得了本国战疫斗争的阶段性胜利，还向英国涉疫游轮伸出了援手，向全球许多国家派出医疗队，并在病患救治和疫苗研发等方面分享经验。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原则上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古巴在抗疫中的担当与奉献与美帝国主义的虚伪和冷酷形成了鲜明对比，再次昭示了古巴国际主义精神的真谛——“古巴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而不是剩余”。

四、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时代贡献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不是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人，人们以各种方式解释历史，但他们是历史的产物”。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源于时代，高于时代，更服务于时代。

从一个怀有朴素民族主义情结的热血青年到历经世纪沉浮、把握时代大势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还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古巴长期从事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研究和教学的著名学者玛丽亚·埃莱娜·阿尔瓦雷斯·阿科斯塔（María Elena álvarez Acosta）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但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做一名时代斗士，带领古巴人民直面时代挑战，并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他的国际主义使命和团结精神是他留给人类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作为捍卫南方国家及人民利益的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能够抚慰心灵，并激发人类建设新世界的信心、斗志和力量。

1.指导古巴社会主义自主发展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世界共产党人在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创造之一。作为离美帝国主义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指引下，凭借强大的战略定力，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一条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

古巴社会主义具有许多特殊性，甚至唯一性。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源于欧洲文明、归于美洲文明并融入伊比利亚文化圈的国家。作为加勒比岛国，古巴资源禀赋单一，经济依附性较强，地缘政治环境脆弱。面对诸多发展约束，古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主要是由于思想理论在古巴社会主义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面对外部威胁和敌意，思想理论必须富有高度的创造性。自革命胜利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赋予了古巴革命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引领古巴社会文化变革的旗帜。对于出生并成长于帝国主义敌视和封锁时代的几代古巴人（2016年约占古巴总人口的77%）而言，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古巴人民传递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团结精神等社会、伦理及文化方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不仅使古巴在思想、理论和文化上实现了自主和自信，更使古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难得的可持续发展。与那些选择新自由主义不归路的拉美国家相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菲德尔等古巴共产党人经过革命洗礼和思想淬炼、根据时代要求与国际形势、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2.丰富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内涵

菲德尔是帝国主义集团最畏惧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的演化与本质、不发达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与意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与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与策略等重要论述，生动犀利，发人深省。

菲德尔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为掩盖资本主义殖民原罪，以一种所谓的文明范式去解释落后国家必须付出现代化代价的逻辑，毫无文明可言，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文明、灌输西方价值观的行为，是一种巩固西方种族优势、加剧全球分化的行为。菲德尔还对帝国主义民主和人权的双重标准进行了驳斥。他指出，“那些常年在拉丁美洲培植雇佣军并煽动政变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烧钱玩民主的，而在古巴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是花钱选出来的；那些说我们侵犯人权的人应该明白思考、信仰、生存、知情权、尊严、独立才是人权的第一要义；不如举办一场人权奥运会，被告和原告可以面对面讨论一下，古巴到底侵犯和捍卫了哪些人权”。

菲德尔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农业发展和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中不可避免的因素，但教育和科学才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第三世界国家既要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也要进行国际经济斗争。只有消除南北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和贸易保护主义，建立长期低息融资体系和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缓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负担，从而争取公正平等的发展环境。

自冷战时期以来，菲德尔便积极致力于不结盟运动（NAM），并以此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曾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菲德尔认为，只有防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欺骗，与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结成最紧密的联盟，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强大的反动势力，为世界人民的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菲德尔还强调，真正的团结并不取决于是否结盟的偶然性，而是取决于更深刻、更持久的革命认同、反帝纲领和变革渴望。

菲德尔身上体现出了开放的格局和宏大的视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菲德尔积极推动各国知识分子和国际组织为经济全球化问题出谋划策。1999—2009年，菲德尔倡导建立了由古巴全国经济学家和会计师协会（ANEC）主办的“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国际论坛。其间，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与了相关讨论。与会的国际组织既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世贸组织及世界银行等，也有拉美经委会、拉美一体化协会和拉美经济体系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服务全球的重要国际组织。与会嘉宾不仅包括危地马拉土著人权利领袖吉戈贝塔·门楚（Rigoberta Menchú）、德国“博弈论”学者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包括来自美国的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欧元之父、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等。

菲德尔连年在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与这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菲德尔指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但凡有点小学文化，就应该明白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可持续；通过暴力革命或战争实现过渡不太可能，也不合理，而危机是最有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过渡方式，它将以多种斗争形式发生；团结、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是人类唯一的替代选择。他呼吁国际社会通过积极行动，和平理智地解决全球失衡和不平等问题。他甚至预见到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认为金融投机已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世界成为一个大赌场，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成为赌徒，钱疯狂地找钱，却与经贸发展毫无关系。菲德尔发起的这场以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是冷战后由南北国家知识分子和各界代表共同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直接对话，为化解人类文明冲突、破除落后国家发展壁垒和寻求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

3.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砥砺前行

菲德尔毕生倡导国际团结，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忠实盟友。菲德尔认为，“革命是团结，是独立，是为古巴和世界的正义梦想而战，这是古巴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基础”。多年来，菲德尔并不满足于描述现象、分析现象或谴责当事人，而是集中精力寻找破解国际难题的方法。他正义的身影始终活跃在联合国大会、不结盟运动、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等国际舞台，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推动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而奔走疾呼。

在菲德尔的亲力亲为下，拉美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进步力量先后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团结阵线与合作范式，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规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和实践指南。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地区和国际形势，菲德尔主张提出一种能够动员群众、激发群众斗争意识的战略规划，并通过建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主导的地区性论坛，深刻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进而寻求对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寡头力量的一体化路径。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拉美左翼进步组织圣保罗论坛应运而生。2004年，在菲德尔的倡议下，拉美左翼国家一体化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ALBA-TCP）成立。该组织是拉美历史上第一个号召将人民的利益置于跨国资本利益之上的地区合作组织,也是唯一明确提出以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为己任的一体化组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纵深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深化地区参与、改善国际融入、加强南南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总之，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富含真理，充满力量，不仅使同志信服，使敌人敬畏，更鼓舞着世界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生命的尽头，菲德尔仍然坚信思想的价值和团结的力量。2016年4月19日，菲德尔在古共七大上发表告别讲话。他说，“我快90岁了，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这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偶然。很快我会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都会轮到。但古巴共产党人的思想会证明，在这个星球上，只要有热情和有尊严地奋斗，就一定能够取得人类所渴望的物质和文化成果。我们必须为此不懈努力,并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古巴人民必胜”。

2021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五周年之际，古巴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深切缅怀菲德尔总司令对古巴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在其推特账号上转发了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对菲德尔的评价：“菲德尔·卡斯特罗无可替代，他的思想使古巴成为尊严与正义的堡垒，菲德尔思想永放光芒，古巴人民将继承他的事业”。2021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中心在哈瓦那隆重成立。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迪亚斯-卡内尔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参加了中心开幕仪式。该中心旨在宣传和研习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下设出版社、音像制作室和研究系统。2021年12月4日，该中心展出了古巴著名女作家兼记者卡秋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Katiusca Blanco Castiñeira）所著的传记《菲德尔》。与此同时，拉美及世界各国人民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菲德尔为推动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所作出的时代贡献。

自2011年古共六大以来，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稳步推进。2019年通过的古巴新宪法进一步巩固了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明确了古巴面向203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21年4月召开的古共八大围绕“古巴模式更新的阶段性任务与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全面部署，并实现了古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更替。古共八大指出，模式更新虽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但仍面临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的多重考验。面对封锁与疫情的双重打击，以迪亚斯-卡内尔为核心的古巴“革命之子”一代领导人将继承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在更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稳定，在稳定中谋未来，为建设繁荣、民主与可持续的古巴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思考》，徐世澄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毛相麟、杨建民:《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3］〔古巴〕卡秋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时代游击队员》，徐世澄、宋晓平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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