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中流网特约评论员    雷    川

我们坚持人民史观、反对英雄史观，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列宁认为，产业工人当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所以干革命不能缺少革命知识分子作为先锋、桥梁的作用。

列宁还说过：“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列宁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就是一句空话。”  

因此，我们不能不讨论革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在革命的初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作为合格的先锋、桥梁。

我们今天回顾一百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前后，有几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起落，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要讨论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普列汉诺夫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普列汉诺夫最早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他为了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起到过很好的作用，写下过很多精湛的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在同“经济派”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也曾起到很大作用。然而，后来普列汉诺夫却走向反面。1914年，列宁在评论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

1903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普列汉诺夫先是坚决支持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却转而态度暧昧，最终与孟什维克走到一起。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弃地下斗争，普列汉诺夫对他们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后来，列宁主张将“取消派”开除出党，普列汉诺夫又改变立场，反对列宁的这一主张。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如列宁所说“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向那一边……”  

“一战”期间，普列汉诺夫激烈抨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政策，说他们“充当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列宁曾经称赞说：“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可是，当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时，普列汉诺夫又认为不可能做到，攻击列宁的口号是“梦话”。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不久，普列汉诺夫回国，他在几次讲演中极力鼓吹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这就迎合了当时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需要。另外，普列汉诺夫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所以在他看来，十月革命为时过早。

当然，列宁还是对普列汉诺夫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列宁强调：“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不能混淆视听，不能使稍微有些‘理智’的人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

列宁还曾经指出：“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当然，列宁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却经不起任何批判”。

十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离开了俄国，也离开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他一生的多数时候，是潜心读书并钻研理论、发表文章，而不是直接参与革命活动本身。公平地评价他的一生，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革命家。

在列宁时代，国际共运中同样绕不过的一个人物，就是考茨基。考茨基早年也写过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世纪80至90年代，考茨基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作过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的首肯。

然而，考茨基后来堕落为机会主义分子，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泛滥时，考茨基一开始并没有公开同修正主义站在一起，而是采取了所谓“中派”立场，并和一些人单独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在表决是否支持政府的军事预算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主张投赞成票，而考茨基则主张投弃权票，这表明了考茨基模糊不定的机会主义立场。

另外，考茨基还杜撰了所谓“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以对其内在矛盾进行自我调节，认为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有组织的”世界经济的新阶段，可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和军备竞赛。

俄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又发表文章攻击苏维埃政权和十月革命，又说苏维埃政权是“农民专政”，又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早产儿”。考茨基在其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唯生产力论”，企图证明俄国是小生产为主的落后国家，因此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企图证明农民占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我们在这里，不是想展开批判考茨基的观点，而是要展示考茨基一生的变化。列宁针对很多不同问题，对考茨基作过非常尖锐、犀利的批判，但列宁在1918年所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最终这样评价考茨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考茨基的“那些著作”，当然是指考茨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任何革命的初期阶段，都需要从舆论宣传工作开始。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是，如果革命者仅仅从事理论上、书本上的工作，面对复杂的实际问题却左右摇摆、甚至滑向革命的反面，那就是极其值得警惕的。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故事，不正是如此吗？

如果说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潘涅库克。他1873年出生于荷兰，是与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欧洲工人运动领袖。

我们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西欧很有影响的工人政党，但是在“一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为修正主义政党，考茨基摇摆于党内左右派之间，成为“中派”。1918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斯巴达克同盟为基础，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左派人物的领导下，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同社会民主党、同第二国际进行斗争的产物，因此它是坚决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1910年，列宁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指出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之所以泛滥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受到劳动群众当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列宁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潘涅库克所写的小册子《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说潘涅库克的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其中作出了“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然而，1920年前后，德国共产党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至使党发生了分裂。潘涅库克就是这次分裂中自称“左派”的代表，德国共产党“左派”后来分裂出来，单独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列宁主张，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不能迷信议会道路，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讲坛。但是，潘涅库克这些“左派”则反对工人阶级参加议会斗争。列宁认为，共产党人为了争取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到旧式的工会当中去开展工作，而潘涅库克这些“左派”则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第二国际就是搞议会道路、就是搞工会至上、工联主义的，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就必须绝对避免参加议会斗争、绝对避免参加旧式的工联主义工会。另外，潘涅库克还反对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主张建立自发的“工人委员会”来代替工人阶级政党和领袖集团的作用。潘涅库克认为，第三国际的革命经验，都是以俄国革命为基础的，不适用于西欧、北欧各国，因此，他领导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就逐渐疏远并脱离了第三国际。列宁在1920年撰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德国共产党“左派”和潘涅库克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

列宁逝世后，潘涅库克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进行公开的批判和攻击。他不承认苏维埃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它说成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认为“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蜕变”“从1918年就开始了”。

由于潘涅库克在欧洲革命的进程和策略方面坚持了一种极其独特的“左”的观点，就使他在国际共运中成为少数派，并且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陷入了极端孤立的状态。直至“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苏维埃俄国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潘涅库克还在发表著作批判苏联。潘涅库克在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工运领袖的同时，还是一位成就颇丰的天文学家，1925年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在政治上，他同样没有超越“学者”的角色，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潘涅库克活到了“二战”之后的1960年，也就是赫鲁晓夫时代，他晚年几乎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

我们讲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潘涅库克的故事，不是要评价这三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而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志于投身于革命的青年人，不光要做理论家，还要做实干家，做组织家、策略家，锻炼成为像列宁那样的既是理论泰斗、又是革命策略大师，在实际斗争中富于经验、纵横捭阖。如果像上面三位那样，理论不联系实际，则可能变成半吊子革命家。

我们今天的左派队伍中，无论是一些“老左派”，还是一些左派学者，我们可以不客气地指出，其中不乏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潘涅库克那样的人物。我们对于类似的现象，必须有所警惕，这对我们今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列宁号召我们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今天的左派，特别是有志于投身革命运动的青年人，要想成为列宁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以上述三位历史人物为反面教员，切忌变成空头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