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是 蜱虫是美军重要的生物武器--此次蜱虫事件让人想到《257实验室》   一文的摘录。文篇幅太大，所以冒昧地稍作节选，把关键段落用彩色字体标记。

引用作者的话：  

“关于蜱虫，我一开始比较陌生，从没有听说过这种虫子，而且还咬死了人，奇怪。但我突然想到曾看过的一个美国人写的揭露美国政府进行病毒实验的一本书《257实验室》。里面就提到美国的病毒实验室由于管理不严，导致病毒传给蜱虫。而蜱虫又把病毒传给附近莱姆镇，导致了奇怪的病症，由于无法界定故被医学界成为莱姆症。”

本人的观点：本文并没有意图，也没有证据指称中国最近的蜱虫叮咬致病是美国的生化攻击。本文试图提示，像这种从2007年才突然出现、由蜱虫叮咬导致的怪病（“无形体病”），很有可能和人为的生化研究（尤其是生化武器的研究）有关——在美国，就是因为发生了由蜱虫传播的“莱姆病”疫情，少数人寻根究底，才发现了《257实验室》，发现美国与纳粹前官员合作研究生化武器的历史，（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美国军方不但在国内多次试验生化武器，还认真研究过，把苏联的人均卡路里降到何种水平，能够彻底摧垮苏联的经济。）　　

而“莱姆病”疫情极可能是这些生化武器泄露导致的人为灾难。

无论是美国蜱虫传播的“西尼罗河病毒”，还是中国蜱虫传播的“新布尼亚病毒”，对这类“不自然”的疫情，必须要有人去考虑人为过失（或生化攻击）的可能性；至于在这种可能性中，责任者是否与美国有关？这是另一回事，留待读者考量。　　

1、《257实验室》　　

　　2004年，一本名为《257实验室》的书震撼了全美。书中披露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秘密：在紧挨着纽约市的普拉姆岛上，存在着一家绝密生化实验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均是源于该实验室！这本书是纽约曼哈顿的律师迈克尔·卡洛尔在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础上，费时7年实地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卡洛尔在书中所提到的257实验室，就是普拉姆岛上的“动物疾病研究中心”，257是它的军方代号。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代号和实验室的内幕一样，绝密不为人知。　　

2、莱姆病　　

老莱姆镇在长岛海峡北边，这里的夏天天气是典型的康涅狄格海滨气候：潮湿、闷热。1975的仲夏也不例外。小点儿的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全然不顾夏天的燥热天气；而大一点儿的孩子们则坐在门廊上，享受着凉爽微风。突然，孩子们的母亲波莉默里（Polly Murray）和朱迪思曼茨（Judith Mensch）发现有些不太对劲，孩子们的身体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难以名状的不安。两个警觉的母亲马上打电话给她们的邻居，发现邻居们的孩子也有类似情况。不仅如此，社区中的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皮疹、间歇性头痛、关节肿胀、疼痛等现象。       　　

       波莉和曼茨很快向康涅狄格州卫生部反映了她们的担心，卫生部马上派遣耶鲁大学的医生前去调查。一开始，医生把39个孩子和12个大人的病症误诊为一种青少年风湿性关节炎，并且根据发病的地点命名为“莱姆关节炎”。两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莱姆关节炎与鹿蜱叮咬之间的关系。198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沃利伯格多夫博士（Dr.Wally Burgdorfer）在蜱的粘液中发现了螺旋菌。他证明，这种新发现的螺旋菌不仅是莱姆关节炎的罪魁祸首，也是一种新疾病——莱姆病的根源。 　　

  沃利博士发现的螺旋菌被命名为伯氏疏螺旋体。它能以多种方式进攻人类，这也是它很难诊断的原因之一。除了面神经麻痹和脖子及关节的僵直、囊肿这些典型症状之外，它还能引起其他的病变，如脑膜炎和脑炎（这两种都是脑部肿胀），以及心脏疾病如房室传导阻滞、心肌萎缩、心脏扩大症等。由于伯氏疏螺旋体攻击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因此还会引发剧烈的头痛、综合性疲劳、发烧、喜怒无常和抑郁症等。　　

3、莱姆病与普拉姆岛　　

截止到1990年，长岛东端都保持着莱姆病的最高发病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美国地图上圈出莱姆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你就可以找到病源点。把你画的圈再缩小一点，直到它变成一个点为止。此时，你可以看出，它就是普拉姆岛。　　

……　　

你经常能在普拉姆岛上听到枪声，这是保安们在射杀从大陆游过来的鹿。但是这样的枪声越来越少了，因为来回的鹿越来越多，它们就成了蜱携带者。　　

……　　

普拉姆岛恰好位于候鸟的大西洋迁徙路线的中部，候鸟从繁衍栖息之地迁徙到冬天温暖的处所，往返于加勒比海地区、弗罗里达州海滨和格陵兰岛东岸。 ……如果鸟儿不继续迁徙，它们就会往返于长岛、普拉姆岛、康涅狄格之间，寻找食物和配偶。正是由于鸟类的这种习性，普拉姆岛上传染病病毒的携带者才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蜱对食物可谓不挑不拣，从小鸟（雏鸟是它们的最爱）到大型的野生鹿，以及成千上万的老鼠和田鼠，它们来者不拒。这些动物也是蜱抚育幼虫的食物来源。可以说，普拉姆岛简直就是莱姆病的温床和导火索。 　　

……　　

加思尼科尔森博士（Garth Nicolson），一位美国知名的免疫系统专家，对莱姆病在生态学上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莱姆病很可能就是由于实验室内的病毒载体被泄露而引起的。这个病源也许就是普拉姆岛上的鸟类，它们从岛上飞到大陆，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尼科尔森博士是加州一个医学研究所的主管，曾经在美国国会上为海湾战争综合症作证。他证实，伯氏疏螺旋体经常伴随支原体病菌一同出现，后者能引起莱姆病的衰竭症状。这种在国外发现的支原体细菌最初就是被带到普拉姆岛上进行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这种病菌可能和伯氏疏螺旋体交叉感染后又从实验室传到了外面。     　　

伯氏疏螺旋体病毒的来源和它的趋向都十分重要。在美国东部发现的蜱虫中有2/3都携带了这种病毒。现在，美国4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地区都发现了莱姆病患者，每年还以1300名的速度增长。但是，还有更多的感染没有被发现，因为只有60%到80%的病患会出现莱姆病典型的症状——慢性游走性红斑。有些患者会出现红色、橘红或紫色皮疹，形状也有椭圆、三角不等，有些病例甚至没有皮疹出现。但是不管怎么说，莱姆病的高发地区确实是普拉姆岛周边地区。　　

……　　

10年多来，史蒂文试图让本地的报纸在首页刊登相关的报道，以便提高人们的警惕，但是都失败了。有一次一位记者偷偷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要知道，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和广告商都在私底下跟我们讲过，要是我们胆敢写莱姆病、普拉姆岛或蜱虫的报道，他们马上就把广告撤下去。”总而言之，对莱姆病的恐惧会影响生意，更可能会破坏当地赖以生存的旅游业。但是，史蒂文并没有气馁，他给学校送了上千份莱姆病宣传手册，教育人们如何预防蜱虫叮咬，但是却一份也没有发出去。“我们就生活在莱姆病的高发地带，但是却没有人关心这一点。”史蒂文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4、记者的调查　　

在一次莱姆病支持小组的集会上，有人给了史蒂文诺斯特姆一本《白俄罗斯的秘密》。史蒂文了解普拉姆岛上的秘密活动，又知道它距离老莱姆镇很近，他早就开始怀疑普拉姆岛与莱姆病之间的关联，但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猜想。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和事件的支持，史蒂文害怕因此失去他在社团中已建立起来的威信。但是现在，他手里有了这样一本书，书的作者是司法部的律师，上过《60分钟》节目，还曾经揭露过前联合国秘书长的内幕。于是，史蒂文在电视上披露了普拉姆岛和莱姆病之间这种可能的联系。另外，他还在自己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邀请了一位新闻记者，正在调查普拉姆岛官员舞弊情况的卡尔格罗斯曼先生（Karl Grossman）。当问及为何会在报纸的专栏中提到这本书时，格罗斯曼说：“就是为了能够让公众知道，让真相浮出水面。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追捕纳粹逃犯的猎手，同时也是个信誉卓著的律师。这并不是某些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无聊新闻。”            

5、蜱虫、莱姆病、普拉姆岛与美国的生化武器研究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 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       　　

……　　

       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自1949年从前苏联的控制中逃出来后一直到1953年，埃里希特劳布一直为美国的生化细菌项目工作。我们知道，他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科学家，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谈过这个问题。而当时，他为美国农业部工作，所以，他曾在1952年定期和谢安博士通话，后来还曾三次亲自到普拉姆岛。一次是1956年的贡献日，另外两次分别在1957年和1958年的春天。谢安曾明令禁止任何外部人员到访普拉姆岛，但是特劳布的几次访问都是经国务院特批的。       　　

       在国家档案馆三份关于美国农业部的文件中，有两份标为“蜱研究”，另一份则标有“埃里希特劳布”的字样。但装这三份文件的袋子都是空的，上面厚厚的尘土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被尘封以后，至今都没有被打开过。       　　

       虽然这听起来非常荒谬，但在那个年代，进行秘密的室外生化细菌实验其实是非常普遍的。1952年，军队参谋部的领导成员一致认为：“应该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生化武器实验项目，各个感兴趣的机构都可以参加。”当年的晚些时候，在一封写给国防部秘书的信笺上这样写到：“我们应该在德特里克堡、普拉姆岛等地区建立相应的设施，进行生化实验，还应该开辟一座岛屿作为实验基场”。那么，这个实验基地是不是就是普拉姆岛呢？一点也没错。当初军方在检测普拉姆岛在冷战中的作用时，就把当地的风速、风向制成了图表。他们非常惊喜地发现，岛上的风是吹向海边的，而不是吹到相邻的陆地上。       　　

       当时“感兴趣”的机构之一就是美国农业部，它在中西部建立了很多实验点，研究危害农作物的喷剂在空气中的传播问题。驻在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组曾做过“易受攻击性程度实验”，工作人员携带着装有沙雷氏病菌的手提箱游走在华盛顿和旧金山。这种病菌就是由特劳布的上司、纳粹德国细菌战权威专家、纽伦堡的战犯库尔特布洛梅（Kurt Blome）推荐的。它能够透过细微的缺口，因此，不久之后，就有11名上了年纪的男女感染了这种从未见过的沙雷氏细菌，其中一个还因此丧命。当这项实验在几十年后曝光时，军方否认应对此负责。此后，一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这种细菌是“生存能力非常强的病原体……能引起心内膜、血液、伤口、泌尿和呼吸系统的感染”。1966年夏天，特别行动组的成员还在纽约市的三个地铁站内投放了装有枯草芽孢杆菌的化学弹。虽然这种细菌没有毒副作用，但是由于地铁列车能在整个系统中传播细菌，理论上，这样的病毒投放能够造成数百万乘客死亡。       　　

       针对动物的活性剧毒细菌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两枚装有猪瘟病毒的导弹就投放在猪舍方圆460米的范围内。另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农场里，人们还试图用携带纽卡斯尔病毒的火鸡羽毛感染其他动物 。       　　

       军方从未真正放弃过用细菌武器对付家畜的努力。在美国军方向农业部推荐了普拉姆岛之后的两年，也就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获知此事后的第三年，军方停止了所有对家畜的生化武器实验。但是，他们仍建议应该把“对付家畜的细菌武器与军队的需要”结合起来，而且这样的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另外还应该把“针对食物的细菌实地实验与军用相结合”。比如1957年11月，美国军方就研究了切断前苏联的食物供给所需要的卡路里数：       　　

       只有在某个动植物生长季节内，使人均摄入的热量由2800卡减少到1400卡，才有可能威胁到前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换句话说，1400卡的摄入量就是其饥馑线。如果能够把食物的供应量降到这个水平，并维持12个月，那么，灾祸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增长20%，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95%，脑力及轻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就会下降80%。       　　

……　　

       在1964到1965年间，美国军方至少进行了6次户外牲畜围栏试验。在沃斯堡、堪萨斯城、圣保罗、苏福尔斯市以及奥马哈市，都曾经使用过模拟喷雾剂进行牲畜围栏试验，以便确定破坏食物供给所需的口蹄疫病毒的数量。 　　

……　　

军方和农业部都拒不承认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样的实验，而公众也受到了长期的蒙骗。但是，每隔几年，媒体会公开一些美国政府长期否认的生化实验，如2002年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对1964年生化实验问题的解释：       　　

       五角大楼今天承认，在冷战时期，国防部曾经把活性神经毒剂和生化病毒载体投放到船只和船员中,以便测试海军对抗病毒的能力。当时共进行了6个实验……上百名船员参加……在这6个名为“甲板”、“危险”和“西鲱鱼”等的实验中，3个使用了沙林（甲氟膦酸异丙酯，一种用作神经性毒气的化学试剂）和VX神经毒气 [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用来对付自己的伊拉克人民的武器]，一个使用了葡萄球菌肠毒素B作为化学武器，另外一个则使用了粘质沙累氏杆菌——原本以为这种毒剂没有毒副作用,但事实证明,它也是非常危险的……有4300名军队士兵被确认参加了“西鲱鱼”计划。     　　

6、《纸夹计划》，纳粹学者与美国生化武器研究　　

二战结束后，为了争夺霸主地位，美国和前苏联争相招募德国科学家为自己工作。代号为“纸夹”的顶级机密计划就是美国出的一张牌。通过签订雇佣合约，军方把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发给他们美国护照。此项计划本来应该招募那些只参与过普通纳粹活动的人，但蔷方却狂热地招募?000多名科学家，且其中很多人都着罪恶的纳粹经历 。 　　

  美国科学家把这些德国人看成自己的同行，很快忘记了在那场可怕的、丧失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战争中，这些人恰恰是敌对的一方。由于害怕前苏联人对纳粹的野蛮行径进行报复，有些科学家选择了与美国人进行合作，以便得到特赦。还有些人则是两面派，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同时为前苏联和美国提供服务。　　

……　　

在1949年，特劳布博士携带家眷逃到西柏林，并申请为美国的“纸夹”计划服务。他说他希望“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隐秘的纳粹细菌战实验室建在波罗的海一座新月形的小岛上，特劳布博士就是那里的主管，他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在那里，他负责将口蹄疫病毒制成生化武器，并通过德国空军的炸弹散播到前苏联的牛群和驯鹿的身体上。依照希姆莱的要求，他还亲自到土耳其黑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寻找一种致命的牛瘟病毒对付同盟军。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专门研究传染性动物疾病，尤其是马类的。他和他的兽医部队研制了一种名叫“马鼻疽”的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和罗马尼亚的马匹。同时，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个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事实上，这个组织的第一个成员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间是1930年4月。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长岛雅浦汉克地区，在普拉姆岛以西大约50公里处，是美国纳粹运动的国家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每个周末，他们列队操练，佩戴纳粹十字军徽章，焚毁美籍犹太人的塑像，并高唱种族灭绝主义的歌曲。他们还庄严宣誓，誓死效忠最高元首希特勒和第三帝国。 　　

  讽刺的是，二战之前，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但就在开战前夕，他却回到了德国。虽然特劳布过往的经历并不光彩，但是美国海军不记前嫌，仍然聘请他做科学设计，并把他分配到马里兰州贝瑟斯塔的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　　

……　　

     特劳布对当时纳粹德国秘密实验室的详尽讲述，以及他在战时和后来为前苏联所作的事，成了德特里克堡指挥部在普拉姆岛建立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蓝本。这样一来，特劳布也就成了普拉姆岛上实验室的奠基人　　

……　　

似乎每个人对他这些肮脏的过去都不计较，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疯狂效忠纳粹俱乐部的行径也不在意。实际上，美国农业部非常器重他，不仅粉饰了特劳布可疑的过去，还两次安排他担任普拉姆岛新建实验室的主管。1952年，就在对选择普拉姆岛这个地点修建实验室进行公众听证的前几个月，谢安先生还打电话给在海军实验业奶乩筒迹和他讨论建立实验室的方案以及安排的职务 　　

……　　

六年后，也就是在特劳布参加普拉姆岛贡献日活动仪式之后仅两年时，当时岛上的高级科学家雅各布特劳姆博士（Jacob Traum）退休了。那么，由谁来接任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58年农业部备忘录中“有关埃里希特劳布博士的雇佣说明”，这份文件轻而易举地抹掉了特劳布在二战中的行径，还特意强调了特劳布的“创新性、科研能力以及作为一名研究者的综合能力”，并说这些都是在洛克菲勒研究院中锻炼出来的。　　

……　　

普拉姆岛的创始人威廉姆黑根博士（William Hagan）写信推荐特劳布担任普拉姆岛的首席科学家。……最终拍板定音的则是特劳布的美国朋友，即他在洛克菲勒研究院时的老板理查德肖普博士（Richard Shope）。他指出，特劳布是“认真、技巧高超、硕果累累又具独创性”，“世界上最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之一”。肖普博士对特劳布在战争中的评价也是轻描淡写的：“战争期间他在德国，为德国军队服务。”   　　

       特劳布还在农业部的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生化武器病毒，并对其感染人类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如何通过无休止的进攻，从而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一年以后，这种强效病毒在普拉姆岛上的第一个病毒实验中感染了人类。       　　

   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 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 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       　　

……　　

但是，特劳布并没有接受农业部的邀请，而是继续留在德国，不过他倒是常常访问普拉姆岛……这个唯利是图的纳粹生化专家曾服务于三个不同的势力：纳粹德国、前苏联和美国，但他却从未因战争罪而被调查过，也因此躲过了对他在战争年代行径的任何质疑。时至今日，他的某些所作所为已被公开，但是，其主要部分却被美国军方和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束之高阁。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已经能看出事情的大概了。　　

7、美国生化武器研究的公众危害　　

　　《257实验室》一书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还无法评判。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各种微生物研究的不断深入，实验室泄漏事件日益突出，甚至形成公害。　　

　　经美国权威机构鉴定，从2001年以来，在美国境内屡屡制造恐慌的炭疽病毒，来自于美国军队的生化实验室。这一可怕病毒已造成数人死亡，几十人染病。　　

　　2003年1月11日，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巴特勒教授检查实验室的时候发现，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样本不翼而飞。60多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紧急搜查后，并没找到这批鼠疫杆菌样本，且实验室似乎也没遭到入侵迹象。　　

　　发生于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布氏杆菌病实验室的一起布氏杆菌泄露事件，共感染了45人，死亡1人。美国华盛顿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次Q热实验室感染，导致153人发病，1人死亡。　　

　　2001年，在英国波布特莱尔实验室东北方向50公里的布伦特伍德地区首先发生了口蹄疫。据分析，口蹄疫病毒很可能就是从波布特莱尔实验室里泄漏出来，经过空气传播到布特伍德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口蹄疫爆发。　　

　　最恐怖的事件要算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实验室泄露事故。1979年4月3日，在位于前苏联乌拉尔南部的大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发生爆炸，约10公斤的炭疽芽孢粉剂泄露，爆炸释放出大量的细菌毒雾，造成附近1000多人发病，数百人死亡。　　

　这一桩桩、一件件恐怖事件，人们不禁要问：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否安全？　　

文后附言：　　

从最近的转基因主粮，到强制接种疫苗问题，再到现在的蜱虫叮咬疫病，倍感言路艰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之所以引发争议，明明是精英群体一边对外国盲目崇拜，一边没有对国民的信任和尊重；决策过程既不透明，又缺乏大众参与的普遍、公开、公正的探讨。而对待争议的解决办法，却是对异见人士的威胁与打击。标榜言论自由的精英们，干的都是封博客、封网站、挖黑材料、有组织地抹黑对手这类勾当。　　

中国历史上强盛王朝被颠覆的悲剧，并非都源自积贫积弱，反而有很多是“承平日久，民不习战”（例如盛唐安史之乱）、“俗尚奢靡，民无积储”（例如梁武帝侯景之乱），一遭动乱便如摧枯拉朽一般。那些粉饰盛世、压制矛盾的人，就像喜鹊把巢筑在烟囱口上，在这家人生火做饭之前，它们永远都觉得安如泰山。　　

而残酷的历史却一次次证明着孟子所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下虽安，忘战必亡！　　

放眼中国历史，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灾害、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任何一个领域都历来不缺嘲笑别人愚昧的智叟们。真正缺的，恰恰是敢于杞人忧天、敢于做异类、甘愿承担个人损失、要为不可确认的风险奔走疾呼、希望国家能“曲突徙薪”、防患未然的“哭国者”。　　

有人自南来， 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　　

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　　

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　　

附文：